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甫仁迫降周恩来座机的真相

    1970年周恩来总理没有访问过任何东南亚国家。另据昆明

         军区司令部大事记，1970年周总理没有来过昆明。

                                                创作者：  陈雨林同学

20世纪70年代初，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谭甫仁和夫人在寓所被人暗杀。案发不久，凶手即被发现，但因为案情重大，且发生在“文革”期间，故直到1978年才结案。但案情一直未向群众公布。社会上由此有许多猜测。1980年代以后，一些报刊书籍也加入到当时的流言传播之中，说谭甫仁是林彪线上的人;林彪企图暗害周总理，命令谭把周总理的座机打下来，谭没有打飞机，而是将飞机迫降下来。事后林彪害怕阴谋暴露，便派人把谭杀了。此说法流传很广，许多人至今仍被蒙蔽。

               谭甫仁迫降周恩来座机真相

                             谣言的出笼和传播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南方一家杂志刊登了一篇文学题材的文章《司令部的枪声》，描写林彪集团命令某大军区的司令员用导弹攻击一架民航飞机(实际上是周恩来总理的座机)，这个司令员没有用导弹打飞机，而是把飞机迫降下来。林彪集团为了杀人灭口，派人把这个司令员暗杀。虽然文章没有明指昆明军区，没有写出政治委员的身份和谭甫仁的名字，但是非常明显，就是影射谭甫仁的。这是“谭甫仁迫降周总理座机”始作俑者。

    随后，其他报刊相继刊登文章，而且明确写有谭甫仁的名字。某杂志1988年第5期刊登了《“文革”中震惊全国的谭甫仁被刺案经过》，大意是:谭甫仁是林彪在云南的代理人。谭甫仁在被刺前五天，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绝密电话，当天他到了飞机场。这时有一架从东北方向飞来的民航飞机，经过昆明飞向越南。谭甫仁本来要发射导弹击落这架民航机，临时改变主意，指挥三架喷气式战斗机起飞将其迫降。民航机降落后，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周恩来总理。林彪怕事情泄露，所以杀人灭口。谭甫仁是被军区“保卫部一科科长汪之真”刺杀的。汪之真曾经当过还乡团的中队长，并有血债。“保卫部长金树立”抓住汪之真的这个把柄，指使汪之真刺杀了谭甫仁。案子发生后，汪之真和金树立先后自杀身亡。案子到最后不了了之。

    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一书。该书第79回的标题是“蓝天行刺迫降总理座机，黑夜动武暗杀政委夫妇”。内容要点是:谭甫仁是林彪的老部下，他由林彪推荐，从工程兵调到昆明军区。1970年12月，秘书交给谭甫仁一份机密电报，电报命令他:“此月某日，将有架从缅甸飞来的民航机，该机经过昆明时，务必击毁之。”谭甫仁不敢无缘无故地打民航飞机，但密令又不能不执行，于是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将飞机迫降。到了指定日期的前一天，谭甫仁拿起电话，要通了昆明军区空军司令部:“我是谭甫仁。我命令，你们立刻准备好几架战斗机，听候调用。”第二天，谭甫仁进入作战室。空军作战室向他报告:“发现一大型目标，是民航机，正由缅甸方向飞来，接近昆明。”谭甫仁立刻命令:“战斗机起飞，包围民航机，使其在昆明机场迫降 。”谭甫仁率一大帮军人到机场等候。飞机降落后，谭甫仁坐车带兵疾驰到飞机跟前，准备 逮捕从飞机上走下来的人。结果走出来的是周总理。总理严厉质问谭甫仁:“你为什么要迫降我的座机?是谁指使你这样干的?”谭甫仁回答:“我不知道是总理的飞机，我该死!”总理命令他:“你不要解释了，立刻向中央写出报告，交代清楚。现在你把跑道和航道让开，我要马上起飞。”当天晚上，一个军人上了谭甫仁住的二楼，将谭甫仁夫妇枪杀。中央对谭甫仁被刺案非常重视，派来了由公安部、总政治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组成的中央调查 组来到昆明调查此案。经过调查，凶手是原来谭甫仁的卫队长，使用的凶器是保卫部的两支手枪。这个人因为参加过地主武装还乡团，被隔离审查。案子发生后，在保卫部长和一个保卫干事去隔离室看卫队长时，卫队长向保卫干事开了枪，然后逃进厕所自杀。中央调查组组长提出:“我看保卫部有问题，得清查一下。”在中央调查组决定对保卫部长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保卫部长上吊自杀。该书的结论是:“线索被掐断了。谭甫仁一死，迫降总理座机的案子无从问起。保卫部长一死，谭甫仁被刺一案的案中之案成为千古之谜。”

