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如牛毛的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或Maoism（毛主义）论述中，提出“毛泽东主义”并以此为视角，主要是试图从方法论方面确立一种新途径来研究老问题。

“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最早只可能源于毛泽东本人。据王明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1]中记载：“从1941年9月起，毛泽东在同政治局同志的谈话中，时常说他要搞一个‘毛泽东主义’。”王明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一个领导人没有个主义，活着就会被人打倒，死了也还被人反对。有个主义情形就不同了。”“我搞毛泽东主义还是要马克思主义，只是不要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想结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者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此时，日本尚在准备偷袭珍珠港，美国并没有对日本宣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前景并不明朗，“毛泽东主义”出笼太早。

当刘少奇等人为了个人目的制造并推行“毛泽东思想”这个用语的时候，中共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斯大林正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顶峰绝无仅有的领袖地位，所以，这个“思想”用词低于用于马克思和列宁之后的“主义”的级别。今天，当我们正视中国革命这场人类最伟大的政治实践时，把其无可争议的绝对领袖“提升”到“主义”的层次来考察，并无不妥。其实，任何具有特殊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的人物的思想（例如托洛茨基、斯大林、卡斯特罗等），称其为“主义”，都未尝不可。当然，对活着的人冠以思想或主义之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中共开了先例，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所以，延安整风之后，首先提出的“毛泽东思想”[2]，是空前之举，遭到国际共运的普遍抵制。以至中共建国后六、七年间，都没有再提这个造语。

对于毛泽东主义，首次根据其自身的逻辑研究其（自相）矛盾的，恐怕要归功于王凡西的《毛泽东思想论稿》[3]。这本流传非常有限的论著的历史价值在今天的任何读者眼中都可谓有目共睹，不必重复。我只想在此略为提及由于王凡西特殊的流亡背景所造成的局限和政治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所造成的偏见。

王凡西在批判、揭露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神化丑恶时没能对马克思、列宁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而是把后两者作为神来崇拜，并把他们等同于社会主义。例如，王凡西在批判《红旗》杂志主要理论家施东向（多半代表陈伯达或毛泽东）时赞扬到，“施东向有一句话说得对：‘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政权问题’”。这可以看成是列宁主义的宣言，与社会主义传统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很大程序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论）不同。王凡西进一步断言：“可是在毛泽东思想中，表示出最无远见，因而被事变驳斥得最为残酷的，恰恰是关于这个根本问题的立场。”这应该可以被认为是王凡西对毛泽东主义理解偏差之典型。毛泽东在此“根本问题”上，表现出了与列宁相当的远见。

另外，王凡西虽然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养，但他对于社会主义其他流派却几乎是无知的。例如，王凡西套用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断言：“不难看出，这段文字里提及的蒲鲁东、劳麦、小资产者，毛泽东当然和蒲鲁东一样，是‘和小资产阶级观点有关的’。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官僚主义堕落，以及斯大林官僚制度与官僚思想的普及于全世界共产党，也大大促成了毛泽东那种貌似辩证的、蒲鲁东式的诡辩主义。”这对于蒲鲁东和毛泽东都不公平。这里，引用这段指责并不是想指出因为蒲鲁东比马克思高明，所以王凡西搬用马克思嘲笑蒲鲁东就是错误的。我想说明的是王凡西在方法上的局限：如果你自身没有理解无政府主义的精髓就随意嘲笑蒲鲁东，那么你怎能反驳陈伯达、毛泽东不理解托洛茨基主义就批判托洛茨基呢？

戴着托洛茨基深度近视眼镜的王凡西，以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整整七年才由刘少奇在1956年9月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宣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为例子，讥笑到“一九五六年九月，离开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已过了整整七个年头。在胜利以前，毛泽东固然看不到中国的革命专政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事实，而在胜利以后，当这个事实摆在面前时，也还需要长长七年的教训（其中不少是悲痛的），才使他（经过刘少奇之口）终于认识到人民专政已经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实质。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伟大的一个革命战略家，仅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测定了。”今天，中共自己也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原则”而改用“人民民主专政”，而作为中共实践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已经彻底暴露出独裁的本质。 应该说，这是毛泽东进一步迈向个人独裁的理论借口，而不是他“进步太慢”的说明。这进一步证明王凡西用以衡量中国革命、衡量毛泽东主义的那把“尺子”本身是不科学的。

从1949年中共建国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27年间，在毛泽东独裁统治下的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于中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的影响深远，从其中概括出反、正两方面的毛泽东主义，并非没有益处。但其难度较大，且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4]。相对而言，建国之前的毛泽东主义比较单纯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正面价值，可称为毛泽东主义的精髓[5]。具体说来，毛泽东主义的形成，可以从毛泽东等人（主要作者是陈伯达）于1939年冬季合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此论的第二章“中国革命”第五节“中国革命的性质”里，第一次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概念：“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此观点在1940年1月发表的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正如列宁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布尔什维克奠定了一党专政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从而确立了“列宁主义”一样，“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并统治、发展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一言以蔽之：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它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主义”。没有此理论，就没有领导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没有我们今天认识的中国革命。

提到毛泽东主义，自然离不开在毛泽东身边与之共事三十多年的“大笔杆子”、“天才理论家”陈伯达。直到被毛泽东的“第二张大字报”[6]打倒为止，陈达伯作为中共的理论权威，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一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周恩来、毛泽东推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位子上，官列中共第四名，但很快以“唯生产力论”罪行被打倒。毛泽东抛弃陈伯达，启用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理论家”，以为可以为毛泽东主义创造出新的思想，但张、姚等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反观陈伯达，在其晚年的18年狱中期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出了不少令人称绝的好文章，如“《石头记》里的一件公案”，“‘青州兵’与曹操”，“一部历史悲剧——《水浒传》”，“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7]等。至少我们可以说：陈伯达之后，中共的理论就没有它自身的逻辑，中共也就没有了理论。 

[赵京，2005年5月10日 美国圣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