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1日周四，埃及选举委员会推迟了预定的埃及第一次民主选举总统的结果揭晓，到了周六，还是没有公布结果。由于决选双方的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和原穆巴拉克手下的空军司令和总理沙菲克都宣称自己得胜，受埃及军方控制的法院又解散了刚选出的受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议会，整个世界都担忧埃及的政治局势一触即发。有意思的是，这一天，华尔街日报的周末版刊登了整整一页对穆斯林兄弟会首领Mohammed Badie的专访。以华尔街日报在美国最大发行量的地位、对国际政治经济最广泛的报道以及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我意识到美国政府已经知道埃及总统选举的结果并做好准备与穆斯林兄弟会打交道了。这篇专访表明：虽然在美国留学并任教的穆尔西将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但Badie却将是埃及的霍梅尼。周日，埃及选举委员会终于宣布了总统大选结果，整个世界暂时松了一口气。华尔街日报评论道：“这也是阿拉伯领导人的旧秩序开始终结的象征性开端。……这将给这个数十年来一直由西方支持的、非宗教独裁者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带来冲击波。” “对埃及的非宗教人士、西方政府和埃及那些实力强大的邻国来说，伊斯兰主义者当选埃及总统开启了一个令人紧张不安的时刻。”
与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一样，穆斯林兄弟会的起源和主要功能是社会救济。正是这样的功能，使它们在急促的选举时刻，轻易击败那些没有组织能力的左翼或自由派世俗力量（突尼斯的情况略有不同，那里的工会和学生运动有悠久的历史）。其实，伊朗革命也是因为美国过于干预，把伊斯兰激进派推上政治舞台。当我数次观看穆尔西就职演说时，不禁眼眶湿润。我不由得想到自己1989年9月22-24日满怀热血参与在巴黎大学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因为看到那些刚从天安门广场上逃出来的“精英”文人和学生“领袖”不懂西方社会，坚持要熬夜重新起草成立纲领。第二年，急迫要解除西方对中“经济制裁”以便占领中国市场的日本政府利用对中借款（其实是变相的战争赔款），给中国政府一个释放那个“中国的沙哈诺夫”的台阶，顺手抛掉在西方7国首脑会议和日本国会上承诺的“保护中国留学生”义务，以便把我们赶出日本的大学和国界。我急迫建议盛名之下的“中国的沙哈诺夫”尽快出面在海外建立人道救援网络，但他回信拒绝了我。正如他贪生逃入美国大使馆一样，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交易面前，他几年来在中国校园（以及在1987-88年给我的回信）中的“不怕个人牺牲”的豪言壮语早已灰飞烟灭。所以，当他1990年访问日本关西时，正遭受日本当局和中国驻日机构迫害的我已经没有兴趣见他了。除了人权和人道事业，有什么值得我们在海外牺牲了自由和生命去奋斗的？没有或回避社会救济功能的任何政治组织，没有或回避社会救济责任的任何政治人物，只不过是闹剧、戏子罢了。
除了埃及军方、专制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什叶派穆斯林伊朗、存亡危机中的叙利亚阿萨德当局、分裂的巴勒斯坦等，穆斯林兄弟会首先要面对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外部世界对于以色列的军事、政治、外交手段并不生疏，那些被犹太民族排斥出来的耶稣、保罗、斯宾诺沙以及那些不再认同犹太教的马克思、托洛茨基、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犹太人，早已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我们对于以“锡安主义”（Zionism,中文多被译为带有阿拉伯政治色彩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国的以色列社会，却了解甚微。
我第一次注意到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茨（英文kibbutz），是读到舒奇对自己的传奇生涯的反思：“除了列宁主义及其延伸的古巴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外，舒奇也试图在墨西哥、以色列社会中找到非集权制的、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组织方式”。如果说起源于欧洲社会主义影响、变质为美国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代理的锡安主义是“有犹太特色的民族主义”的话，基布茨则是实现锡安主义的具体组织方式。原意只是“集合”的基布茨由1909年从俄罗斯沙皇的压迫下逃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建立，奉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集产主义原则，当初并没有多大国际政治能量，也接受阿拉伯人加入（如果他们不反感犹太教仪式的话）。但随着受锡安主义影响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涌入巴勒斯坦加入以色列建国的斗争，基布茨的单纯农庄性质急剧扩张为兼具建设兵团、殖民开发、文化教育等社会功能的全面组织形态（插图是一个基布茨1959年收获祭的场面）。这就是为什么基布茨的出生者在以色列的政治、军事、经济生活中人才辈出的原因。
与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不同，作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组织，只有内战前西班牙阿拉贡地区安那祺主义集体农作与基布茨类似。成员自愿加入或退出，宗教（犹太教）历史背景、（内部）社会主义平等理想和（对外）严酷战争现实提高了成员们的“大公无私”觉悟。据基布茨老一辈的开拓者回顾，谁也不愿意当领导，因为那是自找苦吃、自找麻烦；没有贪污腐败，出差的人乘经济座位、住便宜旅馆，在外当官的人把薪水交给基布茨后再从基布茨分到自己所需的零花钱（衣、食、住、医疗、教育、娱乐等都是免费）；在外耀武扬威的大臣回到基布茨，任劳任怨地干起被分派的洗碗端盘子等服务活儿；他们早期也庆祝五一国际劳工节。这简直成了世外桃源，怪不得世界各地的朝拜者源源而至。如果除去殖民开发的建设兵团职能（目前的大约3百个基布茨共10万人都分布在边境，要求拆除他们新建的定居点成为国际谈判的焦点），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为什么不可以组建自己的基布茨呢？当初，纳塞尔、胡赛因、卡扎菲、阿拉法特（还有今天的阿萨德的父辈）等都是以“阿拉伯社会主义”号召民众的。难道阿拉伯民众（而不是专制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王储）不比以色列更接受社会主义吗？
这实际上回答了为什么自此为止阿拉伯输给以色列的社会原因。除了宗教（伊斯兰教），阿拉伯民众正在艰难地探索不依存石油的经济方式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埃及的民主选举，只是阿拉伯社会革命的一个开端，还需要持久的斗争。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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