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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礁絮语  
一个孤寂的行者的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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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网络日志
我‘遇到’的几个右派和他们的子女 2018-10-14 15:28:15

和我亲近的人说,以我的口无遮拦,幸亏没生在打右派的年代,否则准被划成右派无疑。诚哉斯言,以我的常做不平之鸣,又对在上者的极端鄙夷和常有为受欺辱者拔剑而起的冲动,赶上那个年代,我一定会被划为极右,会埋骨在夹边沟的。


我极力搜寻,从记忆里能找出的与反右派有关的事是在反右之后。到58年的春节前后,墙上残留着的半年前反击右派向党进攻的大字报在寒风中萧索。春节放鞭炮,我和别的小伙伴会把哑火的小鞭从中间折开,点着里边的黑火药,射向墙上残留的反击右派的大字报上画着的吐着长舌的毒蛇和三个头的妖怪。也就是从那时起,广播里差不多天天都播放社会主义好的歌曲了,歌词反动派,被打倒我听成了反动派,背大刀,我不明白反动派为什厶要背大刀


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子女的由不公正的社会和当政者的肆虐导致的悲惨命运我要到数年之后才遇到。


海明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学校转来了姐弟俩,姐姐比我高一级,弟弟比我低一级。我们那个荒僻北方小县城的小学,同学们都是穿着满是黄土的破衣烂衫的,况且刚过了托名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馑期,最难时有城镇户口的每人每年只发7寸布票,大多农村户口的家庭则一无所有。这姐弟俩穿着的衣料和剪裁明显与我们不同,老师说,他们是从武汉转学来的。不单穿着,姐弟俩都白皙细致,超脱于大部分的我们的粗顽。


真正让我们仰慕的是一年后的一次全县的歌唱汇演,姐姐月蓝登台独唱洪湖水浪打浪,那时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刚风靡全国。月蓝穿着典雅的演出服,站在舞台正中的聚光灯下,挺拔、清丽,像出水的荷花,地道的武汉腔调,歌声像从洪湖中飘荡的小船中传出,全场都被震住了。


没多久就听人说了,她们的父母是右派,被贬到我们这儿来的,从此很多人看月蓝的眼光从仰慕变成了鄙视,连带瘦弱文静的弟弟海明也常遭别的孩子欺负了。


到了1968年底,全国的大中小学已停办了两年半,城镇又不可能安排任何就业,就有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我就又被发送到已离开了三年多的小城插队落户了,很巧海明和我分到了一个集体户。一开始我差点认不出多年不见的海明了,他变得异常强壮,个子仍然不高,但两臂肌肉虬结。在往后三年多的日子里,我们在农村斗天、斗地、斗人,共度时艰,成了患难的兄弟。海明还有两个结拜兄弟,都是朴实的农家子弟,他们是中学同学,誓言祸福与共。我能想到,在wg那样的险恶的日子里,像海明这样的社会底层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自保,苟全性命于乱世。直到海明被临县的一个集体小煤矿招工招走。


海明刚转学过来时,我就见过他们的父亲,一个清癯、寡言的中年人,是县邮电局的技术员,应该是有大学学历吧,大学学历在当时的小城是凤毛麟角。现在想,或许他在被打成右派前会是意气风发的吧:相貌端正,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看海明姐弟的相貌和刚到我们小城时的活泼气质,他们的妈妈也该是极有风貌的都市婉约女子吧。多年后我读胡发云的《如焉》,读到曾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的斯卫,后被打成胡风分子入狱,妻子带着一双儿女远遁新疆,最终在十年探索期间妻子和儿子自杀,女儿沦落社会底层的故事。斯卫说,他给儿子取名卫鸽,当时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召开,出了一套邮票,是毕加索画的和平鸽。女儿叫卫蓝,蔚蓝色的天空,蔚蓝色的大海。当时的心情,都在这两个名字当中了。我一下就想到了月蓝海明姐弟。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未来该是有多厶光明和诗意的期望才给他们取了这厶优雅的名字呀。可惜反右运动将他们的梦和期望打得粉粉碎了。


我们插队的地方离县城不远,海明爸爸来过,还是那厶清癯和寡言,只是衣服穿的更朴素了。海明的继母来了后看我们生活料理得一团糟,多次来帮我们收拾屋子做饭。她是个很朴实的乡村妇女,看上去和海明的关系不错,可以想见也能很好照顾海明爸爸。月蓝姐姐也来过,她自知升大学无望,初中毕业考上了卫校,因祸得福不用下乡插队了。但她的脸上已经颇见风霜,丝毫找不出当年唱洪湖水浪打浪的灵秀了。


后来临县的一个集体小煤矿到我们那儿招工,别人不愿去,海明去了。


又是多年过去,77年春节我参加一个中学同学的婚礼,意外见到了海明,他和新郎官是煤矿的工友。海明更强壮,更爽朗,也更粗旷了,他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了,如俗话说,相忘于江湖,可我总会想起他。


