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题的引起

众多学者们在研究毛泽东知识分子政策时，都注意到该同志有“轻视、蔑视、甚至仇视知识分子”的情结。

查该同志自己也是知识分子啊！起码也算是个中师啊！

又查我党老一辈革命家，虽说每个人都冠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虚誉，其实大多数也都是知识分子啊！为数极少的几个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如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早在三十年代就都当叛徒了，没有当叛徒的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家，其中比较著名的就算是革命烈士项英同志了，但项同志也因“皖南事变”长期被党史定性为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所以说，毛同志不也正是依靠了无数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家们的帮衬才打了江山，坐了天下的吗？可是毛同志为什么还会长期“轻视、蔑视、仇视”知识分子呢？而且情绪相当严重，情节相当恶劣，从反右到文革，屡教不改、屡错屡犯，构陷了无数针对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对于毛而言，“轻视、蔑视、仇视”知识分子成为他的一个弗洛伊德的“情结”。

以往的研究者们一般都归结为：该同志早期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时受了知识分子们的气，精神上受了刺激，对知识分子的成见由此而始。

这几乎成为学界研究之共识。

对此，笔者也能认同。

但笔者经发掘并阅读一些旧资料后发现：所谓“受气”之说也仅仅是毛同志单方面的主观感受，客观事实上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并没有给毛同志气受。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使有，也只是一点点，一小点点而已。遇上一个心胸较为宽阔的革命同志早就丢在脑后了。主要的原因还是毛同志自己将那“一小点点”放大了。

不仅如此，当年北大的那些知识分子中，尤其有几个特别知名的大知识分子中都曾经给了毛同志很大的关注和帮助。

是毛同志自己的大脑细胞组成的接收器存在着严重的方向性问题。对于别人给予的帮助与恩惠太容易忽略了，或许他认为这些帮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有的则干脆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而对于那些睚眦之怨，无中生有的恩怨是非，却一直刻在板油上。

莫谓此论为妄论，且听老夫慢慢道来，自然会给你一个令人信服的有根有据。

但在正文展开前，先要讲几个看似“风马牛不相涉”的小故事。

二、风马牛，三个小故事

1、三顾茅庐

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脍炙人口。其中“第三顾”的日子，是一个新春好天气。

那一天清早动身之前，刘备已经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又好不容易说服了闹别扭、耍性子的关张两兄弟，于是三人一齐乘马同行。在距“南阳诸葛庐”尚有半里之遥的地方，刘备为了表示对大贤的尊重，慕贤的竭诚，下令关张一齐下马步行。

正行之间，只见诸葛亮的小弟弟老三诸葛均走了过来，在此前的“二顾”时，刘关张与诸老三都已认识过了。

刘备赶紧给诸老三施礼问道：“老三兄弟，你哥今儿在家吗？”

诸老三说：“俺哥昨晚刚回来，你们今儿可与相见了。”

刘备还要再相问，诸老三竟自飘然而去了。

刘备喜形于色，回顾关张二弟说：“今儿运气不错，能够见到卧龙先生了。”

张飞此时的心情却没有什么高兴的，他望着诸老三远去的背影，气就不打一处来。说：“此人无礼！便引我等到庄也无妨，何故竟自去了”。

刘备却说：“彼各有事，岂可相强”。

张飞也就哑语，关公更不会起哄，这件事就轻飘飘的过去了。

一部《三国演义》，刘备有无数的言语。笔者认为，其中有两句话是最经典的。一句是刘备临终写给他大儿子阿斗的遗诏：“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另一句就是这八个字：“彼各有事，岂可相强”。

前一句话讲的是道德操持；后一句体现了人情练达。

笔者认为，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应该持有的基本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大家都很忙也都很累的，各忙各的俗事，各奔各的前程，哪能都把目光聚焦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啊。

2：《红与黑》

《红与黑》是一本世界名著。

笔者年少时，上中学的二舅舅告诉我世界第一名著是《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二就是《红与黑》。也不知此论有何根据？但正因如此，笔者曾很认真地看过此书两、三遍，果然是情节曲折，文采盎然，又有优雅的情色，好看得紧啊！

《红与黑》的主人翁于连•索黑尔是一个会木匠活的农民的儿子。这小子从小就具有叛逆心理，对家业不屑一顾，不会干农活，也不会干木匠活，却喜欢读书。于是经常受到父亲的训斥，家境又非常贫穷，所以他对所有有头有脸生活着的人就有莫名的仇视，看着他们就受刺激。

