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我在海淀书店买到康德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一直到84年2月，才终于艰难地翻读了全书。除去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加上的1976年7月商务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和“译后记”中的列宁和毛泽东的政治性语录外，这个译文其实非常忠实可贵，虽然我连一知半解也没有达到，却感到从事哲学思考的神圣性[2]。其间，我也买了《纯粹理性批判》[3]，但没法读下去。作为工程物理系高年级学生，我主要的关心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认识论框架（《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等）向“科学哲学”（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罗素的《数学原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实证主义、马赫对爱因斯坦时空观的影响等）转换，意识到自己有太多的无知和局限。

康德的先验体系要回答他自己设定的“1.纯粹数学是怎样可能的？”、“2.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3.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4.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的先验综合判断问题（分析判断不提供新知识）。他从数学（古典欧几里的几何学）引出作为感性直观形式的空间、从自然科学（刚出现的牛顿力学、莱布尼茨的知识体系[4]）引出作为感性直观形式的时间来先天地表象物体，所以他说：“我们看到的一切数学知识都有这样的特点，即它必须首先在直观里提供它的概念”（第39页）。“纯粹数学，作为先天综合知识来说，它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它只涉及感官，而感官对象的经验的直观，其基础是（空间的和实践的）纯直观，即先天的直观”（第43页）。借鉴莱布尼茨[5]，康德在这里扩展了时空的概念，对后来的马赫和爱因斯坦有所启发。从某种意义上讲，基于实验物理学观察结果的近代科学也采纳了康德的表象理论：“作为我们的感官对象而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物是已有的，只是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们的现象，也就是当它们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在我们之内所产生的表象”（第50页）。当然，我们的感官知识现在已经不限于人的直接知觉，而加上科学仪器等新的“感官”以克服我们的素朴唯物主义教义，接受并理解“不同惯性参照系里光速不变”这样的实验物理的事实，并进而想象超出经验直观以外的宇宙起源等命题。

但是，数学和科学的新发展也对康德的时空观提出挑战。例如，抽象代数的虚数、三维以上的多维元数，扩展了我们的先验空间范围，但试图创造出一种能够适应近代科学发展的新康德主义等没有提供比康德更进一步，只好不得不退“回到康德去”。空间热力学第二定律引申出任何封闭系统的总无序度（熵）随时间增加的结论，如果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封闭系统，它会随时间不可逆转地趋向无序（死寂），这反过来也提示时间不是外在于经验的先验直观形式，而参与物体事件的发生过程。根据光速不变原理，爱因斯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空间和时间不再相互独立，而是一个四维时空整体，不同惯性参照系之间由洛伦兹变换用数学表达出来。另外，从光速不变原理又可以“感知”时间与空间由一个先验常数c（光速）联系起来，与其用经验的人为单位米和秒来表示c=299792458（米/秒），不如用c=1（先验长度/先验时间）来表示，连表示能量与质量的方程式E=mc2也简化成E=m（先验能量/先验质量）了。按照这个思路，普朗克提出普朗克单位制，经过特别计算（例如，普朗克长度=1.616×10⁻³⁵米，普朗克时间=5.391×10⁻⁴⁴秒），使得5个基础物理常数（光速、万有引力常数、约化普朗克常数、库仑常数和玻尔兹曼常量）的值能够简化为1。引入普朗克单位制不仅将许多物理的数学表达式简化，在理论物理统一理论方面的研究，特别如量子引力学中，还能够给研究者提供更容易进行先验抽象思维的框架。不过，现代物理学的巨大进步在先验世界的领域并没有超越当时的自然科学教授（宇宙的星云起源说最早提倡者）康德。

我们当时在自发组织的“未来与发展协会”[6]讨论过相关的议题，不了了之，我后来只好去北大哲学系，坚持学完了张翼星老师的黑格尔《小逻辑》讲解[7]。黑格尔的体系庞大，但抓住他的辩证法（康德对此技巧评价不高）和普鲁士国家主义要点，并不难懂；而康德的所有写作都是“要点”（或者说没有要点，重复连篇），没有读过康德的人只好象维特根斯坦教导的那样，什么也不要说。因为没有读懂康德，我只好一直带着这两本书从北京、上海、到大阪府、静冈县，再到维斯康辛州、加利福利亚州。好在虽然我自己没有读懂多少康德，但对那些宰割一块康德体系拿出来为自己贴金的谬论[8]多少有一点免疫抵抗力，没有必要理会。可喜的是，近年来中国对康德原著的翻译介绍大幅增长，中文读者不至于被肆意利用康德的马克思、列宁、哈耶克、饶尔斯[9]等迷糊。

