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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代表的不是中立,而是顺从 2019-04-05 14:00:22

【转贴】

         沉默代表的不是中立,而是顺从

作者: 奕澜

【前言:一则题为《雾霾天气可能缓解》的文章于近日引起争议,该文为清华学生325日向纪委、党委举报思修教师吕嘉的全网公开举报信。文中表示,吕嘉教师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堂上,讲授“反党违宪 ”的世界观及理论观点,公开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二元论,歪曲辩证唯物主义,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诸多现实问题,持有鼓吹宗教文化、曲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且反对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人民当家作主、反对消除私有制、反对公有制,污蔑中华民族的文化成果;还指其“不加甄别地公开引用伪造的证据、数据”等。该学生认为,吕嘉的言论“不仅抹黑了清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名誉,更完全背离了思政课老师引导同学树立马列信仰的作用”,希望“学校可以尽快监督检查吕嘉老师的课堂言论”。撰文学生在文中表示希望思政课可以“百花齐放”,但“不能丢掉了党的领导、丢掉了指导思想”,“百花是要齐放的,毒草是要不得的。扫除这样的毒草,社会主义信仰之花才能更为鲜艳繁茂。”】

 
最近心情沉郁而又愤懑。

先是得知本院的一位同事,因之前发表的公共性言论而遭停课处理;之后,又得知本校的一名学生,向校纪委举报思修课老师的上课内容与相应言论。两则消息虽未得到官方的证实,但从各个渠道的反应来看,应该不是无中生有。

老实说,我有一种恐惧的感觉。从三年前毕业典礼致辞所引发的风波开始,愚钝如我,才开始意识到政治风向的变化。从那时起,内心就一直有些不安。过去的两年里,这种不安感愈加地强烈。

其实,这样的事近年来屡有发生,只是没有出现在我的周围而已。经常在不愤与感喟一番之后,又学做起鸵鸟,只关心着过好自己的生活。然而,这一刻,当它们真实地发生在我的周围,我真正体会到了唇亡齿寒。

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明哲保身。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说的都是相同的道理。这样的生活哲学能够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大概是被险恶的环境逼出来的。每个人都想要保全自己,这个完全能够理解。

我也曾经认为,在暴虐横行时,沉默是坚守的底线。然而,目睹这几年的状况,我开始意识到,沉默的底线终究还是太低了一些。说到底,沉默代表的根本不是中立,而是顺从。而顺从是没有底线的。它意味着,在对方的步步紧逼之下,己方是在步步后退。

这便是心理学上所说的登门槛现象。从服从一些细小的要求开始,渐渐地,你会服从对方提出的更高更过分的要求,以致最后完全落入对方的圈套。既然已经让步多次,那么,再让一次又何妨呢?“开始细小—逐步升级”的策略,正是登门槛效应的有效应用。

所以,《影响力》一书的作者西奥迪尼才会犀利地指出:你可以使用较小的承诺来操纵某个人的自我形象,你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来使公民变成“公仆”,潜在的购买者变成“顾客”,囚犯变成“合作者”。

人们总以为,那些帮凶与恶政的合作者本身就是恶魔。殊不知,普通如你我,受人操控后,在顺从的名义之下,也完全可能做出相同的行为。

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其核心内容就是顺从。也正是顺从,让看起来老实而无害的艾希曼,成为纳粹杀人机器上一颗忠实而高效的齿轮。正如阿伦特所言,他并不愚蠢,只不过不思考罢了;是不思考,让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并且,即便犯下如此严重的反人类罪行,艾希曼在事后也没有表现出多少道德上的负疚感,他的辩解振振有辞:我只是执行了命令而已。

心理学上的实验早已表明,对权威的服从可以战胜道德。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过高估计个人品性的力量,而低估情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实际上,把善良的人置于邪恶的环境,成为胜出一方的,往往就是邪恶。结论让人沮丧,但它恐怕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米尔格拉姆曾经做过一系列与服从相关的实验,这些实验在社会心理学史上非常有名。

米尔格拉姆所设计的实验是,以考察惩罚对学习影响的尖端研究为名,要求一人担任教师,一人担任学习者,学习者如果答错,教师便使用电击来进行惩罚。“学习者”由事先安排的研究助手担任,而“教师”则由应征而来的志愿者担任;在分配角色之前,米尔格拉姆向志愿者隐瞒了研究助手的身份,假称双方的角色是随机抽签决定的。

担任“教师”的志愿者,在体验一次轻微的电击后,看着“学习者”被绑在椅子上,并在其手腕上缚上电极。实验的基本安排与规则是,“学习者”每答错一次,“教师”就要提高一个档次实施电击,每档相差15伏,从15伏一直到450伏。在此过程中,随着电击强度的增加,“学习者”会做出相应的痛苦言行。

为了让“教师”继续实验,米尔格拉姆采用四种口头鼓励:(1)请继续下去;(2)该实验要求你继续进行下去;(3)你继续进行下去是绝对必须的;(4)你没有其他选择,必须进行下去。

