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公权力私有化”的验证

——对武汉水院文化大革命过程的感悟

【公孙明按：这是一篇对文革研究非常深入的文字，从点切入面，见木之后而见林，是今日要了解文革者必读。】

　　老田 

　　【本文是对武汉水院张建成老师文革回忆录《岁月留痕》(该书已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的读后感，首发于“六十年代”网站：http://www.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020】 

　　用过多的谎言编撰文革史，从长期看来，消极后果越来越严重。每一部亲历者回忆录的出版，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在客观上都构成对党阀学阀联手编撰的“谎言文革史”进行一次反驳和证伪，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下称“水院”)张建成老师的回忆录《岁月留痕》就是这样一部很有分量的证伪著作。

　　老田曾经为学习文革这一段历史，对张老师访谈过好几次，一度自以为对于水院的文革有了相当的了解。这一次拿到张老师的回忆录《岁月留痕》书稿，先后读了三遍，仍然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水院的六次权力结构变化与文革运动起落的关系：每一次权力结构的变化都引起其后的运动走向变化。与许多高官回忆录相比，更难能可贵的是，张老师没有揽功诿过，而是严于解剖自己，对文革为什么失败和自己的不足做了深刻的反思，甚至还就自己在改革时代“落伍”做了自我批评。

　　一、文革十年水院权力结构的六次变化

　　在水院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间，主导文革的权力结构先后发生了六次变化，可以由此划分出段落分明的六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省委工作组和党委联合领导时期

　　这一阶段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月，湖北省委先后两次派出李凤翔和刘真带领工作组进驻水院。工作组和院党委共同商定的文革运动是按照反右派的模式进行的，预备在学校师生中间进行左中右排队，还秘密召开所谓的“六一三左派会议”，发动一部分学生预备搜集材料，预备把另外一部分学生打成右派。

　　在文革的第一阶段，水院的运动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截然相反，不是向上指向当权派，而是向下横扫：“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九月，基本上是先由党委领导，后由工作组、党委共同领导，矛头向下大揭大批，然后是省委工作队党委领导反右派，最后由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破四旧、抓‘南下一小撮’，都是由湖北省委领导的、有组织的运动群众。”(引自张建成《岁月留痕》，以下引文凡未注明者均引自该书)

　　这一阶段的成果是：“工作队进院有效时间约50天(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在这50天里，工作队与院党委一起，主要工作是抓师生员工中的右派，从摸底排队，发动揭、批以引蛇出洞，直到全面反右，其结果在水院整死2人，抓1人，院重点批斗4人，各系、各部门点名批判一百多人。”其中“张庭英老师割腕自杀身亡，罗守琳老师跳江自尽，有个学生精神分裂了，被关到了武汉精神病医院。”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毛泽东决策撤销工作组，等到党委和工作组“向下打击”这个运动方向被毛泽东扭转之后，水院党委张茀茀承和李喜尔等人设计了新的运动方法和方向水院在张茀承等人的操纵之下先是成立了文革委员会，然后又成立了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继续体现省委和院党委的运动意图，违反法律和党纪大搞抄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我院红卫兵在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对院内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进行了大规模的抄家活动，这时出面抄家的红卫兵是官办的，由院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在撤销工作组和公开发布布《十六条》之后，张茀承等人操纵成立“文革委员会”以及随后的官办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学校里继续推行他们的意愿。不管是开始的“左中右排队”还是随后的“反击右派”、乃至于后来的抄家运动，以及在省委指导下的“驱赶南下一小撮”，都与中央公开的指导性政策没有关系。

　　第二个时期：是造反派形成并逐步掌握主导权时期

　　从水院的文革时间可以看出，造反派之所以产生，以及造反派与保守派对立的形势和内容，都内在地与当权派的倒行逆施有关。正是在省委和院党委领导运动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个明显的附带后果——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坚定的对立面：“在广大师生中造成了派别差异，工作队封了一批左派、斗了一批右派，这为在以后的运动中形成派系斗争、特别是革与保的斗争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在后来发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过程中间：“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省委、院党委及省委工作队党委的当权派，而以文化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多数派则坚定地站在当权派一边，反对和阻止造反派的一切行动。于是，形成了群众中革与保的两派斗争。”

　　造反派的形成和壮大，肇始于对水院当权派“左派会议”安排的质疑，在七月遭到反击之后处于低潮，撤销工作组之后丁家显等开始写出公开信表示不同意见。北京南下学生的支持和到北京串联参观受到的鼓励，是少数派壮大的转折点，后来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和公布布“黑材料”以及为那些受打击的同学平反等关键环节，揭露和批判当权派的倒行逆施，争取到绝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少数派已经成为水院的多数，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

