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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礁絮语  
一个孤寂的行者的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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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我读小说《软埋》 2017-06-05 13:27:29

我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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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朋友用微信发来了小说《软埋》,作者是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我孤陋寡闻,对作者方方一无所知,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个朋友同时发来了题为“《软埋》是一株大毒草——武汉工农兵读者举行批判《软埋》座谈会”的帖子。这种只有在文革中才会出现的文章标题让我觉得了时空错位。我很想知道《软埋》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能让'遗老'们重新赤膊上阵,又祭起了早已被扔到历史垃圾堆的'革命大批判'大旗。我要好好读读这本书了。

《软埋》不长,只有107页。写一个失忆的老太太丁子桃,多年前还是川北豪强家族的儿媳妇黛云时,土改时娘家全家被批斗后枪毙。她父亲是个读书出身的很开明的士绅,哥哥是共产党的干部,为救父母在赶回家的途中被暗杀。他的公公听到这个消息,不愿挨斗受辱,全家包括佣人16口全部自杀让儿媳黛云'软埋'(不用棺木,直接用土埋葬)。同时安排儿媳黛云带着儿子从地道逃脱。在地道出口登船,船触礁沉没,黛云失去儿子,也失去记忆,被部队吴医生救活,变成了丁子桃。吴医生很照顾丁子桃,多年后又相遇,吴医生已丧偶,与子桃结婚生子。吴医生车祸亡故,儿子青林从父亲遗留的日记中发现父亲吴医生原姓董,亦是土改中全家被杀,逃入深山,隐姓埋名。他开始探究母亲的家世。

人被'软埋'了,记忆也该被'软埋'吗?作者方方在《软埋》的后记里说:“人死之后没有棺材护身,肉体直接葬于泥土,这是一种软埋;而一个活着的人,以决绝的心态遮罩过去,封存来处,放弃往事,拒绝记忆,无论是下意识,还是有意识,都是被时间在软埋。一旦软埋,或许就是生生世世,永无人知。”半个多世纪前导致200万地主死于非命的暴力土改就一直被刻意的软埋着,方方们不甘于这段历史被“软埋”,方方写出了《软埋》。而那些要人们完全'软埋'甚至彻底忘掉那段历史的所谓'工农兵'们,当他们愚蠢地对方方们'大批判'时,也恰好让年轻的一代了解了一些当时的真实。例如在批判会上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土改亲历者鄢蕙兰说,她的妈妈也受过批斗,批斗时手是向背后捆着的,低着头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把她年迈的妈(小脚)手捆在后边,她还说不残忍,还要感恩戴德。是什么样的教育和环境能让这样的工农兵'这样丧尽天良?

当然,不管有没有方方的《软埋》这部书,也不管所谓的'工农兵'们在怎么声嘶力竭丧心病狂,真相都不会真的被完全忘记,历史也总有一天会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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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毛写给老蒋的《临江仙》说起 2017-05-15 21: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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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翻叶永烈的《历史的侧影》,看到了自56年直到65年十年间新加坡报人曹聚仁穿梭于海峡两岸,传递国共两边的信息,沟通台湾和平回归的秘闻。

一直广为人知的是1956年春章士钊带往香港转给台湾的北京'解决台湾问题的四条':

1. 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2. 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资助;

3. 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4. 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当时老蒋要了解北京的更多的虚实,小蒋推荐了他的知交、时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约记者的曹聚仁,就有了十年的曹聚仁的多次往返。十年中周恩来三次接见曹,毛泽东在56年9月曹第二次访北京时即与曹在中南海长谈。会谈中给出极优惠的台湾回归的条件,只要求台湾与美国断绝关系。结果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过了这么多年,台湾虽然屡经政党轮替,却还依然'独立'。此事没能继续下去的原因是莅年文革的爆发,也幸亏台湾没用这种方式回归。

期间毛泽东曾写《临江仙》一词通过曹聚仁赠蒋介石。叶的书中提到此事,但没录此诗,我在网上搜到了:

          临江仙.寄友 [1965年7月]

       柳绿花红莺燕舞,

          京都料峭风微。

          菊香书屋奏琴徽。

          依然明月在,

          何日彩云归。

        

          地覆天翻君亦老,

          东征北伐声威。

          草山薄雾拂单衣。

          我今寻老友,

          把手话心扉。

文革中毛的诗词到处流传,连陈明远假冒毛的名字的诗词也都传遍全国,但这首“临江仙”却从来没见过,却是异数了。

读到最后两句,“我今寻老友,把手话心扉”,不知老蒋作何想,一边是'柳绿花红莺燕舞',一边是'草山薄雾拂单衣'。亡国之君会倍感凄凉吧。

65年李宗仁回归,毛在中南海宴请,溥仪作陪。端坐金銮殿上,一个是末代皇帝,一个是前朝代总统,同在阶下朝拜,该是何等气势!

