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宁：我父亲不後悔被定“林彪死党”

林立果的“小舰队”：那个词本来是开玩笑

我也没准备，原来就以为空军的几个子弟聚一聚，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有一些话现在还不好说，还不敢说。但是我想有一些事，既然是这种座谈，也想说一说。

我父亲王飞“九一三”时是空军副参谋长兼党办主任，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这些人的直接领导。我“九一三”时在部队，是武空13师飞行员，是运输机的副驾驶。我听到传达的时候感情肯定跟在座的不一样，因为这些人都是我身边的人，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叫着周叔叔、叫着小于叔叔，叫刘沛丰是刘叔叔，就这样长起来的，他们怎么变成了什么“十恶不赦反革命”，要“谋害毛泽东”什么的，简直不可思议。我对这些人的印象，跟大家听到传达文件是不一样的。像林立果1967年从北京大学入伍到空军以後，当时我只知道空军来了一个挺能干的吕秘书叫吕果，我们以前听说、後来也听到一些情况，都是说很平易近人，很有一些进取心，愿意学习什么的。当时我父亲觉得不好安排他给某一个首长当秘书，所以说就让周宇驰带他，叫“一帮一”，让他们组织一个调查研究小组，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就跟他说部队里边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你们先去调研一下，查一查前因後果，提出一些改进方案什么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什么“新三军”、“老三军”斗争比较复杂、比较激烈，他在当中都见识到了，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我父亲讲，“小舰队”那个词，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就是党办这些人在一块聊天吹牛的时候一句玩笑话，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的“核心力量”、“核心组织”了。当时西郊机场有两架飞机要上广州，後来就是凡是上了飞机那个名单的，就都是“死党”了，当时就是这么给框的。按这个框，我父亲因为正好是林立果他们的顶头上司，所以说给他定“林彪死党”——他觉得也不冤，确实他跟这些人很熟悉，这些人想搞一些什么，他说我都听到了，或者说我也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跟他聊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个“九一三”、这些人实际上应该分成两块，黄吴李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可能是对林立果他们，对《五七一工程纪要》这些事情确实是不知道，是被冤枉的。我的感觉，像周宇驰、于新野、林立果他们那一块，经常通过调研小组发现一些问题，通过自己认真思考分析，最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矛头指向了“文化大革命”、指向了中央文革，“不解决毛泽东，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

所以说这些人最後的仇恨——当然我说的“仇恨”也是一点一点地认识——就觉得不解决毛泽东，就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就认为“文革”就是中华民族的„„那个时候“浩劫”这个词没出来，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要想制止这场灾难，那不得不采取一些现在认为不可思议的行动。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可能就是在他们几个人当中出来了。

我们也是跟我父亲聊天聊到这个事，他讲《五七一工程纪要》在“九一三”之前他都没见过，是在进了学习班以後，给他看那个影印件他才知道。他一看完这个，说我相信这个肯定是真的。于新野的字他很熟悉，另外平时说的一些话，他们讨论问题的时候这些内容都说过，所以他认为是真的。但是这个里边後来讲到什么要谋杀毛泽东之类，这个问题，他觉得肯定林彪不会知道这些事情，黄吴李邱也不会知道这些事情，因为像空军吴司令员在九届二中全会被批以後，很多事情上边都那么关注了，底下的一些事情怎么还敢向他汇报、对他交待？不可能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算是给黄吴李邱一种解脱，他们实际上没在一块。

我父亲卷入“九一三”，比较关键的就是因为周宇驰在直升飞机被迫降以後，撕掉了手里的两张纸，一个是林彪手令，一个是林写给黄永胜的一封信，那个信的最後写了一句话，说“有事可与王飞面洽”。我父亲进了学习班以後，人家也是死追这封信：你跟黄永胜最後怎么“面洽”的？你向黄永胜交待一些什么任务或者什么事情？

我父亲讲，林彪这封信也是他後来进了学习班以後才知道的，事先他并不知道。“手令”他说也不知道，我说那不可能，我听传达文件，里面有你写的“王飞笔供”，都由你亲笔签字的，你的字我也都认得。他讲，他说的有一些内容是不得已，当时纪登奎、郭玉峰给他讲这些事、让他写这个“笔供”的时候，起码是跟他说了八九遍，他说跟小学生听写似地写了“笔供”。里边有多少不实之词我就不说了。

我父亲1981年以後，就算离开秦城了，身体恢复得比较好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他骑车来到钓鱼台，到国宾馆门口时，我说：“你看，那就是钓鱼台，文件上说，你也承认，你当年和关广烈来这里看地形，要组织空司警卫营的人来这冲中南海。”我父亲来回看了半天说：“哟，我今天才知道钓鱼台在这。”他说根本没来这勘查过地形，也没有要冲中南海。当时就是一说，後来任务就解除了，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文件里确实有不真实的地方。林立果他们所谓的“小舰队”和老一辈黄吴李邱是有区别的。公审时老的都说，我们都没这些事，一无所知。 毛真正害怕的是林彪，更害怕林立果

