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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汉地纪实(21)社教运动 (4) 2016-12-25 22:08:53

皂树村杨仲梁(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博学多闻,曾是一方名士,土改后,兄弟两人戴上了地主帽子)的弟弟,外号人称“三犟子”的杨家声,性格倔强刚烈,运动开始后不久,不堪受辱,一根麻绳悬梁自尽。(老大杨成栋,字子干,也是一方名流,土改时在铺镇中学教书,躲过了一顶地主帽子)。

离我村仅一公里的毛堰大队支书毛全安,被打斗得受不了,撇下妻子和三儿一女跳塘自杀。

这样的人间悲剧,差不多每天都在一个个村庄里上演。

喜凤的大哥路连璧,自父亲死后,是家里的顶梁柱。1962年冬,村里人刚吃饱了几天肚子,满以为有了“三自一包”的政策,这下好了,重新操起旧社会村里曾开过的烧房烤酒,大哥看人家烤得热闹,经不住别人的劝说,也跟着烤了一座。卖了三四十块钱,结去老本,赚了几块钱。到了社教时,贫下中农烤酒是认识问题,地富子女烤酒就是政治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是反攻倒算。大哥被罚款五十元,限期交清,否则拆房毁屋绝不姑息。

五十元,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当时,一个全劳力干一天活,挣不到一毛钱,全年也不过挣上二三十元。要在短时间里凑够这个数目,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大哥几次欲寻短见,要和堂哥走同一条路,被家人牢牢看住,没能如愿。这天傍晚,喜凤来学校找我,说明情况后,我立即向总务老师胡秀德求救,第二天,胡老师推说到文川去买办公用品,取回三十元。当晚十二点“政治学习”完了,我请了假,提了垒球棒(当地有狼),一路小跑送到路家冲去。有了这三十元钱,大哥把厨房和猪圈房顶上的屋瓦全揭了,给生产队抵了二十元,事情才得到了断。事后大哥曾激动地对我说:“龙德,你救了我一条命啊!”

像大哥这样被逼得欲死而未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最要好的同学王喜录,其妻余子琳的父亲(望江公社余王村人),被补定为漏划富农,积极分子一杠子下去,打断他一条腿,不但不让看病,还叫儿子用鸡公车推着四处游乡示众,终生落下瘸腿的残疾。人性的缺失和行为的残酷,已经退到了原始社会的地步。

簸箕湾的大队支书周永红,在大渠边修了三间瓦房,引起人们的嫉妒,社教时,三间房叫生产队拆去了两间。若不是妻子看管得紧,十个周永红也活不了。因心里想不通,堵着一口气,三年后,得癌症去世。

汉中县有一条横穿丘陵南端,自西向东而流的灌溉渠,满满的渠水里,隔三岔五就会飘过来一具死尸。起出,周围的人发现了还捞上来,等待家人前来认尸,后来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无人再管。若发现死尸卡在那里,就用手中的锄头一送,让他顺水而流,免得尸臭难闻,也免得招惹麻烦。

本土作家王蓬,写过许多文学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的一篇纪实散文。文中写道,在社教时,家乡(汉台区宗营镇)的渠水里飘过一具死尸,社员们把它打捞上岸,有人脱去了死者身上的衣裤,后来穿在自己身上,旁边的人还说,嗯,挺合身的。王蓬由此感叹:红军长征时,曾为牺牲了的同志身上的衣服开过会,是让它继续为革命服务?还是留给死者?那时是在长征的时候,而今天却是革命胜利以后……

曾在汉中县“四清”工作团内清办公室工作过的张大成先生,在《古稀回眸》第285页记载:“四清”中,工作组大搞逼供信,有的干部多次被打,至今卧床不起。“四清”后期多数干部被撤换处理,有些还被逮捕法办。新铺公社479名社队干部,有388名被撤换处理,其中24名被捕;王家山大队42名干部,有39名被撤换处理,其中2人自杀,4人被捕;全大队8名党员,7名被定性为“贼”另一调查组在狮子营(属铺镇公社)大队调查,结果也是如此,有些情况甚至更为严重。

近日翻阅“汉中市志”(199412月出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84,汉中县在“四清”运动中,自杀者XXX人。补定地主富农成分的XXX户。

作为市志编纂者,真的不清楚具体数据非要用XXX代替吗?当然不是,似有难言之隐或深层忌讳。但至少也有100人或100户,至多呢?只今仍是个谜。

“四清”运动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一词,它的定义、内涵实在是太深奥了。就连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的领袖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尚且为“社会主义”争论不休,互相指责、互相谩骂、互相否定、互相攻讦,小百姓要想弄懂它,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只是这“教育”二字,变成了打人、骂人、侮辱人格、戴帽子游乡示众、动用各种千奇百怪的酷刑,把人当草芥虫豸一样往死里折磨,这难道是“教育”应该和必须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吗?

秦时苛政,无辜百姓投入监狱含冤而死,变作名叫“怪哉”的虫子(见东方朔传)。日月轮回经过了多少个年年月月,人类历史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脚步声里走到了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名义下,全国却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确实有点儿“怪哉”!“怪哉”!