当年'重庆谈判',蒋是国家元首,毛是一路喊着“蒋委员长万岁”进城的。如今势异世转,老蒋来降,若再能起袁世凯于地下,同来朝拜,能让人昏迷三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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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乒坛三杰”文革自杀之悲剧 2017-05-14 21:33:23

(昨发'庄则栋身世'的短语,很引一些朋友的诘难和不解,问为何和一个运动员过不去。其实我要说的是,文革所去并不远,大家不要太快忘却。文革中受难者的血还没太干呢。所以今天就又转了'乒坛三杰'的文革悲剧。老礁)

“乒坛三杰”文革自杀之悲剧

文:高天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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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国团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体育世界冠军。(网络图片)


中国乒乓球运动史上,有三位来自香港的球员,被称作“乒坛三杰”。他们于上世纪50年代返回内地,叱咤乒坛。然而,1968年的4月、5月、6月,在两个月零四天内,这三人相继上吊自杀,永远离开了乒乓球台。“三英”陨落,哀恸和沉思,留给历史与今日。


傅其芳(1923年—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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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的傅其芳。(资料图片)

傅其芳的名字,被刻在“斯韦思林杯”上,那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傅其芳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指导出了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一大批高手,并且率队连续三年捧得“斯韦思林杯”,威震世界乒坛。

傅其芳是浙江宁波鄞县五乡镇人,小学时开始乒乓球训练,后去香港谋生,在乒乓球房当陪练。他曾经击败过到港的英国名将,渐渐有了名气,受邀参加了东南亚的一些比赛。1952年在新加坡,傅其芳代表的香港队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亚洲冠军。领奖后,一位年迈的华侨女教师对他说,要是他能代表中国,那该多好。

于是,1953年,傅其芳回到内地,希望报效祖国。他先后在一系列国际赛事上取得佳绩,并且潜心钻研乒乓球技术,见解独到。他明确指出,中国的乒乓球员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传统的直拍快攻打法。

从1958年起,傅其芳担任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他知人善用,指导容国团夺得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体育大赛中取得的第一个冠军。接着,在1961年北京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率领中国队击败了日本队,第一次为中国捧回斯韦思林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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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4月9日,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捧得“斯韦思林杯”。教练傅其芳(左四)与荣国团(左三)、姜永宁(右一)等队员合影。(资料图片)

在他执教期间,中国男队获得了第26届、第27届、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男子团体世界冠军。为此,国家体委在1961年、1963年两次授予傅其芳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起,傅其芳担任了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一职,同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傅其芳还与梁焯辉教练合著了十万字的《乒乓球训练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从香港归来的身份,傅其芳被指为中国国民党组织“三青团”的特务、奸细而遭到批斗。他被揪出来游斗、毒打。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傅其芳离开关押他的房间,来到旁边的一间小房,反锁房门,在挂窗帘用的铜杠上自缢身亡,时年45岁。

姜永宁(1927—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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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图片)

姜永宁是广东番禺人,出身贫苦,在香港捡煤渣长大。1952年回国后,他获得了全国首届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第一届全运会冠军。姜永宁一共参加了四届世乒赛,为中国队晋级世界四强立下汗马功劳,他也是第一个打败世界冠军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1963年,姜永宁调任北京队总教练。他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姜永宁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他生活简朴,喜欢摄影、读书和看报。他工作刻苦,沉默内敛,与世无争。他被调到北京体委后,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便到达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孩子当陪练,他都干得尽心尽力。入夜,他还要撰写训练计划。他善良热情,观众来信询问打球事宜,他有信必覆;边防战士希望得到一把好球拍,他帮助购买后钉在木箱内寄出。