当于连初到德瑞那市长家中当家庭教师时，这一家的主人对他都是相当友好的。虽说市长德瑞那先生是一个庸俗而势利的官僚，但于连是他花钱请来的家庭教师，与他的政治经济利益八杆子打不着。相反，由于西牧师的特别推荐，他很是为这位家庭教师的非凡记忆力而感到自豪，因此也常常在同僚和朋友们面前显摆显摆。这一家的女主人德瑞那夫人是一个非常幼稚的贵族夫人，心地纯洁得金子一般，更是为于连苍白的面容，傲慢的态度，非凡的记忆力所吸引。德瑞那夫人又顾及到自己两个心爱的孩子要跟他学习，因而对于连就表现得百般迁就，甚至近似于讨好。两个孩子年龄还很小，还没有形成“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心理，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对于连也很尊敬。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很年轻的女佣爱利莎，竟很快地陷入对于连的暗恋，自然也就处处照顾他、巴结他。

于连在这样一个显贵而富裕的家庭从事这样悠闲的工作，工资虽然少了点，但在同类职业中比较起来也不低，又有这样温馨的气氛，市长又经常不在家，照道理说于连应该生活和工作得很自在，很愉快，也应有一定程度的满足感。但于连却没有，这个从乡村里走出来的，没有上过正规学校的年轻人时时感到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恐惧，感到周围的人们都对他有歧视。

这种感觉虽然完全是他心造的，却一天比一天更强烈。他有了这种感受，就开始在这个家庭里不断玩花样，闹别扭，甚至设计勾搭女主人。他之所以勾搭德瑞那夫人，一开始也并非出于爱情，而是为了羞辱德瑞那市长，以及这个贵族家庭，羞辱上流社会。他认为美丽的德瑞那夫人是他生命航道的一座暗礁，他一定要征服她，他居然也就得手了。始料不到的是在他得手后竟产生了对德瑞那夫人强烈的爱情，因为他毕竟年轻，毕竟单纯，对上流社会嫉恨的感情既不固定，更没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因为德瑞那夫人天使般的善良与纯真，洗涤了他灵魂中的卑鄙。

他与德瑞那夫人的苟且之事，终被德瑞那发现了。为了维护他心爱女人的名誉，于连不得不离开了。虽然于连后来又遇到了既高贵又美丽的元帅夫人、更年轻、更美丽的侯爵女儿，他不断地故伎重演，终于又征服了无比高贵而傲慢的侯爵女儿玛丽小姐，但他内心深处一辈子却只爱德瑞那夫人一个女人，甚至最终为她放弃了生选择了死。

笔者要说的是这个完整故事的前半段，于连在德瑞那家的最初感受是这个乡下少年主观臆造的，偏执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3、苏东坡的故事

苏东坡几乎是一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首席，一向以潇洒、豪迈之风格成为中国文坛不二之领袖。苏东坡在被贬杭州时日子过得同样很潇洒，常常呼朋引友忘情于山水间。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佛印，是圣山寺的高僧，两人经常一起参禅、打坐。

东坡虽是大学士，却童心未泯，喜欢与人斗嘴，争口舌之利。一般人当然都不是东坡的对手，唯有在佛印面前却没有优势，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落处下风了，有时甚至输得鼻青脸肿的。东坡当然不服气，但是他毕竟是有修养的人，不能表现出牛二那样下三滥的作风。他只是不放过任何机会与佛印斗机锋，虽然从来也没赢过，就那还要天天斗、月月斗。

有一天，两人又在一起打坐。

东坡问：“佛兄啊！你看看这时候的我像什么呢？”

佛印说：“我看苏兄啊，你就像尊佛。”

东坡听后哈哈大笑，对佛印说：“那你知道我看你坐在那儿像什么吗？”

佛印说：“我不知道。”

东坡说：“就活像一摊牛粪。”

东坡说完又哈哈大笑。

佛印只是微笑，并不吭气。

苏东坡回到家里，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相传，苏东坡有一个妹妹叫苏小妹，后来嫁给了苏门学士秦少游。小妹外貌平平，凸额凹眼且脸长，野史讥为“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腮边”，但其学问绝对好。有一则“苏小妹三难新郎”民间故事传诵至今。

当时苏小妹问：哥啊，看你乐的下巴都掉了，今儿有什么高兴事呀？

哥就将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妹。

哥说：妹啊，今儿为兄的总算赢了那贼秃一回了。

妹却笑了说：否也，否也！哥啊，今儿你可又输大发了。

哥说：妹啊，此话怎么讲？

妹说：哥啊，就你这个水平还参禅呢！你知道参禅的人最讲究的是什么吗？

哥问：是什么呀？

妹说：是见心见性。你知道不知道“境由心造”这个道理呀？心中有，眼中才会有。佛印说看你像尊佛，那是因为佛在他心中；你说佛印像牛粪，那是因为你心中尽是屎。

苏东坡何等聪慧之人，一点通透，从此心态祥和，再也不跟佛印斗机锋了。

以上三则小故事，是老夫七十人生的精华积累，望青年朋友们多多参悟。

三、毛同志在北大的感受

讲完了这三个小故事，有条件言归正题了。

话说毛同志于1918年8月19日，第一次从湖南来到北京。他后来在与斯诺谈话中谈到了这一段经历：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坑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笔者注：酸溜溜了。嫌钱少呀！这很正常。）

