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发｜瓶中喵（微信号：pzmiao）：复旦投毒案凶手林森浩，终于被处以死刑。他该死，他罪有应得，但至少，他用死偿债了。这让喵喵想起20年前的朱令投毒案。因离奇的铊中毒，朱令此后基本成了废人。现状之凄惨，让人不忍目睹。该案至今没有告破，其中的黑幕究竟有多深。没人知道。只知道，至今，凶手逍遥法外。投毒前，林森浩想起了朱令案，他说，朱令案最终没有破案，让他产生了侥幸的心理。林森浩死了，可朱令案的凶手，却快乐幸福的活着，天理何在？天理合在？天理！何在？！！

知怎么愤青的情节发作默默地说了句“我能打败你”。

这时在美国那边和我们联系的人，经过一周的沟通已经开始出现比较积极的群体。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在美国学习远距医疗的中国留学生李新，还有一位曾经在美国驻华使馆当过医官的John Aldis。他们联络了一些美国比较权威的医生来看这个案子（我就记得有一位科罗拉多州的医生，好像是个医院的副院长，似乎在毒物研究方面是世界级的权威，协和的医生后来听到都非常尊重）。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不幸的情况，由于我们发出邮件说明协和已经排除铊中毒和重金属中毒，这些医生又属于对协和比较熟悉的，于是相信了协和的判断，注意力主要在研究其他可能。

好在我因为英语不好，留下了我妈妈的办公电话（她当时在做外事工作）。有一位纽约的医生打电话给她，唠唠叨叨地说就是铊中毒，我妈妈问我，我告诉她已经排除了（包括排除了重金属中毒）。感谢那位医生孜孜不倦和也许有些歧视中国人的精神，他过两天又打来电话，我母亲据此告诉他，他在电话里暴跳如雷，扬言根据他对协和的了解协和根本不可能有全套检测重金属中毒的设备，质问是怎么排除的，然后又说了一大堆没有仪器如何可以从指甲等等一系列表征加强铊中毒怀疑的观察方式。

这时大概是20号的样子，我被转达了这个电话后只能再次给朱令的父亲打电话，询问协和到底是依据什么排除的铊中毒，强调那位纽约客的质疑。过了一天，朱令的父亲告诉我说协和没有化验，因为没有设备，排除是因为症状不像。这个消息被我们发出去后，邮件通信一片混乱，美国那边陷入了喧哗之中。有人提出各种土办法帮助确定诊断，John Aldis和其他一些医生则在帮忙想办法要去香港化验。Aldis好像直接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协和ICU的主任要朱令的血样尿样等，说明已经找到机构愿意出资可以空运到香港检验，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医院规定不得把病人样本拿出去）。朱令的父母这时也开始在本地找办法，但同时听说协和拒绝提供给家属任何朱令可供化验的样本。终于在25、6号找到了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震阳教授得知他哪里可以做。还是在协和一位冒着风险打破规矩的年轻医生的帮助下，朱令的父母取得了朱令的血样、尿样和头发样本送了进去。

28号中午，我正送女朋友去机场参加她的工作实习，呼机响了，打电话过去是朱令的父亲，一个低沉悲哀的声音“确诊了，是铊中毒，超标几百倍”。等到我傍晚回到宿舍再通电话，得到的消息是协和对此没有经验，希望：

1、 协助找到广谱抗毒药物“二巯基丙醇”，因为协和没有或者是只有几支

2、 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治疗办法

3、 预后不乐观，铊中毒对神经系统损害极大，国外是否有经验

之后连着两天我们宿舍的同学基本上每天工作20小时，有的在检索以前邮件里有用的信息，有的负责和国外联系，我和吴向军跑到清华找朱令的同学求援希望翻译一下邮件找出有用的信息，那是五一前的一个下午，我们听说朱令所在的物化二班在上课我就先回来留下吴向军在那里等。晚上他回到宿舍怒气冲冲地说：这是什么变态班啊。原来他等到两名物化二班的女生，说明来意后这两位同学居然说“我们明天都订好了五一出去旅游，实在没时间翻译”，然后他又找其他同学被领到了那位后来替嫌疑人辩护非常积极的物化二班的团支书那里，当时他带着吴向军找了辅导员，态度倒不错，然后吴反复叮嘱说尽快翻译一定交给我们处理，综合意见后交给协和，他们满口答应。（后来我们再也没见到这些邮件，据这位支书多年后宣称他们直接转给协和了，但朱令的家属从未从协和听说过此事）

美国那边的答复很快就回来了，二巯基丙醇不是对症的药物，应该用普鲁士蓝（对，就是那种染土布的燃料），这时协和的态度很友好，有位年轻的医生直接和我联系，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普鲁士蓝的浓度多少合适、是否可以加甘糖醇等（不知道这些名词我是否记错了），我在询问他英语沟通没问题后，直接把电话给了美国的医生，好像告知了越纯越好，也可以加甘糖醇用于减缓什么病人的不良反应。之后在李新的帮助下，把朱令的一些脑部及神经系统的X光（或者CT）穿上了加州大学的服务器，协和的医生和美国的医生通过电话会议共同讨论了朱令的康复治疗。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Internet远距医疗部分变成了现实，但是我们中的任何人好像都没想到靠Internet可以发大财。