    虽然事情的经过编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其实都是无中生有的谣言。

                     事实揭穿谣言

一、1970年周总理没有出访越南和缅甸

         1970年8月

                                 1970年5月1日，天安门城楼

根据报纸记载，1970年周恩来没有访问过越南和缅甸。根据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周总理在1970年没有访

问过任何东南亚国家。另据昆明军区司令部大事记，1970年周总

理没有来过昆明。

    此外，据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周总理秘密访问越南或缅甸也是不可能的。1970年越南战争正在进行，虽然这时越美已经进行和谈，美国空军停止了对越南北方大部分地区的轰炸，但是整个越南仍然处于战争的环境中，美国的航空母舰还在越南外海游弋。如果1970年12月周总理乘一架单独的民航飞机秘密飞往越南，是非常危险的。而且1971年3月5日周总理公开访问了越南，在此前80天没有必要进行一次非常危险的秘密访问。同样，周总理在这个时候秘密访问缅甸也没有可能。在谭甫仁被害案件发生的1970年12月，中缅关系刚开始趋向正常，中国还没有向缅甸派驻新的大使，在这种背景下，周总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秘密访问缅甸。

二、谭甫仁的权力有限

    昆明军区防区内原来没有空军。20世纪60年代初，我军作战飞机进驻昆明，并建立了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简称“空指”。直到昆明军区撤销，并不存在“昆明军区空军”这么一个单位。“空指”直接由军委空军指挥，昆明军区对“空指”没有作战指挥关系。除非军委正式授权，昆明军区首长没有权力指挥驻在本防区的作战飞机执行任务。当时昆明军区能够指挥的飞机，只有两架小型的伊尔-14客机，作为军区首长下部队时的交通工具。而所谓“迫降周总理座机”的作者说，有一个“昆明军区空军司令部”，谭甫仁拿起电话就可以通过它指挥作战飞机执行任务，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林立果这时已经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如果他要驻昆明的空军执行什么任务，完全可以直接向昆明军区“空指”下命令，根本无需通过昆明军区指挥员。通过昆明军区指挥员，既绕弯子，又达不到目的。原昆明军区“空指”副政委赵世英说:“我当时就在那里担任领导工作，怎么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情?”

三、谭甫仁是林彪在云南的“代理人”吗?

    谭甫仁来昆明以前，是解放军工程兵政委、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他是怎样到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后到云南工作的呢?王克学从1966年3月起担任谭甫仁的秘书，了解事情的全过程。他说，1967年7月，谢富治、王力在武汉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 二”事件，事后中央将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等集中到北京办学习班。谭甫仁原来是武汉军区政委，对那里的基本情况熟悉，被中央选中在学习班任领导工作。1968年初，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了个云南班，把云南军内外的主要领导人和两派的代表人物集中到北京学习，解决云南两派联合的问题。1968年6月，中央决定派谭甫仁主持云南工作。1969年初，昆明军区有两位领导从军委办事组邱会作那里得到“交底”:谭甫仁是哪个司令部的还不太清楚。对谭甫仁要提高警惕，不能跟得太紧。接着，由林彪死党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把谭甫仁在具体工作上的两个得力助手调走，对谭施加压力。谭甫仁明白是谁在整他，但是没有办法。所谓谭甫仁是“林彪在云南的代理人”，他来昆明是“林彪推荐”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云南在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斗争中，没有人提出过这方面的问题或线索。

四、谭甫仁有“同伙”?

