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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至18世纪初欧洲猎巫运动期间女性遭迫害的现实及其理论根源”

15世纪至18世纪初是欧洲从传统的中世纪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技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都在此期间发生。

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猎巫运动，这是西方历史上一场罕见的人为灾难。据统计，在这场猎巫运动中，大约有10－20万巫师受到了审判，其中大约有5－10万被处死。 而女巫在其中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以至许多西方学者把这次猎巫看作是一场对女性的迫害运动。

如英国著名的巫术专家拉娜认为，所谓的“猎巫就是猎捕女性”。 另一位西方学者也指出：“欧洲大规模的猎巫等于是由男性所发动的一场对女性的战争。” 还有的学者则把猎巫运动看作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专门集中在女性身上的有计划的迫害”。 那么，在该时期，究竟有多少女性因巫术而受到迫害，其理论根源又是什么，女巫迫害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性别观念？在该文中，笔者将对之加以探讨。不当之处，请学术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女性成为猎巫运动的主要受害者

在猎巫运动中，受到指控和被处死的女巫在整个巫师中占了多大的比例，又是哪些女性最容易被指控为女巫呢？

表一、欧洲各地区被指控为巫师的男女性别之比例
地区 年份 男性 女性 女性所占的百分比
德国西南部 1562－1648 238 1050 82
巴塞尔主教区 1571－1670 9 181 95
弗朗什孔泰 1559－1667 49 153 76
日内瓦 1537－1662 74 240 76
瓦特州 1581－1620 325 624 66
纳幕尔郡 1509－1646 29 337 92
卢森堡公国 1519－1623 130 417 76
土伦市 1584－1623 14 53 79
法国的诺德省 1542－1679 54 232 81
卡斯提尔 1540－1685 132 324 71
阿拉贡 1600－1650 69 90 57
威尼斯 1550－1650 224 490 69
芬兰 1520－1699 316 325 51
爱沙尼亚 1520－1729 116 77 40
俄国 1622－1700 93 43 32
匈牙利 1520－1777 160 1482 90
英国的埃塞克斯郡 1560－1675 23 290 93
资料来源：布莱恩•P. 莱沃克：《近代早期欧洲的猎巫》(Brian P. Levack, The Witch-Hunt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纽约1995年第二版，第134页。这是莱沃克依据西方各国学者对上述各地区的研究得出的数字统计而成的。

此外，在莱沃克所没有统计到的北欧的丹麦和挪威，女巫所占的比例则分别为90％和80％， 在苏格兰，女巫所占的比例为80％。

总起来看，巫师中的绝大多数是女性，而且在猎巫运动最为猛烈和频繁发生的地区，如法国的部分地区、瑞士、英格兰、德国西南部，女巫所占的比例也比较高（女巫所占的比例大都在80％以上）。而在这些地区中的一些地方，如德国西南部的威森斯忒格（Wiesensteig）、鹿特堡（Rottenburg）、维特姆（Wertheim）等，在某一时期，女巫所占的比例甚至高达98－100％。 因此，猎巫运动与性别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哪些女性最容易被指控为女巫呢？

在此，笔者将按照女巫的年龄、社会和经济地位、婚姻状况作一分析。各地猎巫运动的档案资料已经明确地揭示了如下事实：遭到指控的女巫大多是一些年老、贫穷和寡居的女性。

维斯娜指出，“最为经常的是，在任何一个村庄中，首次被指控从事巫术活动的人是一位年老的女性”，而“年老体衰成了流行的女巫陈规的一个基本特征”。 赫斯特认为，在16和17世纪受猎巫影响的大部分国家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它“迫害女性，尤其是那些贫穷、年老和通常寡居的女性”。

巴施威茨认为，巫术审判发动了一场“反对虚弱、孤独和不受欢迎的年老女性的战争”。

布里格斯有关法国洛林的研究成果表明，那些遭受指控的女巫通常年老且贫穷，其中大约有半数是寡妇。 托马斯和罗森在对英格兰巫术的研究中发现，受指控的巫师主要是女性，而且通常是年长、贫穷的女性，其中大多数是寡妇。

