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访谈了中国政坛上曾经风云过的一些人，写下了《政坛秘闻录》。在这些访谈录里，被访问者讲了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事情。一般而言，被访问者在说到别人的事情时都比较客观，在说到自己的事情时就免不了粉饰贴金。转贴在这里，以飨对那段历史有兴趣的同学。原作没有照片。考虑到很多同学没见过本人，有些同学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给每位被访谈者配上一张照片,并加上了生辰死忌。

师东兵：《政坛秘闻录》(1)“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一场大梦”

——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王力（1921年8月11日－1996年10月21日）

这些人都当过高官或者高官的秘书。在访谈中,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披露了当年政坛台前幕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本书努力挖掘历史真相,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二十余年的重大事件。本书是作者采访了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在中国政坛风云一时的政要的谈话汇编而成的。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一场大梦”——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王力

听到王力身患癌症的消息后,十分惋惜,觉得应该看望他一下。研究文革历史,他可以称得上是重要的知情人。这倒不是仅仅因为他当过一年零两个月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了文革初期一些重要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从六十年代就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所以，他对中央最高层的决策过程，应该是充分的发言权的。目前，能够在文革前文革中两个历史时期列席常委会的活着的人中，大概只剩王力一人了。我很清楚这个[活挡案]的价值，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人的虚荣心很强，也不会把有损于他的形象的那些的那些历史事实轻而易举地公布出来，他会利用他独特的身份继续不切实际地拔高自己，但是他不一定会像某些人那样厚颜无耻地打击别人。

　　毛主席对王力有过评价：“王力这个人不可重用，不可轻信他的话。他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把整个国家的摊子当破烂的来整，要坚决地打倒他。”

　　早在文革时代，我就接触过这个人。不过那时，他是身居高位的文革要员，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不会坐下来好好地交流一下思想的，更别谈能够研究历史了。今天，他的地位变了，使我们能真正有时间和机会坐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和他接触几次以后，我觉得他的最大的缺点，或者说他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总是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他整天是在想象和唯最高领导之命而是听的生活里过日子，这就决定了他的归宿只能是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起伏。他自己的历史和思想已经不能允许他有属于自己的自我，他的行动归结了他自己的一切。而他却想入非非地企图东山再起。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真是一场大梦。”王力对我说，“我参加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却坐了整整十多年的牢房。可是有人还是认为我是什么文革的红人。真正文革的红人应该是华国锋、汪东兴这些人。历史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神情很激动。我对他说：“你还是稍安勿燥，激动对你的身兔不利。历史对每个人归宿应该都是公平的，只是我们许多人不理解而已。”连我也觉得奇怪，怎么对他说了这样的话？

　　据他说，1981年12月26日，邓小平委托邓力群和他谈话，传达了邓小平对他的评价：“从三中全会以后，王力写的东西我全看了。我认为，他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是有文字修养的，也是能够为党工作的。”王力听到这些话，激动得泪水纵横，发誓要为党再努力工作十几年。他曾在同年4月19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这个人，属于邓小平曾对我讲过某某时所说的[不可重用]的一类人。我言过其实，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过去十四年，通读了马恩列全集，积习恐怕还是难改的。毛主席说我‘没有当过家，不知柴米贵’。我只能是在正确路线下做一点文字技术工作，不能做负责工作，个人摔跤子事小，祸国殃民事大。我好提意见，但对我的话不可全听。毛主席信用我时说是[顶多听三分]。超过三分，我就会连累他老人家，也就要犯错误了。我深知党不要我，照样鹏程万里；当我离开党，寸步难行。在新时期，别人从零开始，我是从负开始。时刻准备着，在任何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应该说，王力的自我解剖是诚恳的。小平对他的评价，是准确而又恰如其分的。在我和他未接触之前，我已经听许多的老同志对他作了充分的介绍，他们都没有过多的成见，有的显然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有人说：“这个王力，还是可交的，他没有太多的坏心眼，别人对他不能原谅，是因为他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伤害人往往是最惨重的。”这，也许是事实吧，但是岂但一个王力呢？

　　1987年2月20日下午，我敲开了王力的家门，他的夫人王平权告诉我他正在午休。我给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不要惊动他。于是，我进了王力的书房，和他的夫人先聊了起来。