    假若谭甫仁“迫降周总理座机”真有其事，他一个人也是干不出来的，按照制造作品者的说法，这件事牵涉到昆明军区机要局的工作人员(军内的电报要经过他们)、昆明军区司令部作战指挥部门的人员、“昆明军区空军”的首长、“昆明军区空军司令部”作战指挥部门的人员、航空兵部队的首长和作战指挥部门的人员、战斗机驾驶员、地勤保障人员，还有谭甫仁的秘书、司机和跟随他的“一大帮军人”，等等。在全党全民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斗争中，难道这些人都是谭甫仁的“同伙”，不向中央报告和揭露吗?作品中说谭甫仁遇害是在“迫降周总理座机”的当天或五天之后，如果真有其事，当时周总理不可能作出前面提到的三条指示，新华社不可能在谭被害后的第六天发布给谭应有的正面评价的消息。

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正是查清这件事的最好机会，这时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绝对不敢随便作出谭甫仁被害案件是个人作案的结论，并解散专案组，中央也不会同意。

           谭甫仁017凶案

          周孜仁         2005年第2期  《炎黄春秋》杂志

如日中天的谭甫仁遭暗杀

　　谭甫仁，广东仁化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六八七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一五师教导七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建国后任十五兵团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1955年授中将衔。

　　罗列以上一大堆军历，除了介绍逝者光荣历史，另外一层意思是要说明：按照当年“划线”方式——谭甫仁当属林彪的心腹爱将，从而文革大乱，他得以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班主任的身份，主持多个省市麻烦问题的解决。至于1968年8月，待全国各省“新生红色政权”先后成立，仅余的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的革委会也已待建就绪，谭遂以“封疆大臣”之尊走马上任，飞赴云南，作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谭甫仁上任伊始，旋即猛砍三板斧。板斧一曰“划线站队”，即将两派群众组织之一派明确定义为错误路线而广为整肃之；板斧二曰“围海造田”，即将滇池水域围填三万亩以大办农业并以粮为纲之；板斧三曰“修‘万岁馆’”，即将文革前落成不久的工人文化宫或炸或撤，一夜之内夷为平地，以速速敬建“毛主席万岁展览馆”云。板斧利落既下，短短时间，“谭政委”在云南之威望便日盛一日，蒸蒸直上。下面小举一例。

　　1970年11月，云南召开全省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因该届大会代表人数逾万，故又称“万人大会”），

其时，我作为“谭办”秘书参会调研，一位山区代表在开幕式后

深情无限地对我告白，说他看见谭政委身体如此健壮，实乃云南

人民的最大幸福，他激动万分当即大呼一句：“毛主席万岁！”

接着呼第二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再接下来——他说

他真想再呼第三句，因为怕犯错误，终于抱憾强忍了——我当然

明白他想喊什么，对于山民的朴拙憨实只能报之一笑而已。

　　谭威望之如日中天，仅此一斑，可略窥全豹了。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万人大会闭幕后第三天，谭甫仁即被枪手击杀。暗杀发生在凌晨4时50分左右，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北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而亡。时间是当日中午12时许。谭1910年出生，去世时正好六十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夫人王里岩。

　　该案件发生的时间是12月17日，按照时钟表法，“12·17”亦可理解为零点十七分，所以在当时正式文档和会议上，这个案件标称为“017案件”。

　　在“无产阶级专政”非常强大的20世纪70年代，这类事情却绝无仅有。凶案既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1936年因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而引发的苏联大肃反。谭案虽远没有那么性质严重，但也够触目惊心的。昆明全城戒严多日，捕人无数。外间传闻更是玄乎离奇，真伪莫辨。最流行也最荒诞无稽的版本，是说林彪密命谭何日何时将飞经昆明上空的某次飞机发炮击落——谭事觉蹊跷，狐疑难决，最后试着先将飞机迫降再行定夺，不料飞机着陆，周恩来竟从舷梯款款而下，谭大惊失色——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林彪为了灭口，遂派人将谭秘密杀掉了事。