　　从水院的文革实践看，造反派特别是造反派的中坚分子——老造反派——主要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或者中央政策指示而造反的，而是作为省委和院党委所引导的倒行逆施的批评者身份出场的，换句话说，造反派是反对文革的当权派“反向动员”出来的。如果没有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倒行逆施和不得人心，就没有老造反派的强烈批判意识;如果不是当权派对批评意见的残酷打击，就没有造反派发誓要与这一拨势力“血战到底”的坚定性。

　　当权派在水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民间的强烈批判意识，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的“六一八事件”就是这种批判意识的初步体现。随后，以张茀承为代表的当权派，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在取得省委书记许道琦的同意之后，在七月份部署“反击”，作为这个反击部署的高潮就是：捏造罪名构陷大三学生郭明正。

　　一九六六年十月“参加北京国庆活动回校以后，少数派干了三件事：一是出一批大字报，介绍中央领导讲话，介绍北京运动情况。二是组织召开批判资反路线线誓师大会。三是召开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绍会。这三件事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少数派获得了群众的好感与信任，取得了运动的主动权。而多数派的领导人回校后无所作为，在等待省委的指示，脱离了群众，陷入了被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底，张茀承等人拒不按照中央文件要求把黑材料交回给群众，而是在行政大楼偷偷处理，试图烧掉，结果被丁家显为首的造反派得知并抢出来公布布于众，结果造成“这对院党委、各总支来讲则是致命的一击。黑材料是党委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铁证，从而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的铁证。”

　　“从参加北京国庆活动返校到十二月底，经过三个月的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揭露院党委、工作队党委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及‘七一五’反右、抓捕郭明正等执行资反路线线的事实，到黑材料的曝光、郭明正平反，反反复复的一系列事件，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什么叫镇压群众运动，什么叫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什么叫两条路线线的斗争。一系列的事实使大家具体地看到了，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从而教育了广大群众。”

　　水院文革早期，造反派所做的事情，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让全院师生看到了当权派是如何倒行逆施的，他们的行为不仅不符合中央政策、违反法律，而且以张茀承、李喜尔为首的权贵所操控的野蛮抄家和残酷迫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泯灭人性的地步，就算是一向紧跟当权派的保守派也没有办法有效地为他们辩护，结果是人心离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造反派才取得了优势。等到一九六六年冬天，水院中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趋于瓦解，形势变化不利于当权派。“保守派的‘大学校’从组织上、思想上都瓦解了，很多人转到了造反派一边。原来坚定的人，也开始怀疑省委、党委中一些人言论、行动的正确性，于是开始逍遥起来了。‘大学校’已经不攻自垮了，院文化革命委员会也在斗争中靠边站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的人孤立了，造反派队伍壮大了，在斗争中组成了各种兵团，相互支持，形成了有战斗力的组织，掌握着着运动的大方向、主导权，控制了学校的宣传阵地(广播台与院刊)。造反派已经在政治上、组织上、宣传上都处于主导、主动的地位。”

　　第三个时期：是军队支左并且镇压占优势的造反派力量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军队支左之后情况大变：“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经过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的拼搏后，形势一片大好。但在武汉军区介入后，形势急转直下。”“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开始，到一九六七年的‘七二〇’事件，漫长的五个月中，他们取缔工人总部，大肆抓人，压迫钢二司、钢九一三，分化造反派队伍，拉一派打一派;扶持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实行武力清剿，实行白色恐怖;公然抗拒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发动‘七二〇’兵变，扣押殴打中央代表……。”一份官方编撰的党史，晒出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部分的杀人成绩单：“据不完全统计，6月份仅武汉市就在武斗中打死108人，打伤2774人。”(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在湖北80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345頁)水院较为幸运，在百万雄师的武力围剿中间，有七人被长矛刺伤，总部勤务组成员严菊明、动态组钟光超老师都被百万雄师用长矛刺伤。

　　如果说一九六六年文革早期是省市委和各单位党委的表演时间——在公众面前表演他们放肆地践踏政策和法律的话，显然一九六七年元月底“军队支左”之后，就成了军队当权派的表演时间了，这一次的表演除了践踏政策和法律之外，还要加上残暴的镇压场景和野蛮的杀人情节。文革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所有的当权派群体都获得了表演机会，反过来，民众也获得深度观察和识别当权派的机会。