 

  

干部四清自杀。农民:不稀罕,大跃进死那么多人

作者:李若建

19651月中共中央发出简称23条的四清文件,把四清运动定义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时已从经济清查转变为意识形态运动。

这次运动声势浩大。甘肃张掖地区一共65万人,四清工作队1.7万人,另有1.1万的农民积极分子和大学生,合计2.8万人。

广西的武鸣县平均每个大队的四清工作队员40.6人,比土改多2—3倍。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干部表现最恶劣的事期,不少农民直接迫害致死,间接迫害致死的更多。1958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注:魏命铎:《中国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422页)

在四清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只要有一点历史问题,就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青海省民和县华林滩大队支书用拔断筋、砸骨盖等12种刑罚残害群众,打残废3人,并活埋了一个孤儿。因他当过伪兵,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1963年的后十条出台后,针对农村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的整顿力加强,原来一些饥荒中放松的控制重新收紧。陕西户县一个村,素有“合麻绳”的家庭副业。110户(中)96户干这个行当,工作队对41户罚款和补税,引起民怨,被定为对运动的反扑,为首者被定为反革命,分别判处4—5年徒刑,导致家破人亡。(注:李百灵:“发生在社教运动中的一大涉税冤案)

从土地改革开始制造敌人是控制农村的重要方式。

四川省三台县的试点公社,有345户被重新划定成分,占总户数的12.4%。日子过得好一点的,从贫农成分改划为地主,甚至有农民对自己从中农被划为富农不满,以“反攻倒算”划为地主。(注:唐宏毅:“鲁班”社教运动)

“后十条”指导下,四清运动中的阶级意识空前加强,文化大革命中个别地区发生残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惨剧,湖南省江华县被杀743人,被迫自杀的45人,其中四类分子343人,子女280人,贫下中农109人,其他56人(注:《江华瑶族自治县志》)

零陵县四类分子及子女被杀200余人(注:《零陵县志》)

云南省盐津县1968年在“杀四类分子无罪”等口号下,被非法杀害者337人(注:《盐津县志》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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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汉地纪实(21)社教运动 (3) 2016-10-15 15:54:36

我的妻子路喜凤的姨夫杨永杰,就住在杨家湾。

杨永杰原是望江寺小学的老师,1962年糊里糊涂被下放回家当了农民。四人帮倒台后,上级为当年被下放人员发放一定的生活补助,当时我在铺镇区教育办公室工作,和老同学刘隆华一起落实这项政策。奇怪的是,在汉中市(现在的汉台区)档案馆里,就是查不到他的下放审批表。这时的杨永杰白发苍苍,视力减退,走路杵着棍子还颤颤巍巍,样子着实可怜。有心帮他但无能为力,一连跑了几趟档案馆都空手而归。为什么别人的东西都有,唯独没有他的呢?档案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线索:是不是在区划变动时,窜到南郑县去了?有了这个线索,我一连去了几次周家坪,终于在南郑县档案馆里查到了一张表格。表格上面只有杨永杰三个字,其余项目全是空白,只在下面的上级单位审批栏里,有“同意下放”四个字和一个公章,并注有年月日。显然,“杨永杰”三个字不是他自己填的,是由人一手操办的。想来这杨永杰下放的也着实冤枉。好在还找到了这张表,如果没有,就被认为是自动离职,或者是开除回家,连领点生活补助费都不可能。

杨永杰弟兄三个,他为老三。土改时,被定为小土地经营,属中农成分,与上中农成分小土地出租还差一截。要把他们升格为地主富农,首先,土地面积要达到一定数目。土地面积不够咋办?有办法,添!反正农业合作化这么多年,地界早已发生变化,谁能说清楚哪一块是谁家的?即是能说清楚,谁又能给你实事求是的丈量,得出准确的结论?其次,要有为他们干过活的长工短工,没有了,编!找一些“有阶级觉悟”的人冒充,证明一写,指印一按,不就铁板上钉钉——铁定了吗?

杨家以往虽是自种自收的小户人家,但对子女上学读书极为重视,三兄弟里有两个女儿是公办教师,儿子里面有在公社、县上、地区里工作的干部,其中还有领导干部。这在村里和当地一方过于突出过于显赫。长期小农经济生产所滋生的意识里,仇富的嫉妒心理不足为怪。这大概是除了因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外的一个重要因数。

有了土地超额的材料,有了雇长工短工的证明,社教铺镇分部很快有了回复,将三家的中农成分重新划定为地主成分,解决了该村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

接下来,自然是“斗地主”和没收财产。三兄弟呼天抢地冤声不断。但只要入了这一“行”,就由不得你了,个个被“斗”得遍体鳞伤,还要挂着牌子,上写“漏划地主分子XXX”四处游乡示众。

四姨家只给留下一间四八尺(指房顶的一面,由一个四尺和一个八尺椽子连接而成,是农村里对房屋大小的通常叫法)的房子,又小又矮,充其量不过十二三个平方米。家具只剩下一个三条半腿的破桌,床没留下一张,两儿一女都和父母一起睡地铺,况且,女儿秀花已经二十三岁,两个小儿子,一个二十一岁,一个十九岁,都已经是大儿大女。门口不到二尺宽的房檐下,盘一口独灶,就是一家五口的厨房。生活的困顿与尴尬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天晚上,公鸡已叫过两遍,离天亮没有多长时间了,一连几天没闭一眼的杨永杰推醒身边的四姨:“他妈,我有话要和你说说。”

“睡,天大的事明天再说。”四姨还在朦胧中。

“我思前想后,秀花得找个婆家,早早推出去算了。这两个儿子是接(娶)不到媳妇的,将来遇到合适的人家都给人家过继(做倒插门女婿)。”

听到这儿,四姨突然一个激灵,全醒了,急忙披衣坐起:“他爸,你咋说这话?是啥意思?”

