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56) 谭合成 卷七 第五十六章 你热爱党，党会杀你？ 与何聘之老师情况类似的还有道县二中的李景熙老师。 李景熙，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教员，1920年出生，1967年8月29日遇害，享年47岁。 李景熙老师1948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献身教育事业，1949年在道县二中开始教书生涯，1953年调道县一中任教，1958年调回道县二中，担任高三数学把关老师。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工作特别敬业，做人极其低调，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家长信赖的好老师。” 李景熙1965年“社教”运动中被定为“漏网地主”，1966年9月文革开始以后，被正式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遣送原籍道县祥霖铺区新车公社桐溪尾大队劳动改造。关于这一点，笔者开始有些疑惑，为什么“社教”定了案不马上处理，要拖到文革开始以后才处理呢？处遗工作组的同志解释道：“这叫‘社教定案，文革处理’。这个现象在道县很普遍，因为道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1965年8月全面展开的，当时零陵地委从各县抽调了近5000名干部，在道县成立了社教总团，下设10个农村分团和1个城关分团。是作为重点样板来搞的。准备在这里取得经验，在全地区全面铺开。整个运动分两批按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第二步，帮助领导自觉革命，教育干部放下包袱；第三步，组织职工‘洗手洗澡’；第四步，清政治、查阶级，开展对敌斗争；第五步，进行全面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来得比较突然，1966年文革开始时，社教工作刚刚进行到第四步，到1966年8月社教工作宣布结束，第五步尚未真正开始，因此大量社教中定了的案子，只能留到在文革初期进行处理。” “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土改的时候，李景熙大概有30岁了，从年纪上看，划地主分子没有什么问题，但他从小在外面读书，后来教书，没有参加家庭的剥削活动，没有吃剥削饭，为什么还是定了个漏网地主呢？”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当年的事情，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农村的事情，不能用城里的眼光去看。李景熙老师这个情况在当时定个漏网地主，理由多得很，随便抓一两条就够了。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说李老师没有参加剥削活动，我问你，他读书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家里剥削来的钱，还不是吃的剥削饭？哈哈，这些事情讲不清的，深究不得，深究不得啊。反正现在全部都平反了。” 1966年9月27日，李景熙戴着漏网地主的帽子带着妻子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桐溪尾大队。 桐溪尾位于道县、江永交界处，夹在都庞岭和铜山岭之间，从江永县凉伞界发源的永明河（淹水）从这里入境。清澈见底的永明河，两岸杂树丛生，风光绝美。这条河，解放前，春夏之季可通航4吨重的木船，秋冬枯水季节也可通航1到2吨重的木船，顺流而下，可到道江镇，溯流而上，可抵永明（江永）县城，是一条重要的水上通道。解放后，大兴水利，沿河修筑了好几条滚水坝，已经基本上无法通航。好在从道县到江永修了一条公路，永明河能否通航已然无伤大雅，反而因为滚水坝的修筑而凭添了一道风景。 滚水坝是湘南农村沿河村寨群众修筑的一种水利工程，因为这些河流一般都比较浅，当地农民选择河床中比较平坦的地方，夯入两排松树木桩，将从两边山上采来的数百乃至上千斤重的大石块，用泥橇沿山坡拖下来，垒在松木桩中，筑成一道高约四、五尺的拦河堤坝，提高水头。水枯季节，水拦在坝内，雨水充沛时，河水可以从坝顶上滚过去，不致泛滥成灾，当地农民很形象地将之称为滚水坝。滚水坝，滚水坝，就是水可以从上面滚过去的水坝。 滚水坝两端靠河岸处一般都留有过水的缺口，缺口处安着一种古老的提水设备——筒车。