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惠普限制中国学生用工”的联合报道：“全球最大计算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生产商之一惠普(Hewlett-Packard)正对中国各地工厂雇佣学生及临时工人数做出新限制。……惠普此举反映了电子公司对中国有问题的用工行为看法的极大改变。”“由于工厂劳动力越来越匮乏，中国许多工厂一直依赖高中生、技校生和临时工应对间歇性订单增多状况。学生抱怨道，学校领导会临时让他们从事与学业无关的劳动，工作时间也过长。当地政府有时也会命令学校提供劳动力，而工厂会付给校方酬金。”“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许多全球电子业巨头都基本忽视了这一问题，仅在一些情况下对关于损害劳工权益的报道进行追查。”“周五早上，惠普通知中国供货商这一规则，规定，所有的工作必须是自愿的，学生和临时工‘在合理地预先告知之后，应可以随时离厂，各方不得刁难。而且劳工须有可靠的、不会招致打击报复的申诉机制。’”“惠普发言人霍华德·克拉沃(Howard Clabo)说，从3月开始，惠普将对供应商展开培训，并且和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及学者进行座谈。”“一直以来，富士康(Foxconn)尤其受到劳工权利人士的批评。……在重庆，富士康和惠普合作，生产针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电脑。”[1]

与此同时，惠普发布2013年3月20日举行的股东大会资料，其中包括我作为股东要求成立人权委员会的第6号提案和公司董事会为了反对此提案的声明中例举的惠普人权政策（包括供应商政策）[2]。我几年来推动惠普人权政策改善，终于结出了初步成果。

2010年6月1日，我向惠普提交2011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被惠普用小计谋拒绝，“我才意识到惠普在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上采用的黔驴之计，不禁大笑起来：你躲得过初一，躲得了十五？我明年会再挑战，直到我的提案在股东大会上得到表决为止！”[3]

2011年3月，“知道要教育惠普这样的老牌王国，需要更大的耐心”，我再次联系惠普，经历了半年的会谈，有一点进展，包括：“话题转到供应链的人权政策。这是惠普作为世界上最大电脑制造商的特色。它在中国的1万名雇员在689城市、2千县经营1万个生意伙伴、7千个商店、1千3百个服务中心。我们读到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自杀的悲剧现象，其源头就在惠普、苹果公司等供应链的顶端。”结果，“推动惠普王国的人权政策改变虽然艰辛，今天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4]，但放弃（错过）了提交2012年股东大会提案的机会。其间，惠普写好了守密条款要我和Morton Sklar律师签字，被我们断然拒绝。我们关注公共政策，对公司的秘密不感兴趣，更不会被收买利用为公司宣传，失掉独立性。

2012年3月21日，我出席惠普的股东大会，代理宣读老朋友的谴责董事会（特别是CEO）贪婪无能的提案，同时“提出惠普的人权实践问题，指出虽然公司已经有不错的纸面人权政策，但关键在于如何有独立的机构确认其执行。Whitman果然老练，以‘惠普不能撤离中国’把议题转移开。……我指出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知道下一步只能……诉诸股东提案了。”[5]

2012年5月17日，我正式提交2013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以伟大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最近的阿拉伯之春，说明惠普这样的超级国际公司建立人权委员会的必要。9月12日，一年前会谈过的副总裁兼伦理与遵守事务主管Watson女士回复我，要求我主动撤销提案，却没有同意我的举行英特尔公司那样的邀请外部专家“会诊”的建议[6]。我没有回复这样的傲慢。不久，我收到老对手副总裁兼副总律师Ritenour要求通话的礼貌电邮。我再次指出自己来自被无法无天的土皇帝统治了几年、又是惠普在中国乃至全球制造业务中心的重庆，有责任就惠普的人权政策为不懂中国事务的普通股东和没有言论自由的普通中国民众代言。他知道除非我的提案得到大会表决我不会停止战斗，就同意这次不排除我的提案。我也礼尚往来，当即表示只要付诸股东大会表决，我不会再次提案。

2013年1月2日，我收到惠普董事会把我的提案付诸表决的正式决定，和反对我的提案的声明[7]。与雪佛龙或谷歌2010年股东大会上反对我的人权提案的董事会声明一样，，惠普为了得到广大股东的支持，证明我的提案虽然精神上不错但“没有必要、不符合股东的最大利益”，周详地列举或承诺了公司为改善人权政策已经和正在实施的步骤，也算正式陈述和改善了公司的人权政策，达到了我几年来帮助惠普的基本战略目标。

有趣的是，紧接着我的提案，由全美长老会基金、德州的天主教Benetictine姊妹会、神圣上帝会众、联合美以美教会的全球牧师和慈善投资服务共同提出的第7号提案（见注2），也要求公司改善人权政策，连理由（包括中国的人权状况担忧）也与我的提案类似（但更温和、间接），怪不得董事会的反对声明也屡次提到我的提案！与我2010年与（比我股份、组织、影响强大百万倍的）耶稣会合作推动雪佛龙人权政策的经历类似[8]。反过来看，正是这样的两个完全不同背景、实力的股东的相同提案，迫使公司在人权政策上迈出了别的公司不肯、不愿、不能迈出的步伐，值得庆贺。

惠普的股票在2010年曾达到53.9美元，今天只有16.9美元。作为股东，我必须以我的“退休基金”持股直到完成“人权提案得到表决”的基本战略目的，才考虑战略撤退，买进新的战略目标的股票。虽然经济上损失在所难免，但以千万分之一的股份利用股东提案这个阿基米德“社会运动杠杆”，广交了关注人权事务的耶稣会、长老会、美以美会、工会、社会责任基金、大赦国际、联合国全球契约等组织和个人，推动了影响全球生活的国际大公司的人权政策的改善，特别是对于我不能亲自回国服务的中国民众尽到微薄之力[9]，社会回报无可估量，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

[赵京，2013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