　　在当时的情况下引出如许传闻也许并非不无理由，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如此震慑人心，而谭甫仁身边的戒备如此森严，能对他如此成功实施暗杀，肯定绝非普通人能够所为，也绝非个别人能够所为，定然该是一个错综复杂、蓄谋已久、集团策划的惊天大案了。

　　案件发生时，我正好供职于昆明军区调研组。谭从北京来昆，带来两个贴身秘书，一名王克学，时任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负责为谭照看军内事宜；另一位叫甫汉，河北平山人，负责为谭料理地方工作，为此，甫汉受命组建了一专门班子，由谭亲自命名为：“昆明军区调研组”，地点位于司令部大院八号楼。八号楼在文革中被人称为云南的“中南海”，可见在外间看来是很神秘的。其时，军区调研组被人称为“谭办”。

　　“谭办”成立于1969年10月，次年谭被暗杀，机构自然解散。谭甫仁被杀前后，我正好身处军区大院，整个过程中的所历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故择其要者追记于后，以飨读者并供有关史家参考，如有讹误，恳请指正。
　　
凶案的蹊跷之处

　　“017案件”在外间之所以被传得神乎其神，是因为案件的发生确有许多蹊跷之处。

　　蹊跷之一是发案时间。第二届“学代会”11月中旬开幕，为时一月，闭幕式是12月15日举行的。谭很喜欢下基层视察。闭幕式前，他一直巡游专州，13日才返驾回昆。讲话稿由秘书事前拟好，15日他去会上念过，计划18日左右还要外出视察。凶手不早不晚，恰恰非常准确地把暗杀选定在了17日。

　　第二是警卫条件。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他的警卫员们不例外，也被拉走了三个，仅仅剩下两人。

　　第三，环境条件。谭甫仁住解放新村32号。解放新村是一个大院，位置所在，解放前还系城郊野地，富人们的别墅区。这片地界解放后悉数划归了驻昆部队，四面高筑围墙，将其中若干别墅整个儿圈起来，取名为“解放新村”，也就是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谭甫仁所住32号就是其中之一幢。别墅围墙很高，一般人，即如凶手那样搭上一条凳子是绝然不能爬进去的，除非梯子。而事实上凶手就只搭了一张条凳。这张条凳是从食堂拿来的。32号对过，隔着一条窄路就是军区机关中灶食堂（即干部食堂）。我们每天都在那儿吃饭。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所谓蹊跷疑点，如：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偏偏出事前一两天失踪了……这些应该是好解释的，这类作案的环境准备，哪怕单个人也完全能够实施。而前面说到的几个条件，外人、单个人就很难办到了。

　　问题恰恰在于：凶手正是昆明军区前保卫部副科长王自正，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了若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保存枪械的保密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柜取枪。王兼过多年枪械保管员，密码早稔熟于心——所有条件他都已具备——“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中国西南一隅的惊天大案，顺理成章该由这个叫王自正的军人来进行实施，并且得手了。
　　
暗杀全过程回放

　　和谭甫仁32号后墙平行置建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的住所，也是一幢别墅（号码记不起了）。两幢别墅背靠背，后墙之间的距离约摸两三米。王的围墙也很高。两堵高墙之间的夹道就被谭的警卫员用砖石在两端砌起短墙，围出一个长条形的小天地，开成了菜畦，种些葱蒜豆苗之类的作物，并从32号的厨房专门开一小门与菜地相通。

　　问题就出来了：短墙的高度远远低于别墅本身的围墙：这就留下了隐患——凶手王自正正好就是由此短墙爬进去实施了凶杀。他是从食堂取来凳子的，站上去，很容易便进入了菜地。破案者提供的线索之一：凶手身高约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这身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墙而入。

　　1970年12月17日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王自正是凌晨4点左右潜入的，那时候军区大院绝对安静，所有人都安卧睡乡。他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由短墙而入菜地，由菜地而入厨房，由厨房而入小院，进了小院，他非常方便地便踅上小楼，逼近了谭的卧室。

