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

——读《国家统一纲领》有感

（知性与人格改进运动助理）赵京

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现代史的政治变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两条主线发展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而其悲剧性的特征体现在这么一个基本事实上：民主主义与民主主义问题上持有几乎正确主张的政治势力，总是被置于恶劣的处境上。

我愿意把政治生活理解为依据一定政治理念、凭借现实的政治权利（这种权力可以是刺刀下的强权，也可以是选举中的欺骗，或者是上帝名义下的精神信仰）所承负的政治责任的社会行为。按照这种理解，“中华民国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于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通过的《国家统一纲领》几乎不可能在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问题上占有实质性的现实意义。很简单，因为其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在现实和将来都只限于台湾地区；而其政治念，说穿了，也就是《国统纲领》中最后的“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诉求，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由一个叫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今天的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在抗战之际明确地显示出来了，因为那个时代里，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主权独立）与民主主义问题紧迫地成了同一个东西。

今年的中国所面临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危机，比半个世纪前并没有根本的改观，所以，我在这里愿意向每一位关心的人士推荐他们去重温历史。例如，可以查据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即上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里有如下诉求：“七、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八、一切军队属于国家”、“九、吾人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并严格反对一切内战”、“十一、吾人主张现役军人宜专心国防，一般事务官吏宜尽瘁职务，在学青年宜专志学业，均不宜令其参与政党活动”以及最后“十二、吾人主张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曰：“国家统一，夫岂难定，申言之，即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是已。此其事本相关而不可离，其言有二，其义则一，唯此乃永奠统一，必兴民族。”在其具体的“对时局主张纲领”中又明确写入：“九、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一）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中推行党务；（二）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三）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等等。

我们在来读一下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祝贺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则更为务实中肯，其救国抗战，促进民主、人权之诚远超过今天的这份《国统纲领》：“目前推进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民主政团同盟纲领，对此亦特别加以注意。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从无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什么花样，只有空有其名而已。惟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方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各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于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之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多么精辟！再看今天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经验”的半羞半怕的态度，主要也是由于台湾政治民主化的“经验”。那么，共产党其实只需向半个世纪前的自身学习一下，就会避免这种难堪。在同一社论中，“中国共产党人，追随全国同胞之后，为民主而奋斗，历有年所，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凡吾人能力所及，无不奉民主为准则。近二年来提出三三制，务使一切政治机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人士占作三分之二，对一切抗日阶级，皆保障其人权、政权、财权。……所谓战争环境无法实行民主的邪说被推翻了。……所谓民主政治可增加党派间纠纷的邪说也被推翻了。事实证明，当各阶级、党派人士的意见皆有发表机会，其利益都可获得保障时，不仅不会增加纠纷，而且和衷共济之心日增，统一团结之心日固。”

回顾起这一段中国自身的历史，并不是为了证明中国大陆政治在制度改进上的停滞或部份倒退，更主要的是可以预知今天的中国各政治势力的主张中能够在实际上对全中国负起多少政治责任，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的几乎正确的主张今天仍然适用，更是对今天其推行一党治国政策的最好批驳；那么，很自然地，我们的目光又转向当代中国的第二大政治势力的诉求，这份《国家统一纲领》就是很合适的参照。我刚看到这个题目时并没有认真读其内容，感到题目有点夸张。直到前几天（六月五日），在“天安门事件”三周年之际，当日本国会正在违宪审议其PKO派兵案时，“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黄主任委员昆辉博士”（这样的称呼太困难了，以下简称黄博士算了）专程来东京举行“国统纲领与两岸关系”的说明演讲，我请假从静冈去拜听了四个小时，回来之后又学习钻研一番，果然收益不浅，理解出一些苦心匠意；对于我们这些既非中共又非国民党的、仍然决心推进全中国社会进步的“第三势力”（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个用词有点别扭）来讲，也应该由此找出自己的定位关系。

《国统纲领》体现了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对国家统一仍然抱有坚定的信念，且标明其前提是“理性、和平、对等、互惠”才能谈统一。在说明会上，一位台湾同学激情地发言，对李登辉博士默允“台独”多有指责且声称“当国民党不再是中国国民党而成为台湾国民党时，我就要退出”。黄博士很平静地告诉他不必多听杂言，并引用李博士的话：“我会这么傻吗？放着全中国的总统不做，非要去当台湾总统呀！”不过，我个人认为，在此纲领中特意标出“均富”作为国家统一的目标，似乎有点与主题不太相关，甚至可能成为统一实施的隐患。在说明会上，有人借用东西德的统一代价表达对中国统一的忧虑，甚至有妇人对于大陆民众“水平太低”的不礼貌发言，黄博士也特意讲明台北对于“海上走私、抢劫、偷度”的过敏反应，都表明了台湾的政府和民众担心国家的统一可能带来台湾地区经济权益的下降。这应该成为大陆方面的自觉。但实际上，特别是福建以外的大陆地区，几乎都没有从台湾的经济发达“白捞”点益处的想法。而且，从国家统一的理念上看，只有实行了国家的统一，才能从实质上保障全中国的经济有新的发展，统一之前现实存在的经济上的差距并不构成统一的阻碍，希望台湾方面想通这个道理。无论如何，作为民族主义的国家统一问题，其实质并不在于经济制度或状态，而是民主主义意义上的政治问题。