当文革的狂风吹进先农坛体育场时,姜永宁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姜永宁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后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姜永宁惊呆了。

据姜永宁的女儿姜小英回忆,“北京体委的领导接连被批,坐‘土飞机’、剃阴阳头、搧耳光、顺着头顶灌红、蓝墨水的场面我都亲眼见过,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已是北京体委党委成员又总是沉默寡言、兢兢业业的父亲也会被这场狂潮卷了进去。”

1968年5月10日下午5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的七八个人闯进了姜永宁的家。他们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姜永宁的妻子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专案人员胡乱抄家,抄走了一包照片。

在一张姜永宁少年时代的照片上,他们发现,他的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因此,专案人员逼迫姜永宁承认,他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但是专案人员根本不理睬他,几个壮汉抄起棍棒,对着姜永宁劈头盖脸一通乱揍。

5月16日清晨,好友王锡添看到了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姜永宁摇摇头,不敢说出实情。那天,在先农坛宿舍楼,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独自走进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后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四处寻找。这时,王锡添看见姜永宁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含着眼泪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可是,姜永宁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进房去,发现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

姜永宁离世后,孙梅英也被扣上了“特嫌、漏网右派、反革命家属”的帽子。除了挨斗,她还要写检查,忍辱负重。孙梅英后来告诉女儿小英,在被关押期间,她挨过打,有一次因为不承认是“资产阶级”,差一点被几个年轻人活活打死。在艰难的日子里,孙梅英想到两个年幼的女儿,便强忍痛苦,坚持活下去。

容国团(1937—1968)

他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他曾说:“人生能有几回搏。”

1968年6月20日清晨,在龙潭湖附近的养鸭房内,容国团已经徘徊了两三个小时,留下了一地的“大前门”烟头。后来,人们发现他挂在树上,用一条尼龙绳自缢,3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离此地不远,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女儿和年迈的老父正等着他回家。他的家,就在崇文区幸福大街,而幸福离他太远了。

容国团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县。他出身贫寒,爱打乒乓。少时,他凭借独创的直拍技法成为“街头球王”。1954年,17岁的容国团在香港乒乓球埠标赛获得冠军,1956年,他战胜了23届世乒赛日本新科状元狄村,一战成名。

1957年11月1日,20岁的容国团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当天夜里,他激动地写下日记:“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侯,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1957年11月1日夜。”

随后,容国团在广州体委的一次大会上,立下“三年夺取世界冠军”的誓言,引起轰动。1959年4月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教练傅其芳力排重议,启用容国团。容国团不负众望,战胜匈牙利名将悉多,为中国夺下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容国团获胜后,中共副总理贺龙亲自到机场接机、献花。后来他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接见。当有外国政要来访时,容国团经常是座上嘉宾。1958年,容国团获得“国家运动健将”称号。1959年、1961年,他两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容国团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

荣誉过后,风暴降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革命”烈火使体育界沦为“重灾区”。贺龙受到批斗,中共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也被炮轰。

1967年9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体育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号召:不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刘、邓、陶,以及贺龙、荣高棠。这就是大方向。

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有一种说法是:运动员成绩越好,夺取冠军越多就越反动。这让容国团困惑而备感压力。此外,容国团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也给他带来了“特务嫌疑”的帽子。他和国家队主教练傅其芳、北京队主教练姜永宁三人都被隔离审查。迷惘之下,第30届世乒赛开赛在即,容国团和队友起草了请战书,希望以行动证明自己。

196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霎时间,“砸烂独立王国”“揪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狂风骤起,各级体委机构、各项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几乎全部被撤销,国家体育系统除留下不到 1/10的干部外,其余全部下放劳动。体育器材被销毁,运动场地被破坏,改成仓库、菜地和猪圈,游泳池改成了化粪池、积肥坑。

体育界开始进一步清理队伍,容国团被要求写检查,质问他为何要写请战书。这就意味着容国团失去了出国比赛的机会。同时,噩耗传来,傅其芳和姜永宁相继自杀,容国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十分迷茫,不断询问队友:“你觉得我们有错吗?”

容国团想不通,傅其芳热爱祖国,怎么可能是潜伏的“奸细”?而自己呢?当年香港许多俱乐部都想招他入队,日本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义无反顾,投入“新中国”的怀抱,还入了党。凭什么说他是特务?

