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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不屈的灵魂 2013-10-26 02:55:45

【按】一位朋友把这篇回忆陈寅恪先生的文章转给我,读完后第一印象是大学期间读过不少的那些荒唐历史再一次展现在眼前,想了几天后不禁问起一个问题:假如陈寅恪先生还在世的话他对以“钱权色”为核心价值的当今中国社会有何感想。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已经逝去,今天在中国潜规则已经远凌驾于规则之上,权术已经远高于学术,媚骨已经远胜于风骨。


 



不屈的灵魂——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四周年
 
 
 
文章的上半部分



东南区一号是中山大学里一座漂亮的两层小楼。东面有几棵高大的玉兰树,西面种着棵枇杷。不过我们小时候都不到那里摘果子。这不是吹嘘自己那时有多乖:对校园别处的果树,我们从来没有客气过。但东南区一号周围总是一片神圣的宁静。

在很长的时间里,历史系的陈寅恪先生住在二楼。孩子们管他叫“盲公”。在广州话里,这没有任何不恭敬的意思。事实上,大家都觉得他很了不起。陈先生懂得十三四种外语,两眼全瞎了,还能回忆各种史料,用口讲,让助手记录,写出一本又一本让全世界同行叫好的书。

“文化革命”来了,陈先生被赶走。上头派来领导大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据了小楼。

后来林彪死掉,当局莫名其妙地把革命的副统帅跟孔子绑在一块骂。反对孔子的杨荣国教授大红大紫,住进东南区一号。


有一次在这里拍电视,已经快搞完了,摄影师把眼睛从机子移开,犹犹豫豫地说:“杨老,您的裤子……”

导演只好请教授把扣子弄好,然后重来。

文革闹完,杨先生不红了。最受尊重的一级教授容庚搬进小楼。容先生去世,他的遗孀还在这里住了几年。

现在东南区一号成了陈寅恪先生的纪念馆,门前有他拄着手杖的青铜像。

周围还是一片宁静,宽阔的草地上从来没有孩子打闹。

 

 
 


 陈先生在国内外的名声太大了。文革之后,各种讲他的书和文章不可胜数。

我最喜欢陆键东《陈寅格的最后二十年》。那书刚出,我就仔细看过。最近听说有了新版,我赶快找来一册,一边读,一边想,看了五六天,不觉写满半个笔记本。

读后欲罢不能,又从图书馆弄来一摞资料,择各家所记,掺上自己一点回忆和想法,写成这篇短文。

有些作者指责中山大学迫害陈寅恪先生,许多老中大觉得那些人不了解实情。老中大们说,陈先生在生活上受到了特别的优待。

这是真的。

陈先生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三百八十一元,另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补贴一百块,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的补贴,应该是全国收入最高的教授。那时候票子值钱,讲师一个月才拿八十六块五。大学生伙食费每月十二块半,在正常的年头已经吃得满好。

1959年到1962年是很不正常的年头,“大跃进”使得中国经济全面崩溃,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个人每月粮食定量二十五到二十八斤、食油半斤,猪肉每天半两。

经济困难刚开始,中山大学就决定每天给陈先生四两肉,给陈太太二两。这六两肉是当时十二个人的份量。不久,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指示省委给陈先生特别的食品供应。几天后,老校工梁彬先生和学校总务处的秘书把三十斤面粉、十斤面条、四斤花生油、四斤水果和两斤白糖送到陈家。

梁先生是个忠诚的校工,大人管他叫“彬叔”。我们小孩子不懂辈分,也跟着叫。他每天骑自行车进城,到省高教局拿华南农学院的鲜奶,然后分给学校里几个顶级的专家和领导。陈先生最多,一天三瓶。

市粮食局特别提高了陈先生的粮油定量,一商局增加了陈先生的布料和日用品票证,二商局提高了陈先生的副食品配额。整个中山大学,只有陈先生得到这样的照顾。普通教师和学生常常吃番薯充饥。