　　王力生于1921年8月11日（阴历七月初八），江苏淮安人。1935年参加青年团，那年他才14岁。四年后他在国民党东北军里秘密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现在的国务委员谷牧。党组织从东北军撤出后，他到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担任《大众日报》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1943年有担任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的主编。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历任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科长、华东局驻勃海区党委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优秀的共产党员焦裕禄曾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晴天》等几部反映我党土改的革命小说，成为全国作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建国以后，他又在上海担任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1953年底调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当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两年后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不久，又出任中联部对外宣传处处长，主管新华社的国际部。1958年6月1日党中央创办《红旗》杂志，他当了第一任编委，负责国际评论，他用[于姚力]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还参与并负责编辑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这套书，为培养、教育全党从新民主义转化到社会主义阶段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中苏关系紧张后，他参与了我党同苏共交往的一系列重大活动，是一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的起草人之一。

　　王平权在谈到王力这些经历后，深有感触地说：“他不仅对建国以来我党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有较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对1957年至1967年8月这段时期里，党所犯的错误，也有切肤之痛般的总结。党和人民应该发挥他的余热，这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党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不能谅解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人呢？”

　　我们正谈着，王力走了进来。

　　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他明显地苍老了。前额上已经谢顶，稀疏的头发灰白，走起路来迟缓而稳重，但精神良好，满面笑容。他使劲地摇晃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说：“我很愿意和你们年轻人谈谈。写历史，一定要真实。只有真实地把过去的经历写出来，才能使后人吸取经验和教训。现在有些回忆录和所谓纪实文学歪曲历史，在提到我的时候把别人的罪行也往我头上扣，这怎么能叫人心服口服呢？”

　　我说：“历史背景的真相是任何人也封不住的、歪曲不了的。假的只能蒙蔽一时，绝不能得逞永远。现在市场上不是经常有伪劣产品吗？我们党内现在也有不少这样的伪劣产品。”他很欣赏我的这句话，不住地说：“好在我们是处在光明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这不但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也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不久前，上海一位叫叶永烈的作家采访我，他把录音机往桌上一放，我就说：‘我的历史不怕录音，我认为录音比记录可靠。我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敢负责。我只是反对对录音和记录进行歪曲和利用，更反对莫须有、诽谤性的剪辑。’这方面，我是有苦头和教训的呀！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完全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一言难尽呀。”

　　我知道他是指1967年8月7日晚上那次所谓他的[讲话]。正是根据那次未经他本人审阅的记录，给他扣上了“反总理”、“反陈毅”、“五一六黑后台”等的帽子，几乎置他于死地。直到最近一两年，还有一本“纪实文学”的小册子在写到这段历史时，竟说王力在那一天，“气急败坏地跑到外交学院的大礼堂，发表了“王八.七讲话。”其实，作者连地点与背景也没搞清楚，怎么能不出笑话呢？王力自7月20日的“武汉事件”后，腿和脚严重骨折还打着石膏，怎么能跑到外交学院发表什么讲话呢？

　　王力回忆着那天晚上的情景说：“中央文革接到外交部姚登山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报告，说他们有事要向首长汇报。正好那天晚上有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的人全部看节目去了，钓鱼台只有我在家养伤，所以他们让我听汇报。我在十六号楼我的床上听取了姚登山等人的汇报，同时我有一些插话。后来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整理了一个所谓的[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的记录。此件我没有审阅过，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重要的话没有收进去，他们的一些话也没有写进去。比如我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限。]还有姚登山、王宗琪等人说：[我们并不是真要打倒陈毅，只是要给他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和中央保陈老总，我们立即拥护。]我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也放心。]后来康生、江青把他们干的事也栽到我的头上来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曾经让他的秘书钱家栋问王力：“你是不是有一个[八月七日的讲话]”，王力回答：“不是我的讲话，而是我在接见外交部一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的时候的插话，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审阅，也不是我的原话。”他把当时的情况汇报了一遍。

　　毛泽东看到那个“八月七日讲话”和其他的材料后，问江青等人：“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说；“我早就一眼看出王力是坏人。”康生连夜查了王力的档案后，向毛泽东汇报：“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王力确实像江青讲的，是坏人。”毛泽东十分生气地说：“他胡说八道什么？他的错误要比陈毅和其他的人的错误大得多。”马上，毛泽东对王力的问题作了一个重要批示，决定对他进行审查。