张伟


我后来转学到了临近的一个地级市的中学。城里的孩子比小城中学的农家子弟活泼轻松多了。学校里最初风头的不是学习好的,而是文娱和体育有特长的。过了不久我就知道,全校男同学中文娱上最强的是和我同级的张伟。张伟两道剑眉入鬓,面容端秀,身材匀称,唱歌、跳舞、表演都出色,很让我这从乡下转学来的小土豆觉得高山仰止。不过,马上有人和我说了,张伟的父亲是右派。


一年后wg开锣,学校停课我回到家中,有人指着我父亲工万的一个技术员说,这是张右派,就是和我同校的张伟的父亲。张伟的父亲亦如海明的父亲一样长得周正,张伟的容貌是遗传自父亲吧,亦一样低眉顺眼,亦是有工科学历的技术员。我不知道他们的中了阳谋是因为学工程者的认真直言,还是仅仅因为他们的容貌学历和工作能力的出众而招人嫉,以至为个人和家庭招来了大祸。


张伟后来闹出了大事。


wg开始到了67年夏天,差不多全国造反派保守派的决战已由最高层的判决胜负已分,造反派们也都用枪支武装了起来。没了保守派,造反派之间就用热武器热斗了起来。我们中学掌权的造反派之下有一个凶悍的武斗组织尖刀排,有一群好勇斗狠的男同学组成,有时别的同学没事也去凑热闹盘踞在一个市中心的剧场,大概有长短枪十几支,还有辆解放牌卡车,但并没有参加大型武斗的记录,说最大的一次业绩是到临县的乡下抓赌,包围一个聚赌的露天空场,将赌金收拿一空,当然是大家分赃了事。


那时常有这些武斗小团体之间的互相围剿争斗,有时是为了彼此之间的不和,并不涉政治立场,有时纯粹是为了抢对方的枪支弹药。一天,有人报信,说全市最凶悍的八技校的武斗队来抢枪,大家手忙脚乱去防守。那天恰好张伟也在,无意中扳动了一只长枪的板机,枪中上有子弹,子弹穿过楼板,将楼上的一个男同学打死了。


张伟的这个祸闯得很大,死的同学是个回民,他哥哥拿着剪刀到处找张伟,张伟在外地躲了很久,后来在几个有脸面的同学的陪同下,带着厚礼到死者家里赔罪,并认死者的父母为干爹干妈,这件事才了。


wg开始的两年间,我们有500个学生的学校有两个人死亡,一个是被张伟走火打死的这个,还有一个女同学,走在操场上,一个流弹打中了心脏,当即毙命。还有两个男同学伤残,一个是玩手枪时枪炸膛,炸瞎了一只眼睛,另一个是汽车事故。当时的时髦,是武斗队的卡车开出,两边车门踏板上各站着一个红卫兵,最好是女的,一手拉着车门把手,一手举着一只驳壳枪。车头大灯上也坐两个人,最好是彪形大汉,头戴藤条安全帽,手持长矛。那天是曾在校篮球队打主力小前锋,有美男子之称的同学坐在右边的车头上,开行中汽车水箱破了,车体发热,慌忙中这个同学从车上跳下,被后车轮轧断了腿,脸也在地上擦破,美男了变成了丑脸瘸子,那年他也就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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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丁事件”和庄则栋政治浮沉 (摘记)(转载)作者:钱江 2018-10-04 10:39:48

 庄则栋撞上二丁事件

  1973年庄则栋担任了国家体委副书记,在8月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则栋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就发生了内蒙古乒乓球队的二丁事件

  “二丁是一对丁姓兄妹,哥哥丁立春、妹妹丁桂荣都是内蒙古乒乓球队选手,分别出生于1946年和1948年,当时年龄27岁和25岁,就要退役了,丁立春希望留队当教练,但球队主教练李岩毅认为教练员位置上已经有人,此事需仔细商量。丁立春留队心切,抓住了球队的一次差错,和妹妹联名写信给国家体委领导。

  原来,在年前的全国少年比赛报名时,内蒙古队希望争得好名次,报上了两个稍有超龄的队员,结果被比赛组委会发现予以制止,内蒙古队马上按照要求改了过来。按说此事已经解决,但丁立春认为事情解决得不彻底,教练员对自己有意见,为此还和队员有肢体冲突厮打。发现自己最初上告没有反应,丁立春和妹妹再次联名写信称内蒙古体委领导搞锦标主义,对自己打击报复,这就是二丁事件

 王猛对二丁事件的处理

  此事本来是球队成员之间的小纠纷,但在文革中,两位年轻人把事情上纲上线了,他们写信给刚复刊的《体育报》。1974年2月,报社有人将此事写成内参,呈报中央文革领导。

  江青正在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想找机会整一整当时的体委主任王猛苦于没有把柄,看到内参和信件如获至宝,即于1974年2月21日写了一段批示:应该责成王猛同志妥善处理。赔礼道歉,医治欧(殴)伤。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