我想毛泽东对林彪是比较害怕的，林彪九届二中全会之後，死活不检讨，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反毛的错误。底下黄吴李邱，毛泽东压得很厉害，他们又是从小跟着毛泽东搞革命起来的，都是很听话的。所以毛对黄吴李邱是不害怕的。毛真正害怕的，一个是林彪，一个是林立果，更害怕的是林立果。林立果很年轻，不受限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你管得住吴法宪，管不住林立果。当然毛泽东也想管住林立果，我曾问过豆豆大姐，当初干嘛给林立果找对象选妃搞得那么大张旗鼓，现在老百姓一提都非常反感，很愤恨。她说，就是毛泽东提出来要给林立果找对象，林和叶才害怕了，赶紧说空军谁有合适的，赶紧给找一个，千万别用毛泽东给安排的那个儿媳妇。林立果调研小组成立以後，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应该说他们顶多到叶群那儿，叶群知道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共同蒙蔽了林彪。否则不可能叶群接周恩来一个电话，就那么仓惶地上飞机了。现在的谜团简直太多了。包括刚才张大哥（张清林）说的李文普那一枪。

我问过我父亲，他那时思维还清楚，他说“九一三”事情出来以後，他正好在指挥所，他说飞机走了以後，他们几个人轮流看着标图员标的航迹线向李德生汇报：飞机到哪了，飞机到哪了——李是周恩来派他到空军的。我们的雷达因为有限嘛，出了国境以後飞机就消失了很长时间，雷达就搜索不到目标。我父亲就跟李德生讲，现在雷达全程开放，能不能除了值班雷达开放，其他雷达就请示关机了。李德生说，我不懂你们空军的事情，像你们自己的事情该管就管，这种事不用向我汇报。我父亲听了这种话以後，就还想听情况，就像贺铁军刚才讲的：空军截获了一个情报，因为间隔时间比较长了，递上来时，三分情报变成一份情报了，就是：“大型目标入侵；大型目标着火；大型目标坠毁。”我父亲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在目标消失20分钟到半个小时後，情报就传上来了。别人可能不太清楚飞机是怎么一个情况，但我父亲说他都猜到了，他说林彪一家包括林立果都在飞机上，这个飞机在天上就着火了，然後就坠毁了。他就想象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情况转给李德生。他把这个情报就退给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他说既然李德生说了，你们空军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就不用事事都请示。这件事就等于给瞒下来了。後来中央文件编的故事说，飞机迫降爆炸起火。我父亲讲，他心里很明白空中已经着火了，空中着火了以後，飞机才迫降的。

林立果和同伴不是凶神恶煞的法西斯分子

林彪的飞机为何会空中着火？到现在我和我父亲聊天时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我看到资料、看到书，最可能是两种：

一种是这飞机被人做了手脚。——“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被炸时，安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微型炸弹，只要把油箱炸开，在油箱附近，这个飞机就得着火。当时“克什米尔公主号”因为是在海上，就让它慢慢自己烧着，或者在哪个岛上迫降，或者让它坠海。有的资料说256号飞机在山海关加油当中做了手脚了，所以在天上就着了；再一种可能，从现在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有可能是驻蒙苏军用什么武器，比较轻型的地对空武器击落的，或者是一个霰弹的碎片碰到飞机，正好碰着引擎就着了。

我问我父亲哪种可能性最大？——只能说是“可能性”，他不置可否。 对于“九一三”事件，我想说两点：关键人物，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不是凶神恶煞的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当时和周宇驰在一块，他很年轻呵，周是党办副主任，穿四个兜军装，他穿两个兜军装，他们俩骑着摩托车到处去调研。人家只知道他是个司机或者是个小兵，跟着首长，去为首长服务。到哪去安排什么活动，他不愿出头露面，都是往後闪。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情况，现在讲他，都以为是提着手枪、凶神恶煞的那种人。周宇驰也一样，面目弄得也是凶神恶煞的模样。50年代末，周宇驰是刘亚楼的秘书，永远是笑眯眯的，一笑两个大酒窝深深的。而且这些人都很能干，能文能武，开汽车，开飞机，1967年《红旗》杂志社论是周宇驰写的，就发表了。我父亲说周宇驰是唐山乐亭人，全村最穷的贫雇农，40年代参军。

于新野8岁就在上海当共产党的交通，最後填档案，何时参加革命工作都没法写，最後填了个12岁，最後到了部队。

刘沛丰，跟着飞机走的那个，我父亲说，刘沛丰刘叔叔那是解放前的正牌大学生啊，很有本事。给我的印象，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文武双全。他们写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除了谋害毛泽东那种提法有些过于残忍，其他的那些分析都是比较准确的。