“小声点儿,孩子们都累了一天了。没啥意思,睡不着啊,想和你谈谈闲。”

“你可不能想不开,你看她三姨家(指喜凤家),从土改起到今天,还不照样活着?到什么山下唱什么歌,世上哪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不能撂下我们娘们几个不管哪。”

“你想到哪去了,我不过是想和你说说话。”

估计天快亮了,杨永杰悄悄起床朝村南的路上走去,蓦然惊醒的四姨急忙撵了出来,问他去哪?他说是昨天公社下了通知,今天一大早要去汇报思想。

“我也去。”

“人家又没叫你去。”

“没叫我去我也去,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要死一块儿死,要活一块儿活。”

杨永杰还要走,四姨一个小跑撵了过去,一把抱定他的一条腿,索性坐在地上,死活不松手。不一会儿,天渐渐亮了,村里有人起床了,过来劝他们,看看来的人越来越多,他才无可奈何地随四姨回家。

杨永杰坐在地铺上,四姨端来板凳守在门口,啥活也不干,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逝。贫协组长来了,他人还没到声先到:“杨永杰!杨永杰!大半个早晨了,为啥不上工?想当地主老爷是不是?还想摆你当‘先生’的臭架子!”

“我有病,上不成工。”

“我看你是心里的病!还想要用革命的铁拳头给你治?多半个早晨不上工,你是怎么接受改造的?是不是身上的皮在遭痒哩?……

组长的威风还没耍够,一个小伙子风风火火地跑来了:“组长,快,快,出事了!”

“看你这个怂样!你家火上房了?还是野老公上床了?”

小伙子有点结巴:“工,工,工作组长,叫,叫你哩。”听说是社教工作组长叫他,他才回过头来朝对方瞪了几眼,“还不赶快上工去!没王法了,你等着,回头再和你算账!”

贫协组长刚一离开,杨永杰忽地老泪纵横大放悲声:“大哥!二哥!咋不等等我呀,你们走了,兄弟我咋活呀!……

四姨叙述到这儿,低下了头,豆大的泪珠吧嗒吧嗒地砸在地上,我们只好挖空心思找词儿安慰她。平静一会儿,她抬起头满眼婆娑长叹一口气:“不该呀,真不该呀,我真不该给他捡回一条命,还不如让他死了算了,活着还不如死了,死了干净。”

杨家三兄弟,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头天晚上约定第二天趁天还没亮,一起自杀。

杨家湾东边有条小河叫洪沟河,是汉台区和城固县的界河,流到村东南,形成一个深深的大水滩,人们叫它八卦滩。天亮了,老大老二等不到老三,见二十二斗大堰上已经有人走动,随即各自大喊一声“苍天哪!”跳入滩中。等到堰上的人撵到滩前时,只见滩面上泛起丝丝涟漪,一切又归于平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死了的人像流水一样走了,得到了解脱,而活着的人却要承受更多地磨难。

“多好的人,好人咋就没好报哩?”喜凤常常为她的表姐杨秀花叹息。

杨秀花的确是周围一带的大美人,而且温柔贤淑勤劳质朴。二十岁时找了个婆家,对象是先当兵后进国防工厂的转业军人,这在当时军人、工人吃香的社会现实里,是个令人羡慕的亲事。只是小伙子的父亲生了重病,四处求医,无暇顾及其它,儿女的婚事只好暂搁一旁。谁知“四清”运动来了,杨家补定为漏划地主,为了自己的前程,小伙子毅然决然退了婚。杨秀花从人人羡慕的美丽少女一下子变成了无人问津的丑小鸭。残酷的现实,迫使杨家尽快把她送出去,于是给她找了现在的丈夫。这个女婿家庭贫农成分,是杨家所希望的,想为女儿改变命运。但就是身体不好,他家住在中湾村,离杨家湾不过二三里地,杨家是知道的。正如旧小说里所说,“明知不是伴,事急却相随”。没过几年,女婿丢下了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和刚满两岁的女儿及漂亮的妻子走了。把养育子女的重担,一古恼儿留给了孤苦伶仃的杨秀花。那年,杨秀花才不过二十七八岁,而且,一直守寡至今。

我曾在去学校的路上,碰见她在大渠里洗衣服。三十出头的人头发已经花白。脸上早早布满了“愁纹”,苍老得像年过五旬的小老太婆。

四姨的二儿子杨志明,和媳妇都是小学里的老师,父母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后,子女跟着陪斗,积极分子要他用毛主席的教导检查自己的思想,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由于我……”。积极分子没有听到过这句毛主席语录,认为他是编造主席语录,接着就是一顿毒打。后来知道确实是主席语录后,又说他是借毛主席语录来讽刺挖苦贫下中农,自然又是一顿拳脚相加。公社社教工作队命令他每天早晨六点钟,准时到公社汇报每一天的思想和作为。要不是社教工作队悄悄撤走,不知道要汇报到那一天是个完。(杨志明2009年去世,时年六十四岁)

四姨的大儿子杨志元,自公社化后,一直是大队会计。为人老实本分不善言谈。家庭成分一变,他就成了“四清”重点,账面上查不出破绽,就在账外找岔子。并说他嘴上不言心怀不满,顽固不化伺机报复。他先是陪父母挨斗,随后又成了“四不清干部”和“阶级异己分子”的双料货色。

就在杨家老兄弟俩投水自杀没几天,又一个噩耗传来:喜凤大爹的大儿子路连科,撇下了年迈的父母、妻子和四儿两女,喝老鼠药自杀身亡。年近八旬的老父亲整日以泪洗面,不久也活活气死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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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汉地纪实(21)社教运动 (2) 2016-08-07 11:15:24

汉中县的四清运动开始了,按照上级的规定,学校要纳入到当地的运动中去。以往满身光环的王国平,立刻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深深埋在革命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昔日烧香拜佛的梓童庙(王道池小学校址),俨然如审判小鬼的阎王殿。