至于女巫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因相关的资料甚少，我们无法作出全面的统计，但是从该时期有关巫术的论著和大量的女巫审判记录中，我们可以断定，受到指控的女巫大多数来自于社会的下层。她们生活于社会的边缘，其中的一些人还常常靠乞讨为生。

根据当时的审判记录，在挪威大量遭到指控的女巫是极其贫穷的，而在那些被定罪的女巫中大部分是乞丐。

从社会类型来看，绝大多数的女巫是来自于乡村的贫穷农民。 这是因为，巫术信仰在农村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直到近代早期，巫术信仰仍然在农民阶层中广泛流行。所以许多西方学者把该时期的巫术看作是一种乡村现象。

尽管某些西方学者反对将猎巫看作是一场专门针对女性的迫害运动，但事实证明，女性确实成了其中的主要受害者。那么女性何以成为猎巫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呢？

二、系统女巫理论的建构与对女性的迫害

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证明，巫术信仰一直在民间长期流传，而且从事巫术活动的巫师大部分是女性。 而在西方悠久的妖术和民间传说的传统中，也存在着巫师更有可能是女性的观点。

但是，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导致这场长期和大规模的以猎巫为借口而对女性进行的迫害运动，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和知识界人士对有关女巫理论建构的一个结果，即是说，系统的女巫理论的出现为有计划的女巫迫害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宗教和知识界人士是如何建构这一女巫理论的呢？

巫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巫师与上帝的敌人——魔鬼的关系。自1100年以来，理论家们便逐渐去整合业已存在的凌乱的巫术信仰，至15世纪末，它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巫术理论，并一直流行于猎巫运动期间。

而女性更有可能从事巫术活动的观念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即是说，巫术理论家是如何将巫术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呢？

实际上，将女性与巫术和魔鬼崇拜相联系的传统相当悠久。《旧约圣经》中就讲道：“你不应忍受一位女巫活着。” 而早期的教父德尔图良论道：“你不知道你就是夏娃吗？上帝对女性的审判维持至今；因而这种罪孽也必定留存至今。你们是魔鬼的入口；你们是禁果树的开禁者，你们是第一批背弃神圣法律的人；你们引诱了那连魔鬼也不能腐蚀的人。你们如此轻易地摧毁了上帝的形象——亚当。”

圣奥古斯丁也论道：“女人从一开始就是邪恶的，她是死亡之门，是毒蛇的信徒，是魔鬼的帮凶，是陷阱，是信徒们的灾星。” 《圣经》和教父们的这些言论为后来的女巫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中世纪早期，将女性与魔鬼崇拜相联系则出现在一部于公元9世纪编订的《主教会规》（Canon Episcopi）中。该法规讲道：“主教及其官员必须尽力工作，将魔鬼所发明的邪恶的巫术和恶行从其教区完全剪除……也不能忽略的是，一些邪恶的女性，她们在魔鬼的引诱下而堕落，在恶魔幻影的迷惑下而误入歧途，她们相信并承认，她们在夜间骑在某些动物的身上与异教女神戴安娜以及无数的女性一起出行……她们听从她的号令就像听从她们女主人的号令一样，并且在某些夜晚，她们还被召唤去为她服务……当她们认为除了唯一的上帝外还存在着任何其他的神或神灵的时候，那么她们就背离了正确的信仰并陷入异教的错误之中。”

《主教会规》不仅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教会确立了判定巫术的方针，而且它也明确指出，女性更容易倾向于巫术，因为正是大批的女性追随异教女神戴安娜。而此时，戴安娜已经成为了“魔鬼家族中的首领”，“她可以与撒旦相等同，而她的追随者也就等同于撒旦的崇拜者”。 可见，戴安娜已经成为了“女巫的神”了。