毛说8块钱不算少，那是自我调侃。那时北大的名教授的工资高者有300多元。8块钱，让毛感到屈辱。

一个临时工，图书馆助理员的岗位，8块大洋的工资，这三项决定了当年毛同志在北大的地位。

毛同志对外国友人继续回忆说：

“我的地位这样的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的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笔者注：酸溜溜的情绪比前又进一步了。）

笔者推测，当时发生在北大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与毛同志的自我描述多有吻合之处。无论是师生，大家都在为生活、学习忙碌，读报是为了了解时势，也许是紧张工作与学习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当然不是为了来与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聊天的。即使毛同志主动搭讪了去，遭受冷遇也是必然的。虽然偶尔也会有人愿意聊上三、两句，但又不大听得懂他的湖南土话，那就更不愿意聊了。

这是一种世间常态，甚至也够不上世态炎凉，搁谁也一样。谈不上是那些“有眼不识金镶玉”的书呆子们故意给我们未来的伟大领袖气受。

当然，也不能排除当年确有几个大学生或教授们，虽然也能听懂湖南话，虽然也有时间，却不愿意与他聊。不愿意聊就不愿意聊呗！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何况你与他们非亲非故的，何况你也没有形成“品牌效应”，这与“故意给气受”没任何关系。当然你如果霸王硬上弓，非要缠着与其聊，那就真要遭白眼了。这大概就是毛同志所谓的“受了气”了。

当年，毛同志在北大图书馆的心理状态其实与于连有几分相似。他自卑的心态以为大家瞧他不起，其实大家并没有瞧不起他，只是正常地将他当作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看待，没有将其特殊化，更没有将他当大人物般重视。

作为一个乡下来的师范生，毛同志当然很羡慕那些大学生，更羡慕那些穿长袍或着西装的教授们。毛同志又是一向自命不凡的人，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早已经崭露头角了，一向都是师生们的聚焦中心。他又十分关心时政，所以希望广交朋友，被人注意，听他发表高见。然而，他受到了冷落。大家各忙各的，没有人了解他的过去，更没有人去预测他的将来，甚至也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孤独和寂寞之感，何况毛同志，沦落风尘，锥处囊中，一个自负、自傲、自大、敏感得远远超过常人，且也确有大才、大识、大志、大谋的非凡之人呢？于是毛同志感到了失落，进而就觉得受到了伤害。

这其中就有那个声名显赫的周作人教授，还有几个很有名气的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和张国焘等。

当周教授的长衫出现在读报室中，并在毛同志手上借报还报之时，毛同志是很注意的，多次趋前企图与他攀谈，他们也就算是认识了。但粗心而忙碌的周教授却没有给机会，甚至连多抬几次头多望他几眼的眷顾都没有。

毛同志又打算去和傅斯年、罗家伦这些有名的大学生去攀谈，可是他们与周教授一样没有给机会。

毛同志在最初的努力失败后，很快就转化为对他们的鄙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那些留学生们，大学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

毛同志写的很生动！但心中酸，文字之间就已流露了愤怒。在毛同志自傲、自卑、敏感、多疑的心里，凡是无暇或不愿与他攀谈的人，他都认为是看他不起。

这样一来，就成了到处是看不起他的人，正像丢斧子的人的眼中到处都是偷斧子的人。毛同志每天都处在这样一种自造的心态之中，他被激怒了，但又无奈，于是自卑情绪就发展了，反过来对他们充满了轻视、蔑视与仇视。你看不起老子吗？老子还看不起你呢！

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听听！这叫什么逻辑？这里有太多的混乱逻辑。

刘备是枭雄，毛同志当然也是枭雄，枭雄与枭雄也是大不一样的。刘备受到诸葛老三的冷遇（其实，也谈不上是“冷遇”），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而毛同志受到教授、学生们的冷遇（其实，也根本谈不上是“冷遇”），却产生了强烈的不平心与报复心。

四、张申府慧眼一世，眼浊一时

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外，另一个所谓对毛同志造成“伤害”的，肯定就是张申府先生。

1918年时，张申府曾是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关于张是否是代理馆长一事，还有另外的说法），正是临时工毛同志的顶头上司。

说起这个张申府，却又是一个大大不简单的人。

如果中共党史将张申府先生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并不为过分的。当年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时，在各地就只有寥若晨星的极少数几个共产党小组，北京算一个。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最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另一个就是张申府。后来才发展了第三个人张国焘，再后来又发展了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