关于政治层面的实际可行性，我们可以看出纲领中的两大特征，即首先以台湾地区的安全与福祉为立足点。对于这一特征，黄博士一再说明：“台湾当然是中国的领土，但中共政权并不是中国。两岸的分裂对峙之局，不是台湾问题，而是中国问题。”“中共虽高唱‘和平统一’，却不放弃武力犯台。”“中共的‘对台政策’，狂妄自大，僵化顽固；妄想挟大陆的广土众民，以大吃小；又想施展统战伎俩，在我内部挑拨分化。”特别是希望中共承诺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诉求，应该说是得到海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的。我想，台湾方面这一类的诉求，似不必集中于对北京政府方面的“求爱示好”，更可以在广泛的海内外中国人中加以宣扬，当广大的中国人都认同台湾方面的诉求时，中共才可能不得不宣告放弃武力进攻台湾的手段。同时，台湾方面要求中共“协力互助、参加国际组织与活动”的诉求，特别在实际运作上的“弹性外交”，也基本上越来越得到中国人的认可，因为中国的统一，最终需要中国人内部的解决。话说回来，看到今天中国以国家主权强迫外国不得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的政治现实，国民党难道不应该痛切反省战胜利后以“国家主权”为借口破坏和平协定，强行接收东北，引发了全面内战而遭惨败的历史吗？

其次，虽然黄博士再次确认“台湾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所在地，也是中华民国的复兴基地，对中国的统一有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但台湾决心、能够对全中国的统一所负的责任和能力却非常消极、有限，在纲领中所列统一的三进程中很可能连“近程——交流互惠阶段”的第二步都达不到。在国家统一的最关键的障碍—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方面，纲领中只列“大陆地区应积极推动经济改革，逐步开放舆论，实行民主法治”，那么，大陆地区没有达成这个“应该”时，台湾地区的“在统一进程中，操之在我，不受制于人”的精明策略就不免会产生守株待兔的结局了。这一最基本的政治现实是纲领起草人最头疼之处吧！由此，我们可以清醒地意识到这么一个最严峻的任务：国家统一进程中最关键的大陆地区政治民主化的工作不可能指望当今中国的最大两个政治势力自主地来完成，另两个其次的现存政治势力—台湾的民进党和西藏的达赖喇嘛—根本就是反对国家统一的（虽然它们的诉求都有其合理性）。这样，与半个世纪前相同，当民族主义（国家统一）与民主主义成为中国前途的同一选择时，负担起这个使命的民主、人权运动的政治势力所处的处境竟不如那时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民主运动中的各派山头并不比“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分裂（即其后的青年党、民社党和民盟）轻松多少，虽然还没有到达“尝到权力滋味”的边缘。更恶劣的是任何民主运动的组织、个人都没法受到基本人权的保障（在大陆和日本地区）；同时，台湾方面除了道义上的同情，实际上不可能有政治行为上的支援，它“开恩”允许个别捞取了民运资本或是曾在中共权力边缘上沾光的人士访台只是增加了绝大多数进不了台湾境内的大陆人士的反感。很遗憾，在说明会上，黄博士对于几乎每位大陆人士（虽然他们的发言水平还有待提高）的怨言都没有实质性的积极答复，甚至以“台湾不可能出钱邀请你们”来搪塞。实际上，每一个由于被“访台”神话激起好奇心的大陆人都并不需要台湾方面出钱（用黄博士的话说，就叫“收买”），由日本去台湾的往返费用，以我做清扫工人时的收入，基本上两个周就够了的。阻碍海外的大陆人士赴台的是台湾方面的大陆政策，希望台湾方面把它所能办到的具体现实与困难（例如目前开放赴台首要是人道性的探亲等等）能够更公开、透明地向人们讲清楚（黄博士的这一说明会是个很好的开端），就可以避免大陆人士的失望、冷淡或由此引起的愤恨。例如，什么叫“杰出人士”？其标准何在？我就随便怎么也看不出那些访问过台湾的人士有什么“杰出”之处。

话说回来，中国当今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危机正因为如此艰难，才表明了国家统一（即政治的民主化）的前程是何等的辉煌。今天的现实（国家的分裂、人权得不到保障等等）是合理的历史展开，另一方面，“合理的东西”（即中国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危机的彻底解救的共同完成）也将成为现实的东西，把这个合理性转化为现实是我们这一代的幸运。

首发于[东京《民主中国》199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