　　提到这些，王力至今激动不已：“我是在国民党东北军作地下工作时，有谷牧同志介绍入党的，怎么能成了国民党特务？是的，我在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时同苏共安德罗波夫谈了一次话，那也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而且有很多人在场，怎么能成了苏修特务？江青这么不择手段地整我，完全是另有原因。她早就说过：[谁犯了我的疑，我就叫他不得了！][就是无辜的，也要这么定。]就在整我的前两天，康生和江青有个密谋。那天，我在轮椅上坐着休息，正好被屋里的门挡着，就见康生和江青边走边谈走过来，因为他俩都是近视眼，没看见我，我也没啃声。他俩进了屋里后又接着谈。康生说：[王力是在苏北参加革命的，苏北的党员是红旗党，全是假的。他还是华北局的干部，华北局没一个好人。]他还说：[王力的老婆家里也是一窝黑货。]其实，我老婆一家都是老党员、老干部。她父亲和大姐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她姐和邓小平在莫斯科是同学，这又怎么能说成是一窝黑货呢？江青和康生他们当时都对我有很大的意见，说我是最不老实的人。”

　　我问：“你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得罪了江青，使得她那么恨你呢？”

　　“说来话长。”王力陷入往事的沉思和回忆之中，他缓慢地向我讲了起来……

　　1964年9月，王力随着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在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说：“我们不要轻易地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剧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事后，他还是接受了一些意见，曾说：“看来江青有一点[左]。”江青闻讯后，对彭真、王力等人大为恼火，骂他们是“破坏京剧革命。”她说：“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这一年下半年，刘少奇决定王力列席常委会，并委托彭真向毛泽东汇报。汇报中，彭真说了王力一写好话，夸他是“优秀干部”。江青对别人说：“这充分证明，王力早就是彭真的人了。我们选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已经知道王力是彭真、陆定一他们一伙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揭发了彭真的许多问题，总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有这样的一些人可以了解他们的黑幕。就是考虑到这些，把他也吸收进来的。”

　　1966年夏天，王力和贾一学、李鑫三人联名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第十五期《红旗》杂志上。文章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认为：“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阶段；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斗争；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带修正主的斗争。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这篇文章最后还有精彩的几句话：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伙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响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这些话现在看来，已经是很可笑的东西了。但是在当时，他的这些高论的确鼓舞了亿万人民的革命斗志和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1983年，中央林彪、江青两案办公室于8月20日写出了《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说他“竭力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其中的一条罪证是他在“1966年3月，根据康生的授意，起草《红旗》社论《彻底批判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罗织十大罪状，诬陷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是一批大恶霸、阎罗王’等等。”所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由于《审查报告》用词不够准确，对事实没有很好地核准，让王力抓住了把柄。王力在给中央的申述中声称：“第一，《红旗》社论发表与7月1日，而不是3月。3月份彭真同志还在主持书记处的工作。第二，社论的题目是《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审查报告》把原来题目中的[一些负责人]去掉了，又增添了[反革命]三个字，意思就改变了。这种做法是很不正确的。第三，起草这篇社论的背景是：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上海批评了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没有系统地批评彭真的错误。毛主席说：[彭真把北京变成了独立王国，为什么北京的同志至今不总结教训，难道对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黑色王国还有保留吗？]刘少奇听到主席的批评，于6月下旬召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系统批判彭真的错误。会上把彭真的问题议了一下，派康生飞往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康生把彭真的问题归纳为十条，在汇报中毛主席又插了许多的话。康生回京后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指示向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会上决定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指示写成一篇社论。因此，我起草社论是根据中央的决定而不是根据康生的授意。社论所说的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原话，因此，根本不应该追究这篇社论的责任。何况，王力只是参与写作而已，更不能认定是王力的错误。”

　　我找出当年王力起草的这篇社论作了仔细的研究，社论给彭真和北京市委强加的十大罪状，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功而不是过。就是这十大罪状，在当时也未必就是真实的。请看：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同样，这十条中的若干条，就是在当时也是在拼凑罪名，根本不严密，也很荒唐。

　　但是，里面有许多精彩的段落，的确是毛泽东的语言，如：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地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这些决非是王力敢于和能够加以编造的。