1961年,在全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西南师范学院吴宓教授到广州看望陈先生,几次在陈家吃饭。他在日记里写道:“筼嫂请宓与淑家宴,鸡鱼等肴馔甚丰”。“在陈宅晚饭,肴馔丰美”。





1962年,陈先生在家里不小心摔断右腿,马上被送进医院。陶铸带着一大篮刚上市的荔枝去看望。当时陈先生七十二岁,中共广东省委批准了不开刀的保守疗法。大夫们用尽一切办法,但老人家还是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陈先生出院,学校往陈家派了三个专职护士,以后几年,天天二十四小时照顾。

省委问陈先生回家以后的情况。中大写了一份报告,请省委支付护士的工资,还请省委指示有关机构每月为陈先生提供一批食品和进口药物。其中包括:四只鸡,每星期给陈家送一只;五斤蛋,每天送两个;十五斤水果,每十天送五斤;十斤鱼、十五斤蘑菇、一斤奶油、一罐进口麦片和一罐进口可可粉。光是食物就超过五十斤,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普通人家要到过年才能杀一只鸡。省委毫不犹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

陶铸让省委在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买下一台最新的落地式电唱收音两用机,连同三十多张唱片,送给陈先生。

陈先生喜欢戏曲。学校曾经派车把广州京剧团的六个名角接到陈家,专门为他演唱。当时老人还没有摔伤,留下了一张在院子里跟演员们合影的照片。

陈先生习惯了这样的照顾。1961年底到第二年初,上海青年京剧团到香港演出,大获成功,回程在广州表演。省委为陈先生安排了座位。但临近春节,信函很多。入场券送到陈家,演出时间已过。陈先生勃然大怒。刚好一位副省长来拜访,老人家就拿他撒气,质问说:“你这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

陶铸也急了,想请剧团专门再演一场,但道具布景已经运走,只好作罢。




这样优待一个教授,当然会惹争议。学校里一些官员、教师、职工和学生有不同意见。有一次,中大党委副书记马肖云告诉陶铸,学校里有人觉得对陈先生的照顾太过分。

省委书记一下跳起来,大声训斥马书记:“陈先生,七十四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照顾吗?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他爱国,蒋介用飞机接他他不去。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也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于是,没人敢再发议论,起码没人敢公开说三道四。

毫无疑问,陈先生的学识和毅力令人敬佩。1964年,他写成《柳如是别传》。当时老人家七十四岁,又盲又瘸,而此书超过八十万字。他的助手黄萱先生写道:“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沈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应不应该给他那么特殊的待遇,这可以争个没完。处理这类双方都有道理的争论,合适的办法,是以法律为准。基本的法学原则是:对于个人,法不禁止即自由;对于政府,法无授权即禁止。政府官员和公立机构只能做法律明文授权的事。但当时陶铸在广东说一不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用不着任何法律依据。

陈先生在生活上得到极好的照顾,但他心里时常不高兴。

1953年,陈先生的学生蒋天枢教授从上海来看老师。陈先生给他的诗写道:“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这首诗,特别是最后一句,清清楚楚地表现了作者的痛苦。这样的诗还有很多很多。

1963年,陈先生对家人说,他死后,骨灰撒到黄埔港外,不要让人利用来开追悼会。后来,他又交待女儿,他死后,家里的书一本也不送给中大。

陈先生为什么还不知足?到底是谁对不起他老人家?


 


文章的下半部分
 


【一】


陈寅恪先生总是身穿过膝的长衫,以钻研故纸为业,但他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古董。

抗战结束,陈先生回到清华,除了天天请人读报,还时常跟学生打听社会上的消息。有一次,军警特务在全市深夜挨家搜查,抓走好些人。北平十三位大学教授发表宣言抗议,陈先生是其中之一。

他愤愤地对学生说:“我最恨这种事。夜入民宅,非奸即盗!”