在米尔格拉姆的测试中,中途停止电击的人一般在150伏左右,其中65%的人一直进行到450伏。他对1000多个参与者进行了分场景的系列实验,服从的比例都远远高于事先的预计。尤其是,当参与者无法看到“学习者”时,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冷静地服从,直到实验做完。此后由其他研究者所进行的类似实验,实验结果也相差无几;包括对女性参与者的研究也发现,女性的服从比例与男性相似。

米尔格拉姆实验中的参与者的经历,表征的就是人们如何一步一步落入圈套的登门槛现象。最初的惩罚是轻微的,只有15伏,并没有出现任何抗议。每一次,担任“教师”的参与者,也只是被要求实施比先前略强一点的电击而已。对于参与者来说,在实施330伏电压时,他们已是第22次服从了。在服从的过程中,参与者早已降低了认知的不协调感。

现实的社会中,登门槛的技术,经常为政治、商业与邪教组织别有用心地利用。在蓄意操控的过程中,人们慢慢地放弃一些东西,需要忍受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由于放弃与忍受的过程是一步一步进行的,而每一次的退让都只是比原来多一点点,看起来并非那么不可容忍;所以,大部分人可能都会选择顺从,直至最后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温水煮青蛙,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可以想象,在社会这个巨大的实验室里,尤其是如果一个社会又倡导集体主义的话,经过经年累月的登门槛式的顺从训练,人们的认知会扭曲到什么样的程度。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为了减少认知失调所带来的不愉快的感觉体验,人们会下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心理,通过正当化现有的做法,或者通过贬低受害者,将责任外推,借以实现自身行为的合理化。在极权体制之下,原本善良的普通人,往往就这样在心安理得中不自觉地沦为帮凶。

社会心理学中的登门槛现象提醒我们,有必要警惕任何试图诱导我们表现出顺从的初始行为。在顺从一个小的要求之前,一定要认真考虑一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可怕的暴行,往往就是从一系列的小恶行为发展而来,包括对恶行的听之任之;因为行为与态度会相互强化,小恶会助长态度,进而导致大恶。

所以,大恶的可怕之处,恰恰就在于它的平常,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机制的支持。这种支持机制中,既包括登门槛现象,也包括群体效应所带来的从众心理。想要避免对恶行的无意识地推波助澜,就必须警惕随大流的做法,警惕所谓的明哲保身。说到底,明哲保身不过就是对暴虐或不公的听之任之。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不要指望通过不断地自我审查,来求得一时的苟且安宁,幻想从此高枕无忧。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你我又怎么知道,下一个受害者就必定不是自己呢?寄希望于侥幸,寄希望于无原则的顺从,并不会让社会变得正常起来,更不会给自己带来免予被害的丹书铁券。

可见,在面对暴虐或不公时,坚守的底线不应当是明哲保身式的沉默,而是选择表达自己的异议。即便无法挺身而出公然抗议不公,这样的异议表达,至少是反顺从规训的努力的第一步。

对于相关部门与学校因公共性言论而处分教师的做法,我完全不能认同。任何时候,用权力压制公共性言论的做法,都不可能具有基本的正当性。如果认为他的观点有问题或是不够正确,请使用说服、论证或者反驳的方式。

用权力或威胁让人们住口,不止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让社会的不满持续地累积,成为一个危险的火药桶。

最后,借用一位心理学家的话,作为社会动物的我们,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理应是:批判而不愤世嫉俗,好奇而不受蒙蔽,开放而不被操纵。

                    
奕澜     2019年3月29日  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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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痛批大五毛张维为 2019-01-29 15:14:30

(zt)

          张千帆痛批大五毛张维为

【布衣按语】张维为和胡鞍钢是中国目前最著名也是最无耻的两个马屁精“学者”。一个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一个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这两个大五毛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文章和演讲一个接一个,谬论和屁话一通接一通。不要小看这两个御用文人,他们不仅有大量的小五毛粉丝,而且深受高层领导的赏识,他们的荒谬理论对执政者的治国理念有相当大的影响。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自吹自擂(例如《厉害了我的国》),不能说和他们鼓吹的谬论没有关系。所以对他们的胡说八道不能等闲视之,必须痛加驳斥。下面转载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痛批张维为的代表作《中国震撼》的文章。《中国震撼》一书受到习近平的高度赞赏,曾向外国政要推荐,我们看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

评张维为的《中国震撼》(节选)