1920年底，张申府远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他在法国首先介绍了一名天津女学生刘清扬入了党，刘后来遂成为张夫人；随后张又与夫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再后来在德国时，张申府又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入党。

张申府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廖仲恺请他推荐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个15人的大名单，其中赫然列于第一名的便是周恩来。所以，周恩来一回国就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也有人说周恩来回国时手中还持有“共产国际”的介绍信。不管是怎么一种说法，张申府对周恩来的影响总是大大的。

按照旧时中国老百姓的说法，像周恩来这样久据宰辅之位的名臣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而十大元帅之首的朱总司令则无疑是武曲星降世。张申府先生一人既识文曲星在先，又识武曲星在后，这是多么不得了的慧眼啊！张先生的“神奇”堪比《三国演义》中说出“伏龙凤雏，二者得一，可安天下”的水镜先生了。

当年水镜先生望着刘备远去的背影还喟然长叹道：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啊！而申府先生所推荐的周恩来、朱德一文一武则虽得其时，不得其主啊！

历史嘛！总是那样颠三倒四，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娘希匹！

但是，张申府饶得有如此之慧眼，却仍有致命的眼浊之误。在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里，一代紫微星君，一个日后君临华夏27年的真命天子此刻正坐在他的面前，站在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属下，成百个日夜，张申府先生却眼浊了。

眼浊还不打紧，还恁地这般得罪了。

作为一个图书报纸管理员，毛同志是不大合格的。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评介庞统（即水镜先生所说的凤雏先生）说“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毛同志倒也并非“以酒糊涂，倦于视事”，其时之毛同志正无“事”可视，自以为是，我行我素，对于所担负的这项工作太不认真勤勉了。管理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制作卡片，卡片的功能是为了让借书人检索用的，所以字要写得好一点，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端正，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毛同志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也不屑于做到这一点。他用那种龙飞凤舞、潦草的、并没有多少根基的草体字书写图书卡片，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何况那时，他的字其实是很差的，远远还不是后来被奉承的那样独树一格，有怀素体风格的毛体，说得好听点是“草字出格，神仙不识”。因此，很正常地受到包括张申府在内的高级职员的训斥：“你写得这样潦草，谁能看得懂呢？”“这是图书卡片，能不能端正点？”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也是任何一个图书馆里经常发生的事。张先生甚至要求发回重做，毛同志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却恨声不绝。他不知自省，不愿改正，过分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所以，毛同志在给家乡的友人写信时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其实，当年在北大，尤其是在北大图书馆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得的对毛同志歧视、伤害的事情。除了周作人、傅斯年等人没功夫搭理他；写卡片因字迹潦草遭张申府批评；还有月工资只有8元钱这三件事外，几乎没有第四件了。

所以，毛同志所说的“受够了洋教授窝囊气”，完全是自身心态不正常的病态感受。与其说受气，不如说是嫉妒。如果抱着刘备的“人各有事，岂可相强”的态度，什么事都没有了。

英国大学者培根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

诚哉斯言矣！

五、“五加一”对毛同志的特别青睐

细加详察，我们发现毛同志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生活过得既不寒酸也不冷清，而是相当热闹、繁忙、充实、有声有色的。

是金子何处不发光呢？当时在北大最著名的大教授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对毛同志投下了特别青睐的目光。笔者所能举出名字的有下列五位：

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胡适。

第一位就是杨昌济教授。

教授《伦理学》的杨教授在北大的名头并不算很大，他是靠了他的湖南老乡且留日老朋友章士钊的推荐才得以在北大高就的。但他是毛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恩师。杨在“一师”任教时就对毛同志倍加激赏，他说我们的毛同志是湘乡山中出的一名“资质俊秀”的农家弟子。那时的湖南一师流传着“杨门男三杰”及“周南女三杰”的说法。“杨门男三杰”是指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但为首的并不是毛同志，而是萧子升。子升书香门第，性行淑均，他才是杨教授最欣赏、最喜欢的弟子，一度曾欲以爱女开慧许之。但杨教授也深知萧与毛蔡之区别，在论到革命救国之事时则认定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将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及至临殁，竟嘱书于好友章士钊熟视之。

杨教授调北大在先（1918年6月），毛赴北平在后。而毛同志1918年8月的北平之行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并不能确定。有可能是杨教授主动召他去的，也有可能他是奔着杨开慧去的，最大的可能是为了送萧子升、蔡和森等同学赴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是为了来北平见世面、开眼界。当然也可能是综合因素，多种原因兼而有之。毛同志到了北平后，一开始是吃住在杨家的。杨教授还人托人帮他找工作。爱女开慧对毛同志产生情愫，平时有眉眼来去，杨教授也不可能全然不知。虽说杨教授择婿首瞩之人不是毛而是萧，却因萧家中已有妻室而作罢，但也并没有很快下了择毛为婿的决心。尽管如此，杨仍然是对毛倾心倾力照顾关怀的，远远超出了一般师生之谊。