在中世纪盛期，一些经院哲学家，如大阿尔伯特、奥弗涅的威廉、托马斯•阿奎那、海里斯的亚里山大等为后来的猎巫运动提供了一种权威的巫术理论框架，它主要包括与魔鬼订立合约、与魔鬼性交和女巫的夜间出行等。

尤其是海里斯的亚里山大和托马斯•阿奎那，他们认为“女性更容易倾向于巫术”。自14世纪后期至15世纪，巫术审判日益增多，大批的巫术理论著作问世，而有关的审判以及众多巫术理论家“都指派给女性在巫术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这种趋向在两位多名我会的宗教裁判官海恩里希•克拉默和雅各布•斯布伦吉于1486年出版的《巫术之锤》中达到了顶点。该书不仅立即成为了一部魔鬼学的标准著作和猎巫运动的指南性手册，而且也为“巫术审判主要集中在女性身上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在《巫术之锤》中，克拉默和斯布伦吉运用经院哲学的方法系统地论证了巫师主要为女性的观点。他们认为，巫师主要为女性“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这已为实际的经验确认是可信的”。而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他们论道：“第一个原因是，她们更为轻信；由于魔鬼的主要目的就是去腐蚀人的信仰的，所以他更愿意攻击她们……第二个原因是，女性天生更容易动感情，并且更容易受无形的幽灵的影响……第三个原因是，她们的言谈不可信，而且不能向其女伴隐瞒那些她们通过魔法而知道的事情……由于她们在思维能力和身体方面更为薄弱，所以她们更容易为巫术所迷住就不足为怪了……一句话，所有的巫术都源于女性那永不满足的强烈的肉欲。”

克拉默和斯布伦吉有关女巫的论述不仅是最为系统和充分的，而且还对其后的宗教和知识界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论是教皇还是世俗的统治者，不论是保守的教士还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宗教改革家和人文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积极地参与到女巫理论的建构之中。

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这些巫术理论家的论断中，我们发现，这种女巫理论奠定在基督教的魔鬼学和消极的女性观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它是两者相互融合的产物。

如果说基督教的魔鬼学论证了魔鬼是上帝的敌人，其力量是普遍存在的，魔鬼及其附属为了摧毁人类的信仰而忙碌，他们能够引诱人类为其服务，而巫师则在魔鬼的引诱下成为了其奴仆，那么消极的女性观则为巫术理论家论证女性最容易受到魔鬼的引诱并成为魔鬼的奴仆——即巫师等于女性——开辟了道路。

西方人有关魔鬼观念的由来及其发展在巫术的成长过程中是极为关键的，因为“女巫信仰和对她们的迫害都基于一种有关完全敌对、残忍和阴险的魔鬼力量和普遍存在的学说，而他危害人类的能力已获得了巨大的增长”。

在巫术理论家们看来，女性之所以容易屈从于魔鬼的引诱，是由女性的弱点——思维能力的低下和身体的薄弱、情感的无度、强烈的性欲——所决定的。“当《巫术之锤》使女巫与魔鬼性交连同邪恶的巫术习俗成为其理论构架的核心观点的时候，那么一种事情就清楚明了了：魔鬼，作为传统中的一位男性创造者，主要去纠缠女性；因此他的追随者也大多数是女性。”

其实，以克拉默和斯布伦吉为代表的巫术理论家的这种女性观也并非他们的独创，而是源于古典和基督教传统中的消极女性观。作为西方哲学与科学之创立者的古希腊人，就已比较明确地将女性界定为在智力和身体方面低劣于男性的人，而且他们还将其观点奠定在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基础之上。

作为古希腊文化的继承者，罗马人也大量地继承了希腊人女性观中的消极方面。但对女巫理论家影响最大的当属基督教的女性观。

《旧约圣经》中就已经存在着女性是“罪恶之源和男性之附庸”的观点。而在《新约圣经》中，保罗等使徒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消极的女性观。早期教父则依据《圣经》中的有关论述，提出了他们的女性观。

虽然，大多数的早期教父都承认男性与女性在灵魂上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却都认为女性在身体上要低劣于男性，所以女性天生从属于男性并低劣于男性。早期教父还认为，女性是罪恶之源。