张千帆

自1840年以来,中国之所以停滞落后、命途多舛,除了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极力抗拒良性改革之外,自大自负而其实并不自信的民族心态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这种心态让落后的根源成为中国视野中的盲点,使国人莫名沉醉于沾沾自喜之中,进而因循守旧、避重就轻,贻误实质改良的最佳时机。直到1894年甲午战败,中国朝野才普遍意识到,落后的真正原因在于制度而非器物
  相比之下,日本遭遇列强挑战比中国晚二十年,但短短八年即发动明治维新,此后二十年又成功立宪,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在此期间,日本几乎全盘照搬欧陆法制,奠定了国富民强的制度基础,而中国则先是夜郎自大、孤傲懈怠、拒绝借鉴,被动挨打后又不得不拜自己曾经的学生为师,也算亡羊补牢。
  但好景不长,1919年之后,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便一发不可收拾。这种情绪误将因受列强欺凌而产生的民族仇恨,发泄到列强之所以成为列强的宪政民主制度上,却不知宪政民主犹如先进科技,既然能使欧美日强大,必定也能使中国强大。不论是出于盲目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对宪政民主的排斥往往冒用“爱国”之名,实质上却是最大的卖国。
  不幸的是,这种不正常的国民心态不仅依然困惑当代中国,而且病症加重、危害更甚。官方为了维护统治合法性,自然要高扬“中国特色”的大旗,而御用学者纷纷跟进,为了分得体制内的“一杯羹”,到处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找“依据”。近年来,国内“左派”一直批评自由派拿中国的缺点比别人的优点,自己则反其道而行之,竭力突出中国成就、夸大别国缺陷。
  迄今为止,在这个方面最系统的代表作是张维为的《中国震撼》,因而有必要作为一个标本加以剖析。
  《中国震撼》的中心论点是民主转型的国家全军覆没——从东亚到东欧,西方宪政模式没有复制出一个成功的例子,而“论证”工具则可以说展示了国内左派的“百宝箱”。在这本不时“用数字说话”却通篇没有一个注释的通俗读物中,西方法治国家显得老态龙钟、回天乏力,照搬西方模式的转型国家更是水土不服、哀鸿一片,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生机盎然的中国正不可阻挡地“文明崛起”。          

据说作者走了一百多个国家,结论是“总体上说,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不仅华沙、布达佩斯比上海“至少落后十年”,连地铁又破又烂的纽约都不如上海,最后甚至“论证”出“许多上海市民拥有的财富和生活水平高于瑞士”的惊世骇俗之语。
  这些反常识结论是如何产生的?我浏览了这部大作,大致梳理出以下七种方法,是为“当代夜郎”遮人耳目的障眼法,仅供那些不想被忽悠的读者明鉴。
  一是在评价标准选择上避重就轻,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并以此概括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部。GDP无疑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显然并非是唯一指标。
  且不说这个指标本身可能带有相当水分,在贪污腐败横行、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今天,其积极意义早已受到质疑。然而,全书通篇拿中国的GDP总量说事,而即便官方也知道这个数字没有太大意义。不仅经济增长速度远不能涵盖文明程度乃至生活水准的各个方面,其实即便用迄今为止中国最拿得出手的人均收入或GDP增长,即便用作者力挺的人均购买力(PPP)来衡量,也得不出中国“风景独好”的结论。
  据世界银行2012年统计,中国在213个经济体中排位113,确实明显领先于印度和菲律宾,但是被作者描写得一团漆黑的匈牙利排名72,人均购买力是中国的一倍;更为“不堪”的保加利亚排名91,人均购买力超出中国一半。
  二是在对象选择上以偏概全,专门“捡软柿子捏”。印度免不了是一个靶子,因为这个1950年立宪独立的国家几乎和当代中国同龄,却一直未能摆脱贫困。不仅印度,其它东南亚国家似乎也难逃西方民主的“厄运”。菲律宾是另一个经济发展速度不如中国的“软柿子”:“美式民主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繁荣与富裕,而是动荡与贫瘠,国运也迅速由盛变衰。”最后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多数民众认为“民主转型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
  作者避而不提的是,英国、美国、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起飞恰和政治民主化同步,韩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并未阻碍其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更多取决于民主化的质量和社会稳定度。专制固然可以一时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但是长远而言危机四伏;民主化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但是只要民主成果得以巩固,那么由此营造的长治久安必然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在因果归责上简单片面,把经济落后的过错统统归咎于民主制度。书中列数了印度民主的种种问题,譬如低效率——印度政府五年才改造了6000户贫民窟;譬如民主政体下的选民和政客受制于短期利益,不能从印度社会的全局长远利益出发,孟买的基础设施就因为局部利益牵制而长期滞后。再譬如民主政府心慈手软,为了赢得选举取悦选民,不敢控制人口增长,不能铁腕打破“既得利益”。
  从印度、美国等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宪政民主往往只能防止政府自身歧视,却无力杜绝社会自发的歧视。不妨换个角度,即便民主无力矫正传统之恶,威权专制的结果会更好吗?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彻底颠覆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本身即已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印度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六十多年的和平统一已是极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大饥荒”、“大革命”及各种折腾人民的政治运动;如果在印度实行威权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四是用个人观感代替客观判断,用一两个事件、一两次聊天、一两组不靠谱的数据,就给民主转型整体打不及格。作者断言印度教育落后,许多选民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很好骗,只要小恩小惠就可以搞定,因而民主不适合印度这样的落后国家,但是支持这一结论的似乎只有自己的主观想象。如果看到最近的印度大选,一个人口接近中国的大国、1000多个政党,却平稳淡定地选出自己的总理和550多人的“人民院”,作者是否会改变结论呢?
  在《中国震撼》里,不仅泰国、印尼等转型国家是“劣质民主”,甚至韩国、台湾地区也缺乏“司法独立”和“公民文化”,“民主品质实在无法令人恭维”,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无非是台湾大选的“枪击案”等个别突发事件。对于没有去过台湾或只是去旅游几天的国人来说,台湾民主似乎就只剩下枪击、黑金政治、立法院打架……
  其实,民主的腐败再严重,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而之所以民主政治看上去腐败,专制政治却看上去“清廉”,往往是因为后者没有前者的新闻自由,挖掘腐败很难、风险很大。即便如此,公开发表的数据也不支持民主一定导致腐败的结论,尤其是在对照我们自己的情况之后。
  根据“透明国际”2013年统计,在参与排名的175个国家中,中国排名80,处于中间位置,印度和菲律宾则并列94名。说印度和菲律宾政治“腐败”,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照《中国震撼》的说法,东欧民主政治黑得暗无天日,但是数据显示并非如此:匈牙利排名47、保加利亚排名77,所有东欧转型国家都比中国领先。
  五是单边抹黑、拒绝对照,在大肆抨击别人的时候,闭口不谈自己的问题。譬如书中说到印度的“绿色指数”很差,却对中国自己的大规模生态环境破坏轻描淡写。我查了耶鲁大学公布的“环境表现指数”(EPI)。在2014年调查的178个国家中,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瑞士、澳大利亚、卢森堡、新加坡、捷克。印度排名155,确实很落后,但是中国排名118,也好不到哪里。

