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的博文发表后，得到博友们鼓励，十分感谢。我自己由于秉性和体格的关系，在劳改队中属于“忍辱负重”型， 劳龄虽长，却乏dramatic足陈。我的难友张谋，小我四岁，却高我十公分，而且富反抗性。由于他的性格，他的遭遇较我悲惨十分。我们同在劳教筑路支队，却不在同一个中队。我征得他的同意，将他的回忆录分段在这里披露，让大家同感受他的艰辛。

张谋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且司警政之职。于国民党最后败退的时刻，在最后一个机场（西康西昌）的最后一班飞机，他把唯一的一张登机证给了自己的（日本战俘）司机，让他把文件带到台湾去交给陈诚，而自己则留下，不愿舍弃留在四川的家人。他随身携带一袋他最爱的古钱。（他是古钱收集者，曾办过多次展览。）在通过彝族地区时，被彝族土著洗劫一空。他虽能回到家中，但没有能躲过镇反运动，被枪决于重庆菜园坝。

张谋16岁参军，转业后在地方工作，喜欢写作，小有成就，也种下了他被划为右派的根子。由于他年轻力壮，在筑路中是一把好手。下面是他的回忆：

    我在“叛国投敌“途中的遭遇

           引   子             

1961年春,我们这些右派劳教份子来到了旺苍县快活场,修筑一条从广元到旺苍的铁路支线。自1958年3月成立四川省公安厅筑路二支队开始,这几千名“白面书生”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方式,领导者说他们好逸恶劳,说他们是剥削者,必须通过体力劳动才能改变自己的反动立场。这些三年前的教授、医生、工程师和干部们全都心悦诚服地变成了今天的炮工、石工、抬工或勤杂工。先修内(江)昆(明)铁路,再修成(都)昆(明)铁路,只可惜这些花了大量人力财力修成的半成品,遵照擅于“瞎指挥”的领导者的决定,扔在那里交由“大自然”去“营运管理”。这些不可理喻的事发生在遍地“土高炉” “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书生们按照相信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惯性思维方式,不去思考探究,以免因独立思考而重蹈覆辙。

慢慢地书生们遭遇着一种不期而遇的烦恼,那就是在他们因重体力劳动而饭量激增的时候,粮食标准却不断下降,由1958年每月48斤降到现在的35斤,副食品也早己变成寻常百姓的奢侈品。中江县一位原小学校长在排队打饭时轻声感叹：“我活了50岁,到今天才闻到大米饭的香味”。铁的事实终于证明,报纸上吹嘘的大跃进所创造的亩产几万、十几万斤粮食的神话,还有某些领导者对“粮食吃不完怎么处理”的忧虑,看来都只是些假话大话或骗人的鬼话。为了掩人耳目,把自已头脑发热、超英赶美,骨子里想当地球球长而犯下的低级错误,推给了永远保持沉默的大自然。说什么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在连篇累牍的报纸宣传中,舆论一律地在“自然灾害”四个字的前面,加上“特大的、严重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四个剌人耳目的定语,为无辜的大自然制造了一桩空前绝后的大冤案。我们在转移工地的汽车上,目睹了公路边的饿殍,劳教份子的家属来信也露出些蛛丝马迹,原南川中学教师韦凌云的女儿来信说：“爸爸,妈妈在临死的时候只是说她想吃一个包子。”我们几千万兄弟姐妹,竟是带着这样可怜巴巴的遗恨,被难以命名的恶魔剥夺了至高无上的生存权。

面对这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也面对劳教了三年多仍然看不见一点解除劳教曙光的严峻,(1957年公布的劳教条例没有劳教期限的规定),许多劳教份子头脑里的神殿终于坍倒,他们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知识份子良知召唤中,终于从骗局中惊醒,斗胆地说出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话：“我不相信”!

就在这我不相信时候,我所在的筑路二支队一O八中队来到了旺苍县快活场。

                难以启齿的小插曲           

过去不论在云南盐津还是四川喜德修铁路,都是住在自己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里,迁到这里后,我们却住进了当地农民的房子,因为饿死的人多,空房子也多。我们全中队包括干部两百多号人分住在相邻的两座大四合院里,小地名叫侯家扁,当地农民大部份也姓侯。院子前面是一条小小的河流,背后是一座海拔三、四百米的小山。施工的工地则在河对面的快活场附近。以前我们是个隧道中队,这里没有隧道可打,改作土石方工程,劳动强度相对小一些,饥饿的压力有所减少,不过减少了的饥饿并没有远离饥饿,它带给人的烦恼依旧折磨着你。有些劳教份子便偷偷地用自己的衣物找当地老乡换些吃食,对人的生存而言,吃显然比穿重要得多。虽然干部们明令禁止,但地下市场一直悄悄运转着。

有一天,我用自己的一件毛衣找一个女老乡换了一只鸡,双方约定,她煮好后晚上下了学习我就去吃。这类夜间离开宿舍的违纪行为,很容易被怀疑为逃跑等恶性事件,惹来更多麻烦,我就主动邀约了我们这个班的班长一起去吃,如出什么问题,他那班长的“长” 字兴许可以为我分担一点风险,况且他与我的关系还过得去。         

这位女老乡不到30岁,红光满面的身体很好, 在被饥饿摧残得十分凋零的农村,她却能健康地存活并生儿育女,实在是十分稀有,也可能是她在外地打工的丈夫给了些援助。后来她丈夫还是患了水肿病,也曾回家来休养过两天,她身边还有个一岁多的孩子。

当晚,我和班长如约前往,她把炖好的鸡放在后房卧室里,那里当然更能避人耳目,我和班长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这女老乡的孩子己在床上睡着,她便一直守候在旁还问我们好不好吃,那个年代问这种问题简直是找不到话说。吃到所剩无几的时候,班长也许为了对得起我的毛衣便提前离开了鸡汤,我独自一人喝尽最后一滴油珠珠。这时那女老乡突然紧紧把我抱住,她那滚烫的脸也贴紧了我的脸,随后她脱下裤子到床头边的尿桶里撒尿,撒完尿，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拉了我一把，便裸着下身横躺在床上,我却感到极度紧张,劳教份子干这类事是非常危险的,又加上我对这种粗糙的作爱方式似乎还有些为难。但我毕竟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便也脱下裤子准备如此这般地来个婚外性行为,没想到当了父亲的我,竟然象一个阳萎病患者那样无能为力。她在下面不停地悄声喊着：“展劲!展劲!”(四川方言用力的意思),我却展不起劲,后来我知道,这也是“自然灾害”留下的“后遗症”。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看到这位女老乡过去那嫣然的笑容,哀怨的目光对我说的是：“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