　　《审查报告》中，还有这样给王力定罪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一再宣扬不要怕武斗，不要怕乱。”引用了许多王力在记者站的讲话，说明他的罪行。

　　王力是这样申诉的：“第一，这些引文，从未同本人核对，没有确实可靠的根据；第二，记者站，即文革小组的快报组，其成员主要是从军队抽调团以上的政工干部组成的。任务是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常委反映文革动态。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常委有什么新的指示和意图，王力都要向他们传达吹风。这是中央给王力的任务。对他们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不准把中央机密外传，更不准参加和干预下面的运动。发现有违纪者，立即调离。因此，说王力的[这些谬论，通过记者站在各地广为散布，煽动了武斗，制造了混乱]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记者站是中央的核心机密部门，所以王力在记者站内部传达的话，都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第三，《审查报告》把‘不要怕乱’同[不要怕武斗]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报告》列举王力的话，并没有一句说过[不要怕武斗]。第四，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基层党组织领导问题，当时领导核心中有两种意见。毛主席坚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有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组织来领导]。并且发出了中央文件，即1966年12月9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王力向记者站这样的核心机密部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正常的。第五，至于[不要怕乱]的问题，那时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5月25日，他又说：[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月13日，毛主席又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7月28日，毛主席又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并没有什么关系。象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我列举的这些，都是现在还有文字可查的。由此可见，王力所传达的都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不足，并无过头。”

　　王力这个申诉里，有不少是强词夺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完全是唯毛泽东之命而是从的，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把他打倒，而很有可能是在抓江青之时就把他捎带了，但是《审查报告》所罗列的那些东西，无疑给王力以推卸之词。因为是王力，这些问题就完全推到他的身上，显然是有失公平的。但是，这并不能给王力减少丝毫的责任。这一点，王力生前始终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开过，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示批判刘少奇，江青同时提出也要批判邓小平，并让张春桥动员王力在会上发言，王力觉得自己发言不妥，所以始终保持沉默。江青认为王力是在“观测风向”。当时，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刘少奇、邓小平未撤销职务前，都应该按规定分发文件。这也引起了江青对他的不满和愤恨。江青曾经对张春桥说：“王力这个人其实是个滑头鬼，总想八面玲珑，四面讨好，偏偏我这里就不让他讨上好。”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巡视时，对王力说：“我不赞成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那样势必造成武斗。”王力提醒说：“主席，你不是经常说小平的好话吗？是不是刘、邓还要区别对待？”毛泽东点点头。王力回到北京后，立即把毛泽东的话整理出来，送给戚本禹和江青。这时，江青得出了王力是“刘、邓埋在中央文革的黑钉子”的结论，准备对他下手。

　　回忆到这里，王力笑着说：“我对江青始终采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当她给我下指示时，我总爱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主席的意见？]有时江青会沉下脸，不高兴地说：[这是主席的意见。]当我感到她转达的意思和主席过去讲的话不一致时就当面给她提出来，总弄得江青下不了台。这也是江青整我的一个原因吧。”

　　众所周知，王力是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正是这一导火线，使“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响彻全国，天下大乱到最高峰，以至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收缩部署，重新思考若干问题。时隔二十多年后，王力对我说：“7. 20 事件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即使毛主席这样伟大领袖亲自坐镇，只要是违背民意的事，也要碰大钉子的。这里，真正的教训是林彪利用了这个事件，在军队里排除异己，重用亲信。从前逐步在中央内部形成了林彪集团，并逐步掌握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

　　王力向我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早在7月初，毛泽东就去了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而当时，王力正在重庆完成中央交待的赴西南的任务。

　　7月13日晚，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重庆，要谢富治第二天赶到武汉，去执行紧急任务。周恩来没有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是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一类的话。谢富治请示总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周恩来同志同意了。当谢富治把总理的决定告诉王力后，王力一怔，说：“我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谢富治也回答：“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过问了。”

　　王力马上给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原因。关锋说：“任务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第二天，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陪同人员有北航红旗的井岗山、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到武汉后，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报，他们在武汉测绘学院门口时被群众认了出来。立刻，该校的群众组织就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当即，同在武汉的周恩来亲自布置正式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发出通知。