后来的一封邮件里，那位科罗拉多州的著名医生写到“我太相信我协和的朋友了，我不敢想象他们怎么会未经化验就排除了重金属中毒，我有罪”。

之后我们才听到，协和神经内科的主任曾经怀疑过，但一方面因为朱令是被人在94年12月和95年3月两次投毒，出现两次症状高峰，想不到这点的会认为不符合一般中毒症状。另一方面清华写来书面证明说明清华没有铊盐，加上医院没有设备就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此时协和的医生提醒朱令的父母，这多半是投毒，赶快报警。当时由于忙着救孩子，她的父母就给学校保卫科打了个电话，希望联系警方封锁宿舍保护现场，保卫科干出了最离奇的事情，不仅没报警，反而给朱令宿舍的同学打电话说现在确诊是铊中毒请你们把朱令的东西保管好。

朱令是两次中毒，而清华的铊盐只在研究生班的一个课题组有过使用（不知道当时清华的证明是没调查清楚还是怎么回事），而本科生中只有朱令的一位同宿舍女生在这个课题组实习（本科生的这种实习就是制备实验药品，之后洗器具）。尤其是朱令第二次中毒前由于身体虚弱基本职能在宿舍和教室两点一线活动，吃饭和喝水都靠宿舍同学打来。嫌疑在哪很明显了，但由于保卫科的这个举动一切证据都被破坏得干干净净。就在这五一期间，朱令宿舍的同学声称发生了失窃案，丢的居然主要是朱令所有的洗漱用品。后来警方在五月七日立案，再去搜查拉出嫌疑人的箱子，从边上滚出了朱令的水杯。（这点后来在05年天涯争论的时候嫌疑人的同学金亚的邮件承认了此事）。

详细的案情我就不想谈了，无论是维基百科还是网上的八卦都够多了。我也不指望凶手可能忏悔……

当时我对清华和协和都是怒不可遏（当然到现在我也不准备改变对清华的看法）。随着后来自己开公司，赚钱，才知道犯错误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逐渐的我对医生的抱怨减少了，心里总在想我在工作中犯过的马马虎虎的错误比这些医生多多了，好在顶多是给客户造成金钱上的损失，事后大多道歉吃个饭混过去了，如果我要像医生一样面对人命关天的事情我受得了吗？我想我受不了，渐渐的暗地里有些倾佩所有敢于做医生而曾经被我们开玩笑叫白衣禽兽的人。

这半年在新浪微博，我关注了一些协和的医生，他们很让我敬重，他们文字里表现出来的对专业知识的追求和对病人的关心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我不知道如果我当了十多年医生见惯了生老病死受够了病人家属的闹事，还能不能像他们一样。

但是问题出在哪呢？我想我们的国家未来总会迈向民主与法制，但是我们每个人更应该认识到西方的体系之所以有效的运行，是因为无论何处它都在一个规则的管理下，这个规则在医院可能就是决定了不经化验不管你觉得多不可思议也不能排除一个疾病的可能。当我们都习惯了这些规则，我们的国家可能才真正迈向了现代国家的行列。

所以，我看到最近媒体嘲讽医院给95岁老人动手术前要化验梅毒，很不以为然。这是大手术之前的常规检查，95岁的老人并非没有可能年轻时通过性途径或者输血有感染情况，你们嘲笑了这些看似死板的规则，其实正是阻碍了你们呼唤的民主与法制在中国的落地啊。

朱令的案例是个很特别的案例，铊中毒虽然很罕见（可能中国一年也就几例），但是症状太明显由于社会影响知道的人也不少（例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白马酒店就描述过）。协和犯的错误虽然有情可原，说穿了也太简单。加上我们宿舍的同学的努力（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能够让我们这些外行很快的协助上美国的内行，找出了病因，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然而朱令从95年3月再次中毒，到3月26日昏迷，到4月28日确诊，宝贵的时间已经流逝。铊盐已经对她的神经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过了半年她虽然苏醒，但是智力最好只有七八岁的小孩的水准，几近失明。够了，我已经不敢再面对这些了，现实不是童话，往往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也就写到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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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萌：林森浩让我们不但想起了谷开来，也让我们想起了这位依然在外逍遥的恶毒的投毒者。

贝志城的回忆主要是针对他作为主要的抢救的参与者的记述。 这个详细记述我是第一次读到。关于投毒者我已经撰文写过。今天把投毒者放一边，我读完的结论是，除了司法部门的黑暗，协和医院，号称是享誉中外的中国的头牌医院，那里医疗检测设备之落后，医生水准之低，和漠视病患，牛逼哄哄的态度实在是应该好好反省了。要不是因为贝和其他北大同学的帮助导致国外知名专家的参与，和海外的积极支援，朱令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但其实朱令的现状跟不在人世有什么两样？ 幸好她的智力如幼儿，否则她定会感到生不如死。

我下这个结论因为我相信贝的回忆是准确的，因为我对协和医院对待病人的草率是有切身体会的。我母亲就是因为他们的草率诊断而延误了病情导致她的过早去世。一个国内的头号医院尚且如此，其他二流，三流医院？ 我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