　　谭甫仁卧室在二楼，凶手非常清楚，径直敲响了应该由谭居住的主卧。
　　那一晚，谭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闻声起床开的门。
　　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接下来的情节是目睹过现场的人的推断：
　　王自正问：“谭甫仁在什么地方？”
　　王里岩回答：“不知道。”
　　凶手急眼遍搜屋子，谭果然不在，于是他开枪把谭夫人射杀。

　　根据看过现场的人介绍，说夫人是被逼坐在沙发上击毙的。子弹正击额心，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凶手显然是用枪口死死顶紧夫人额头抠动枪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声音更小一些。

　　1970年12月17日凌晨五时许，昆明城绝对安静，军区大院绝对安静。这枪声绝对惊天动地。手枪既已抠动，凶手接下来显然该是准备逃走了。恰恰命中注定，那一晚，理该谭甫仁死于非命。他住在旁边另外一间屋，听见枪声，他便往外跑。几乎和谭同时跑上走廊的，还有他的姨妹，排行老六，人称六姨，在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供职。其时她也住在二楼。她跟出来，听见谭大呼“什么事？什么事？”直往楼下跑，于是她也跟着跑起来。

　　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被打破，谭甫仁当时如果闭门不出，对方是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子一间屋子搜寻的。谭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身后急追不舍。从二楼仓促而下的队伍形成这样一种格局：谭位处第一，凶手第二，六姨第三：三人一溜儿地往楼下跑了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凶手只有20发子弹，而且分装在两只手枪里。我们已无法证明装在凶手手中这柄凶器中具体的子弹发数，反正已经用去一颗，如果有人能够参与搏斗，将凶犯的子弹再消耗一些，整个事情的结果可能就会完全改写。可惜，六姨她没有这样做。事后，她只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了线索，说凶手身着军大衣，面带口罩，脸略胖圆，大眼睛。如此而已。

　　谭甫仁当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急于要呼叫警卫员。出生入死的将军在和平年代过得太久，他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可惜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沉睡正酣呢！

　　警卫员就十八岁，是不是瞌睡太大？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只管往一只裤筒里塞 ……

　　几年后，邓小平复出主政的1975年，公安部派副部长赵苍壁来滇重审此案，那时事过境迁，已被关得晕晕乎乎的警卫员才如实招供——我没有一手资料，对于其中细节不敢妄言。只记得某日省委办公厅一位负责人从重审地云南财贸学院回来，很是愤愤在我们办公室说了句“简直莫名其妙！”接着说了，你们知道那一晚警卫在干什么？和保姆如此这般啪啪啪！——房门砰砰山响，他以为有人捉奸呢——那年月通奸的事，罪名可是大着呢。小伙子不敢开门。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窄窄的小天井里，谭甫仁已无处可逃，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开始对自己的猎物进行射击。仅仅在一个小时前、半个小时前、甚至几分钟前，这位“猎物”在2300万云南人心目中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而现在，面对握着一柄手枪的小人物，却顿时变得如此渺小不堪！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没完没了的政治争斗总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演绎着人生戏剧。

　　前面说了，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为此他作过很多指示，比如：“（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根据有关统计，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追查“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一万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伤打残，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云南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曾在50年代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叫《我们播种爱情》，而事实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旗幡之下，那年代播种的却是太多的仇恨。播种仇恨的始作俑者当然轮不到谭甫仁将军，但在云南，他毕竟需要对那么多冤魂和无辜者直接背负责任。于是，在广阔社会上演的惨剧，不可避免地被微缩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32号院的小天井里，以一对一的形式重演一次了。

　　按当时官方传达的案情，说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是凌晨4点50分。但是等到秘书赶来，等到把情况向军区各有关部门首长通知到位——不知道处理问题确实需要这么多浪费时间的繁文缛节？还是机关办事效率太低了些？反正等到在党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对军区司令部大院实施戒严，已是早上6点。