因为请战信,容国团被批为“修正主义”,被“体委红旗”和“清中红卫兵”揪斗、侮辱和毒打。他的罪名包括:是贺龙、荣高棠黑帮的铁杆保皇派,参加了“反革命特务小集团”(因其与几名国家教练姜永宁、傅其芳、王传耀等人有时一起吃饭)。此外,1957年,广东省体委争取他回广州参加广东队时,体委办公室通知深圳海关,不用检查他的行李。红卫兵专案组又借此怀疑他偷运武器入境,因此他的家也被搜查抢掠。还有,容国团爱看外国小说,爱听外国古典音乐,怀念香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崇拜者。

容国团被关押在厕所写“揭发交代”,内装大喇叭拉线至专案组。红卫兵们玩完一轮麻将后,便对着“麦克风”喝令他“老实交代”。就这样,从早到晚精神虐待,有时还把他拉去审问,有时拳头相向。容国团痛苦不堪,他不知道,下一次批斗时,等待自己的又会是什么。

容国团留下的遗书上写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容国团被指因反革命而畏罪自杀,虽然未以此定论,但结果是,他没有葬礼,火化费由其家人、并用他自己的部分工资承担。

1978 年,中共为容国团“恢复名誉”,并补开了追悼会,后来还评选其为最杰出运动员之一。

结语

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都选择了“新”中国。一心向“党”,他们奉献出青春、才华和赤诚。最终,他们被“党”发动的斗争批倒、诬陷,含冤而死。许多年后,大陆乒协设立了“三英杯”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以纪念这三位乒乓元老。然而,人已离去,空留遗恨。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恶浪中,千千万万善良的生命被淹没吞噬。十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砸碎了无数文物古迹,多少科技文化界、音乐界、体育界、艺术界的精英惨遭迫害。自杀的悲剧潮,由中共暴政催发。受难者热爱生活,钟情事业,却承受不住“运动”的重压。他们告别亲人,含恨而终。悲剧,不断地重演。今天,暴政体制犹在,悲剧,如何结束?

一代英杰,熠熠生辉,命断红潮,何其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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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外看到的庄则栋的身世谈起 2017-05-12 16:04:34

年少时迷上打乒乓球,那时正是以庄则栋为首的中国乒乓军团第一次登上世界高峰之时,庄则栋勇夺男子单打三连冠,将斯韦思林杯永留。庄在我心中自是如天神一般的耸入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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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对能见到的关于庄则栋的书籍和文章都是细读的。当时就奇怪,所有文章都只提到庄的母亲,从没提过他的父亲。后来稍长就猜到,庄的父亲一定是有'问题'的。世事繁复也就不再想这件事了。

前几天国内有人来旅游,留在我家了一本叶永烈写的书《历史的侧影》,随手一翻,看到一篇文章中写了庄则栋的家世。叶永烈的书我是不屑去读的,但阴差阳错看到了这个故事,也就转录之。

庄则栋的父亲叫庄肇之,出自败落的扬州世家,由杭州到上海教书谋生。被当年犹太籍的上海大富商哈同入赘娶哈家大养女罗馨贞。庄肇之入赘后仍坚持回扬州老家居住,因哈同在北京买了大房(有300多个房间),为照顾房产,庄肇之也就常住北京。在北京结识一位女士,把她偷偷带到了扬州,生了一子一女,即庄则栋和妹妹。45年庄肇之将他们带到了北京,当时庄则栋5岁。叶永烈的书对庄肇之解放后的事只字未提,但一定会是很凄惨吧。

叶永烈的故事来自于庄则栋的同父异母姐姐庄则君。庄则君女士在国民党从大陆溃败时随丈夫(国民党空军军官)去了台湾,后去了美国。故事应可信。

庄则栋是'外室'所生,我并无意揭他的短,况且他对此也无责任。我只是对一些人还在吹捧他看不过。他文革时跟'四人帮'跑,荣任'国家体委主任'。按文革时'四人帮'的穷凶极恶,庄一定也是整人无数吧,据说他去世时体育界的人没人去送葬。叶文说,庄则栋自称一生见过周恩来总理超过百次,有报道说,当总理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庄兴高采烈,马上召集喽啰们,说夺权的机会到了。