所以杨教授不可能是给毛同志受气之人，而是有大恩大德之人，且在两年多后即有翁婿之谊，虽然此时杨教授已然死了。此谓之一。

第二个就是李大钊。

堂堂北大图书馆馆长，由于杨教授的人情，蔡校长的指示，很爽快地给了毛同志一份工作，工资虽说少了点，但也是随行就市。作为一名北漂师范生的第一份工作，能挣8块大洋，也就很不错了。谁不想要多挣点，也得慢慢来呀！

解放前夕，毛同志在西柏坡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李牺牲得太早，与毛交往有限，毛一生对李没有微辞。此谓之二。

第三个就是陈独秀。

毛同志在北大时与陈独秀有什么过从交往？笔者没有看到相关资料。但能在《新青年》上发表毛同志之《体育之研究》，这可不能算是寻常的关系。据说这篇文章是杨教授推荐给陈的。

另从建党之初陈对毛的器重推测，毛同志也不可能受过陈独秀什么气吧。

当时湖南出席一大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两人，但为主的是毛同志。一大后，陈独秀又将湖南建党大业委托给了毛，并任命毛为湘区书记，实际上也就是第一任湖南省委书记。

中共三大前，陈独秀更是出于对毛的欣赏及对工作的肯定，将毛同志调至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中共三大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为中央局，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后由于谭平山调职，改为王荷波。陈独秀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委员长，毛同志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由此看来，毛同志在中共三大时实际上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政治局常委了。

这是毛同志早年政治生涯中的第一高峰。

正因为毛同志在中共“三大”有如此之高的地位，所以在随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中才能被选为国民党一大的修补执行委员，其后又由汪精卫举荐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如此显赫的职务。

由此，毛同志不仅仅是一名“湘士”，而且是一名“国士”了。毛泽东的大名渐渐与闻华夏域中，皆得益于陈独秀的赏识与提携。此谓之三。

第四个便是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一代报人”等。

1918年毛同志在北大期间，邵正在北京创办《京报》，同时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1918年至1919年间，毛同志曾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习半年，是获得听课结业证书的55名学员之一。随后毛同志才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此声名鹊起。毛同志一生是伴随他的办报活动登上中国革命舞台的，邵飘萍的新闻课对他的影响无法言喻。

邵飘萍虽然也听不懂毛同志的湖南话，却与毛同志过从甚密，私交频繁。毛同志常去邵家做客，与他交谈。有一次，毛同志上门时，邵飘萍正在睡觉，毛便在客堂间静坐等候。电话响起，家里人起身去接电话，毛就很有礼貌地站起来鞠躬致意。家里人过意不去，便叫醒了邵飘萍说：你可以醒一醒了，那个你叫“小毛”的又来了。

1936年毛同志在延安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就是邵飘萍，另一位是李大钊。毛同志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1920年，毛同志在上海写信给罗章龙，打听邵飘萍的情况，他说飘萍是他所关心的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驻地迁到北平，毛同志委托担任新北平第一任市长的叶剑英关心飘萍夫人汤修慧的生活。同年4月21日，毛同志在有关报告上亲笔批了“照办”两字，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50年代，毛同志有一次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此谓之四。

第五个便是胡适。

胡适先生的名气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中仅次于蔡元培，远超李大钊诸人，大约与陈独秀伯仲之间，

而这个当年中国最大的教授不仅没有给毛同志“窝囊气”受，还屈尊与之有很多交往。仔细考究毛胡之间的交往，在胡这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此谓之五。

有关“毛胡”交往之细节，笔者将另辟一节。

此外在北大学生中，毛同志也并非一无斩获。其中同为“中共一大代表”、未来的“中国托派老祖宗”的刘仁静就与毛同志相当交好。

刘是湖北应城城关人，当然听得懂毛同志的湖南话。

其时刘仁静只有16岁，毛同志比他大九岁。由于年龄的差距比较大，照理说毛有可能不屑与刘交谈才是，但刘的身上有特别的光环吸引了毛对他的重视。

首先，刘仁静是李大钊特别眷顾的得意门生。刘家境贫困，李大钊多次为其担保甚至代交学杂费。

其次，刘仁静是学英语专业的，李大钊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刘仁静年龄小，记忆力超强，人又特别聪明，很快就熟读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在与人谈话时，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诨号“小马克思”。

有资料称刘仁静在北大读书时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由此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二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

笔者谓此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胡适五大教授加上一个学生刘仁静为“五加一”。

莫谓谁人不识君，天涯何处无芳草。感谢“五加一”曾经给了毛同志特别的青睐，否则他还要加倍感到不自在。

六、胡先生对毛同志几乎有求必应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回，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毛同志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毛不仅听课，课后也时有请教和交流，并深受胡适的影响。这有许多许多的例证。