《中国震撼》把转型民主与法治说得一无是处,却从不对照中国自己的民主与法治状态——也无法对照,因为GDP是中国惟一的强项,民主和法治则相比于东亚弱国也是我们的弱项。
   和民主相比,法治指数更乐观一些。据“世界正义项目”2012-2013年的评估,中国司法公正指数在97个国家中排名69,排在越南后面。相比之下,被描写得混乱不堪的泰国排名46,韩国则排名19,仅在美国之后。作者竟大言不惭,把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民主与法治批得一钱不值,但调查数据的结论恰好相反。
   英国《经济学人》2012年的统计表明,韩国在参与调查的167个国家中排名20,竟然在美国(21)、日本(23)之前。台湾和印度分别排在35、38,属于“瑕疵民主”,但是瑕不掩瑜,仍不失为整体健康的民主,尤其是印度人口众多、经济贫困、教育落后,却仍然和平维持了六十年的周期性选举,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国家或地区才是实至名归的东亚骄傲,到了《中国震撼》却全成了负面形象。东欧转型国家一般排名在40-50之间,最末一位保加利亚排名54。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名次(141)实在让人乐观不起来。
  六是曲解别国制度,造成混淆视听。《中国震撼》诋毁新闻自由,为的是说明哪个国家的新闻自由都不是绝对的:“美国不允许报道本•拉登讲话,英国不允许歌颂希特勒,日本不允许批评天皇,泰国不允许开国王的玩笑。”
  但事实上,美国并没有禁止报道本•拉登讲话的法律;之所以看不到拉登讲话,是因为主流媒体不会长篇累牍地报道一个恐怖分子头目的原话。英国禁止的则是否认犹太大屠杀存在的事实,而不是歌颂希特勒的评论;歌颂还是谴责任何人,是公民自由选择的价值取向,是国家不能禁止或强求的。日本和泰国确实不允许批评天皇或国王,但那只是一条单独的禁令而已,能否和中国宣传部门每天给各大媒体传达指示相提并论呢?以此来论证“哪个国家的新闻都不自由”,只能是混淆视听,而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在新闻自由和网络言论上的排名比民主指数更靠后。
  七是自我美化、自欺欺人,用管制下的舆论来吹捧管制。作者引用皮尤中心(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2010年的调查显示,高达87%的中国人对国家“满意”,而美国和法国的数字则只有30%和26%。在舆论受到严格管控的环境下,此类国内民意调查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国外机构来做也改变不了这个结论。
  如果引用比较可靠的幸福指数,中国的优越性远非那么明显。2010-2012年间,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曾全面调查156个国家的幸福程度,并发布了《2013世界幸福报告》。中国排名93,在匈牙利(110)与印度(111)之前,但是排在菲律宾之后,而哈萨克斯坦、克罗地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为57-60)、阿尔巴尼亚(62)、白俄罗斯(66)、俄罗斯(68)、立陶宛(70)、爱沙尼亚(71)等中东欧转型国家都排名相对靠前,甚至乌克兰、拉脱维亚、吉尔吉斯斯坦、罗马尼亚(分别为87-90)也排在中国之前。如果带着深度“有色眼镜”选择材料,对自己形象有利的就用,不利的就不用,那么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
  不幸的是,国内不少“左派”投机取巧,把宪政体制所容忍的自由批评当作抹黑民主的污点,抓住一点、无限夸大、混淆视听。其实要写问题,中国的公权腐败、强征血拆、环境破坏……能写出多少本书来?一旦国内的批评声音遭到压制,民众对国外的情况又不明就里,诸如《中国震撼》及国内某些媒体所带来的舆论误导就尤其值得警惕了。
                      (201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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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的坏处 2019-01-04 10:25:57