  江青的批示前半段还算就事论事,后半段就很离谱了。她还就此事串通了当时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造反派大头子王洪文于次日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请转王猛同志即办。

  这两个批示于2月23日送到了王猛手里。看到两位中央领导人的批示,王猛很重视,随即召开党组会议传达。王猛当时还不知道二丁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责成体委办公厅副主任郭连刚组成调查小组,立即赶往呼和浩特,先将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再行处理,郭被指定为前往内蒙古调查二丁事件小组的负责人,郭连刚领命之后就乘火车前往呼和浩特。

  了解事情经过需要一个过程。没想到王洪文等不及了,派秘书廖祖康于2月26日来到体委,就找找到体委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询问,

体委的造反派自王猛上任以后,眼看着老干部一个个恢复工作,运动员恢复训练,文革的地盘一步步被侵削,正心里着急,得到王洪文大秘书发出的信息,自以为得风气之先,立即鼓动起来,纷纷贴出大字报责问王猛,说他扣押中央领导批示是何居心?为什么不向群众传达?鬼在哪里?

 庄则栋承担责任说清楚,突然变卦

  面对乱局,王猛于3月5日召开党组会议商量。他向与会者说明,中央首长的批示是批给我的,当然由我马上来处理,首先是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现在郭连刚率领调查组已经去了呼市。事情真相没有弄清楚之前,没有必要开大会传达,所以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扣押。但是现在有些人不相信,认为这里有鬼,闹了起来,怎么办?

  党组成员在讨论中认为,既然群众已经闹了起来,又有上面来人催问,那就开大会向大家讲清楚,这样比较稳妥。

  王猛接受大家的意见,说好,那就在明天开会,我来把事情经过说一下。党组会议开到这时,在座的党组副组长庄则栋主动说,为两个乒乓球选手的事情,主任要出面说一下当然好,我觉得还不如由我来出面向大家讲一讲更好。因为我不是当事人,却是乒乓球队里出来的,我来讲这件事大家更容易接受。王猛一听很受感动,欣然接受。党组成员也一致认为由新任中央委员庄则栋出面讲话效果更好。

  第二天早晨开会,王猛宣布,现在就请庄则栋同志代表党组,传达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的情况。于是,庄则栋上台发言了。

  谁也没有想到,庄则栋语出惊人,他说:王猛,这4天的情况,是你的事,应该由你来讲。江青同志、洪文同志的批示是给你的,你必须向群众做出交代,用不着我来讲。当时王鼎华就坐在第一排,正和庄则栋面对面,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身为党组秘书,昨天庄则栋的发言,他记录得清清楚楚,怎么一夜就变了?而且,平日里庄则栋对王猛非常尊重,一口一个主任,姓氏都不称,如今大庭广众之间直呼其名,气势汹汹,一副对立的样子。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把他弄糊涂了。

 原来江青和庄则栋直接连线了

  两年半之后,四人帮倒台,一损俱损,庄则栋即被隔离审查,这才真相大白。

  据国家体委原政策法规司司长王鼎华先生描述:原来,3月5日白天的事务散去,庄则栋回到自己的小宿舍——运动员大楼411室,正要准备明天的说明白讲话,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两位体委造反派头头,一人姓李,一人姓张。正是他们直接从王洪文秘书廖祖康处获得了江青、王洪文的批示内容,是廖祖康煽风点火的对象。眼下他们听说明天小庄要出面说清楚,于是上门向庄则栋点拨不要上当,斗争形势很复杂,不要出来替王猛讲话,既然是江青同志作的批示,应该直接请示江青同志。

  庄则栋一听,觉得有道理,因为他没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明白。好在现在已经可以动用国家体委的红机子直通枢密了,他立即拨通了江青办公室的电话,得到答复说请马上到钓鱼台来。此时已是3月6日凌晨,庄则栋跳上小轿车驶进了钓鱼台,只见王洪文也在江青处等待。江青对庄则栋说:小庄,你刚才给我打电话,我正准备吃安眠药睡觉。听说你有急事,我推迟了睡觉时间。今后你什么时候来找我,我就什么时候见你。庄则栋一听,马上把体委党组会议上的事情一说。江青明确答复:你别上他的当,王猛是想把你推向第一线,是很狡猾的。江青指示庄则栋下一步的行动:今天上午的会你去参加,你跟他(王猛)说:这是一位副主席、一位政治局委员批给你的,对这4天的问题,你向群众交代,我不管。把皮球给踢回去。江青还对庄则栋说,王猛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是有问题的。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清,屁股不干净,有些言行他没有交代。这个人太可恶了,你要发动群众大揭大批。王洪文也说,现在你赶紧回去,我们支持你,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找我们。