例如毛同志对于留学问题的独特见解就深受胡适影响，这有历史文件作证。

毛同志在1920年给好友周世钊（师范时的同班同学）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新民学会资料》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可见，当年毛同志请教胡适时，胡作了认真肯定的答复，并没有“目笑存之”。

毛同志在延安曾对斯诺说：

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如果当年胡适也是给毛气受的洋教授，那毛就不可能说出上述一番话来。这就是二人感情互动的一则证据。

又例：毛同志于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同志按期将《湘江评论》寄给了胡先生。胡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此处，胡先生所盛赞的“民众大联合”正是毛同志的宏文。

又例：1919年9月1日，毛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具体展示。不仅思路和主旨与胡基本一致，实实在在也是响应了胡先生的号召。

又例：1919年12月18日，毛同志第二次到北京。毛同志在北京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湖南学生运动做一些呼应的具体工作。他在北京曾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直至晚年都清晰地记忆这件事，曾对助手胡颂平回忆道：

“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烧掉了。”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35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

毛同志亲自登门拜访胡先生的事，在胡适的日记中也有记录：1920年1月15日的胡适日记中有：“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再例：1920年4月11日毛同志离开北京去上海，从上海回湖南后，毛同志寄给胡先生一张明信片，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新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

教安

毛泽东寄于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4册第626——627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再例：关于自修大学

胡适晚年旅居美国，读了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吸引和影响。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胡适回忆说：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适所说的这件事实，在毛给朋友的信中也能得到印证。毛在离开北京前曾于1920年2月和3月14日分别给陶毅（毛的初恋情人，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新民学会资料》第61页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新民学会资料》第64—65页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9月，毛同志利用船山学社校舍开办的自修大学开学，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任教务长。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11月《自修大学》和刊物均被湖南政府勒令停办。

综合上述，足见毛同志与胡先生交往之多，交往之深。胡先生对于毛几乎有求必应，我们的毛同志则从中受教、受惠多多。

如果说毛同志也受了胡先生的气，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吧！

七、桶水之恩，缘何滴水不报？

上述“五大教授”中，杨昌济病逝于1920年；邵飘萍于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杀害（其真实的原因另有他说）；整一年后的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也被张作霖绞杀于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内。

这三大教授死时，我们的毛同志尚未成气候。无从言报，自在情理之中，后人不必苛求。

我们就看看毛同志在成就气候后对活着的陈独秀是如何回报的？后来在成就大业后对异国的胡适又是如何回报的？

（一）毛同志如何回报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蹲过北洋军阀与国民党的监狱。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国民党位于老虎桥的江苏第一监狱，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出狱。此时的陈独秀已经58岁了，出狱后该往何处而去呢？

蒋介石与国民党是欢迎他的，当然是为了利用。蒋介石派教育部长朱家骅找陈谈话，开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条件：资助2万元加5个编制，让陈自己独立组织一个党派，并以独立党派代表的名义担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

然而，陈独秀想都没想就一口拒绝了。

陈独秀的内心希冀着去延安。为了能去延安，他修改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专程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他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当时的党中央是毛洛体制，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书记，毛同志是军委书记，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来延安的三个条件：

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

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要人做书面检查，是毛同志的一惯嗜好。可是陈独秀是何等之人，岂能甘受其辱，于是回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事情就这样僵住了。

接着，王明和康生，分别在《解放》杂志、《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把陈独秀称为“匪徒分子”、“日寇侦探”，“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王、康的文章是不是秉承了毛同志的意旨呢？笔者不能确定。当时的王明刚从苏联回来，正气傲着呢，所以还有一定的独立性，不一定会听毛同志的话；但是康生这个巨奸，一回国就看清了毛的优势，凤凰要把高枝攀，已经无条件地弃王投毛了。

1938年3月17日，陈独秀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质疑中共中央欢迎自己到延安的诚意，表示“百思不得其故”。

陈独秀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此彻底破裂了，毛同志没有作出任何补救措施。

1939年，陈独秀在重庆宽仁医院养病时，周恩来刚好来到重庆，曾专门去探望陈，表示想把他接到延安去。陈独秀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其后，周恩来又到江津去看望陈，再次请他回延安，并表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陈独秀依然拒绝了。周恩来留下的100块银元也被他坚决地退了回去。

1942年5月27日，这位曾被毛同志一再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终于在贫病交加中逝于江津，享年63岁。

1957年2月27日，毛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将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李立三、饶漱石等同时列为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

（二）毛同志如何对待胡先生？

中国有句闻名的老话：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主张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毛同志对于这句话自然是不以为然的。