讲桌上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在初夏的夜晚里摇曳,把教室里的气氛渲染得沉闷而恐怖。金寨公社叶家营大队的工作组组长王普会(洋县人),坐在教室里的讲台上,抽着香烟吐着浓雾,不时地瞅瞅下面的“阶级敌人”。王国平本来身材瘦弱,眼睛近视,眼球有点儿突出,稀疏杂乱的头发遮不住低沉着的头皮,脖子上吊着五六十斤重的胡基,膝盖下还跪着碎瓦渣,流出的鲜血把瓦渣渗得殷红,像被黑白无常捉拿来的小鬼。(据当时的在校学生讲,王普会为了逼供,经常给王国平脖子上挂两页胡基,重一百二十斤左右)

“王国平,你哥哥是地主分子,你老婆是地主分子,你弟弟也是地主分子,你妹妹还是地主分子,你却是共产党员,谁信?神说鬼都不会信!呀也!我看你们一家子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你能好到哪儿去?‘啥窑窑烧的是啥罐罐,啥虫虫生的是啥蛋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么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还配当什么校长?王国平!都说你是个老实人,为啥不说老实话?”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老实交待!你混进党内的目的是什么?”

“为党和人民老实工作。”

“哈哈,太阳还真是从西边出来了,你是为国民党在老实工作吧?国民党临走时给了你什么潜伏任务?”

“没任务。”

……

通过内查外调,却没有一点儿线索。王普会不死心,他坚信,一窝地主分子的家庭里,不会生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来,狼群里不可能长出绵羊,他混进党内,肯定有其反动目的。于是,除了棒打绳吊外,采取在脖子上挂胡基、跪瓦渣的酷刑,轮番批斗,不让喝水,不让吃饭,不让睡觉。在种种酷刑的折磨下,王国平说出了在临解放前,曾参加过村里的一次聚会。王普会一阵惊喜,惊叹自己的判断准确无误。

“娘也!你个王国平呀,应该叫你‘亡国奴’才对。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给你来更硬的,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了英雄好汉。你要早说出来,大家岂不都省事?”

王普会在讲台上猛吸了一口烟,烟头上的红光在昏暗的教室里显得特别明亮。略停一会儿,紧接着穷追猛攻:“在什么地方开的会?”

“在我堂哥王国璋家。”

“王国璋是什么成分?”

“地主。”

“参加的都是那些人?”

“有……

“你们的组织叫什么名字?”

“没有名字。”

“胡说!是不是叫‘反共救国会’?”

“不是,是防范土匪的会。”

“娘吔!你还在满嘴胡嚼,共产党在你们眼里不就是共匪吗?你在里面担任什么职务?”

“没有职务。”

“按你的情况,不过是个副会长,你大哥王国瑞才是会长!郝志才是秘书长,对不对?”

“不是你猜想的那样。”

“狡猾抵赖!你骗得过革命群众的火眼金睛吗?”

就这样,父亲平白无故的当上了“反共救国会”的秘书长。

王普会捞到了政治资本,用同样的酷刑,加紧了对其他阶级敌人的审讯。并且组织人力整理好材料即刻上报,建议立即逮捕,一网打尽。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这期间,金寨公社叶家营大队的社教工作组,隔三岔五派人来郝家沟大队提审“犯人”,酷刑也就接连上演。

这天早晨,徐家坡公社通知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全家人估计,大概父亲就在今天要离开我们。大妹惠琴预料父亲入狱是早晚的事,眼含辛酸的泪,抽空为父亲做了一双鞋。父亲坐在床边,惠琴跪在地上要亲手为父亲穿鞋,一边穿鞋,她的眼泪不由自主吧嗒吧嗒地往下掉。穿好以后,她一把抱住父亲的双腿抽泣不止,父亲也伤感不已。平静了一会儿,她抬起头,饱含泪眼地说:“大大,看在我们兄弟姊妹的份上,你甭想不开,千万要回来,全家人都在等你,家里有大哥二哥和我,一切你都放心。”说完,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嚎啕大哭,父亲更是泣不成声,全家人无不伤心落泪哭成一团。

不光是我们,被牵连的地主分子王国瑞、王国璋及王国平家里,无不上演着人世间生离死别的悲剧,都把今天看作是灰色的日子。

然而,我们都估计错了,阿门!但愿如此。

当天,徐家坡公社果然逮捕了几个人。事后,村里人经常笑着说,那天,在公社大门前的场子里(这儿曾是卖柴草的市场,合作化以后自然消失),公社书记任仕让,端了一把小靠背竹椅,一跨出公社大门,看见来了不少的公安人员,用他的南山腔说:“吔?!今天莫非要捆他娘的几个,去喝四两汤汤唻。”万万没有想到,大会开始后,第一个被五花大绑去喝四两汤汤的竟然是他。

王国平的“反共救国会”纯属屈打成招。王普会上报的材料,社教武乡区分部认为案情重大,必须从重从快将所有成员一网打尽,遂派出专案组前往郝家沟进一步深挖摸底,防止敌人狗急跳墙。然而令他们困惑的是:组织的领头者发起人不但不是这三个地主分子中的一个,反倒是贫农成分的郝志奎,此人已于1955年得病去世。参加者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其中有现在郝家沟生产大队的贫协组长郝全美,贫农郝全英、郝福成、郝志寿、郝林,王家桥小队的贫协组长王振英,贫农王振才、王志正、王升吉等人。