  于是庄则栋匆匆赶回体委。人之生涯,高尚和猥琐、黎明和黑暗之间,有时只有一线之隔,这在庄则栋的政治生涯中即有真切反映。当庄则栋在3月6日凌晨离开钓鱼台的时候,他和几个小时之前的庄则栋,已经判若两人。

  接着就发生了在3月6日体委大会上他对王猛主任的当面斥责。

 王猛临危不惧,小庄再次低头

  面对庄则栋突然反水,会场上惊倒一片。54岁的王猛面对突然袭击,表现出久经战阵的将军气度,沉稳地站出来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强调说明,就此事已经派出调查组,现在他们正在呼市调查,还没有报告结果。一番话说完,台下没有了声音。

  显然是为了打破僵局,庄则栋又突然发话:王猛,你跟林彪是什么关系?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出来?这几句,都是江青教的。王猛不动声色地回答,我和林彪没有什么关系,过去并不认识。到了这时,庄则栋没词儿了,会议也就结束了。王猛非常生气,但他知道这个变故后面必有文章,否则庄则栋不会这样做。庄则栋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好。他心里明白,在大会上突然反水袭击,肯定已经和王猛完全对立,没有回旋余地了。

  江青和王洪文预知这个结果,于十多小时后的3月7日凌晨召见庄则栋。这回,江青不再文绉绉说话了,当着庄则栋的面大骂: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你猛不了了,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毒蛇是先咬人的,你咬了我一口,我一定要咬你。庄则栋请示:王猛态度很硬。我们攻他什么呢?

  其实江青并不掌握什么材料,她只是鼓励乒乓球冠军:你不要怕嘛,我给你提供炮弹。她指示庄则栋,让别人出面,问他给林彪送了什么礼?江青说:王猛去(体委)不得力,他后面的人也不好。庄则栋说,王猛来体委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名,从38军调来的。江青马上说:王猛一点也不懂体育,这样的干部也能调到体委去?

  这时庄则栋突然想起,近日周恩来总理对王猛将出访西德有个批示,而且就在他的文件包里,他马上拿出来给江青看了。原来,这是3月5日国家体委和外交部会签的《关于王猛同志应邀回访西德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同意王猛出国,批示:请王猛同志在国家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采取积极提倡和欢迎群众批判自己的认真、严格、热情的态度,才可把体委的运动发动起来。周恩来并不知道二丁事件,他的批语是要和江青推动的批林批孔相呼应一下。

  江青不肯让王猛此时出国,立即让王洪文要通周恩来的电话,明确要求周恩来改写批示。江青叮嘱王洪文:你问问他准备怎么写?写好了我们还要看一看。王洪文放下电话不一会儿,江青处的电话又响了,秘书报告是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这里找庄则栋,显然是已经打电话到体委找过了。

  庄则栋要接电话,被江青制止。她对王洪文说:告诉他,庄则栋没有来过我们这里,打电话到体委去找。她扭头又对庄则栋说:快回去,别说你到过我们这里。你接到总理的电话,把他对你说的话记下来,一个字也不要漏,然后打电话告诉我们。

  结果,庄则栋马上回到体委去,和周恩来通了电话,说眼下王猛不宜出国访问。庄则栋是得到江青、王洪文授意的,否则哪里敢打这个电话。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在这个背景下,已经抱病在身的周恩来退让了,当即亲笔给王猛、庄则栋写了一封信:

王猛、庄则栋同志:
  听说体委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正在开,如果王猛同志今晨将我在一个要出国的文件上,写给你们几句希望的话念给大家听,大家会问,下文如何?我就请你们代答,如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揭大批、批深批透,批得王猛同志来不及出国,那也不要紧,可换别人去。我方才把这几句话的内容从电话中告诉了庄则栋同志,现在以书面补告。
即致
  敬礼!
周恩来
1974年3月6日4时

  实际上,这个短信是3月7日写的,取代前一个批示。即便是让步,周恩来的信也写得婉转周全,不露破绽。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庄则栋铸下大错。他不仅被江青、王洪文指挥得团团转,对王猛背信弃义地横加指责,而且对周恩来总理撒了谎。正因为他对周恩来撒了谎,隐瞒了他在江青和王洪文处的活动,后来他在家中无意间说起此事,引起妻子鲍蕙荞极大不满,两人之间产生隔阂。后来,这个隔阂演化为感情的冰河,两人最终劳燕分飞。

  郭连刚小组的调查,在尤太忠直接帮助下进行。尤太忠本人也来到调查座谈现场,听取乒乓球队领队、教练,涉事选手的陈述。他们弄清了事情原委,认为是队内成员间的小纠纷,与阶级斗争无关。但为了应付批示,调查组责令当事教练检讨,然后调离教练岗位。即便是调离,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加以保护的结果。时任区党委副书记的王铎在调查进入尾声时亲自打电话给李岩毅说:对调查你不要再说什么,先离开球队躲一躲。