　　冷面杀手的效率却是很高的，在第一波暗杀得手之后，他已经非常从容地走出司令部，去政治部大院开始他的第二波暗杀行动，接着又非常从容地回到了他的住地安然入睡。

　　王自正被监视居住于距离解放新村仅仅一两千米的西坝、昆明军区原战俘管理所。文革大规模群众斗争已告一段落。云南的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生死搏斗，早在一年前便以谭甫仁的“划线站队”而尘埃落定。剩下的事情就是对上面说到的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或其他嫌疑人等进行没完没了的审查、处理。王自正正是前面说到的许多被审查者之一。军区的这些“准囚犯”当时就集中在西坝俘管所的院子关押。王的仇恨不是他一个人的仇恨，客观上代表了一大批人。他除了对谭甫仁恨之入骨，对虐待他们的整个对立面都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原单位负责人保卫部一个叫陈汉中的上司，成了他的第二个刺杀目标。谭甫仁既已杀掉，天还早呢，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陈也一起干掉。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着一条街。他走进去应该是5点多一些，天依旧很黑。街道依旧很静。他不知道陈汉中住房的具体位置，依稀找到一间房门便敲。开门的是一位13岁的少年，昆明一中学生，叫马苏红。迷迷瞪瞪起床来，他给王自正指了陈家位置。小孩对王很面熟，指路后又自个儿囫囵睡了。

　　非常幸运，陈汉中当时不在昆明，他出差上海了。王暗杀无果，匆匆忙忙又潜回了西坝。
　　一位正被审查者，何以能够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这当然大可存疑。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家伙已被关押数月，好像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图谋不轨的危险行为，或这种关押本身就形同儿戏，漏洞百出。总之，后来的事实已经说明，平常凶犯时不时回家过夜，这种事监视者也浑然不知！监管形同虚设，不出事才反而不正常呢。

　　王自正已经把他想做的事情做完，回到俘虏管理所，他心满意足地平静睡去。

　　大搜捕正在全昆明开始。
　　
我的印象

　　凶杀发生那一夜，我正在军区大院8号“谭办”值班室安睡。

　　离32号有相当距离的8号楼是解放前美国新闻处的住所，也是一幢小别墅，绿树花藤，森然一片，很静。其时我为单身汉，除办公室并无别的地方安身，那一晚自然在8号院值班室高卧。那时手表对于我尚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独卧小楼，绝对毫无时间观念，每天同事们进门了，我就知道上班了，马上起床就位。1970年12月17日这天早上，偏偏谁都没来上班。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发现时间不早，我急忙赶去食堂吃饭。食堂早已大门紧闭。整个大院一派冷清。正觉蹊跷，但见食堂对面许多军人，一个个默默低头徘徊，在32号周围的草坪上做地毯式搜寻。那一天天气极冷，寒霜将满地染得一片雪白，白霜上踏出的脚印狼藉杂陈。当时我就纳闷：是不是秘密图纸丢了？虽对侦破一窍不通，但破案小说是读过的。像这样搜寻案犯，我想，不但找不到线索，原有一点线索倒可能被这帮人破坏殆尽。

　　饥肠漉漉，我又骑车去街面觅食，这才发现，1号门、环城公路侧门和东寺街侧门都已封锁，确信是出什么事了。

　　忍着饥饿回到8号，站在门口的警卫员对我的孤陋寡闻大感惊讶：
　　你怎么不知道呀？谭政委，出事啦！
　　从那一天起，我被独困在院里整整三天！

　　8号寂寥有如死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我都无从知晓，有一种坐牢的感觉：一座很别致的牢房。只是每天夜里都会有荷枪实弹的军人惊吒吒闯进来，手臂上扎一条白毛巾。他们一进来就把守住各个门口，然后气势汹汹要我将办公室、卧室的门和橱柜一一打开。好像凶犯就窝藏在这幢人迹罕至的小楼某个角落。

　　三天后，开始上班。谭死了，我到主任甫汉那间椭圆形办公室请示问题。四十多岁的燕赵大汉，正独个儿扑在办公室前伤心地哭。他说，首长已经走了，我还能说什么？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按照军区统一布置，我们就每人写出交代，以小时为单位，详细说清那些天各自所作所为，包括每个细节。我记得我写得绝对清楚：几点，去食堂吃饭未遂；几点，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学毛著、马列；几点，学习累了去院里一人散步；几点，在阳台上独拉二胡；几点洗脚上床，一个人唱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均无证明人，除了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
　　
案破前后