临解放前,国民党自顾不暇,地方上土匪横行,连穷人也不放过。于是,郝志奎召集郝王二村的部分人,在王国璋家聚会,乡里没啥好吃的,就把王国璋家的一只鹅杀了,在郝全英的杂货铺里买了两斤烧酒。席间,郝志奎说,现在土匪逞凶霸道,大家注意一点,凡来村里的生人,有可能是土匪的探子,互相通个气,防着点儿,晚上有什么动静,敲锣为号,大家一齐出动,起码能震慑住小股土匪。谁也不曾料到,十几年后,一次小小的聚会,变成了王普会心目里的“反共救国会”。

说来也怪,三个地主分子竟然沾了贫下中农的光,要不然还要演绎出多少惨剧。

到了今日,这一干人早已作古。王国瑞的儿子王永德,提起这事心里难以平复:“狗日的王普会,没一点儿人性,非遭报应不可!哎,也怪我二大这个人,啥不会交待,偏把这事抖出来,害了自己不说,还把父亲、舅舅(指我父亲)、王国璋大大害得想死不得死,想活活不展,两个膝盖跪得稀烂,脖子上被挂了胡基整天抬不起头,还得上工干活,太遭孽了啊!”

“教育”四类分子暂时告一段落,工作组的下一个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支书郝德清首当其冲,被打得在家睡了两三周也起不了床,待到略能走动时,积极分子给他做了一个重重的木牌,用细细的铁丝掉在脖子上游街游乡。每次游完,颈项上勒出道道血痕。接下来挨打的是为郝家沟做过好事的原任队长郝志发,比较而言,他挨得最轻,但内心的伤痛却最重,郁结成疾,三年后患胃癌去世。

“教育”过了原任队长郝志德,该轮到现任队长,外号青盖盖的郝志夏,这一次,全队的男女老少像过节日一样高兴,因为他是为队里私分棉花,连夜背上棉花上公社告状,靠出卖社员的利益,取得了公社干部的信任上台的。社员们已经到手的棉花,不得不一一交出来,让武乡收购站收了去。大家心里早就窝着一团火,只是没有发泄的机会。正如老百姓的口头禅所说:“三年等到了闰腊月”,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四清运动,给了整他这个害群之马的天赐良机,所以,打他打得最为凶狠,也最为过瘾。就连不是积极分子的社员,也要在朦朦胧胧的月色里,给他几个“刁刁锤”(偷偷打人),或者踢他几脚,出出这口恶气。

多少年后,郝家沟的人还和外村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争执:“谁说社教运动不好?要不是社教运动,我们村里人见人恨的地头蛇,谁敢动他半根毫毛?”

斗罢了四类分子和走资派,下一步该轮到“成分升级”,也就是补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课。

自从工作队进村,中农和上中农的头上就悬着一把剑,不知道在哪一天,自己立刻变成了漏划的地主富农,房屋没收,家产被夺,子孙代代还要跟着倒霉。随着运动的进展,附近生产队揪出来的漏划地主富农越来越多,中农、上中农犹如正在慢慢烘焙的肉饼,时刻处在火烧火燎之中。直到社教工作队半夜里偷偷卷起行李逃走,他们才渐渐放下心来。而附近的望江公社东边的杨家湾,村里没有一户阶级敌人,一场“二次土改”的帷幕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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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汉地纪实(21)社教运动 (1) 2016-07-09 22:06:30

社教运动 (1)

 

有人骂我是秦始皇,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

 

19641130日,胡耀邦到达西安,任陕西省委第一代书记兼西北局第三书记。当时,陕西省医治“大跃进”的创伤的经济恢复工作落后于其它地区。1956年粮食产量达到108亿斤,1964年只有86亿斤。他去蓝田县调查,有一个生产大队400户人家,只养了25头猪,农贸市场实际上已取缔,工业生产也不景气,可以说是百业萧条。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面,本来总的指导思想就“左”,西北比其它地区“左”的程度更胜一筹。大批干部受处分,许多人在运动中挨打。当年的延安、长安、西乡三个社教试点,逼死了不少的人;选拔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要查三代五夫(舅父、姑父、姨父、姐夫、妹夫);陇县有些生产队户户要退赔,连上山砍柴和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要退赔。

在学习“九评”中,西安的大学批判学生的修正主义思想,有大学生自杀的事例,在中小学生中抓“小地主”“小富农”,中小学生离家逃跑的现象时有发生。

针对上述问题,胡耀邦说:“不能样样事都突出政治,比如游泳时,就要突出鼻子,不突出鼻子就会淹死。””(《胡耀邦在陕西工作一百天  挨批一百天》作者:张黎群)

胡耀邦到陕西后,立即到各地视察,1965217日,在城固县的五级干部会上讲话,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这样成绩那样成绩,把生产搞上去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是最大的错误。”

他还在会上风趣地说:“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钱花,两手齐抓,社员笑哈哈。”并要求干部减少征购任务(他已经向总理申请减少陕西征购任务4亿斤,得到总理批准),他说,要让社员吃饱肚子,只有吃饱了肚子,干活才会有力气。在场的干部听了他的讲话无不欢欣鼓舞。社员们有了饭吃,不叫他胡书记,用自己最亲切的方式,称他“耀邦叔”,这在老一代城固人中是尽人皆知的事。

但是,他的观点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是相违背的。所以,他在陕西工作一百天,挨批一百天。