  两位丁姓兄妹,因为到龄就退役了。实际上,正是这样的措施保护了二丁和主教练。两年后文革结束,李岩毅重回教练岗位,二丁兄妹逐渐以教授乒乓球为业,过着可称宽裕的生活,和教练重归于好。

  郭连刚在呼市调查和处理二丁事件,整整花了3个多月时间,待他们回到北京,王猛已经靠边站了,不久调离体委回军队工作。

  国家体委主任则由庄则栋取代,这正是庄则栋悲剧之所在。他政治生命的跌宕悲剧,就是在1974年3月5日至7日的两天里拉开序幕的。这位乒乓球世界冠军的自负和冲动、对极左思想的追随和推行,使他在悲剧道路上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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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恐惧的自由 2018-09-03 09:21:57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心里的恐惧就像是如影随形的,恐惧的来源是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


我记忆中最先的一次运动是‘反五风’,那是1960年。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失败后导致了‘生活困难’,中央提出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被反者是基层干部,要他们替‘三面红旗’担罪以安抚饥饿的全国民众。我目睹父亲被从家中带走,不知给关到了什么地方,妈妈带着刚出生的小妹被赶到了乡下,我上小学,还要照顾上幼儿园的大妹和弟弟。将近一年事情才过去。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62年被提出,已就预示着要有大的政治风暴来临。63年颁布‘前十条’,开始‘小四清’,之后是‘后十条’、‘23条’,是为'大四清‘,每次运动父亲都从家中被带走,被关押,我还曾目睹过父亲被批斗。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做噩梦了。


到了66年,先是‘破四旧’,我家有一条棉被,被面的图案是一群仕女,一天晾在院子里,当听到大远传来的破四旧队伍的声音,母亲惊恐万状,让我赶快把棉被收到屋子里,怕被破四旧的人收走。还没等到抄家的人,母亲就把我从小省下零花钱买的书给我烧掉了。后来抄家的到我们家,先翻箱倒柜,后挖地三尺地搜,我们家既没有金银珠宝,也没有地契变天账,最后从箱底搜出了我小时候戴过的一个银锁,上边有一个十二角星。一个抄家的人说,这是国民党党徽,收走了这个银锁。这让我们全家都陷入了洪水灭顶的恐惧,破四旧时我们天天都看到对被抄家者游斗、打伤、甚至打死的血淋淋,我们担心这个‘国民党徽’会将我们全家带向毁灭。好在后来没有事情发生,或许那个抄家者将银锁藏起来归自己了吧。


80年代初开始思想解放了,我已在大学工作,每周的政治学习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但每每事后我研究生的导师都严厉训诫我,说我说的话太出格,说要在以前,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能给我带来厄运。我的导师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念书人,后来做到了科学院院士。他49年以后都是如履薄冰地躲着政治的。到了89年,学生绝食,我系有教师发起向政府请愿,我拿着让我导师签名,他说,他同意我们的行动,但他不愿留下白纸黑字的证据。事后他和我说,69年有人揭发他说过江青是蓝苹,他被军工宣队整,他已经准备好了足够的安眠药,再逼急了他就自杀。他是被严酷的政治现实吓怕了。我理解了他。


我最常作的噩梦是被像狼一样的猛兽的扑咬,当野兽的爪子搭上我的肩头,张口血盆大口向我撕咬,我会大声惨叫,从噩梦中醒来。有时是坠入无底的深渊、黑暗、阴冷,我无法阻止地往下落,我会手脚抽搐地醒来。到了美国后,一开始这样的噩梦慢慢减少了。后来我知道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虽然美国总统罗斯福1941年在人的四项基本权利中提出的人类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特指不受战火的侵袭,但也一定有更广义的对免于恐惧的延伸。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对政治黑暗的远离,我的噩梦慢慢消失了,我忘掉了我还要对政治整肃的恐惧,我自然的也相信,所有和我一样生活在北美的人都不会再有恐惧。


一直到了最近,事情由微信引起。应该说,网络是上个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移动通讯又让网络如虎添翼。腾讯的微信很适合华人的社交习惯,一时风靡。我加入了一个依托于一个美国全国性的华人社团,有500人的微信群 ,看到群里有人转发一个类似‘大外宣’、鼓吹中国经济转型的长贴,我转发了香港作家林忌的对经济学家何清涟的新书《中国,溃而不崩》写的书评而表达了不同意见,立即招致了群主的痛责。除了他不同意林忌的话,更多的是对这个微信群容忍如林忌这样的人和说的话会对群的存活的担忧,甚至担心影响到这个群背后的‘组织’。我回应了群主,并立即退出这个群。期间还有其他群友劝我,说此群不小,关了可惜,体制不是吃干饭的。


这让我发现,那个远在1万公里外的实体的存在,在生活在北美的自由空气中的一些中国人的心中引起的恐惧,还是真切地存在着的。他们怕被封号,怕被封群,怕自己的组织失去青睐,甚至怕国内的家人受影响,怕回国时被喝茶,甚至被嫖娼,所以微信上就要自觉和“新闻联播”看齐,或只说风花雪月酒色财气了。