　　第四个时期：是革委会成立和派性分裂

　　经过各个组织的协商，水院革委会由37人组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水院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成员协商过程中间，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和标准：“在委员条件上，井冈山兵团主张看贡献，提出防止有人摘桃子;以红旗兵团为首则提出革命不分先后，主要看他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是否得到群众的拥护，提出革委会是全院师生员工的，不是哪个兵团、哪一家的。双方的说法其实都有所指，没有捅穿而已。这些提法、指责都成为日后派性斗争的内容。”两种不同的标准，意味着不同的革委会席位分配方法，为了最大化本派别的席位数：“文化革命中，各派死抱住自己的山头不放，为自己的山头多争些利益，以文革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别的组织，要以自己为核心实现大联合，所以总联合不起来，即使表面联合了，心里不服气，所以争论不休，战斗不断。”

　　在革委会成立之前两派就有分歧，成立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派性斗争，结果，派性斗争的分量太大，成为压倒其他事务的重头戏：“红水院两派的斗争，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一九六七年九月算起整整一年，从一九六八年三月两派正式分裂，到工宣队进院也有半年时间。造反派组织是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形成的，这样算起来，派性斗争的时间占了一半。”

　　无原则的派性斗争，后果是“革委会已名存实亡，无法开会，更不能统一领导，两派各行其道。上级发到革委会的会议通知、各种票证都是两套，由支左办公室安排，两边都照顾到。这些方面没有产生冲突，但整天的高音喇叭声吵得人不能安生，群众敢怒不敢言，越到后来，逍遥派越多。”

　　革委会内部分成互不兼容的两个山头，导致新的无政府状态，“从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的谈话来看，我认为毛主席派工宣队进学校，目的是制止武斗，消除资产阶级的派性，进行斗、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时间大概在一年左右。”“但事与愿违，从工宣队进院到军宣队撤离学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个月;再到工宣队撤离学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斗是斗，主要是斗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谓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东西，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教育干部等等，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意愿。”

　　第五个时期：是军宣队、工宣队掌权时期

　　革委会内部的派性引导了群众组织中间的派性，结果导致革委会无法工作。工宣队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进驻，军工宣队的第一任指挥长是宋国英，他在学院期间的工作，主要是消除派性，清理阶级队伍，整顿纪律、秩序。

　　“工宣队进院，革委会靠边站，不说取消，但也不起作用。”“说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实际上是军队干部控制一切，决定一切，院、系及行政部门和处、室一把手都是军人。”

　　“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在组织上及领导系统上的改革，实行军事化编制，进行军事化管理，以实现迅速改变学校面貌的目的。”“学院下面面成立四个大队，原一、二、三系分别改为一、二、三大队，行政管理部门成立四大队，大队下面面设连、排、班。机关设四个组：办事组、政工组、教育革命组、后勤组。”“各大队的行政领导由工宣队员担任，大队政委和机关四大组的组长均由军宣队员担任。”“湖北省成立“文教战线线指挥部”，正副指挥长均是解放军，是学校工宣队的上级领导机关。”

　　“从此，由解放军领导学校的一切，广大师生员工由学校的主人变成了被改造的对象。他们按照军人的要求，早上出操，开会要列队进入会场，列队离开会场，开会前要唱歌等等。”

　　“从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的谈话来看，我认为毛主席派工宣队进学校，目的是制止武斗，消除资产阶级的派性，进行斗、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时间大概在一年左右。”“但事与愿违，从工宣队进院到军宣队撤离学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个月;再到工宣队撤离学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斗是斗，主要是斗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谓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东西，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教育干部等等，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意愿。”

　　为了实现彻底镇压造反派的目的，为解决派性问题所排出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成员主要由造反派组成)已经不敷使用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工宣队进行了一次大换班，指挥长宋国英离校，樊马义接任。工人也全部换了，由国棉三厂、青山热电厂派工人进驻我院，铸钢厂和车辆厂的工人全部回厂，工人副指挥长由国棉三厂的吴玉清师傅(女)担任，时间不长，又由国棉三厂的朱三梅(女)接任，工宣队员均换成了原保守组织的成员(第一届届工宣队员多数是造反派)。”“指挥长樊马义与宋国英的作风也绝然不同，这届届军、工宣队从进院开始贯彻五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以后又进一步清查‘五一六’分子，时间长达两年多，全部精力用于整造反派。”“有人说，这届届工宣队进院的目标与任务，就是要彻底整垮造反派，进来的人、起用的人都是保守派的，斗争的对象都是造反派。”“经过他们的‘分析’、‘研究’、‘重点突破’、诱供、逼供、信供，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有四百400多师生员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占全院师生的8%左右。”