筒车状如一个巨大的车轮，木制，直径五、六米，乃至十多米不等，轮沿有薄木板做成的叶轮片，并按一定的倾角安装若干粗大的楠竹筒，这种楠竹筒就是所谓取水器。水从缺口中流下，冲击叶轮片，带动筒车转动，楠竹筒随着车轮转动，将河水一筒一筒提起，随车轮转动过顶部，由于竹筒的倾斜度，水从筒中流出，注入岸边水平放置的木槽，从而完成一个取水、倒水的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河水源源不断地被提起，灌溉两岸的农田。有史料记载，早在南宋时期这种古老的自动提水工具已在当地农村出现，迄今应有千年历史。笔者在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曾读到关于它的描述，第一次见到实物则是在去桐溪尾的路上，记得第一眼看到它，心脏就猛然收紧了，被蕴藏其间的伟大智慧和岁月积淀强烈地震撼，不由自主地放慢了匆匆赶路的脚步，好让心沉下来慢慢体味。当时已经开始进入枯水季节，坝顶上失去了往日哗哗滚水的壮观，只有少量河水缓缓漫过，沿筑坝石块的缝隙流出，泛起一片小小的水花。坝体上游的水面更是平平静静、波澜不惊。眼看着滚水坝两岸矗立的两个筒车缓慢之极地转动着，发出一阵阵沉重的咿咿咔咔的声响，把一竹筒一竹筒少得可怜的水艰难地提到上面的木槽里，真的担心它马上就要精疲力竭地转不动了，甚至会因不堪重负而散架。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这种杞人忧天式的担心有些多余，它转得再慢也绝对不会停止转动，它响得再沉重也绝对不会散架，它提起的水量再少再艰难也绝对不会停息…… 李景熙老师回村以后，生活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几十年来很少干过农活，确实很难适应，幸亏思想上做好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准备，再苦再累还能扛得住。再说毕竟教了几十年书，有些关系不错的学生暗中多少有点关照，二来手头多少还有几个积蓄，三来亲戚里面还有些出身好或者在生产队、大队当点小干部的人对他还算高看一眼，所以日子过得比当地农民差不到哪里去。当然，不能跟在县城里当老师的时候比。人呐只能到一山唱一山的歌，明白这个道理到哪里都能活得下去。只是开四类分子训话会时，要他参加，要低头认罪，有时间还要跪一下台子，受点体罚，一开始不习惯，脸皮撕破了，也就不觉得什么了。 但有一条李景熙老师很长一段时间难以习惯，就是一年到头吃红薯。那个年头，由于粮食不够吃，农村的人一年之中吃小半年红薯是很正常的现象。李景熙半路出家干农活 ，劳动力不行，生产队照顾他，勉强评了个8分的底分，相当于一个妇女劳力，底分低，挣的工分就少，工分少，分的谷子就少，谷子少就只能更加多吃红薯。他有个教书时留下的老胃病，一吃红薯就反酸水，一反酸水胃就痛得不行。可是胃再痛也得要出工，不出工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没有粮食分，没有粮食分就连红薯都没得吃。这还不是最难过的，最难过的是不出工就是偷懒耍奸，偷懒耍奸就是抗拒改造，抗拒改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要开会批斗。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谁愿意跪在台子上让人指着鼻子骂？人呐就是这样生得贱，在县里教书的时候，胃痛起来，躺在床上，捂着热水袋还痛得冒冷汗，而这时候，只要咬紧牙关，往太阳地里一站，立刻就会好了许多。 万幸的是，李景熙老师的胃病并没有因为天天吃红薯而加重，反而一天天减轻。农村里有一句俗话说：“细粮养病，粗粮养人。”看来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到了1967年8月，屈指算来，李景熙老师遣送农村将近一年了，他已经开始适应新的生存状态，看上去就是一个五六十岁的精精瘦瘦的农村老头。对于组织上把他划为“漏网地主”，他也从一开始“有些想不通”到现在已经“完全想通了”。他在写给大队党支部的思想汇报中说： “自己虽然解放前一直在外面读书，没有参与地主家庭的剥削活动，但是从小到大，所吃的每一口饭，所花的每一分钱，全部都是剥削的贫下中农的血汗……更何况我在出外读书之前就已经参加了家庭的收租记账等活动，这实际上就是彻头彻尾地剥削活动。从前我对这一点认识不清，只承认自己是变相地吃了剥削饭，现在我才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完全彻底的靠吸食贫下中农血汗养活的寄生虫。认清这一点对我而言，无疑是很痛苦的，但想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就必须从认识自己的反动本质、承认自己的反动本质做起。