这当然可悲,我真诚地希望,有一天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恐惧都能连根拔掉,每一个人都能畅所欲言。这需要内心的坚强,更需要恐惧源的消除,我相信有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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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式生娃和美国式‘坐月子’ 2018-07-25 12:02:23

近十个月漫长的期盼,孙女终于顺利出生了。

 

由于三年半以前孙子比预产期早了近三个星期出生,我们这次也是赶在预产期前三周,开车六个小时到达了位于美国最西南部的州的首府的郊区的儿子家。我们星期一到,这些天儿媳还拖着笨重的身体上下班,路上还要接送孙子去托儿所。到星期四儿媳下班,吃过晚饭后觉得达到了预产的指标,儿子开车带她去医院,当晚就住在医院不回来了,我们知道孙女出生就在第二天。

 

这一切的按部就班,就如同三年半以前孙子出生时的重演。

 

那次我们开车到儿子家的当晚,儿子就开车送儿媳去了医院,当晚打回电话说很快会生,医生留他们在医院。当晚一夜忐忑,更多是难抑的要做爷爷奶奶的激动,第二天一早就开车去了儿媳要生产的医院。这是个在空旷地界的有三栋楼房组成的建筑群,有很大的停车场。虽然儿媳就在其中一栋楼的癌症医院上班,我们却是第一次来。迎面的第一栋楼的左边的大门上有‘妇女与儿童中心’的铭牌,门口有一个年轻健美的姑娘的塑像。进门后的大厅并不大,但很空旷,也很安静,没有国内医院大厅的嘈杂拥堵,也没有国内医院的药品与消毒水的刺鼻味道。儿子在大厅迎着我们,沿左转的走廊,输密码打开两道门,进入产区。产房很大,儿媳安静地躺靠在房间正中的大床上,房间靠窗有一个很大的三人沙发,那就是儿子陪产的几天的床,我们给他带来了毛毯和枕头。墙上有一个大电视,正放着迪士尼的动画片。室内的卫生间也很大,通往卫生间的玻璃门上排列着妇科医生、儿科医生和护士的名字,下边是要出生的婴儿的名字,出生时间和体重身高等指标还空着,但最下边已有了欢迎婴儿来到这个世界的话语了,还画着几个气球。一切都是这么井然有序,都准备好了迎接那个新生命的诞生。

 

还记得很多年前儿子的出生,那是在国内的一个二线城市的一家中心医院,婴儿出生后产妇们都住在一间住许多人的大病房里,婴儿集中在婴儿室,固定时间护士将婴儿抱来让妈妈喂奶。由于妻子生产时侧切,我要在医院照顾,晚上就打地铺睡在妻子床边的地板上,有一天晚上还被检查的人赶出去过。前几年一个北京的亲戚的儿子生孩子,托了关系才在北京朝阳医院挂上了号,到出生时产妇送进产区就被完全隔离了。拖了两天孩子还没有出生,准爸爸在外边不知里边的消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我这个亲戚的孩子有点小聪明,见到一个护士从产区出来,手里拿了200块钱,偷偷递给护士,告诉他妻子的床号,护士进去又出来后,告诉了他妻子的状况。由于中国人多,至今这种紧张拥堵的状况也还不能完全消除吧。当然看到报道,明星们可以去私立的产科医院生产,但是天价,要上百万人民币呢。

 

为了让儿媳好好休息,我们从产区走出闲逛。这栋建筑有更大的大厅,有大天窗射入阳光,有流水潺潺的一个小景致,很像日本的小庭院,大厅正中有一个类似圣诞树形状的架构,上边挂满了写着为癌症病人祈福的词语的布条,大厅右边就有连接癌症医院的长廊。大厅进门左边有长长的接待台,工作人员热情和气,,右边一角有一个小咖啡馆,有甜点和饮料咖啡卖,大厅右手后边有一个小图书馆。我进去看了,里边的书都是病人和家属捐的,其实就是提供一个让大家放松休息的空间。

 

接待柜台后边是一个礼品商店,透过接待柜台后边的大玻璃窗能将店内琳琅满目的礼品看得一览无遗。我们走进店内,要买看到别人举着的气球,店内的工作人员是两个慈祥的白人老太太,一个老太太张口就说,看我们的样子就像幸福的祖父母,问我们是爷爷奶奶还是姥爷姥姥,问我们是孙子还是孙女,然后精心替我们推荐了一个写着‘是个男孩’(It’s a boy)的气球。气球价钱很合理,两个老太太说她们是志愿者,这个礼品店也是非盈利的,她们分享每一个新生儿家人的喜悦。我们举着气球走出礼品店,在走廊上一个迎面走来的穿护士服的黑人姑娘主动提出帮我们照相,记下了我们幸福难忘的瞬间。

 