　　当时，武汉地区两大派武斗激烈。周恩来从维护毛主席的安全出发，要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各回本单位去，不许武斗。谢富治、王力根据这一精神，在7月15日、16日两天内多次重申了这一指示。到了7月18日，毛泽东提出：“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在老人家召集的这次会议上，王力提出：“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汉，而是江西，是中央文革决定的。”毛泽东听了，很恼火地说：“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请示。你回去以后把这个文件送来我看，要中央文革作公开检讨。”王力回去把这份文件找出来，上面有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人亲笔签名的字样，提出对某类群众组织“要采取专政措施。”

　　在此前后，王力传达的经中央研究共同制定的四条指示，即“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司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向群众传开了，武汉的一些部队和群众组织极为愤怒，纷纷议论和抗议来自中央文革的这些精神，把斗争的锋芒首先对准了王力、谢富治等人。

　　在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上，当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提出：“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毛泽东接着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当武汉军区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写检讨时，王力还帮助他们修改，有的地方都改轻了，军区的有关同志看了都表示很满意。

　　但是，百万雄师及部分军队同志的愤怒反抗终于还是爆发了。7月20日，他们冲进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谢富治的驻地，并将他们绑架走，进行批斗、游街。同时，也有部分群众包围了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当即带领警卫员、秘书等四、五个人从另一个后门跑了出来，到了火车站后才给汪东兴打电话。武汉事件发生后，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在北京的林彪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立即分头行动，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周恩来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乘飞机亲临武汉，将王力、谢富治先后从群众手里解救出来。这时，康生、江青等人一口咬定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兵谏”。毛泽东起初也很震怒，说：“想不到这次我竟然掉进贼窝子里了。”后来冷静下来后，才说：“看来，他们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在北京的中央文革成员开了碰头会，决定组织百万人热烈欢迎王力、谢富治等人回到北京，并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声援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和武汉地区军队的领导同志。王力建议：“不要这么多人迎接我，这样影响不好。”

　　江青说：“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主席。”

　　当王力讲到这段历史事实的时候，我就有点耽心，是不是果真如此？后来我听一位熟悉内情的人说，当时决定召这样的大会的并不是江青，而是周恩来。周恩来对在京的中央文革和主持工作的林彪建议：“要用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北京要召开百万人的群众大会，给一小撮走资派迎头痛击。”如果真是这样，王力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虚假的东西了。

　　于是，当王力、谢富治走下飞机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人员全部前往迎接。王力、谢富治乘坐敞篷小卧车，接受了百万群众的欢迎。然后，一起登上天安门，使武汉事件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全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主持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城楼开大会时，并没有通知林彪。但开会的前一天，关锋接到叶群的电话。叶群问：“听说天安门广场有个会，是不是？”关锋回答：“是有这么个会。”并把会议的内容讲述了一遍。叶群又问：“林彪同志想参加这个会，不知行不行？”关锋说：“那当然好啊！”叶群说：“如果你们同意了，那我就正式请示江青同志了。”

　　由于林彪亲自出场，大大地提高了天安门广场会议的规格。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在支持你们》等社论，把“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变成了反军乱军的行动。

　　回忆到这些往事，王力痛心地说：“在天安门上开会的时候，我就对江青说：我担心这样下去，全国会出现反军的连锁反应。江青置之不理。果然没多久，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我没想到，我的这些活动还使江青等人引起嫉妒和愤怒。谢富治回京后同我交谈说：[我同你相处一个月，没想到中央文革还有你这么右的人。]他的话，同样引起了我的震动。”但是，我翻了当时的文革材料，从王力的各次讲话里，看不到他这样的情绪，连一点痕迹也没有。

　　很快，毛泽东以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他以革命家和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开始纠正极左派们的错误。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不点名的警告，同样引起了林彪、康生等人的不安。林彪在8月下旬，向毛泽东请了一个月的病假，坐着火车到处跑，他曾经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我只有睡在火车上，听着火车的轮子的声音才能睡得着觉。”实际是躲了起来。王力也觉得空气反常时，曾给康生的秘书说：“我们首长不得了了，三天没吃东西没睡觉了。”那时，他们包括林彪在内，都猜不透毛泽东的心思，都不知道他每天究竟在想什么，都怕戴一顶跟不上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帽子。王力既要显示他是毛泽东司令部里的人这个形象，又把不准毛泽东的政治脉搏，只好在红卫兵那里打听消息，然后再来一个总批发，名其曰：“听取群众的意见。”这就导致了他1967年8月7日接见红卫兵和外事口群众组织的讲话，实际上是他听取姚登山等人的插话。群众组织把他的片言只语整理出来，登在他们办的小报上，形成了他垮台的导火线。