胡耀邦带进来的春风,很快就被烈日下的酷暑所代替。

1966年春节过后不久,汉中县(今汉台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这是继1964年西乡县“四清”试点后,汉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抽调到社教总部“内清办公室”的张大成先生在回忆录里记载:参加“四清”工作团的有从省地县各级抽调的干部4100余人,还有大专院校师生1500余人,合计5600余人。远远超过土改时派往全汉中地区十一县的土改工作人员,其阵势之大前所未有,所以把这次运动又称作第二次土改。

我们郝家沟大队,当时只不过二十六七户人家,派来工作队员六人,平均不到五户就有一个工作队员,给人以前所未有的震慑力。自1964年西乡社教运动时,陆陆续续传来许多关于干部和五类分子自杀的消息,再看今日这么大的阵势,恐怖的阴云四处弥漫,许多人心里惊魂不定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该将何去何从孰吉孰凶,汉中县又要产生多少冤魂死鬼。

为了“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工作队一进村,立即召开贫下中农会议,建立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其实,贫下中农协会,在六三年的面上社教时已经建立起来,这次要重新确认,搞得更加严肃认真。这些贫下中农的代表和年轻的积极分子,许多时间都耗费在没完没了的革命运动中,他们不上工,不干活,工分照记。

郝家沟小队的十几户人家中,两户地主,两户富农,两户上中农,一户中农,这些人在“贫协”里自然被排除在外。另有四五户,虽说也是贫下中农,因为当过队长或是正在任上的干部,极有可能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被打入另册。这样,真正的贫下中农队伍只有七八户,不到总农户的一半。被打入“另册”的人及其家属,手上在干活,心里却七上八下,不知道啥时候会大难临头。

阶级阵线明确了,接下来是对敌斗争。自然是先斗地主富农。自解放后,地主富农早已被打翻在地,逆来顺受,只有任其糟践,没有丝毫的反抗余地。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里,还唱到“不能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现在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些“不拿枪的阶级敌人”,似乎比拿枪的敌人还要可恶,不好好整治是绝对不行的,他们的命运连个俘虏也不如。

母亲就遇到一件事。

一天晚上,母亲正在厨房里急急忙忙做饭,听到外面有人叫她,向她借井绳(拴在桶梁上在井里提水的粗绳子)。母亲放下手里的活,拿了井绳往外走,不料,我家北院郝忠平家的大花狗就在附近,把来人的腿上咬了一口,母亲急忙取出家里的碘酒敷料为她涂抹包扎。来者是我们队贫协组长郝全美的老伴,她不在附近的邻居家借东西,偏要舍近求远?是因为我家的东西好借,不挡手。过后,由于处理及时,伤口没有红肿,很快就好了。她的家人还说过几次感谢的话。谁也不曾想到,过了一年,到了四清运动母亲挨斗时,她的女儿郝黑女当上了积极分子,为了表现自己的阶级觉悟,硬说是地主分子心肠忒坏,事先没看好狗,甚至说是故意把大花狗叫到我家院子里等着,把她母亲咬伤迫害贫下中农的。义愤的郝黑女还拿来剪刀,把母亲耷拉下来的头发齐根剪掉。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大花狗不是我家的,你来借东西谁能事先知道?怎么能怪我们呢?可是,人若歪着嘴巴说话,不许对方辩解,无理强为理,天理良知没有了,更遑论公平正义!

母亲感到十分委屈,受到了羞辱,此前,还没有剪阴阳头的事出现过,母亲可以接受打骂,但接受不了别人的羞辱,哭了好长时间,儿女们劝慰她,陪着流泪。

没有了正义和公理,只能滋长邪恶和暴力。

王家桥的王国师,种自留地时,顺便把别人犁自留地的牛用了一下,第三天牛死了。从牛肚子里剥出一颗带血丝的锈铁钉,社教时硬说是他实行阶级报复,破坏社会主义生产。挨打挨斗自然少不了,还揭掉他家房上的屋瓦,拆走房梁和椽子,全家人辛辛苦苦干上十几年,也抵不住欠生产队的牛钱。

父亲除了白天被“监督劳动改造”外,晚上还得写交待不完的“交待材料”和“守法公约”。而且,还得帮地主分子郝坤,富农分子郝忠海、郝忠义完成同样的任务。他们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写不出一个字腿来。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其所学到的知识,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用在这些地方。

父亲是个聪明人,也是个谨言慎行的人,他的言行很难让人抓住把柄。用“工作队”的话说,是个“狡猾的阶级敌人”。但是,即是你再“狡猾”,也难逃飞来横祸。

一天中午来了两个人,把父亲带走了,一家人顿时像大厦将倾般的惶恐不安,晚上个个都不睡觉,怔怔地等着。直到半夜,父亲才瘸着两条腿,被人押了回来。父亲受了重伤,显然被折磨得不轻。两只膝盖下血肉模糊,没有一分完整的皮肤;脖子被挂了胡基以后伸不直,只能低着头,经多方调理,两三个月才恢复正常。伤成这样,还得天天上工,接受监督改造。

事情的原委,还要从王家桥的王国平说起。

王国平是王道池小学的校长。终其一生也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父亲曾评论他说:“世上的老实人,王国平是最老实的一个。”临解放前,他就在王家岭小学教书,深得当地群众的尊重爱戴。解放后,他对教学工作更加积极热情,决心为一方的教育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他的妻子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但他由于工作中的突出表现,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命为学校校长,并多次受到县、地区的表彰。1956年还代表陕西省出席全国的教育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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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汉地纪实(20)农业学大寨 2016-05-22 21:57:33

农业学大寨

 