胡先生对毛同志的恩德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厚，不可谓不诚，可是毛回报了吗？如果将胡对毛的恩德比作一桶水的话了，那么毛同志是“一滴水”也不肯回报的。当然另一种意义上的“回报”是有的，那就是也回报了“一桶水”，不过是“脏水”。

1954年，毛同志亲自指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批俞硝烟未灭，接着就转向批判胡适，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由此，在毛同志治下的中国大陆，胡先生由学界泰斗一下子就变成了声名狼藉的“帝国主义走狗”。

50年代中期“讨胡战役”后，毛同志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说：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这段话真是稀奇古怪，谁能猜得透毛的皮里阳秋啊？笔者猜测毛同志其实是在作一种许诺：老胡，你就回来吧！你只要回来称一声“老奴”，朕就封你一个文华殿大学士。

可是胡先生就是“胡不归”，他早在1949年离开北京南下之时就已识透留下来，不仅没有民主，连面包也没有。

另一次，毛同志在对新闻界人士谈话时说：

“胡适在台湾吹，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不必了，但“一日为师，终身为师”的古训还是能成立的。连老师都不承认了，又何能照顾老师的儿子呢？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不幸留在了大陆。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胡思杜也写了批判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文章中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胡思杜同志斥责自己的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小胡同志虽然真诚地表示了对毛同志的归化，对自己父亲的背叛，但一点屁用也没有。

反右运动前期，小胡还想入党，于是积极地响应毛同志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建议。学院领导马上就将其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批斗大会开了许多次，胡思杜终于精神崩溃了，于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那留在大陆的小儿子早已“畏罪自杀”了！

（三）毛同志如何对待张申府？

在毛同志的脑海里，当年张申府要他重填卡片的脸色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延安时期，凡有北平到延安的，毛同志都要有意无意地打听打听张申府的情况，末末了，都要不阴不阳、不冷不热地说上一句：“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

建国前，张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

解放初期，章士钊仗着他与毛同志有些过厚不薄的老交情，仗着他于1920年时曾经向毛同志赠送过两万银元的大恩惠，斗胆张口向毛为张申府求情：

章先生说：“张申府也是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

毛同志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

一句话就将章老先生撂了个大马趴。章由是知道毛对张的旧恨难消，从此不再提起。

1957年，张申府又被打成右派。

所有这些当然都与当年他给毛“受气”有关。

谁让当年你识得了文曲星，又识得武曲星，却不识龙潜浅邸的紫微星君呢！

毛同志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大的“大人物”，但“大人物”小气量者，比比皆是。看毛皇陛下，这个大人物的气量有时竟比“鸡眼”还要小。

人生在世，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做人不能光记坏的，不记好的；坏的拼命放大，好的一笔带过，甚至恩将仇报。

古人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其实，恩将仇报，睚眦必报的人，才是真正“不知其可”的人啊！

关于张申府的事，我们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在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张申府一直没有工作。尽管张在共产党高层的亲朋故旧有的是，连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都是他。但要紧的是毛同志不肯安排，其它人投鼠忌器，也就没那个胆儿。后来总算还是周恩来不忘故旧与恩师，转了几个弯，暗渡陈仓，通过北京巿市长彭真将张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工作。

张申府是有学问的人，他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对数学也很有专长，本来他想去北大当教授，但彭真劝他不要回北大。彭真说你去北大那样的单位就保不住还会受冲击，而北京图书馆是一个不大为政治注意的单位，正是你这种问题之人安身栖息之处。

张申府晚年之所以能过了几十年清静无为的日子，真是完全拜周恩来、彭真之所赐。

八、啊！北大啊，北大！

毛同志不仅记恨“北大”的这些人，也一并捎带记恨了“北大”这个校。

1949年毛进京后，来过清华好多次，但一次也没有去过北大。

毛到清华来一般都是在晚间来的。因为清华有个室内游泳池，冬天还可以加温。毛从前没有在室内游泳池游过，因此好奇。清华的这个室内游泳池在西大操场旁的体育馆内，很小很小（可能25X50米），笔者也在那儿游过泳，甚至是在那儿学会游泳的，教游泳的体育老师也姓胡。（此事与本文无关，只是备忘。）

1949年4月30日，北大邀请毛参加“五四纪念会”，毛同志拒绝了。他说：

“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显然，“工作的原故”是一个托词。

又后来，北大的校长马寅初自以为与毛有些老交情（当然是在因“人口论”被批判之前），想请毛同志到北大给师生们做一次报告，毛仍然不肯去。1951年9月11日，毛在马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上批示：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为什么“我不能去”呢？

不仍然是那个旧伤疤在作怪吗。我去了，师生们会怎样想？就会想眼前这位伟大领袖原来当年只不过是我们校的一个小小图书管理员。丢不起这个人啊。

不去北大！落魄之地；

不去北大！受气之地；

不去北大！禁脔之地！

但这并不能说明毛同志对北大没兴趣，相反，他对北大的兴趣大得很，每逢来了运动，他就对北大“关爱”有加。

（一）反右运动中，毛同志对北大的关注

1957年，北大共打了右派511人，其中教职工90人，学生421人。

北大的教职员工及学生人数与清华差不多。当时，清华共划了571个右派分子。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

