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铁出来，随着鱼贯的人群走到公交车站。等车那会儿功夫，一位新近结识的知青坛友来电邀我当天下午去参加聚会座谈，说几个公认的论坛高手也要参加。

抱歉了，我回答，正在去一个老同学兼荒友家的路上。一帮人说好了一块儿打扑克，玩一天。

电话里一声惊讶，你会打牌？

好多年没打了，我说，连争上游都忘怎么玩了。我这帮老姐们特好，还记着我喜欢玩儿牌，教会我打升级拖拉机了。

你这样的人也爱玩儿牌？这一回电话里的声音惊讶中掺着失望，

想不出我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爱玩儿牌会引起网友的失望。反应迟钝笨嘴拙舌的我一时语塞。

人这一辈子不定什么时候会在什么环境下养成什么样的习惯与爱好。我爱玩儿牌，小时候就爱玩儿。三年级下学期，我家搬到大方家胡同外交部宿舍。我和弟弟上走读，新鲜胡同小学。放暑假，院子里上住校的天之骄子都回来了，小红也回来了。小红偏胖，圆脸，小眼睛，撅撅嘴。她大我一岁，高我一级，能说会道，比我多十倍的自信一百倍的鬼点子。在我心目中，小红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十万句。小红酷爱玩儿牌，因此我学会了打牌，打争上游。不记得打得好不好，只记得很爱打。小红爱，我焉有不爱之理？

不久开始打百分儿。对家当然非小红莫属，事先说好暗号（这可都是小红的主意，我不过是老实八脚地听她指挥哦。）。有时候暗号一下就被人识破，有时候一个暗号能用很长时间，还有的时候自己也被暗号给搞糊涂了。久而久之，其他孩子严重抗议，不许我俩对家了。于是我老得看着小红，防止她跟新对家有猫腻。不过也就是在不跟小红对家以后我才学会认认真真地数牌记牌。

文革开始后，已经是中学生的小红出身好，闹革命一马当先。扑克牌从此被冷落了。

六九年夏秋之际，小红当兵南下广东，我当知青北上黑龙江，从此分道扬镳。时至八零年末，我和小红在友谊商店邂逅。（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像不出，当年友谊商店的大门只朝“外”字开，非但外国人和中国驻外人员不得入内。）经过了那场革命的大筛选，小红的父母依然就职外交部，她当时的爱人是当时名噪一时的一位大使之子。而我，父母虽被筛出外交部，爱人却是个顶着特大号“外”字的洋鬼子。虽然都还沾着“外”字儿，却搜肠刮肚也难寻共同语言了。我真好生难过了一阵。这是后话了。

在北大荒，连队里不少人爱玩儿牌，主要是打百分儿、拱猪、争上游什么的。印象中有的五好战士、班排长、党团员业余时间也津津乐道于此。听说男生里有几个玩起来手脚爱做小动作的，我们女生可一个个儿老老实实的没人耍花枪。有一阵儿大家像着了魔似的，从炕头玩到地头，从宿舍玩到场院。麦收大会战期间，休息半个小时，顶着烈日得玩一把，扬场机停15 分钟也得赶紧抓一把。终于，俺连只认得“紧张、严肃”不晓得“团结、活泼”的连干部忍无可忍下禁令：上工时间不许打牌。那时侯的人响鼓不用重槌敲，于是连业余时间都不玩儿了。男生在宿舍里还有棋可下。有人下棋，其他人就有威可助，热热闹闹的也能混日子。女生呢？咳，织毛衣呗。

后来，连队里知青大返城，管理松懈了，打牌风再度刮起，这时已不分男女界限了，于是乎，通宵达旦地可劲儿造啊。

77年初夏离开北大荒，78年春天上大学，81年初赴美，再没摸过扑克牌。

前几年搬家到日本，回京次数多且停留时间长了，老友们又将我年轻时的爱好招起来。现在每次回京都要与老同学/荒友们再度把牌共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