　　案发当天6点，军区大院被封锁了，全城进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据六姨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为有作案嫌疑。

　　问题是，虽然破案搞得声势浩大，风声鹤唳，但事过多日案件侦破仍毫无进展。听说是周恩来非常生气了，再次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在内部。此话不是原文，我也未见到准确的书面材料。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的如此判断当是十分精准、一针见血的。于是全军区开始查验枪支，某日，保卫部副部长王庆和突然发现保险柜中两支五九式手枪及20发子弹不翼而飞！保密室的门窗绝无撬动痕迹，保险柜暗锁完好无损！周恩来所指问题在内部，可谓千真万确了。

　　昆明军区于是急调十一军副军长赵泽莽来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卫部大多数人员一时都成了嫌疑对象，被弄到城外军区外训队“学习班”接受调查。原负责组织侦破此案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自知重责难逃，在学习班开班翌日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一人用尼龙网兜悬挂床头栏杆，自缢身亡。

　　赵泽莽原系五十四军军官。1968年秋五十四军由重庆调防来滇，次年又离滇北调，留下一部分骨干组建十一军，赵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军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军的人来主持破案，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杀身亡的原保卫部长景儒林是老昆明军区的人。老昆明军区是二野班底。我在“谭办”供职时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昆明军区不整顿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觉。“将昆明军区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军区”，是首长们大会小会都爱挂在嘴上的口头禅。

　　赵泽莽上台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目击者被重新提上来。目击者当时就知道一个：六姨。六姨已经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了，于是第二个目击者：马苏红，就是前面说到的、为凶手指路那位十三岁的少年，这时候浮出水面了。

　　马的父亲也是政治部干事，在组织机关干部回忆、提供侦破线索时，他突然想起了案发当天早上曾经有人敲门让他儿子去为他引路找人，于是向组织作了报告。侦破人员很快找来少年对详细情况进行了查询。问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马说，他只知道那人的儿子叫王冬昆而不知其父亲为谁。70年代那会儿，干部宿舍设施条件都很简陋，从无家庭卫生间一说，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公用澡堂。马苏红和王冬昆常在澡堂相遇，年龄相近，总喜欢一起玩耍嬉戏。侦破人员迅速查阅了户口簿——军区人员都登记公共户口的——很快查到了王冬昆小孩的父亲，叫王自正。

　　发现这个名字，大家就有些纳闷了：他不是正在被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吗？他不正关押在西坝俘管所吗？身被羁押，怎么能够顺利实施如此惊天大案？……马苏红那年十三岁，记忆力正好，他确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亲，而且他确信他可以指认出来。

　　童言无欺。凶手这一下被罩入法网了

　接着就带小马去了俘管所。破案人员让他站上当院小楼的二楼阳台，然后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到院子当心打扫庭院。马苏红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认了出来。侦破人员问：确实吗？他说，确实。接着马上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在操场上集合排队，让马苏红从队首走向队尾，对所有人员再过一遍——马又一次准确无误把凶手辨认了出来。几十年后，马已身任云南省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他对我说起当时情景还记忆犹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记得清楚：恐慌，惊讶，非常绝望！好像汗水都吓出来了。”他说。

　　这算不算一个非常蠢笨的做法呢？凶手确实被指认出来了，显然又已打了草，惊了蛇，后来抓捕凶手时出现重大失误，就毫不足怪了。

　　应该说，抓捕王自正是并非草率的。把王圈定为重点嫌疑对象之后，还做过相应而必要的证据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我就看见许多士兵赤脚涉进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寻找那支保卫部遗失的“五九式”手枪。在西坝河冰凉的河底没有捞出什么结果，而在“学习班”墙外的垃圾堆中，确实找到“五九式”手枪一支——可以认定王行凶后返回途中把枪扔进了厕所，被掏粪农民和粪便一起掏出——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认定王自正为凶手，应该没有问题了。

　　抓捕是在晚上10点半左右进行的。陈汉中和另外一名保卫干事来到隔离室，通知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说：起来，到饭堂去一下。有点事。