比起四人帮的其他喽啰,如也做到部级的浩亮刘庆棠于会泳等,对庄则栋的处理算轻的,是因为夺冠曾有功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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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布达佩斯 裴多菲寻踪 2016-08-17 21:37:27

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会像我们年轻时那样,热切地吟诵裴多菲的诗: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并把诗人用生命对自由的吟诵引为自己生命的指南。

2006年前访布达佩斯,寻访裴多菲的遗踪自是我那次旅行的重要目的之一。

诗人在多瑙河畔矗立着,左手拿着书卷,右手高扬着,目光穿过多瑙河,望向远方,望着他曾用满腔的热情讴歌过的美丽的匈牙利大地,望着他用他的热血和生命浇灌过的如今自由的国土。在裴多菲如今站立的地方,也曾是1956年匈牙利反抗苏俄统治起义聚会的地点之一。诗人用他的事迹和他的诗,感召着一代代的爱国者用生命向专制的侵略者抗争,争得自由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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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耀英雄大桥的火红的朝霞,像是染上诗人永不褪色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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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人,裴多菲的爱情诗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诗人在23岁时结识了伊尔诺茨伯爵的女儿森德莱·尤丽娅,就是用这一首《我愿意是急流》感动了尤丽娅,使她冲破了父亲和家庭的桎梏,冲破了贫富的鸿沟,一年后同裴多菲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我愿意是急流

山里的小河,

在崎岖的路上,

岩石上经过……

只要我爱的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里,

快乐地游来游去。

我的爱情是咆哮的海

我的爱情是咆哮的海

它的巨大的波浪

这时已经不再击打着大地和天空

他只静静的睡眠

正如小小的孩子在久久的啼哭后

安息于摇篮之中

在明镜似的水波上

我划着那温柔的幻想的船

向着开花的山谷前行

从未来那船坞里

嘹亮的歌迎着我……

你歌唱着希望

你是最可爱的夜莺!

诗人的伟大,不但因为他是爱情和自由的讴歌者,还更因为他是对自由和民族独立用鲜血和生命的践行者和牺牲者。

十九世纪中,匈牙利人民在奥地利残酷统治和压榨下的愤怒和反抗即将爆发,那期间裴多菲写下一系列语言凝练的小诗,作为鼓舞人们走向民族民主革命的号角。1848年3月14日,他与其他起义的领导者在佩斯的一家咖啡馆里议定起义事项,并通过了旨在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当晚,裴多菲便写下起义檄文《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

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向匈牙利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15日清晨,震惊世界的“佩斯三月起义”开始了,1万多名起义者集中在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了他的《民族之歌》。起义者呼声雷动,迅速占领了布达佩斯,翌年4月,匈牙利国会还通过独立宣言,建立共和国。

面对布达佩斯起义,决心维护欧洲旧有秩序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联合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34万俄奥联军向着人口仅有500万的匈牙利凶狠地压来。民族危难时刻,裴多菲投笔请缨,成为一名少校军官,直接拿起武器参加反抗俄奥联军的战斗。他在他的《民族之歌》诗中说:

假如有谁把他渺小的生命,

看得比他的祖国还要贵重,

祖国需要时,他不肯战死,

那么他太下贱,太卑鄙无耻!

1849年夏,匈牙利革命军在强敌压迫下战到了最后的时刻。战场上身材削瘦的诗人被两名俄国哥萨克骑兵前后围住,一柄弯刀凶狠地向他劈来,诗人闪身躲开,但同时另一把尖利的长矛已刺进了他的胸膛,诗人倒在了血泊中。真正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已经自由的匈牙利人没有忘记他们的诗人。在一条平凡的街道的一个平凡的建筑物里,我找到了纪念诗人的博物馆,在展品的显著位置,有诗人的戎装和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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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诗人在《民族之歌》中高声唱到的:

军刀要比铁锁链更加光亮,

佩带起军刀,却也十分辉煌;

如今我们还是戴着脚镣和手铐!

你过来吧,我们的古老的军刀!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匈牙利这个名字还会重新壮丽,

让它真正恢复古代的伟大荣誉;

我们要在激烈的战斗之前宣誓,

要清洗几世纪来所遭受的羞耻!

 

告别布达佩斯,望着暮色中的诗人的塑像,最后注目致敬,耳中好像也响起了沉重的怒吼: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这怒吼声好像伴着长江黄河的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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