我现在真正的认识到，组织上把我划为‘漏网地主’，是我剥削行为的必然结果，也是组织上对我最后的教育和挽救。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作为一个吃剥削饭长大的人，思想深处必然深深地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必须通过长期的艰苦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才可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决心在大队党支部和广大贫下中农的监督、教育、帮助下，彻底地改造世界观，洗心革面，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新人。” 然而乡亲们却仿佛忘记了他是上面交下来监督劳动的阶级敌人，甚至有些有糊涂观念的人还认为：“李老师人品好，学问好，这号人上面迟早会收回去的。”无论是生产队还是乡亲们个人有什么需要舞文弄墨的事总会第一个想到他，因为这些事情李老师搞得好。 这时候，道县刮起了“杀人风”。 （1967年）8月24日，新车公社秘书张光汉、公社武装部长蒋良椿等人主持召开了全社各大队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民兵营长、贫协主席、文革主任“五巨头”会，煽动、部署杀人。桐溪尾大队支部书记李成龙、民兵营长李春林、文革主任李结梅等人参加公社“五巨头”会议以后，回到大队立即行动，将四类分子控制起来，但没有马上杀。 8月26日，公社书记陈平日带着公社秘书张光汉来到桐溪尾“检查工作”，看到这种情况，很不满意。陈平日说：“别的大队都已经杀了，你们怎么还不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等到敌人搞起暴动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听到陈书记的批评，桐溪尾大队马上召开党员和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进行讨论，决定将“调皮捣蛋”的杀掉4个。这4个里面没有李景熙，因为李景熙表现得实在太老实了，一个三岁小乃崽骂他，他都陪着笑脸。能做到这一点，也算改造得可以了。 杀掉第一批4个“阶级敌人”以后，上渡民兵指挥部又派民兵下来来督战，说是区里指示还要抓紧时间补火再杀一批。大队再次开会讨论杀人的事。会上，文革主任李结梅提出：“光杀这4个不行，革命太不彻底了！这些都是凫头鱼，浮在水面上的，要把那些躲在水下面的沉底鱼捞出来，这些家伙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于是决定再补10个人的火。这10个人中第一名就是“漏网地主”李景熙。 名单报到公社审批，公社书记陈平日说：“贫下中农就是火眼金睛、照妖镜，阶级敌人不管你伪装得多好，隐藏得多深，火眼金睛一看，照妖镜一照，就原形毕露。” 当然，以上这些情况，李景熙和他的家人作为监督劳动改造的对象是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他至死都不敢相信自己会被“判处死刑”。 李景熙老师的儿子李冬德向笔者讲述了父亲遇害的情况： “1967年农历7月，道县刮起了‘杀人风’，风是从四马桥那边刮起的。一开始，祥霖铺这边还没有杀人，还在酝酿阶段。我父亲在祥霖铺圩场上赶闹子的时候，碰上一个在生产队当干部的本家叔叔，他把我父亲拉到一边跟他说：‘老李，你听到消息没有，上头来了新精神，又要杀地富了，你要及早打主意哦。’我父亲回答说：‘哪里会有这样的事，不要听信谣言。党给我们戴上帽子，是为了促使我们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绝对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只要我听党的话，改造得好，我相信头上这顶帽子党迟早会给我取脱的。’话虽是这么讲的，但我父亲心里还是不踏实，到底还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比起乡里的那些个土地主还是多点见识，回到家里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讲给我母亲听了。我母亲听了很着急，对我父亲说：‘看来这杀地主的事，不像是一口风（谣传），你戴着帽子，还是想办法躲出去好。’我父亲说：‘躲到哪里去？躲到哪里不是共产党的天下？