微信的坏处

----回复一位老同学的邮件

    关于有些老同学为什么反美的问题,我分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青少年时期被灌输的反美理论,在文革之后如果没有进行深刻反思,加以纠正,那就会在头脑中终生起作用;第二,轻信了网络上,特别是微信上铺天盖地的反美文章的忽悠。现在政府对微信虽然管控很严,但是只禁止发批评政府的文章,对其它的文章基本上不管,说得多离谱都不管。所以现在在微信上流传的政论性文章基本上只有三类:1、反美文章;2、个人崇拜文章;3、自吹自擂、盲目自信的“爱国”文章。这三类文章又可以分为新闻消息和时政评论两大类。由于在微信上谁都可以发文章,不用审查、不用署名、不用负责任,所以许多人出于各种动机进行胡编乱造,制造假新闻,发表荒谬观点,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和吹嘘、煽动的语言。由于微信的传播速度极快,而且情绪互相感染,所以一个假新闻和谬论可以很快传遍全国,造成恶劣影响。我们许多国人缺乏警惕性和辨别能力,所以都成了各种谎言和谬论的俘虏,成了“爱国巨婴”(网络语)和反美狂人。

其实只要动动脑筋,识别这些假新闻和谬论并不难。如果微信上有“震撼世界”的新闻或 “振奋人心”的演讲,而官方媒体和权威网站上(如人民日报、新浪网、凤凰网等)都没有报道,那么这个新闻很可能是假的,这个演讲的观点很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主流媒体是要负责任的,如果刊登假新闻和不符合中央精神的观点是要被追究的,而在微信上胡言乱语就不用负责任。比如前不久微信上流传的“中国报复加拿大,取消70亿美元的飞机订单”,主流媒体没有报道,后来证明这是假新闻。再比如罗援12月20日在某军工会议上扬言要击沉美国两艘航母的演讲,人民日报和其它主流媒体都没有登,因为这种观点显然违反中央精神,破坏中美和谈。前几天在微信上流传的文章《美囯为何不会放过中囯?》,主要是根据罗援那个讲话精神发挥编造的,主流媒体肯定也不会登。

最近有多人转发一篇吹捧华为公司的文章,说西方使用fdd规格速度上不去,华为使用tdd规格速度提高100倍,华为垄断了5G技术,以后美国和欧洲如果搞5G都要向华为交专利费。这种貌似很专业的说法不仅唬倒了许多人,而且使大家扬眉吐气,热血沸腾,自信满满。我虽然暂时不能证明这是胡编的,但根据常识,我也不会相信它是真的。我刚才看到另一个班的微信群中有一条消息,说美国评出世界四大元帅,中国的彭德怀居首,并且说谁遇到他谁投降。这样的消息居然就流传开了,只有脑子进水的人才会相信。就好象多年前在中国就传说,美国西点军校也学雷锋,挂雷锋像,实际上也是子虚乌有。美国不会称赞共产党国家的将军和士兵,这是起码的常识。利用外国人来夸中国,借以提高民族自信心,这是中国人惯用的手法,大家也最容易上当。又比如许多年以来就流传拿破仑说“中国是睡着的狮子,一旦醒来会震撼世界”,有人考证,这也是假的。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中国微信上的政论性文章不宜多看,因为大部分都是假的和错的,看多了人就可能变得愚昧而又自大,狂热而且好斗。现在许多中国人每天花太多的时间在微信上,不但没有时间看书,甚至连正规的网站也不看了,只靠微信上的忽悠文章来了解世界,这样下去辨别是非的能力只能越来越低。有些到美国来探亲的中国老人,不是利用国外网站的可靠资料和美国的具体现实情况来了解和认识美国,而是仍然依靠从中国微信圈传来的忽悠文章来认识美国,一边享受着美国的生活,一边反对美国的制度和政策,把亲身感受和理论认识割裂开来。

总之,不受制约的权力会胡作非为,不负责任的言论会胡编乱造,蛊惑人心。对微信的这一负面作用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布衣   

                       2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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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国人为什么仇恨美国 2018-12-31 10:07:09

有些中国人为什么仇恨美国

近年来有个莫名其妙的现象:不少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越来越深。在国内各种网站和普通百姓的微信群中,反美的文章不断涌现,互相呼应,推波助澜,形成一个又一个高潮。这个现象在邓小平在世的时候是没有的。