　　王下床，俯身佯作穿鞋状，突然从床下又掏出一支五九式手枪，对准来人便射——垃圾堆里发现的手枪确实是王扔的。但是，保卫部明明知道丢失的手枪是两支，那么，凶手手上肯定就还有一支了，破案人员为何将如此重大的线索疏忽了？——凶手共有20粒子弹，12月17日凌晨用去四粒，肯定还剩下多粒。杀手迅速地对来人一人一枪，弹无虚发，一重伤一轻伤，趁二人扑倒在地，他往门外直奔而去。——只是他已无路可逃。枪声把守候南屋的战士全都惊醒，他们纷纷提枪对冷面杀手射击。

　　王自知逃脱无望，于是将枪口迅速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事后检证：凶手自杀所用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另一支。
　　
凶案余音

　　凶手王自正，河南内黄县人。按照当时的说法，在此前二十余年的1947年，内黄县武拐村曾发生过一起凶案：富农分子王某实施反革命报复,曾纠集其堂弟王志政等多人枪杀了本村武委会主任武某。后，王某于解放之初被我人民政府镇压。首犯既殁，所有线索亦随之中断，案悬二十余年再无续事。文革“清队”旧案重提，武拐村革委便有一纸公函直寄云南省革委，接着呈报谭甫仁。其时昆明军区本已决定将王贬去文山自治州军分区保卫科任职，既有人举报其旧案涉身，且所涉案情严重，那就把他揪出来吧。谁说中国人做事不讲究量化管理？那时候搞任何政治运动，总是揪出的阶级敌人数量越众多，革命成绩就越伟大。于是该王被隔离在俘管所，一关就是七个多月，自由遥无定期。

　　姑不论当时本无法制可言，仅就事论事，这儿至少有两个问题存疑：一，该王如真为当年凶犯负案外逃，为何把名字仅易二字而不改得更彻底？二，就算是此王自正确属彼王致政，那么，既已隔离，就理当严加监管以防不测。事实上，案破后披露的大量证据表明，监管七月，被监管者把监管人的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而被监管人回家过夜，甚至后来行凶归来安然高卧，监管人却浑然不知。王畏罪自杀，当是咎由自取。几十年前发生在内黄县武拐村的凶案，也因他的死而再次断线，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桩更大的凶案：将军喋血，全国震惊。这不是对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莫大讽刺么？

　　再说谭甫仁。将军遇刺不到一年，即1971年9月13日，被写进中共“九大”新《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彪突然乘机出逃，摔死外蒙温都尔汗，所谓“四野派”随之也陷入了尴尬困境。如果按当时标准来划线，“四野”出身的谭甫仁很可能被拉上林氏路线：1970年的庐山会议他就算是一个角色。如果不遇刺身亡，那么等到“九一三”发生，他会不会莫名其妙也被卷入别样的政治劫难？这也是个变数。文革那样的政治环境，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整人者如此，被整者也如此。

　　再说专案组。王自正饮弹自尽——而且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017案件”确实就属他一人所为，凶案应该于此告破了。但事实上，该案在理论上却迟迟没有结案，专案组趣味盎然，一直存在：一下子又拖到了“九一三”。林彪已经在北漠摔个粉身碎骨，那么，让同样属于“四野线”的赵泽莽来继续主持破案显然已不合适。专案组领导权再度易手，又改由昆明军区的老人重新组阁。赵专案组的人又成了嫌疑对象。死一个像谭甫仁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是不多见的，这个题材必须用够。70年代，整个国家都在“翻烧饼”——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乙派翻过来又整甲派。专案组要翻翻“烧饼”当然毫不足怪——事情就这样一直拖到了1975年，邓公小平复出主政，这才派公安部副部长赵苍壁前来云南重审此案，算是对“017案件”做了最后了结。

　　逝者已矣！现在，无论怎样评说谭案中那些个相关的人和相关的事，包括每一个细节，甚至为此争个喋喋不休，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昆明军区32号院里的惊天大案、包括凶案侦破过程本身，都那么鲜明、那么无奈地折射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悲剧——这才是需要人们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