1964年,正当农村里的社教运动搞得人心惶惶的时候,中华大地又有了新的运动项目——农业学大寨。

12月26日,在自己的生日宴上,毛泽东指名要见的大寨带头人陈永贵来了,他拉着他坐在身旁,笑着说:“听说你42岁才脱盲,还会讲点逻辑,你是个庄稼专家,领导大寨坚持集体化道路,我们要举起这面旗帜。”他向在座的介绍说,他是农业专家,搞出一个大寨,很好。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

一时间,中国广大农村到处刷上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仿佛只要学了大寨,中国从此就走上了强国富民的道路,就可以当第三世界的霸主(当时中国把世界分为三个世界。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属第一世界,欧洲发达国家及日本属第二世界,亚非拉等不发达国家属第三世界)。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山村。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环境恶劣,群众生活艰苦。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建层层梯田,取得了粮食“特大丰收”。

大寨成了全国的一面旗帜,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国内参观者学习取经,2.5万外国游客慕名而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参观后表示,自己死后但愿能葬在虎头山上。

“农业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徐坡公社的党委在学大寨的口号发出后,命令全公社各个生产队必须在半夜三点到地里干活,一直干到早上十点。十二点开始又干到晚上九点收工,全天干活整整十六个小时。两头不见黑,白天只能在家吃一顿饭。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劳动辛苦的程度和大跃进时期没有两样。

在“移风易俗,过革命化春节”的口号下,大年三十、正月初一也要上工做活。社员成了干活的机器,就是机器也要谁修停歇的时候,但农民却没有这个奢望。

“解放妇女、“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美妙动听的词语,变成了不顾妇女身体实际和死活,和男人一样干重活的代名词。婴幼儿得不到母亲的照顾,常常半夜哭闹直到早晨十点过后放工,其间演绎出多少人间悲剧,上级是不管这些的,要的是农民拼死拼活的“革命精神”。

为了战天斗地,公社在毛家堰对面坡上大搞人造平原,平时留少部分人坚守阵地,秋收秋种以后,各生产队都得带领大队人马前去会战,一直造到改革开放。平原没有造成,倒是造成了无数辛酸悲伤的故事。

1975年的农历大年初一,公社下达的栽种苹果树的任务,必须在这一天完成。大年初一,正是中国人民喜庆春节的欢乐时刻,而今在“过革命化的春节”,“农业学大寨”的强迫命令下,变成了“艰苦奋斗”的劳动。

正月初一打早起来,我就收拾东西,匆匆吃过早饭,让八岁的郝田和四岁的郝汀,用水担穿过水桶梁抬着水桶,我把镢头和两米高的苹果树捆在一起扛在肩上,一起到五六里外的“峰寺院”对面的高坡上去栽树。以往,今天是中国人民欢度春节最热闹的时候,而今,路过的村庄死气沉沉,连一声锣鼓也没有。只有萧萧寒风从耳边不停地掠过,连太阳也被云层遮蔽得模模糊糊。

挖好坑栽上六颗树后,就要浇水,坡大沟深,担水困难,而且沟里的水很浅。我们忘了带水勺,看见人家的水勺空下了借来一用,不得空了,只好在冰冷的水里用手往桶里捧水。等完成了“过革命化春节”的任务,回到家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

社员们辛辛苦苦栽种的苹果树该是苹果园了吧?如歌中所描绘的那样:“牛羊成群过,果树遍山坡”。遗憾的是90%以上的树苗都死了,半年以后,干枯了的树干,让有些胆大的“依靠对象”偷偷连根掏走当了柴烧,只给各个生产队的账目里,增添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购树苗支出。时值今日,汉中还没有一个苹果园,大概当地不适合苹果的生长。

大自然老是和“革命者”的想象对着干,连一点儿面子也不给。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实际做起来是“只种粮食,其他不管”。大炼钢铁时期大量砍伐树木,现在为了“农业学大寨”,所有树木几乎是一根不留;只要能挪出种粮食的地方,哪怕是陡峭的山坡,再不适宜耕种,也要开垦出来“以粮为纲”;“挖坟掘尸”,“平整土地”,把祖先的尸骨抛于荒野,理由是不能让死人侵占活人的土地。一时间,在广大农村掀起了一场挖祖坟的平坟运动。哪管什么尊祖敬先、什么环境保护、什么水土流失。

老实本分的农民没有环保的理念,但是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知道鸟儿是农民的朋友,从不伤害各种小鸟。1958年大量砍伐树木和“除四害”消灭麻雀运动带来病虫害的泛滥,是经见过的,现在又要砍树,使他们忧心忡忡。

“树光了、鸟飞了、虫多了、粮缺了。”农民又开始担心再来一个“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暗地里揶揄说:“农业学大寨是农业学大灾”。

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带来的恶果是长期的,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一到秋天稻谷快要成熟时,蚂蚱到处乱飞,汉中城里的街道上随处可见。直到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生态修复,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有些鸟儿如乌鸦、喜鹊,至今还没有回来。破坏起来容易,恢复起来难哪!