这体现在他们对亚当和夏娃及人类堕落的解释方面。尽管早期教父将人类的堕落看作是亚当和夏娃的过错，然而，其中的罪魁祸首则是夏娃。正是她天生固有的软弱、强烈的性欲和理智的缺乏才酿成这种大错。在这里，夏娃已经是所有女性的代名词了。

正如论者所言：“对许多教父而言，《圣经》中的夏娃日益象征着女性所固有的肉欲主义和有罪，而亚当则象征着魔鬼和第一个女性所策划的阴谋的无辜牺牲者。”

教父们的这种消极的女性观对中世纪的教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1世纪法国雷恩的一位主教声称：“在诡计多端的敌人（即魔鬼）向我们布下的巫师陷阱中……最凶恶的……就是女人，她是无耻之柄，邪恶之源，恶毒之泉……是蜂蜜和毒药。” 13世纪的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女人是华而不实的污物，刺人的玫瑰，甜蜜的毒汁……被逐出天国的魔鬼的一种武器，罪恶的根源。”

伴随着12世纪古典文化的复兴，基督教哲学家将古典作家和基督教消极的女性观加以揉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女性观。

托马斯•阿奎那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论道：“女性是有缺陷的和不健全的，因为男性精液中的效力倾向于按照男性生产出完美的类似物；而女性生产出的女孩则来自于效力中的缺陷部分，或者来自于肉体的某些有瑕疵的部分，甚至来自于外部的影响……。屈从是双重的。其一为卑屈的……还有另一种被称之为经济的和民事的屈从……。因此，根据这种屈从，女性自然屈从于男性，因为在男性身上，理性的辨别力占支配地位。”

托马斯•阿奎那以《创世纪》中有关夏娃是用亚当的肋骨造成的为依据而论道：“上帝的形象是在男性身上而不是在女性身上被发现的，因为男性是女性的开始也是女性的终结，正如上帝是所有动物的开始和终结一样。

在文艺复兴时代，虽然一些人文主义者曾对这种消极的女性观提出质疑，但也有许多人仍坚持歧视女性的观点。概而言之，他们认为，女性“傲慢自大、淫荡好色、固执己见、控制欲强、嫉妒、饶舌、虚荣、贪婪、放纵、不贞、肉体和精神的低劣、反复无常”。

一位法国的法理学家甚至认为，“恰切地说，女人并不是人。”

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科学革命也推动了女性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而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理论仍然是学者们赖以研究的依据，由此也就在女性生理学中出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盖伦主义之争。

尽管在女性生殖问题上，两者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他们却都信奉体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他们认为，男性通常较热和干，而女性则通常较冷和湿。由于热是其中最为有效的一种，因此男性也就更有理性和创造力，而女性则更像土壤。因此，男性比女性更为优越。

正因于此，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认为，女性更渴望得到男性，因为不完美的事物总是争取完美。由此，女性也就比男性具有更为强烈的性冲动。

17世纪初期英国人罗伯特•伯顿就抱怨道，不仅年轻的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寻求性交，而且年老女性也同样好色，“虽然她是一个十分干瘪的丑老太婆，但是她也叫春，而且她必定有一位情男，一位支持者；她必定而且必将再婚，并把自己许配给一位年轻的男子”。

该时期的另一位学者也认为，绝经后的年老寡妇的特性是干的，她们是一些性饥渴者，而且会吸出年轻男子的精液，并以其难以满足的对精液的渴望而使他们变得虚弱，以其罪恶去毒害和摧毁他们。

可见，消极的女性观为女性何以更容易受到魔鬼的引诱并从事巫术活动提供了一种因果论的证明。而巫术理论家则将这种消极的女性观和魔鬼学精心编织成了一种系统的女巫理论，从而为女巫迫害提供了一种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没有消极的女性观，系统的女巫理论也就失去了其根基。

因此，我们可以说，女巫迫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

[ 本文作者徐善伟，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200436 ]

（转贴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