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看到中国有清明雇人扫墓的报道，对这条消息我是支持的，我自己已经3年+没有给父亲扫墓了，因为妈妈是在另一个城市。报道中讲到我们可以写文章来纪念亲人，就是这篇短文吧。
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里，爷爷在父亲还不到5岁就被伤寒夺走了生命，是奶奶靠卖地维持生活。 尽管父亲小时候很聪明，但是在小学毕业后家里没有钱不能供他上中学，他只好休学在家里劳动。他曾经告诉我，当他的好朋友进入县中学时，他是那么羡慕朋友。父亲的家住在县城边，主要是种菜和卖菜给城里的居民，因此父亲一生喜欢种菜，不论解放前在四川，解放后在山西，只要房前房后有地，就不会让地闲着，前院种菜和花，后院种玉米和蓖麻。 （我家只有我种菜和卖过菜）。
后来家里条件好些了，父亲又上了中学和大学。但是2年的失学使他在抗战开始时只读完2年大学，由于抗战又失学2年。（如果小学毕业后不失学，那么在37年他应该大学毕业了）。可能是从小家里困难，父亲还是属于进步的青年，尤其是几个他高中的同学和好朋友是属于山西抗日民先组织的骨干，当时同在北京读大学， 父亲和这些同学一起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和这几个同学一起离开北平，到了天津，武汉。。。最后他的这些进步同学到了延安，而他因病回到了家乡。父亲总认为他是党组织的外围进步人士， 因为他有这批早年参加革命的朋友。当年国共在重庆谈判时，他的一个同学是周恩来的翻译，曾到成都看他。父亲看到同学衣服单薄，就脱下自己的皮大衣给了同学，还给了同学大洋。在解放前夕，这个同学派人让父亲和学生一起护校，解放后父亲参与了学院回归山西的管理工作。
这样在解放后的前十年父亲一直是努力入党的积极分子，但没有被接受 (其实父亲的哥哥在国外为联合国工作，母亲家里有二舅的问题，父亲是入不了党的不管他怎样努力）。在57年那个特殊的年月，父亲没有讲过一句“歪话”， 没戴帽子，因此没给我的童年留下阴影。
后来我家到了省城，父亲的那些老关系没有了，他也不再是积极分子中的一员了。即使文革受迫害，我下乡，姐姐到边疆，我从没听他说过一句抱怨的话，而且也不容许我们说任何歪话。但他总是记得在出差时给我买一些好看的衣服，记得鞭策我读书， 鼓励我们姐妹要有本事，要自立后才能结婚。
在改革开放父亲第一次生病好了后，父亲已经是近70岁的老人，好像又焕发了青春。在我生孩子那一年，父亲多次去部里和上海出差，他给自己买了一件风衣，穿着轻便的皮鞋，夹着皮包，我先生说老岳父打扮得像个上海人！这样的好日子没有几年，父亲再次生病后去世。
到今天我还不能理解的是父亲临终的一句话，当时单位的领导知道他不行了，问他有什么要求，父亲说如果能给他解决组织问题，他要把他的存款作为党费上交！当然这只是一个梦，没有实现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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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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