陈先生讨厌国民党的腐败,因为失去视力,就把书房叫做“不见为干净之室”。

1948年,当局把一些最有名的专家撤到台湾。陈先生跟胡适同机飞往南京。他可能看到,腐败只是症状,病根在政治制度,而当时国民党不愿作根本改革,一定会继续烂下去。所以他不愿再飞台湾,带着全家去广州,到教会开办的岭南大学任教。


 
 

【二】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百姓说了算。民主政府必须按人民的要求改变自己,而不能利用权力改变人民。1950年,上头明确提出“改造知识分子”,许多学者一下变换了治学态度。陈先生觉得这是个可怕的征兆。

这年9月,陈先生给好友吴宓教授的信说,他把《元白诗笺证稿》付印了,因为这样的书以后恐怕不能出版。他讽刺按正统标准写文章的人是“作八股之徒”,说这样的人到处都是,哀叹道:“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

信末附有他的诗,其中写道:“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魂销”,表示了他对新局面的感受。

不久,中国科学院要重印杨树达先生研究古文字的旧著《积微居金文说》。这本书原来有陈先生写的序。大意说,杨先生进过时务学堂,又出国留学。同辈中有不少当了大官,而杨先生寂寞勤苦,坚持治学。谁的工作难,谁的贡献大,将来人们自然会分辨。

这是书呆子骄傲的宣言,也许对当官的不够恭敬,但与时政无涉。可是,经过审查,科学院编译出版局说,陈先生的序言“立场观点有问题”,得删掉。公民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那就是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表达。而不同的观点几乎不可能全部正确。要是“有问题”就不能出版,那还有什么言论自由?

陈先生当然不高兴,不过他担心以后情况会更糟,在1952年底写信给杨先生:“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

 

 

【三】

陈先生的担忧是对的。一年多以后,全国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接着批判胡适思想。这些都是不顾学术规矩的政治运动,何况俞平伯在清华跟陈先生交往很多,胡适是陈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的同事。陈先生默默地看着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涉,看着自视为“国家干部”的文人落井下石。

批胡适的运动还在吵吵闹闹,1955年夏天,批判胡风和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又来了。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私立岭南大学被撤掉,公立中山大学搬进岭大校园。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一些官员说有人阴谋复办岭南大学。刚从中共华南分局调来的一位副校长在大会上对教师们说:“有人企图使岭南大学复辟,如有风吹草动,我在国民党回来之前先把你们杀光还来得及。”

接着,他一次又一次在会上讥讽陈先生,说陈先生思想陈腐,不知为什么被捧得那么高,读他的书还不如去看旧小说。这位领导还当众嘲笑陈先生的诗。

副校长很快就当上了学校党委书记。他大权在握,把陈先生的思想、学问和诗歌都说得一无是处。

陈先生写诗自嘲:“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四】

人们可能会说,那位书记兼副校长的做法违反了知识分子政策。因为他很快就被调走,老中大也不把他当自家人。

那么,什么是“政策”?

1956年1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开幕,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要重视和支持知识分子。许多人认为这表明了“政策”。

陈寅恪先生的名字直接出现在会上。广东省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有一个发言。他说:“知识分子的政治情况在今天说来,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仅是应该而且完全可以争取、团结、改造他们的绝大多数。”

他以陈先生为例:“落后的和思想上反动的知识分子能否争取和使用呢?我们认为还是可以的。中山大学有一个老教授陈寅恪,解放以来他在思想上一直是和我们敌对的,而且还写诗讽刺过我们。去年中国科学院聘他任职,他表示:任职可以,但不谈马列,不干政治。直到去年初我们展开对胡适的思想批判的时候,他还说某些教授是‘一犬吠影,十犬吠声’。但是,这次聘请他参加全国政协,他便答应下来了。像这样顽固的人,也可以争取过来。”