　　第六个时期：重新成立党委到彻底否定文革

　　“从一九七二年九月开始，工宣队指挥部已不再领导一切了。党委书记是军代表吴绍文，副书记3人，革委会副主任6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委会，有其名，无其实，因为委员都被隔离审查，至今未解脱，副主任张如屏、张建成都被当作敌我矛盾排除在外，所以此时的革委会没有委员，没有群众代表，只有上级任命的主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在群众性批林批孔运动的压力之下，水院内部产生了一点点新的变化：“为了领导好批林批孔运动，党委决定成立院批林批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长常树荫任主任，任命我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总支书记任组长，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师为组员。主要任务就是为“两清”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处理黑材料。”看起来，要那些官员执行政策，重视事实和法律，如果没有外在的群众运动的压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一次落实政策、改正当权派制造的冤假错案，都是逼不得已。

　　一九七六年各级官员趁着着“粉碎四人帮”的“东风”，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积极推动所谓的“揭批查运动”，把文革中间整治造反派的“两清一批”运动的衣钵延续下去，继续制造冤案镇压造反派：“抓捕‘四人帮’后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所谓有牵连的人就是指那些积极支持与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造反派中的骨干，所谓有牵连的事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

　　在与大的“揭批查运动”配合的同时，一些官员个人的“小九九”也搭上顺风车，水院当权派栽赃给造反派的“所谓‘批宫揪张’，实质上是某人的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那个年代，只要把自己说成是被‘四人帮’及其爪牙迫害的，那就是革命者，就是英雄，一举两得，既可打倒张建成，也可抬高宫雨屏和张茀承的身价。”“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对我进行逼供。”在文革前后，每一个运动都结合着着当权派的私心和私利，正是因为这样，每一个运动都搞得有声有色，除了上头的号召和组织原则之外，各种私心杂念都得到搭顺风车的机会。

　　有意无意地给官员实现自身机会主义目标的空间，甚至在一段程度上诱导这些，反而是一些领导人巩固自身权力的诀要，这种上下结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场腐化堕落的加速器。从捷克流亡到瑞士的学者希克指出：“只有当第一书记实行的政策或多或少地符合官僚机关的根本利益时，他才能取得个人的统治地位。如果他企图进行一次违反官僚利益的政治变革，那么他迟早就要失败。”(〔捷〕奥塔·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页)在中共高层刘少奇和邓小平就是这样的聪明人，邓小平废除四大、明确保证二十年不搞运动，刘少奇明确主张“驯服工具论”“入党做官论”，就是这种官场智慧的体现，反过来，毛泽东则逆官场潮流而动并预先做好了“摔得粉碎”的心理准备。

　　二、公权力私有化的扩张趋势——张茀承在官场中间的代表性

　　一个官员如何看待自己的权力，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下级，如何执行政策和法律，这对于其权力范围内的政治状况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文革的各个时期，当权派明目张胆地违反政策和法律，这是一个共同的现象，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张茀承等人在省委许道琦和工作组的支持下把群众整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军队支左之后武汉军区陈再道等人镇压造反派，军宣队工宣队派进学校之后很短时期就进行“大换血”，目的都就是为了服务于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二年成立的各级党委一直主政到“四人帮”被抓之后的“揭批查运动”，其关于文革的作为都是系统地违反政策和党纪的。总而言之，从文革前后的政治实践看，当权派普遍地不执行政策和法律，而是按照自己的私心和需要去行使权力，这就意味着着：对文革演变过程的解释也必须在政策和法律的视野之外去寻找原因。