中国人如今的反美情绪是怎么滋长起来的呢?通过分析发现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人,被灌输的反美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到处侵略,企图称霸世界,而且“亡我之心不死”。其二是,近年来,中国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策略,高调宣传“大国崛起”、“厉害了我的国”,使得一些人头脑膨胀,觉得有资本叫板美国了。政府不制止甚至纵容民间的反美情绪,媒体上不断出现所谓学者和网络写手的反美文章。他们提出美国有“遏制中国”、“围堵中国”的政策,甚至还编造出“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概念。今年发生的贸易战和孟晚舟事件,更是火上浇油,使反美情绪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许多人甚至主张和美国开战。红二代罗援公开叫嚣要击沉美国两艘航母,打死一万美军,“看美国怕不怕”。可是中国需要死多少人,他根本不予考虑!在他看来“美国最怕死人”,而中国不怕。可是这位所谓的军事专家对军事史惊人的无知,如果美国打仗怕死人,他们如何能打败穷凶极恶的希特勒和小日本?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美国害怕了吗?还手了没有?如此低劣的煽动性演说居然赢得了众多反美人士的喝彩。如果真让罗援之流掌权,中国就别想搞经济建设了,老百姓又要喝稀汤了。

网上的那些反美文章基本上都是不讲事实,只编造结论的宣传鼓动品,经不住分析和推敲。比如他们说美国有“遏制中国”、“围堵中国”的政策,可是讲不出是美国哪位总统说过这样的话,显然是某些中国人编造出来强加在美国头上的,用以煽动对美国的仇恨。罗援说:“在美国国内,两党、参众两院、白宫与国防部、国务院之间存在许多分歧,唯一形成共识的就是中国问题。” 罗援在这里说得很含糊,更没有列出证据,所以使有些人理解为他们对“遏制中国”有共识,这就是罗援在编造谎言,误导国人。美国两党的共识只是反对中国的人权政策,而根本不是什么“遏制中国”。

最近在微信上流传一篇文章《美囯为何不会放过中囯?》,许多人大加推崇,拼命转发。仔细一看,通篇都是随心所欲的编造和臆断。文章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不是2001911事件让美国突然调转枪口,山姆大叔只怕早就对中国下手了,不会等到现在。”从题目中的“不会放过中囯”到第一句话的对中国下手,作者用煽动性语言,把美国描绘成一个一心要掐死中国的恶魔。美国有那么仇恨中国吗?根本没有。事实上2001年是邓小平去世不久,江泽民掌权的时期,中美关系还是比较友好的,根本就不存在美国要对中国下手的问题。从逻辑上说,如果美国真想对中国下手,911事件能挡得住吗?该文后面写道:“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实力接近或超过美国的60%时,美国就一定会下手。”并且说60%是美国的红线。这也是毫无根据的胡编和臆断,美国的哪位总统和哪部法律这样说过?文章还说:“当苏联的GDP接近美国的60%时,美国就毫无犹豫的对苏联挥舞铁拳,两国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全球争霸。”众所周知,美苏争霸是意识形态之争,是两种社会制度之争,完全与GDP无关。美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制裁和封锁早就开始了,那时中国的GDP是美国的百分之几?这种随心所欲的编造和恶意煽动竟然迷糊和激奋了许多不爱深入思考的人,他们相互转发,相互感染,一起热血沸腾,于是相信谬论的人越来越多,清醒的人越来越少。戈培尔的名言简直就是真理,谎言和谬论重复一千篇,许多人果然信以为真了。这种错误的认识和情绪如果传染给决策层,那就是国家的灾难了。

有些中国的老人到美国探亲,对美国的环境、教育、养老、物价和公民素质等等具体情况赞不绝口,可是一谈到抽象的美国,他们的认识马上就回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框框里,认为美国不好。据报道有一位老人天天在上海的公园里发表反美演说,有人问他,既然美国不好,你怎么把儿子送去了?他支吾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理由:美国政府对本国的老百姓好,但是对别的国家不好。他竟然也能自圆其说。

我们应该根据真实的和具体的情况来了解和认识美国,不能根据网上那些主观臆断的结论来认识美国。没有事实依据的论断往往都是错误的。真实的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看成对他有重大威胁的洪水猛兽,也没有什么“遏制中国”和“围堵中国”的政策。只是由于国家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发生一些磨擦,通过对话和协商都能解决,不需要通过斗争,更不需要战争。

狂热的反美人士就像“被迫害妄想症”患者,老是觉得美国要害中国,要弄死中国,抓住一点点事情就无限放大。什么“遏制中国”和“围堵中国”都是他们的幻听、幻觉,其实都是没有的事。就拿“围堵”来说,中国军机多次绕台湾岛飞行,军舰多次越过“第一岛链”到太平洋自由航行,美国围堵了吗?从来没有。如果美国真想弄死中国,何必等到今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中国还能发展起来吗?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帮助很大。

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两大基石,一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二是推行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维护世界秩序。有时候重视前者,有时候重视后者。比如奥巴马政府重视后者,所以希拉里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川普政府重视前者,他基本上不关心中国的人权,只看重美国的经济利益。他是个商人,他发动贸易战是因为他认为美中贸易逆差太大,美国在经济上吃亏了,所以他要增加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这跟“遏制中国”没有关系。如果他真想遏制中国,那他应该全面停止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包括芯片和飞机等),全面停止接受中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把中国打回到毛泽东时代。靠增加一点关税起什么作用?