冯先生长期在中大工作,威望很高。老中大也将他当自家人。他把跟陈先生的关系处理得挺好。不过他认为批胡适那样的政治运动是对的,陈先生是“落后的和思想上反动的知识分子”,是“争取、团结、改造”的对象。人们也许会说,在那个年头,冯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不奇怪。这没问题。但如果现在还看不到这种想法很荒唐,那就奇怪了。

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强调“继续改造知识分子”。这是长期实行的“政策”,冯乃超先生的想法跟政策完全一致。

“政策”由一个组织决定。没有机会参与的人们想得到保护,一定得靠通过自己代表制定的法律,不然命运就捏在别人手里。事实说明,那很危险。


【五】

1957年4月1日,广州京剧团的名角跟中大教授联欢。听了演唱,陈先生很高兴,写下三首七绝,送给中文系的董每戡、詹安泰和王起先生。三位教授也作了和诗。

二十多天以后,中央发动大家提意见,助党整风。耿直的董先生提出两条真诚的批评,谨慎的詹先生只讲了一点心里的疑虑。突然,“政策”变为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两位教授被说成是“右派分子”。董先生被赶到乡下,詹先生降了两级。

看到这样的情况,陈先生的心情可想而知。

反右还没搞完,1958年,“拔白旗”又开始了。中大校园一下贴满了大字报。陈先生忠诚的学生刘节教授和原来清华的同事梁方仲教授成了千夫所指的“白旗”。

历史系的领导还不甘心,认真策划了对陈先生的批判。于是出现了一批责骂和挖苦老人家的大字报和批判文章。陈太太一张一张地看那些大字报,抄下主要观点,回家哭着念给陈先生听。

陈先生愤怒了,上书校长,发誓绝不再上课。从此,老人作而不述,写书成了他生命的最后支柱。

1962年春,省委书记陶铸陪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看望陈先生。胡乔木在清华念过书,认陈先生为师。陈先生说,他的《论<再生缘>》已经交给出版社很久,一直没有印出来,“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再生缘》是清代的文学作品,远离现实。胡乔木觉得出版不成问题,套用陈先生的话,笑着回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大概一年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把陈先生的书列入出版计划,开始编辑。突然,中宣部副部长康生说,《再生缘》提到“征东”,出版陈先生的书会影响跟北朝鲜的关系。另外,书稿里有几首旧体诗,情调很不健康,是不满现实,反党反社会主义。周恩来总理也说,研究《再生缘》会伤害中朝友谊。于是陈先生的书稿被丢到一边。

课不能上了,书又出不能出,陈先生和太太几次谈起这事,两人都流下眼泪。


【六】

当官的在生活上给了陈先生很多照顾,也许他们觉得对陈先生很好。

但陈先生觉得吃什么东西和住什么房子并不是最重要的。1953年,他向中央政府重申了在王国维纪念碑里表明的态度:“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优秀的学者真心热爱学术,总是用尽全力,重奖和特殊待遇已经不能让他们多干一丝一毫。他们最需要的,是思想自由和学术尊严。为钱做事的恐怕不是什么像样的学者。

有人指责中山大学对不起陈先生。中大觉得很冤枉。毫无疑问,学校的一些官员、教师和学生确实做了对不起老人家的事。校领导按上头的政策搞政治运动,有的人乘机朝陈先生下手。但是,如果中大的人们知道上头那些政策荒唐,他们可以抵制吗?答案不言而喻。

事实上,那位嘲笑陈寅恪的先生到中大当副校长,当书记和后来调走,都不是学校决定的。也许只有按蔡元培先生的想法,“仿世界各大学通例”,真正搞教授治校,才会有出路。中国要建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得遵守这样的“通例”。不然的话,提点别的口号可能会实在一些。


【七】

1962年骨折以后,陈先生不再下楼。尽管住得很近,我从来没在东南区见过陈先生。

1968年秋,当局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山大学。第二年春,陈先生被赶到西南区五十号去住。那时我念初一,有次跟朋友在校园里玩闹,中午回家,经过那里,见到先生在院子里晒太阳。