我们在产区外晃荡,儿子差不多20分钟给我们发一个短信报告状况,到中午时儿子出来带我们到医院的餐厅吃饭。餐厅其实与外边的营业餐厅没区别,排队取餐的有医生和护士及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有任何外来的人员。我们拿儿媳的工卡交费,有15%的折扣。餐桌散列在室内和室外,我们坐的室外的餐桌旁有成群的鸟飞来飞去,等着人们掉落的残渣。儿子匆忙吃了几口就回到产区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没动静,我们想一定是正在生产吧。到了下午两点,手机有短信传入的铃声,儿子发来了婴儿出生两分钟的照片。婴儿躺在襁褓中,张大眼睛,第一次看到了他要生活的全新的世界,也看到了要全身心呵护他的亲人,张大着嘴,在惊叹这个新世界的神奇吧。儿子说大约要等两个小时收拾好了我们才能进去。

 

见到儿媳和小宝贝,她们已搬到同一层的一间病房了。房间大小与产房差不多,除了多了一个婴儿床,与产房配置差不多。孩子躺在妈妈伸手可及的婴儿床上,断续发出声音,但并不是有意识的哭闹,大小用手掌就可托起。刚生产过的妈妈略显疲惫,有医生和护士川流不息地进出。为了让儿媳好好休息,我们没停多久就离开了。开车回去的路上,一轮硕大的圆月正好从荒漠的地平线上升起,月亮呈浅红色,我们才记起当天是阴历十六,‘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我们第二天又去医院,医院有提供的半个小时的视频教程,讲授照顾新生儿的注意事项,儿子已看过了,并且护士已手把手教会了他给婴儿换尿布。这个视频我们也需要看,我看了印象最深的是解说如何处理新生儿和家庭的宠物的关系一段,讲解如何让家中的宠物接受婴儿这个家庭新成员,也要注意宠物一下子‘失宠’的情绪变化,帮助宠物慢慢平复。说实话,这让人感动。一个连宠物的情绪都会关注到的社会,岂不是很让人放心的社会吗?

 

儿子家养有一个德国猎狗种的大狗和三只猫,儿媳第三天带着婴儿回家,进门一手抱着婴儿,一手举着包过婴儿的小毛毯,狗和猫都迎上去,狗闻了闻婴儿的气味,算是知道家里有新成员了,虽然头几天没人时狗和猫都会在婴儿的摇篮边盘桓,探头研究里边的一个小生命。到了今天,孙子和家里的狗Kodi已成了好朋友,孙子经常的把戏是吃饭时趁人不注意将食物丢到地上,偷偷喂Kodi吃,所以我们吃饭时Kodi都是卧在孙子的椅子下边的。

 

之后就是看孩子自然正常地成长了,看到他会笑、看到他会坐起、看到他会爬。他第一次试着爬,一下用力没用对,头顶着地翻了过去,之后再也没做出过这种惊险动作。又看到他会走路,十四个月送进托儿所,回到家后会说简单的话,后来又会唱在托儿所唱的歌了。后来又有很多后来,到了今天,他就成了一个不停爬上爬下,嘴也不停说话的小魔王了。

 

去年圣诞节的早晨,孙子醒来第一个跑到圣诞树下。从圣诞树架起,孙子差不多每天都要绕树转上几圈,期待着他的礼物。有时候家里的猫Madi会卧在圣诞树下,孙子看到,会自豪又充满期待地说,‘Madi,没你的礼物。’。孙子从挂在墙上的大袜子里取出礼物,也在树下找到写着他的名字的礼物后,我们也都分拣自己的。到最后,写着我们的名字的一个纸包被打开,里边是一个陶瓷杯子,杯子的上沿有一行字,“男孩,还是女孩”,字的前后都是问号,杯面上是一片黑。儿子要我们将热水倒入杯中,很快,杯面的黑底上显出很大的“是女孩”的字样。儿子宣布,儿媳怀孕已超过12个星期,一切检查正常,是个女孩,这成了我们收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我们兄弟姊妹的孙子辈前四个都是男孩,我们的这个孙女将是他们那一辈的第一。整个圣诞我们心中都充溢在一阵阵的喜悦中。

 

大概是没有了第一次要做爷爷奶奶的新奇和迫切吧,这次我们没有到医院等待出生。到中午时,儿子短信说,孩子还没有出生,2点5分,儿子发来了一个9秒钟的语音短信,是婴儿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几分钟后发来了照片,女婴胖胖的脸,眼睛还没有睁开。我们马上开车去托儿所接上孙子,然后一起去医院。

 

同样的医院同样的大厅同样的病房。婴儿胖胖的双颊,显得比孙子出生时强壮(她出生体重比孙子多一磅),手和脚都不停的动,好像在充分享受摆脱束缚的自由,还会把手指放在嘴里吸吮了。这时离出生只过了三个多小时,儿媳拿着她平常上班的大水杯喝水,晃起来哗哗响,里边装了不少冰块。我让孙子靠近妈妈,儿媳一手抱着女儿,一手搂着儿子,我给她们照了三人的第一张合影。