“依我看来，斯宾诺莎的工作，主要分为三类：自然科学研究（《笛卡尔哲学的原理》等）、认识论哲学（《知性改进论》、《伦理学》的一部分）以及宗教、伦理学（《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的一部分、未完成的《政治论》）。第一类工作于今天价值不大，第二类工作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只有第三类工作是无人可以代替的关于人类生活的一些永恒命题的思想贡献。”[10]以此类似，构成康德的先验体系的三大批判中，《纯粹理性批判》一方面受到当时知识的制约，一方面达到形而上学的顶峰，奠定了康德在近代哲学史上的最伟大地位，没有太多进一步开拓的余地[11]。康德的“第三批判是近代最重要的美学作品之一；实际上，可以公正地说，没有它，美学不会成为近代的存在形式。”但是，“《判断力批判》组织杂乱、重复。康德吃力地把先验哲学的结构适用于各分散主题的斗争没有多大成功。…康德已经71岁，毫无疑问，他的雄辩和犀利笔锋开始走调。”[12]而《实践理性批判》中展示的宏大深邃道德原则却提供了先验哲学对人类的最大启蒙意义，至今激励人心、令人向往。克鲁包特金在《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13]中专门用一章讨论“最伟大的德国哲学家”（第287页）“康德及其德国继承者的道德哲学”，介绍道：“道德的规则应该带有至上命令的绝对的性质，而人的义务感即构成这样一个至上命令。”“义务含有绝对的意义，因此它决不会仅仅是达到某些其他目的的一项手段，它本身便是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合理的、自由的人格本身有绝对的价值。”（第288页）“所有的人都和我们自己一样，都赋有自由的、合理的意志，所以他们决不能被我们用作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在康德看来，道德所要努力接近的理想乃是自由的、合理的人格的人所组成的共和国，在这共和国中，每一个人格都是所有其他人格的目的。”（第289页）“他主张我们必须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因为那是我们的理性的要求。例如，你必须尊重你自己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并不仅是在当你希望从中得到快乐或功利的时候，而且始终尊重，在任何情况下都尊重，因为自由是一种绝对的善，并且只有自由本身才能成为目的；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手段而已。”（第290页）。

面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普遍战争引起的恐慌和骚乱，康德绕开人类生活现实，独自一人靠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以自由和理性奠定了纯粹道德理性的根本法则。康德在“何谓启蒙”[14]中宣言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然而公众要启蒙自己,却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这种自由精神也要向外扩展,甚至于扩展到必然会和误解了其自身的那种政权这一外部阻碍发生冲突的地步。因为它对这种政权树立了一个范例,即自由并不是一点也不关怀公共的安宁和共同体的团结一致的。只有当人们不再有意地想方设法要把人类保持在野蛮状态的时候,人类才会由于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从其中慢慢地走出来。当大自然在这种坚硬的外壳之下打开了为她所极为精心照料着的幼芽时,也就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倾向与任务时,它也就要逐步地反作用于人民的心灵面貌(从而他们慢慢地就能掌握自由）；并且终于还会反作用于政权原则，使之发见按照人的尊严——人并不仅仅是机器而已——去看待人，也是有利于政权本身的。”

康德的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道德形而上学，以“至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必然抽象思维形式为核心。“…‘探索与建立道德的最高原则’（AK 4: 392）。这个被康德称为至上命令的最高原则，简单无误地命令我们的行动要有道德品行的形式，即：它们必须来自普遍原则。”[15]“我们把实践理性的客观法律理解为命令，告诉我们必须如何行动。实践理性的理论就是命令的理论。”[16] 至上命令就表述为:“不管是用于自己还是他人，你都要如此行动：把人作为目的，决不能只作为手段。（AK 4: 429）”而“所有道德概念在理性中都完全先验地有它们的位置和起源，…它们不能从任何经验中抽象出来，那样的话会成为随状况变化的认识。…所以才能作为最高实践原则为我们服务。”[17]这样把自由高高举起的道德原则超越了康德自己小心翼翼论证的“不该欺骗”、“不许盗窃”的逻辑例证，而直接过渡到蒲鲁东的“自由乃秩序之母”的安那祺主义理想，进一步由巴黎公社、国际劳工协会、芝加哥干草市场、墨西哥革命、喀琅施塔得起义、马赫诺运动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者们的社会运动所实践。[18] 一位门诺教派的历史学者通过对门诺教派亲历者的采访和文献调查，指出：远离马赫诺运动的乌克兰民众一致视马赫诺为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他用康德的至上道德命令来理想化马赫诺运动：“对许多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来说，马赫诺运动代表了绝对的自由理想。……每一个人生活在他感到幸福的状态，唯一的权威和制约来自他自身的至上道德命令。”[19] 当我们遵守我们自己制定的具有普遍性的至上道德理想--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并不惜生命代价为之奋斗时，我们是自由的，也只有我们才是康德自由主义的社会实践者。别的所有打着康德旗号的“自由主义”，如哈耶克等，多是想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自由奴役他人，毫无道德、人性可言。

我不由得确认：正是在中国的自由人权运动在日本被所有国家政权当局迫害、出卖的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里，我重新“发现”了安那祺主义[20]，抛弃了所有人为经验的丑恶现实，使唯一的权威和制约来自内心的先验至上道德命令。这正是人权的最基本内涵，也是我们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灵魂。这个至上道德命令也把我们的事业与墨西哥萨巴塔原著民起义、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人类追求自身自由的命运联系起来。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克鲁包特金关于道德起源的社会本能：“这一本能是群居动物所固有的，它构成人的一种基本能力，永远在人的进化过程中发展。”[21]在这样的自由原则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也能够逐步实现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提倡的“常备军应当逐步地完全废除”，“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宪法都应当是共和制”，“国际法应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邦制[22]之上”的理想王国。

美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Eugene Debs在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判处10年监禁的法庭上对法官陈述道：“阁下：几年前，我已经确认与所有生物的亲情，我决定自己一点也不比世界上最低庸的人好。我过去讲过，我现在再说一遍：只要有下层阶级存在，我就是其中一员；只要有人被判罪，我就在其中；只要监狱里还有一个灵魂，我就不会自由。”而当代最伟大的美国安那祺社会主义历史学家Howard Zinn说道：“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伊拉克的孩子们与美国的孩子们有同样的生存权利，我们就不会对伊拉克开战。如果我们将迎来全球化，让我们实现人权尊重的全球化。”[23]原来，深奥的康德自由哲学是如此简单易懂、如此普遍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