那是一座黄色外墙的小平房,老人家坐在藤椅里。这时已经到了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但先生没有丝毫倦容,抬着头,嘴角骄傲地向下弯。

也许先生从来就没有低过头。

共和国成立,政府推崇新思想,学界立即众口一词。陈先生觉得学者应该独立思考,特别是老学者不能轻易丢掉原有的观点和方法。1952年,他写诗寄给北大的教授,把跟风附和比作按朱熹的正统观点写八股文和试帖诗:“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第二年11月,政府请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他口授了《对科学院的答复》,摆明出山的两个先决条件,让学生记下来,带去北京:“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第二条:‘请毛公[泽东]或刘公[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他把话这么一说,事情自然就黄了。


【八】

拔过“白旗”之后,1959年3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登门拜访。陈先生不肯接待。学校领导好说歹说,老人家才勉强点了头。

陈先生火气很大,开口问道:“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

副部长回答:“有点关系。”

陈先生问:“去年新华社广播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要向老师学习,前后矛盾如此?”

周部长没想到有人敢这样挑战,愣了一下,然后回答:“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

老先生不满地说:“实验是可以,但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了。”

他指责当局“言而无信”。两人吵起来,闹得很僵。

两年后,老友吴宓教授来访,看到陈先生一直坚持着自己过去的观点,在日记里写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诚为人所难及。”

1964年,学生蒋天枢教授前去探望。离别前,陈先生送给他一篇自述,其中讲道,他绝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来迎合社会风气:“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陈先生是那个年代骨头最硬的读书人。

在很长时间里,流传着一种观念,似乎理论与读书无关,有官位就有水平。而书生却因为做学问,成了不齿于大众的贱民,需要改造从良。按这样的逻辑,只要大量提拔官员,就能立即提高整个民族的理论水平。可是,有人居然相信那样的神话。许多原来很优秀的学者和作家以吏为师,改造思想,结果再没有拿出像样的论著和作品。

陈先生根本不管那一套。他享年七十九,共和国成立时五十九岁。先生原来成就很高,因为我行我素,在最后的二十年保持着过去的势头,继续写出高水平的著作。1949年以后,他完成了一百多万字扎实的论著,接近五十九岁以前著述的总量。

学者的工作是求真,如果跟随他人,就成了废物。陈先生势单力薄,撑着病弱的身子,死守中国学者最后的尊严陈先生的论著是艰深的,读过的人不多。但由于对时下士风庸俗的普遍不满,先生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被百万次、千万次引用。他成了中国学界独立思考之神,年轻气盛的学子一提到他的大名就激动不已。本文上篇发表后,一个跟帖对陈先生不够恭敬,马上被人骂得狗血喷头。


【九】

我见到陈先生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院子里。

“文化革命”一来,学校卫生院的三个护士就撤了。陈先生受到大字报的围攻,一次又一次被勒令“交代”。但他从来没有挨过批斗,这是全国教授中少有的。原因很多,跟广州的民风比较平和有关,也跟陈先生的威望有关。

陈先生在那座小房只住了几个月。1969年10月7日,先生病逝。四十多天后,陈夫人追随而去。现在那一片的旧房子已经全部拆掉,建成幼儿园。即使是老中大,知道陈先生最后住处的人也不多了。

 

 

主要参考文献: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何砚华、沈平《学生眼里———一个真实的陈寅恪》,《羊城晚报》2010年7月3日。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

陈美延等《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陆键东《陈寅格的最后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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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康乐园小夜曲 留言时间:2013-10-29 13:44:43
回信释朋友:

谢谢您详细的留言。

是的,描写陈老先生也许用“高傲”和“孤傲”更贴切一些,但土共对知识份子之高压政策对陈先生的间接打击还是不小的,程度上远没有其他人的遭遇悲惨有时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不屈”,顽固的、落后的、思想上反动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帽子在50年代就已经套在陈先生头上了——出自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口,校园里大量挖苦嘲笑他的大字报等等都是在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