如果说美国有些政治家心里想遏制中国,那也是某些中国人自吹自擂、盲目自大招来的。近年来国内媒体不断宣传“大国崛起”、“厉害了我的国”、“我们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等等,肆意夸大各种成果,特别是军事成果,这就引起了西方政治家的警觉。最近民间媒体又把华为公司吹上了天,说什么华为的芯片技术和5G技术超越了美国,世界领先,“华为碾压苹果”,等等。这些厉害的语言才真正害了国。狂妄自大,鼓吹斗争,只会把原来的朋友变成敌人。

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道路是邓小平早就确定了的友好合作,而不是对抗和斗争,更不是战争。那些叫嚣要和美国开战的人,从未打算他自己及其子孙上战场,他们只想指挥别人去送死。习近平主席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中美之间有一千条理由搞好关系,没有一条理由不搞好关系。反美的愤青愤老们,你们给美国虚构罪名以煽动民众反美,到底是爱国呢还是害国?是爱党呢还是反党?

简而言之,某些中国人狂热的反美行为就是:树立敌人,制造仇恨,鼓吹斗争,祸国殃民。

                         

布衣

201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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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社员与西藏农奴之比较 2018-10-08 11:20:30

人民公社社员与西藏农奴之比较

新中国的“人民公社”社员与旧西藏的“农奴”相比,谁的生活要更好一些呢?不少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新社会的主人跟旧社会的奴隶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言下之意是公社社员当然比西藏农奴的生活好多了。这就是几十年来无数次的宣传灌输在人们头脑中造成的印象。然而通过了解历史真相和深入思考之后,就会发现答案不是这样的。

西藏的“农奴制”是中央政府对1959年以前旧西藏社会制度的定性,是为了说明对西藏实行强制性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正当性——旧西藏是残酷的、落后的农奴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解放农奴,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幸福的新西藏。然而西藏和内地的独立学者不这么看,他们不认为旧西藏是农奴制。

旧西藏的情况实际上是怎样的呢?它的社会组成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级政府的官员、寺院的僧侣以及贵族,他们的人数在5%左右,西藏的土地、牧场和主要资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第二部分主要是农牧民和自由职业者,占人口的90%左右,他们从地主(土地所有者)那里租领土地或牧场,自己耕种或找人代种。第三部分人则是给上层富人做家奴,他们没有土地和生产资料,也没有人身自由,这些人约占5%左右,是真正的奴隶。我们主要看看占人口90%的被中共称为农奴的农牧民的情况。这部分农牧民又分为“差巴”和“堆穷”两个阶层。“差巴”是领种地方政府土地(或牧场)的较富裕的农牧民,“堆穷”意为小户农工,耕种少量的土地。差巴可下降为堆穷,堆穷也可上升为差巴,差巴和堆穷破产后还会下降为奴隶。

不论是差巴还是堆穷,他们租领了地主的土地之后,如何耕种完全自主,地主(或叫领主)不再干涉。他们根据租领土地的多少交纳租金或实物(通常不超过收获量的5%),剩下的全归自己。他们自给自足,温饱有余,千百年来没有发生过大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唯一的一次发生在1959--1960年,即全国大饥荒的年份,那里也饿死了不少农牧民。他们平时无论是赶集、走亲戚还是去寺庙,不需要向谁请假,想走就走。他们和中国内地过去的佃农一样,是完全的自由人。这样的农牧民,有吃有穿又有自由,还能说他们是农奴吗?当然官员和领主欺压、剥削农牧民的事也多有发生,这和内地过去的情况基本一样,也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那么我们“人民公社”社员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没有自由,极度贫困。下面听我详述。

一、         没有自由

1、没有迁徙自由:由于有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和限制,农民不能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打工,被死死地捆在家乡的土地上。

2、没有人身自由:如果没有生产队长的批准,农民不得离开村子去赶集、走亲戚、看病,更不用说去旅游,否则就会被扣饭或扣粮食。

3、没有生产自由:生产队种什么粮食,怎么种,完全是生产队长说了算,社员没有发言权。各级政府也年年干涉种植计划。连自以为是的毛泽东也对农民如何种地干涉得特别具体。1958年毛泽东要求全国农民“深翻土地,合理密植”,结果造成农业大减产。