“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另外我想说受“九一三”事件牵连和影响这个事，波及面太大了，对军队和党的工作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当时我在13师，武汉的部队，也受空军“九一三”的影响。一个13师运输机部队，应该说不受什么影响，我们的师长、政委全都给抓起来了。师长王宏志（音）是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在牡丹江跟日本人学的九九高练的第一批飞行员，开国大典驾驶运输机C46通过天安门检阅的驾驶员，是开辟拉萨航线、飞跃天险的功臣，在青岛抓起来了，拿白布单子给他一蒙，手枪往後腰眼一顶，扣上手铐就抓起来了，从青岛押回武汉。

我们师政委郭学师（音），就因为过去是刘亚楼的秘书、和空军的人关系比较熟，也就被捕了。从副师长到团级以下干部，包括我当时是训练大队，从大队长到大队政委，所有的人全都关起来了。当时叫“学习班”，现在应该叫“双规”，四五个人陪一个，然後门口坐一个端冲锋枪的战士，守着你那间房门，不许进不许出。我们部队很快陆军接管，连我们大队都是陆军，政委都换成陆军的人。我们师在湖北，调来高炮17军，跑道两头都是，只要飞机起飞降落就瞄，当时只要搞演习，陆军马上就跟你对着干，挖战壕，马上枪对枪。把空军和陆军搞得对立成这个样子，要是擦枪走火，後果不堪设想。

好在这些部队战士的基础都是一样的，海陆空军都能认得老乡，最後陆军部队与我们关系非常好，也成了“兄弟部队”了。当时这种部署和安排，用心是比较险恶的。

“九一三”牵涉的人实在太多，太不应该了。像我父亲被牵涉进去，那没的说，觉得给他定“林彪死党”，他自己也不後悔。他1975年、76年就被从卫戍区转到了秦城，他也很绝望。贺部长也被送到秦城，後来听贺部长讲：“我进秦城，听见监狱有人在大喊大叫，我一听是王飞，哦，我不孤独，秦城不是我一个。”後来我问过我父亲，你在里边喊什么呀？人家那都是些小战士，你就不知道给人留下个好印象？您就不能表现得文质彬彬一点，有风度一点？我父亲说，实在是不行，在里边我的监号可能是在最後一个，告诉我们这些人是政治犯。政治犯伙食有一定标准，应该是不错的伙食，结果到他那什么都没有了，汤汤水水就递过来了，他表示抗议，结果那个小战士说：“你是反革命，给你这些就不错了！”我父亲说：“我不是反革命，我亲手活捉过日本鬼子，你懂什么呀你！”我们每个季度可以到秦城看他一次，他後来已经不是正常人了，身体非常虚弱，走路、说话都不行了。

1981年7月底。公审林彪和“四人帮”之後，王飞专案组来找我们，说把他“保外就医”，让我们四个子女签字，我们不愿意签——我们在北京没有家，没有住的地方。他们说，你们只管签字，没地方住，我们代表中央，给你们安排一个地方。一个星期之後就出来了。他说出来和进去都感到非常突然。专案组通过海淀区在西三旗给安排了一间农民房，房租我们自己出。

我父亲他们这些人很悲惨，不许叫自己的名字，保外就医化名“王玉”，否则还不让出来。只有叫王玉，药费才可以报销。後来我看贺龙当年也化名王玉，送火葬场，骨灰盒上写着。我问公安部：你们是不是只有一个“王玉”的化名，谁倒霉就安在谁头上？

直到1994年，总政给军委打了一个报告，要把我父亲交给空军。当总政来人和我父亲谈的时候，我父亲说：我王飞就是王飞，绝不叫王玉，你们爱叫什么叫什么吧，我以後一定叫王飞的名字。现在好在他恢复了王飞的名字，否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军委给他一个批覆，安排三居室的一套房子，每月300块钱，看病在空军总院，按照军人团以下干部待遇，免费治疗。三居室安排了，在南苑，很远，不方便。三百元一直到五、六年前，调到一千块钱。他现在床上吃，床上拉，风烛残年，没有任何生活自理能力。保姆市场上，照顾这种人，月薪不低于三千块钱，我们为了提高他的待遇，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写信，提要求，得到的答覆是：“已经处理，不再处理”。

我父亲只是“九一三”受牵连中的一个，现在连对逃荒要饭的、打工仔，报纸都要呼吁提高人格尊严，送温暖，但是“九一三”这批人枪林弹雨做过贡献，又有谁关注过？我父亲已经四次脑出血，人已经不行了。我想呼吁，还有一大批“九一三”事件的受牵连者，应该改变他们的处境，给以人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