 

不知是不是东亚文化圈的所有国家都有‘坐月子’的习惯,我知道中国是一定的,韩国也是。我们有一个邻居,是在美国长大的韩国人,丈夫是白人,现在女儿和儿子都已成年。她说她生女儿时按美国方式,没‘坐月子’,但感觉不好,第二次生儿子时就按习俗‘坐月子’了。和服膺‘坐月子’的人聊,他们说,白人妇女强壮不需要,东方女性一定是需要的。我问为什么很多在美国的东方女性生孩子也没‘坐月子’也没出问题,他们说,年轻时没事,到了老年身体就会出状况了。说实话这不能说服我,且别说国内一些地区一个月产妇和婴儿的不能吹风和洗澡,就是看到美国生孩子的国内亲戚坐月子,三顿饭月嫂端到面前,一个月在床上很少活动,我也很难看到‘坐月子’的优势。国内到美国生孩子,加上月嫂一个月的服侍,至少要十几万人民币呢。国内这些年还有更离谱的,有持证上岗的催奶师。我有朋友前几年在北京生孙子,月嫂一个月要1万人民币,还要再雇保姆,要6千。当然,国内的规矩这些费用都是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出。

 

入土随俗,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在满月前也没有那么多禁忌。孙子刚出生两个星期,儿子就带全家去餐馆吃饭。餐馆人很多,要在室外拿号等座,等了近半个小时,孙子就躺在婴儿车中,两条腿露着,在十一月底傍晚沙漠冷风中踢腾。而前几年北京的一个亲戚生孙女,她儿媳要求奶奶接触婴儿前不但要洗澡,还从里到外都必须穿纯棉的衣服。

 

当天我们在病房待到六点,问儿媳吃什么饭,她说吃腻了医院餐厅的饭,儿子给她选了一家意大利餐厅的比萨。打电话选定,我们开车取回来,一家人就在病房里解决了晚餐。第二天中午去病房前,儿子打电话说他已订好了一家泰国餐馆的饭,让我们顺道取出带到医院。这家泰国餐馆我们之前常去,订的饭装了一大纸箱,有两大杯放了一半冰的果茶,有两盒椰子味的冰激凌,有菠萝饭,芒果糯米饭,就和我们平常吃的一样。吃完主食,儿媳和孙子用一个勺子,一递一口的吃冰激凌。这就是儿媳生产后在医院吃的两顿月子饭

 

到了下午两点,医生来查房,说一切都正常,儿媳可以带着孩子出院了。这离生产恰恰过去了24个小时。

 

儿媳还如上一次一样抱着婴儿进屋,向宠物们昭示家庭的新成员,家里的狗和猫抬头看看就走开了,带着饱经世故的轻蔑和不屑。倒是孙子,隔一会就绕着妹妹的摇篮转一圈,一次婴儿哭闹,孙子轻轻晃动摇篮,小声给妹妹唱起了在托儿所学的儿歌。


时光就这么流逝着。要是我有选择,我就想让孙子为妹妹摇摇蓝唱歌的这一刻定格,让家庭的温馨平和能永驻,永也不改变,直到天荒地老的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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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天滥觞在微信圈里的‘莫言’的赞美知青‘上山下乡 2018-04-23 17:15:03

今天在微信群看到微友发来的署名‘莫言’的赞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看内容和语气就不是莫言写的。一查果不其然,是一个曾经的北京知青的大作。当年的知青有极少数现在混的很得意,当然也就顺带歌颂起上山下乡运动了,可忘了(或不愿意正视)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给将近两千万知青和他们的家庭带去的伤痛和苦难。

看到陈丹青关于‘知青’的话,(《陈丹青最新杂文结集:荒废集》,作者:陈丹青,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转在此:

“知识青年”的意思,就是没有知识的青年;“上山下乡”的意思,就是大规模遣散,实现“都市乡村化”——流放、流落、流浪,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国家景观,失学、失业、失落,是上千万“文革”知青命运的总模式。

极少数知青的个人奋斗,似乎印证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古训,其实是为国家政治命运的戏剧性转变所拯救,得以修成正果。绝大部分知青,三十年来被时代与社会一步步抛弃,成为多余的人。

知青不幸,因为此前、此后,没有一代都市青年全体遭遇被剥夺、被愚弄、被遗弃的过程。知青有幸,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歉疚、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因此尚有若干被言说、被纪念的历史价值。

今日都市青年的父母十之六七可能是老知青。请老知青们不要忘记:亿万农民远比知青更悲惨、更凄苦、更无告。知青被历史赋予一种荒谬的身份,但没有人会“纪念”农民,并给予格外的同情或尊敬--知青与农民的曾经“结合”、终于离弃,这不该只是知青一代的记忆,同时,也是农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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