从“农业学大寨”一开始,陈永贵的名字就和大寨一样响亮。他究竟是何方圣贤,一路高升竟然爬到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原来,早年他家境赤贫,目不识丁,后来当上了大寨党支部书记,从此飞黄腾达扶摇直上。

乡亲们给他起了两个外号,一是“大头苍蝇”,形容他到处嗡嗡乱叫,令人讨厌恶心;二是叫他“二鬼子”。1942年他27岁时,曾一边给日本人办事,一边暗中联络八路军。后来被日本宪兵逮捕,所以在日伪特务组织“兴亚反共救国会”的档案里,留有他“归顺释放的记录。日本投降后,知情人称他是“二鬼子,并当作汉奸予以批判,差点儿丧了命,当支左的军队干部拿出铁证,陈永贵痛哭流涕,乞求饶他不死。但世上的事就有这么奇怪,最高统帅要保他,天大的事也会化为乌有,反倒是审查他的人个个倒了大霉。陈永贵顺利的当上了“九大”代表,还成了主席团成员,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陈永贵先后回昔阳二十多次,一手抓大干苦干,一手抓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凡是超过“一猪一鸡一兎”规定的副业,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真是够“左”的。

陈永贵在任上,先后三次出国访问,到“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波尔布特一伙将首都金边上百万“资产阶级”统统赶到农村、山区。还要取消银行、货币、商店,全国实行供给制,全民吃公共食堂,整个国家俨然一个大军营。访问归来,陈永贵很感慨地说:“马列、毛主席还没能实现的共产主义,人家柬埔寨实现了。”然而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波尔布特政权统治下,全国人民有1/4—1/3被残杀,600多万柬埔寨人被残杀的有170万—200万。

陈永贵文化水平很低,有时难免闹笑话,一次在昔阳干部会上说:“我现在民愤很大!”大家都愣了,熟悉他的人连忙提醒:“不是民愤很大,是名声很大!”他才连忙改口。

这和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的有关吴桂贤的笑话如出一辙。虽然不一定是事实,但也可以看出人心的取向。

吴桂贤是陕西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和陈永贵一样,被毛主席“封为”国务院副总理。一次,一个日本医药代表团访问中国时说:“贵国的李时珍很了不起……”吴立即命令手下人:去把李时珍叫来!也好做些陪同工作。手下人弄得哭笑不得,一个去世几百年的人,到哪儿去叫呢?

用这样的人来管理偌大一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真是想得出,做得出,算得上是人间奇迹。

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城固县文川区的曹区长,是孟营公社村级小学的民办教师,平时窝窝囊囊毫不起眼,就在放暑假的前两天晚上,因为给自家的自留田里放水和别人打了一架。五天后,暑假教师学习会开始了,老师们惊奇地发现,这位不起眼的民办教师,竟然是代表区委、区政府作学习会报告的曹区长,熟悉他的老师无不惊诧得目瞪口呆。

很快,在全国上下形成了一种风气,不是党员的可以突击入党,不是干部的可以突击提干,不是官员的可以突击升官,入党、提干、升官如同儿戏。

“经过长期的折腾,中国广大农民对捆在一起的集体化生产十分厌恶。一些地方的社员,“上工等队长打钟,下地干活磨洋工”。生产效益低到干一天10分工,只抵一个鸡蛋的价值!”《陈永贵从政始于主席要树典型  农民本色从未改变》党史天地 2010年12月31日 凤凰资讯网)

正是这面旗帜把中国农业拖入深渊,农民个个成了赤贫,于是农村有人开始冒着杀头的危险,签订“分田到户”的协议。

“安徽凤阳的小岗村,18户农民已经在“秘密协议”上签字画押,搞起了大包干。

小岗村,1978年只能收3万斤粮食。1000亩土地荒芜了一半,还剩500多亩地,平均亩产70斤,这个村的人宁肯饿死,也不愿参加集体劳动。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柱着拐杖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这年11月上旬(1977),万里前往老区大别山调查。大山里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车子进不去,万里只得徒步上山。途中他看到一户低矮的茅屋,因为家里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他热情地上去问道:“老人家,8点多钟了,你怎么还没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家依然坐着,一动不动。当地干部脸上挂不住,斥责老人:“你这个老东西,省委书记来了,问你呢,怎么不说话?”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

万里一下子惊呆了:原来老人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穿裤子。

万里招呼老人蹲回柴草里,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

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

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有穿裤子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

“那三个孩子呢?”

“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叫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1977年6月21日,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的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很多。事态严重,火烧眉毛,万里在大会上说:“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去总结。”

在农民的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席,盖的是难棉絮,一根绳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挂齐了,他闻到胡萝卜缨子和地瓜煮成的焦糊糊饭,已经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许多年的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条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文章摘自《小岗村的故事》作者:陈桂棣  春桃。华文出版社出版)

“赤色革命”把民众革成了“赤贫”,而且绝不是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

无独有偶,曾任兰州军区司令的皮定钧中将在甘肃视察时,也遇到大姑娘钻在草堆里没法出来的事,随行的当地干部遮掩说:“这儿的女人不爱穿裤子。”皮定钧火了:“你妈才不爱穿裤子!”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农业学大寨、社教运动等一系列农村政策造就的中国农村的现实。一个有起码良知的中国人,应该承认事实、正视现实。使自己少一点浮躁,少一点轻信,少一点盲目;多一点沉稳,多一点思考,多一点理智。

那么,被誉为农业旗帜的大寨村该是很富裕了吧?

1978年7月,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带领800名代表到大寨参观。却发现虎头山光秃秃一片,树木被砍光了,种上了小麦,小麦连穗才六七寸高。山间(人造小平原)小麦、玉米长势不错,但病虫害极其严重。这与代表心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典型大相径庭,且毫无科学可言……

1979年春,在全国举办的一个小组会上,杨显东鼓足勇气发言,第一个带头揭开了大寨的盖子: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杨显东尖锐地批评说: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就连接替陈永贵为大寨党支部书记的郭凤莲回忆说虽然大寨是中国农业的标杆,但除却荣誉因数,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实际并不高。大寨村民每人每年能分到一斤半小麦,小麦奇缺;过年包饺子,也用玉米面做皮。

但是,全国人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的,从“两报一刊”看到的,却是大寨战胜了特大自然灾害,夺取了粮食的特大丰收,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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