很同意你的看法,土共对陈先生是既恨但又很想利用他,如果陈先生象郭沫若哈巴狗般地响应,其待遇应该要高出郭,陈寅恪的名气远高于郭。中国知识份子确实是生活在一个大监狱里面——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讲,他们没有思想自由,没有学术自由,直到今时今天要全面接触当今世界多元化的学术观点还是阻力不少,更不用说去自由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了。

你提到压力之下众人皆弯而陈未受同等压力这是历史的表面事实,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我们大概要从超级大师的身份去看待陈先生,这样打个比方可能比较容易去理解问题的严重性,假如爱因斯坦是中国人他在49年后一直在中国做物理研究,如果中科院甚至更高级的共产党官员公开说爱因斯坦是顽固的、落后的、思想上反动的知识分子,爱因斯坦会有什么感受?如果爱因斯坦要求你共产党不要把马列主义渗透在物理学研究里但不得要领之下反而被通知你就别来中科院工作了,在家里做你自己的研究吧但你的研究结果不会被发表的,爱因斯坦会怎么看你共产党?

除了陈先生与普通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来说的“利用价值”不同,国学超级大师级别的身份让陈寅恪躲过了血光之灾,不然他的历史会更悲惨。

非常谢谢您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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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释 留言时间:2013-10-29 02:22:10
按我之思,题目《不屈的灵魂》应该说是《高傲的灵魂》或者《孤傲的灵魂》,因为屈是高压下的形变,而陈先生是共产党知识分子高压政策下的一块孤岛。

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向来是“教育、限制、监督、利用、改造”,而且按照不同对象区别对待。像陈先生这样的名人级别,又没有跟从国民党去台湾,必然是“利用”的对象。

陈先生一直是党的“座上宾”,最后也没落到“阶下囚”的地步,比起不在“利用”范围的普通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生活在大风暴中的风眼,大沙漠中的绿洲。全国极端困难之际,供应待遇比党内高干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几个知识分子能达到那个水平。

(其实,在这点上,共产党自有难言之隐——他们必须“利用”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没有知识。他们可以在“胜利”后食言屠杀他们在劝降是许诺“不予追究”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只因为后者没有“利用价值”。而知识是共产党的短板,他们只好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教育改造,以便像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战士”那样,脱下国民党的衣帽,换上解放军的军装,就可以倒转枪口,去打蒋介石,极有利用价值。即便如此,这个利用期也是短暂的,一旦“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能用上派场,一样的烹用就取代了利用——文化革命不就是明显例证吗?)

中国知识分子整体陷落,不只是高压政策的结果,而且是被扼住咽喉的必然,普通的知识分子其实与生活在夹边沟中的右派分子差不多,差别不是围墙,而是围墙的远近,监狱或者劳改是小监狱,国界才是大监狱。主要差别是墙外的有最低食粮保障——共产党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把所有的知识分子“包揽”为自己的“食客”,不食周粟,自找死路一条。

既然大家周粟均食,陈先生与普通知识分子的差别就仅在于其对于共产党来说的“利用价值”不同。

所以,陈先生孤傲是实,“不屈”是一般人的想象中,以为他也曾受到同样的“教育与改造”的政治待遇而仍然保持“高节”,实在是一种不真实的说法。尤其是论者以陈先生作例证,比较其他的广大的普通知识分子,缺乏真实的可比性。所以,可以说,众人皆弯而陈未受同等压力。

我不是不尊崇陈先生的学问与为人,我们也看到,文化革命后,陈失去他的“既有特权”,“沦为”一般,也是凄惨至极,穷途末路,死而后已。而且,比起同样作为“座上宾”的郭某人,陈先生的自持是值得大大称道的。

谢谢你的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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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康乐园小夜曲 留言时间:2013-10-27 15: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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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天的文化学术界人士,不少以良心和人格作为交换钱权利益的筹码,他们是“识时务者的俊杰”。

谢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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