　　其实，真正导致他们垮台的原因并不仅仅是那些东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有人密报他们在背地里整理和搜集了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当然也包括陈伯达等人的材料。张春桥对江青等人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越来越象群众组织的领袖了，他们在千方百计地抓队伍，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则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后，毛泽东特意指示江青和张春桥：“你们要注意，和王力、关锋这些人划清界限，要让群众和红卫兵感觉到你们和他们不一样。”

　　中央关于王力的《审查报告》，把武汉事件再次作为王力的罪状。为此，王力在《申诉》里提出了六点意见：

　　“第一，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经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謄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恩来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议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讲的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等等。周恩来传达的方针更厉害，要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恰恰没有说。”

　　“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恩来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爆发7.20事件的原因。说王力[竟然宣布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力没有宣布，也无权宣布。《审查报告》把已经否定了的罪状又翻出来加在王力头上，是不应该的。”

　　“第三，7.20事件以后，王力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江青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王力反对机场欢迎仪式，认为不正常，不应该开这个先例；王力反对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反对在全国游行示威，认为这太反常，会引起连锁反应，冲击军队；王力反对斗争陈再道、钟汉华，认为他们没有责任。在斗争会上王力一言未发；王力反对拍摄《北京支持你们》的电影，并拒绝审查，等等。事实很快就证明王力的反对都是对的，果然在全国掀起了冲击部队的风潮。这不是王力的责任，而是能由当时反对王力意见的江青等人负责……”

　　但是，根据我的调查，王力罗列的这些事实，没有一件是客观存在。他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江青的任何意见。相反，他是在许多的问题上是背着江青等人单独行动的。这正是江青等人对他恼火的原因。据我掌握的事实可以证明：王力和关锋都喜欢打着毛泽东和江青的旗号行事，为此，江青几次当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质问他：“我什么时候指示你干某某事情了？你为什么总是要打着我的旗号干事？这样下去，我是要讲话的！以后，凡是没有我的亲笔签字的东西你们不能乱说！”这些，王力偏偏只字不提。

　　王力申诉的第四条是：“7.20事件后的武装左派问题，是毛主席8月4日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的，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贯彻执行，决定武汉地区武装左派的试验由王力负责。因为江青主管这件事，王力向她作报告，是正常的。这构不成罪状。”

　　“第五，8月8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代表’。接见者是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和王力。当时中央就宣布，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自己记录的都无效，以文革办事组统一整理的纪要为准，根本没有介绍是哪一个人讲的话。所以，《审查报告》列举的都是流言而已。[军内一小撮]这个词，王力不但没有使用过，而且一直到自己打倒时还不知道有这种说法。”

　　这就是王力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当“打倒”和“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震天响的时候，王力明明参与了其中的许多活动，怎么能推得一干二净呢？正是他这种文过饰非的态度，使得本来不是他的问题都弄得人们不敢为他作证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当时，连张春桥都说他：“总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到别人身上，好象你王力是一贯正确的，其实你王力是一贯的不正确！一贯的装腔作势，一贯的弄虚作假！”当然，这话也有过头之处。

　　王力申诉的第六条是：“《审查报告》罗列的，以及社会上还流传的所谓王力[毁我长城]的罪状，绝大部分都是江青等人捏造的，王力一贯反对江青等人对军队的做法。周总理在批评陈再道的会议上，称赞王力是[处处维护军队]。江青等自己搞乱了军队，反过来拿王力作替罪羊，说王力[毁我长城]。现在到了该澄清的时候了！”