　　非常遗憾的是，好干部往往成为官场的例外，而恰恰是那些自私自利、作风恶劣的坏干部拥有代表性。张茀承的代表性往往体现为一个逆向选择过程：从官场中间逐步地淘汰好干部，坏干部的比例就越来越大，水院官场就有这样的长期趋势。就文革所暴露的官场行为看，张茀承恰好就是那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在张老师的记忆中间：“张茀承的权术运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善于抓住机会，条件成熟时，果断出击;需要忍耐时，他一定会隐藏起来;需要表现伤心的时候，就能痛哭流涕;需要编造谎言时，他就大胆地编，达到目的为止。他对人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他可以为亲信包庇掩饰错误;他对上报喜不报忧，说假话，对下压制不同意见，制裁反对他的人，搞一言堂的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张茀承的这种种作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公权力私有化”——把执行政策和法律实现管理的公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任用私人建立独立王国)用以追求私人利益扩张和权力为小圈子服务的私欲。而独立王国的建设成就越大，权力得到制约和挑战的机会就越小，就这样，权力的第一步腐化为第二部腐化开辟出新的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要解释文革为什么按照那个样子搞法，以及为什么会搞成那个样子，中央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思想都没有办法解释，恰好，张茀承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官员及其利用权力的方式，更能够贴切地解释文革前后的状况，也就是说，不是政策设计、指导思想或者是制度、法律，而是官员的“公权力私有化”愿望有着着更高程度的解释力。张老师精辟地指出：“根据我在文革中与这些人的接触，我觉得他们是一些风派人物，没有原则，没有信仰，跟着着权力、利益走。这种人在洋人入侵时，会不会成为汉奸就很难说;但当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他们肯定是拥护的，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要想说清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的许多事情，要解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水院党委主要领导人对一些干部、教职工、学生痛下杀手的原因，就要讲清楚水院党委主要领导人的行为准则，以及这个利益集团对内对外的矛盾与斗争，当他们达到目的后又是如何构建他们的独立王国的。不管他们内部为了权力而斗争，矛盾有多大，但他们始终执行着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干部政策。”

　　为了实现党同伐异的目标，张茀承在“生活作风错误”问题上包庇常树荫，同时处分并拱走李贞儒：“常树荫犯过生活作风的错误，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还有过一个非婚生子。此事发生后，张茀承包庇常树荫，既不准知情人讲出来，也不进行组织处理。由此，常树荫对张茀承是感激涕零、忠心不二(以常树荫掌权后就不一定了)，成为张茀承的得力助手，进而成为张茀承的接班人。”优先提拔那些违法乱纪的坏干部，让他们感到来自上级个人庇护的好处，这等同于是一笔投资，可以指望在未来货到回报——看涨的预期收益，张茀承保护坏干部显然可以增加自己的预期收益，正是在这种预期收益的激励之下，张茀承必须超越政策和法律的许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压制住内部的不满。反过来，如果违纪行为人有可能威胁到预期收益时，那就需要反过来按规则行事：“一九八七年，李贞儒与办公室打字员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揭露，兼任院纪委书记的高进珊要立案调查，把事情搞大，而常树荫则千方百计要保李贞儒，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是让李贞儒死不承认，以为这样就无法作结论。这一招没有奏效，……高进珊这边依靠省纪委，由省纪委找李贞儒谈话，李贞儒最后承认了。学校给了李贞儒个党内处分，接着着把他调到长沙铁道学院。”

　　还有一个颜国良，也得到张茀承和常树荫的超常提拔和重用，看一下这个人的文革经历和升官图是很有意思的：“颜国良作为水院‘红教工’组织的一号头头……，在抓‘五一六’时，他是最早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并揭发了我院‘五一六’的组织系统，揭发我是水院‘五一六’的组织领导者，除了反军乱军外，还整理了周总理的材料，给他看过，他还提出过修改意见等等。之后，他与造反派划清界限，碰面时假装没看见。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又成为造反派头头，慷慨激昂发表演说，参加各类会议，包括派头头的会议。他向我检讨错误，表示决心跟着着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依然十分积极。‘四人帮’被抓后，他反戈一击，我们又成了陌生人，还是见面装作看不见。对于这样的风派人物，张茀承、常树荫看中了什么?他们看中的，就是颜国良的随风倒，看中的就是要从颜国良嘴里讲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颜国良为了自身的利益，迎合他们的需要，肆意编造所谓的‘证据’。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里，让他入党，给他提干，调他到教务处，后又升任处长，之后又推荐他担任长沙水电师范学院的副院长，这就是他们对颜国良的奖赏。”

　　司马迁曾经说过“不知其人，视其友。”这就是说，你不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就看看他与什么人友善就知道了，张茀承、常树荫等人打击谁、提拔谁，鲜明地揭示了他们的内心和为人处世准则。在另外一个方面，什么人得到官场重视和提拔，不仅体现了“谁应该得到奖赏谁应该得到惩罚”的社会准则，间接地成为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指针。