但是，毛同志没有对清华的反右运动发表特殊意见，却对北大很不满意。

毛同志认为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将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时任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邓秉承毛的旨意、亲临北大直接指导。他说：北大的右派“不是一打的问题，而是一批的问题”。到了这年10月以及第二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给一些所谓搞错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又搞了一场“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另外还搞出了一批“编外右派”。

有的资料中说北大右派总数为716人。当年北大师生总数为八千多人，右派占比接近9%。除了正式划为右派的，还有各级党委内部掌握的“中右分子”，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戴右派分子帽子，却按右派分子待遇的人，这类人在右派改正时一般被“按右派分子对待”。北大的正式右派、“中右分子”、“按右派分子对待”，这三类人相加就有1500人左右。有一位北大右派校友收集整理的“已知北大部分右派名单”中说北大右派非正常死亡有26人，其中8人处决，被打死1人，教养期间病死饿死6人，自杀10人，死因不明1人。

（二）文革中，毛同志对北大的关注

文革初起，毛泽东又选定了北大作为文革策源地，将一个“八婆”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竭尽夸大其词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由此点燃文革泼天大邪火。

当初作者曾经反复看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巴黎公社”的影子，相信许多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都曾有这样的感受。

运动中，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李讷回家说给她老爸听，毛同志说：

“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

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领袖对自己的女儿随口说的一句戏语，可事实上毛对这句话非常得意也非常在意，特别关照李讷向已经在北大掌权的聂元梓传达这句话。

伟大领袖的一个“深”字非同小可，表示了对北大运动现状的不满意，于是北大的“揪斗”又烈火烹油地升级燃烧了。

尽管如此，毛还是不满意。

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蒯韩谭王“五大学生领袖”时，更是直接对聂元梓说：

“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

于是又有无数北大教授和干部“屋漏偏遭连番雨”，再次遭整肃。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的。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的右派不止这么多；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池深王八多”；

凭什么？毛同志说北大的黑帮“不止那一点吧？”

还不都是起源于1918年的那一点刻骨铭心、小鸡肚肠的感受吗。

啊！北大啊，北大！北大可太倒霉了。

我们清华虽然也倒霉，但似乎没有北大这样倒霉的！

九、附注

另有两个问题要补充讲清楚：

（一）、周作人究竟有没有给毛同志气受？

从周作人关于与毛交往所留下的片言只语中，问题远不是那么严重的。

1、毛曾到过八道湾十一号拜访过他，求教“新村主义”。

这件事在周作人日记中有记载。1920年4月7日的《周作人日记》记有：

“毛泽东君来访。”

这次来访的时间是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离开北京四天前。

试问：如果毛在第一次去北京时就已经受了周的气，毛已经对周心生恶感了，那么还会有第二次拜访吗？

2、1940年，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要去延安寻夫并投奔革命，在贾植芳（诗人，李星华的小叔子，后来成为著名的胡风分子）与周作人的帮助下得以成行。临行前周作人对李星华说：

“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

周作人说这话的语气很平和，根本也看不出毛周之间有什么交恶的过去。

当然也可以看出两人的交情也不深，否则就不是带口信，而是带书信了。

但既然能带口信，也就说明两人的关系平平常常过得去。

3、建国后，毛泽东对周作人也是给了出路的。

周作人曾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请他转交。他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郑振铎。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的这几话决定了。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日子，直至文革发生。

周作人为什么不直接写信给毛？

解放后，周作人心存侥幸的是，眼下这位党国的最高领导，毕竟当年在北大图书馆与自己有过一面之交，而且后来又来寓所拜访过自己。就算是普通关系，也或许会给予礼遇。又顾及“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没有直接给毛写信。

（二）张申府有没有做过北大图书馆的代理馆长？

关于张申府在1918年有没有做过代理馆长这件事，张的女儿张燕妮的回忆文章《父亲张申府在中共建党前后》一文中没有正面提及此事。文中却说：

“父亲在北大任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大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些工作。”

如果张申府没有做过代理馆长，那么是不是就不可能发生因“图书卡片”一事而引发的冲突呢？

也不是的。张燕妮的文章还说：

“暑假期间，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等，卡片，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

张女的文章中为什么要特别指出“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并指出毛泽东参加了这项工作呢？这就相对明确地回答了毛张二人间因“图书卡片”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究竟有没有发生冲突？张女肯定是知道的，但她仅点到为止。

将上述两点补充解释清楚了，本文也可结束了。

无需再结论，结论在每一个读者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