4、没有生活自由1958年在毛泽东的强令之下,全国农村都办起了大食堂。砸锅搜粮,不许农民自家做饭。食堂开头还有点粮食吃,后来粮食越来越少。生产队长看谁不顺眼,就扣谁家的饭,造成大量农民被饿死。

5、没有讨饭的自由:在1959年,中央发文件禁止农民外出做工和讨饭,在各车站和码头设卡拦截,造成大量农民活活饿死在家里。这项恶政到1961年才被迫取消。

6、没有维护尊严的自由:公社、大队和小队的干部把农民视同奴隶,可以随意打骂。1960年我们村的两个小青年偷了队里的几个玉米棒子,大队书记发现后要这两人互相殴打,谁不使劲打,他就用棍子打谁。在1959年的“反瞒产私分”运动中,连许多小队长都被拉到公社去捆绑吊打,逼迫交出粮食。所以,公社社员,毫无尊严。

二、极度贫困

 在农村实行集体化,特别是公社化以后,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大炼钢铁”运动的干扰,使粮食连年减产,可是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却大幅度上升。在通常的年份,农民收获的粮食60%左右被政府拿走(西藏农牧民只交租5%左右),而在19591960年则90%以上被拿走,造成大量农民被饿死。比如凤阳县武店公社山王大队李金明说:“1959年我们收35000斤粮食,叫征购58000斤,结果我们交33000斤,社员只吃2000斤。”(引自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

在三年大饥荒之后,虽然没有再大量饿死过人,可是农民依然极度贫困。从1962年到1979年,我们家乡的农民在秋后分到的粮食,一般只够吃到元旦或春节,过了年之后,大约一半的农户只好外出讨饭。分到的钱微乎其微。农民买油盐的钱主要靠养鸡和自留地收获的少量农产品。农民一年吃不上一、两次肉,更买不起新衣服。从1955年(合作化开始)到1981年,农民几乎没有一家盖新房的(干部除外),茅草土坯屋破烂不堪,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惨不忍睹。万里到安徽上任之后,花了几个月时间到各县农村走访,看到这种惨状后十分痛心,这才促使他下决心冒着风险支持农民搞分田到户。

三、几个实例

19787月我回到安徽农村的老家探望亲友,听说了几件刚发生不久的事情。

有一位亲戚想到城里去办点事,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不准,他一赌气还是走了。两天以后回来,遭到了队长的痛骂。又过了两天生产队分玉米棒子,而他们全家的口粮就因为这件事被全部扣光,一点不发。当时正值夏荒,麦收时分的麦子已经吃完,就等着这些玉米棒子下锅。可是没办法,那段时间全家8口人只好靠吃门前种的南瓜、豆角等维持生命。你说这样的生产队长还有人性吗?不是比农奴主更坏吗?

我有一位堂哥在端午节上街排队买肉(从过年至今就没吃过肉),被公社的“民兵小分队”(公社的专政工具)认为插队了,拉出来暴打一顿,然后又被拖到大队部关了两天,打成了重伤。当时全国都时兴“办学习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实际上是变相的拘留所,关押所谓犯错误的人。我们老家那个公社当然也有这种“学习班”,关押的理由五花八门,其中有几个人是因为自家擅自杀了猪。那时候农民家养的猪不允许自己杀,必须卖给国家的食品公司。

当时虽然打倒四人帮已经将近两年,但农村尚未分田到户,“人民公社”还在进行最后的疯狂。最近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应该从197610月算起,华国锋是有功劳的,对此我完全不同意。华国锋当权的两年多时间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在延续毛泽东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农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结论

从以上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社员和旧西藏的农牧民,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农奴?有人说,你说公社社员是农奴,可是没有农奴主阶级呀?怎么没有?!名曰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的人就是地地道道的农奴主,而毛泽东则是最大的奴隶主。在1949年以前的几千年中,中国农民一直都是自由民,是自称大救星的毛泽东给他们套上了农奴的枷锁,使中国社会产生了历史大倒退。旧时代的西藏不是农奴制,而毛时代的人民公社才是真正的农奴制!

197811月,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被贫穷逼得走投无路,冒险分田到户,到1979年秋天就大见成效。在万里的支持下,此经验于1980年春天在安徽全省推广,也是当年见效,农民从此告别了饥荒,告别了讨饭。两年之后农民就陆续盖起了新房。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809月中央发文向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全国人民吃不饱饭的问题。前后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解散罪行累累的人民公社,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不仅多生产了粮食,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亿万农奴。邓小平如果不是在六四犯下大错,他的历史功绩本来可以比肩林肯,因为他解放的中国农奴比美国黑奴多得多。不清楚邓小平一开始有没有这个主观意识。万里同志是有这个意识的,他曾对随行人员说过:人民公社是集中营,公社社员是农奴。不过他没敢在公开的场合和报告中这么说,因为这是给党抹黑。

特以此文纪念吃人怪兽人民公社60冥诞。

                                     

 老贫农     2018.10.8

照片1、毛泽东时代的小岗村

 

        照片2、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的地方(瞧这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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