　　在文革期间，选拔谁来执行政策至关重要，军宣队和工宣队进入学校之后，第一批进校的宋国英大体上执行政策，也做了一些促进两派联合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樊马义代替。樊马义本人不仅作风粗暴，而且怀有对知识分子“改造、-改造、-再改造”的狭隘心理，结果很好地实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任务。第一批工宣队成员多数是造反派工人，进入学校之后也能够执行政策做一些两派团结的工作，但一样被换成保守派成员，在樊马义的领导下，在水院师生中间采取“逼供信”手段罗织口供，打了四百多个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占全校师生总人数8%)。不仅仅像张茀承那样为了巩固个人权力需要仔细地选人当权，就算是要实现当权派镇压造反派这个共同目的也需要采取换人政策，看起来，当权派都能够娴熟地找到合适的人，去做他们认为合适的事。

　　虽然张老师本人受到张茀承长期的报复和打击，但他仍然客观地肯定：“就三代掌门人的廉洁程度、工作能力来说，张茀承是无可挑剔的，客观地说，三代掌门人一代不如一代。”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社会转型和官场蜕化程度相关，在文革结束近四十年来，应该说，公权力私有化的趋势是有增无减，与这个趋势相匹配的官员个人，其私心私欲的扩张也是同步上升的。张茀承在毛时代应该算是品德最败坏的干部典型，但是，随着着时间的流逝他反而有资格得到一张“好人卡”，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哀。

　　在官场中间苦心经营权力小圈子，固然可以实现一些私利，但效果并不那么可靠，张茀承晚年的失落还得到张老师过于泛泛滥的同情，“对一个权力欲极强、并用权力随心所欲实现个人愿望的人来说，失去权力意味着着什么?意味着着失去一切，尤其面对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常树荫、高进珊)的一反常态，由热情讨好变为冷漠，由向自己汇报、聆听教诲变为嫌弃，他无法接受，心情不好，……张茀承在被免去顾问职务后不久，身体明显差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到后来，走路要有人扶着着，否则会倒下去，腰快弯成九十度了。”张茀承的凄凉晚景也许是事实，关键是被他那颗拳拳经营“公权力私有化”事业的苦心所放大，客观上的失落被主观感受所放大——毕竟投入了那么多得到却却那么少，心情不佳是在所难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揭示了经营“公权力私有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由于此种风险的实际存在，也许，(也只能说是也许)，张茀承这样的代表性人物还有可能在批判的压力和正面的引导教育之下改邪归正吧，这也许是毛老人家说“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扩大教育面”的信心所在。

　　一个老板在自己的企业里面任人唯亲，也肯定会激起部分人的不满，但不会导致普遍的高度不满，毕竟企业是老板自己的;但是，张茀承在水院公然搞那种“公权力私有化”的经营方法，在整个水院所激发不满和批判，要强烈得多。恰好在文革早期很适合这种不满意的公开表述，文革的水院群众对走资派的反抗和批判力量，造反派之所以产生并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其内在的政治动力就在于：人们对于“公权力私有化”的容忍程度很更低。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文革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并有那么大的声势，恰好是与民众厌恶、憎恨并且在合适的气候下对“公权力私有化”发起批判的信念是相一致的。

而文革结束后，张茀承那种“公权力私有化”经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一把手负责制”正当化了，同时还在强化管理手段运用——“更多由上级掌控下级命运”——的管理和制度改革中间，预先地消弭了绝大部分来自下级的批评意见，改革年代官员对内管治权力的巨大提升，是一个长期趋势，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内部监督的可能。这两者可能是导致三十多年来各种监督制度建设成效不彰的原因所在。这个变化可以解释为：“内部监督”力量即使没有被取消，那也随着着官员权力的集中趋势而被极大地弱化了，而而在外部监督上，倒是有党委纪检、行政监察、经济审计、司法反贪等等则是一种“外部监督”，三十多年来的干部监督，近似于取消毛时代的内部监督同时强化外部监督。机构的建立，但是外部监督的强化并没有能够遏制住干部队伍的整体腐化堕落的趋势。今天的中央领导层始终怀有提高“公信力”和“执行力”的良好愿望，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三十多年来官场私心私欲泛泛滥扩张的趋势，大大地压倒了三十多年来一系列的监督制度建设成就，哪怕就算是以后继续是出台再多的好政策反腐政策，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仍然不无疑问。如果拒绝像文革那样借用群众的有组织的批判力量，那么，仅仅局限于外部监督机制的鼓捣，还有多少潜力可挖?也许需要追问一下：一味地地着着眼于外部监督强化相对于被取消的内部监督，其有效性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