　　其实，王力的这些解释有的起作用，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无数大量的原始证据都在，王力自己是怎样也赖不掉的。至于是否王力本人的责任，这已经不需要解释了。因为无论王力怎样兴风作浪，毕竟是一个大气候下的卒子，没有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运动，王力就是使出浑身的解数，也翻不起半点水花。但是，在大风浪中王力使点小聪明，搞点个人的小动作而被毛泽东所抛弃，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王力还把当年的一张小字报给我拿出来，上面记录着当初对武汉事件的过程：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预谋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这次暴乱的直接指挥就是武汉军区和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坏蛋。他们坐镇军区大院，应汇报，下指示。行动前他们就调查好了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的住处，连离二号楼只有几步远的一号楼，他们都没有去碰一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故意把谢副总理推到屋里纠缠不休，这边却绑架王力同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抢走了王力同志的文件，可是其他东西都没有动，这难道是一般的抢劫吗？再听听这次反革命叛乱喊的是什么口号吧！什么[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定时炸弹！]、[王力是刘少奇的走狗！]、[绞死王力]、[打倒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滚出武汉！]、[陈再道的政权万岁！]等等。他们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上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王力对我说：“这个历史怎样才能完整无缺地记录下来呢？看来真正要准确地记录一个事件真是不容易呢，现在就更要有勇气了。”我默契地无语。（后来我写出了真实地记载这个事件的长篇纪实文学《武汉. 毛家湾. 钓鱼台》，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但是，王力等人知道，他们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和江青，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所以，他们在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在北京一部分红卫兵中，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和毛泽东的化身。他们到处讲话，引起了中央许多同志的不安，使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了，于是江青等人下了最后的决心，要把他们抛出来了……

　　1967年8月30日下午3点，中央文革召开了批判王力、关锋的内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给王力定的主要罪状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周总理、反对江青、陈伯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说王力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的黑干将。

　　这是一个以生活会的名义召开的绝密会议。事前王力毫无所知。到会议开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考虑文章，陈伯达沉下脸来说：“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一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当吴法宪发言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时，周恩来插话说：“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他还对其他争先恐后发言的人说：“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那时，人们一听是批判王力，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发言，竭力要和他划清界限。谢富治严肃地说：“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的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王力当时已心灰意冷，摇摇头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最后江青作总结说：“根据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完全是黑线上的人。”她当即宣布叫王力“请假检讨”，实际上从此关了起来。

　　这个会一直开到8月31日凌晨2时半。

　　会议刚散，有关人员就叫王力搬家，先是搬到钓鱼台一号楼，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10月16日，又把他关到西山一座别墅里，交给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26日，正式将他送到秦城监狱，直到1982年1月28日释放，整整14年之久。

　　王力被关押后，毛泽东明确指示：不准任何人提审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挡着，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子。

　　讲到这里，王力的双手激动得微微颤抖，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康生一伙就想杀人灭口。五年多把我关得死死的，不让我放风，不给我任何带字的东西看，连《毛主席语录》本也不给。饭不让我吃饱，一天只给三小杯水，24小时不时地用喇叭宣布要枪毙王力，我就高声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高唱《国际歌》。他们每天搞这么几次，目的就是想把我王力折磨死。”

　　王力站起来，从书案上找出几页纸，递给我说：“每到党的生日这天，我都要默默地纪念党。这是我在1981年7月1日写的一首《哀情寄给党》。”说着，他又深有感触地朗诵起来：“尺尺天涯青鸟忙，蓬山日夜在心房。黄钟乐奏鸣宵汉，瓦釜刑宣弃大荒。残骥但求征路险，病蠹呕愿吐丝亡。白头未悔相思志，越是多磨情越长。”

　　早就听说王力善词工诗，文章写得漂亮。今日拜读他的诗词，果然名不虚传。应我之求，他信手将这首诗抄写下送给我。第二天，他又挥毫将他另一旧作用宣纸写出来赠送于我。诗是这样的：“惊雷发出囹千根，风雨如磐我自春。出土初生先有节，凌云直上永无心。风霜百折柔坚骨，山石千磨申屈身。夭折飞升回首笑，龙孙择约又成林。”

　　我对诗词恰好也有一定的研究和爱好，但是诗词并不等于作诗人。这个我已经有了许多的例子。但是对王力这个人，我还是很同情他的。毕竟是一个运动的牺牲品。有些真正罪行比他大千百倍的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个摇动笔杆子的秀才，却被两个截然相反的时代所不容。这也是王力无法挽回的悲剧，就是说什么也太晚了，只好留下深沉的教训启示后人吧。我们一边读他的诗词，一边谈论那个很难一下子说透的峥嵘岁月，话题又回到了文学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