再说我躲出去了，你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们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要为孩子们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前途，至少不能再去影响他们。我相信党的政策不会这么一刀切的，即使真的要杀地富，也会有个区别对待，总要有现实活动才会杀吧，总不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也要杀。’平时，我母亲蛮信我父亲的话，可是女人家的直觉有时就是比男人准。当时我母亲就说了自己心里还是感觉得很不安然。我父亲说：‘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安也罢不安也罢，只有听天由命了。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出工要更加下手（卖力），说话要更加小心，千万别让别人抓住什么小辫子。’可怜我父亲以为不让人抓住小辫子就能保命，做梦都没想到会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一气。没过几天，就被大队上的民兵捆走了关在大队部。当天晚上，杀了4个人。这是我们大队杀的第一批。这一次没有杀我父亲。我父亲他们十几个人陪斩，杀完人以后，又牵了回来。杀的4个什么人，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当时不在桐溪尾，我是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其他地方，要是在家里说不定也会杀了。听说杀的4个都是年轻力壮的，说是分子，其实都是子女。 “杀了第一批以后，我父亲他们这些没有杀的，关在大队部的仓库里。农历7月21日，上头来人督促杀人，说是要‘补火’。当晚，桐溪尾大队在小学校的操场里召开群众大会，宣判了我父亲等10个人的‘死刑’。当晚没有杀，第二天上午9、10点钟杀的。我父亲死蠢，要杀他的事，他早一天就晓得了，是他从前的一个学生，在大队当基干民兵，偷偷给的信：‘李老师，明天可能会要杀你了，你要想办法赶快逃跑。’”（这位学生可以说是冒了血海般的干系，因为在大队讨论杀人时，已公布了纪律，给阶级敌人通风报信的，按叛徒论处。众所周知，中国人对待叛徒的态度，比对敌人还更严厉，敌人可以只杀1个，叛徒要杀1家。）我父亲说：‘我不跑，我没有罪，我热爱毛主席，我相信党的政策。’就这样把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给错过。其实当时要逃跑容易得很，那个关人的地方是临时改的，跟真正的牢房没法比，窗户棂子都是木头的，一用力就可以搞得脱。要是他跑了就好了，不但他自己活了命，我们今天的日子也要好过得多。” “是不是你父亲害怕他一逃跑，会给你母亲和你们带来灾难？”我问李冬德。 “哎——”李冬德长叹一声说：“就是这个意思啰。其实跑了就跑了，要杀我们，他不跑也会杀，不杀我们，他跑了也不杀。可那个时候，就是想不明白这一点。第二天上午，天下大雨，我父亲这些被杀的人不用说，杀人凶手们穿着蓑衣斗笠都淋得一身透湿。牵到河边要杀的时候，我父亲还跟他们说，我热爱毛主席，热爱党，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说的那帮人都不耐烦了，其中有一个最没得水平的家伙，好像是个贫协的什么头头，对我父亲说：‘你讲笑话给鬼听吧，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党会杀你？’我父亲听到这个话，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说：‘那就快点动手吧，天下这么大的雨，你们也作难。’杀人凶手就叫我父亲跪下。我父亲说：‘我没有罪，我要求站着死。’一个民兵说：‘胡说八道，天下哪里有枪毙人，还让站着的道理。’一脚踢到我父亲的腿肚子上，把我父亲踢得跪下了。我父亲说：‘我有个最后的请求，求你们搞得干脆一些，不要让我再受磨了。’他最后的这个要求，得到了杀人凶手的满足。杀人凶手把鸟铳顶住他左边的太阳穴，一鸟铳，听在场的人后来说，我父亲连哼都没哼一声，倒在地上就死了。 “其他的几个人也都是用鸟铳和马刀杀死的。杀了以后，埋都没埋，往永明河里一丢。当时抛尸永明河的遇害者不在少数，我们这些遗属没有人敢去捞尸，河里又修了滚水坝，尸体流不下去，浮在水面上就像炸麻花一样，臭不可闻。有些尸体被冲到滚水坝上，有些尸体挂在岸边鬼柳树的根上，在那里烂成一堆白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