臆谈古希腊与中国学术之源

杨道还

引子：这篇博文是从老几博的文章后面的评论扩展而来，几兄文章链接在此：http://blog.creaders.net/u/2372/201606/259132.html。

我认为古希腊与中国学术是同源的。大家都是按照几乎同一样的“道”，一步步走过来的。世界只有一个，没有谁是外星人，只好都在这个世界行走。这让我想起个笑话：没有任何外星人接触人类，正是外星智慧存在的最好证据。人类学之所以称为学，大概也是因为这样的假设：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发展程度不同的人群，应该有共同的文化发展特性。如其不然，人类学就堕落为人种学的百科，成了按照研究猴子的办法来研究人，发生人种论那样的流弊。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是用文化区分人类，与人类学异曲同工。

殷尚鬼，周尚文。尚鬼，尚鬼神；尚文，尚人文也。殷商的时代，神巫流行，统治的基础在于神谕天命。周取代商，必须在理论上，将神的意志说成是支持自己的。或者至少，神意在政治上也要被放在一个近乎中立的位置。被这样解释后的神，就很难说是纯粹的神，而有人的意见参与进去。能够参与进去的人，他的智慧从这一节点开始，才是有意义的。这一转折，似乎是人的智慧能够登上舞台的根本。这以前的人，与神或者巫祝萨满等人相比，意见是微不足道的：人的智慧上不得台盘。神不一定爱智，神超越智。爱神还是爱智，是人的选择，不是神的。没有智的才会爱智，显然人是超出于动物的存在，但还是缺乏智慧的一种存在。

这个节点是古希腊哲学家们和先秦诸子所共有的，而且两者都选取了神处于中立的位置。米利都哲学家所讲的本原，没有在后面加上“即是神”一类的修辞。老子则讲：“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第六十章）。中国民间对此也信以为然，愚公移山，神无如之何，似乎是很平常的事情。

古希腊类似商周的转折节点，似乎发生在迈锡尼王朝垮台之际。据讲，这个王朝大概与古埃及类似，王同时也具神巫性质。这之后的希腊，神只好跑到山上去，就像中国的“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而有智者能在人类城市的中心广场发话，甚至祭司都要恭维苏格拉底。当然，苏格拉底也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他的罪名至少一部分可以归因于此。这也是信神者未必爱智的一个例子。神与智并不对立，智是人的范畴内的东西，所谓的对立，只发生在人之间。

哲学家或有智者不是神，当然也不同于普通人。当有智者开始严肃思考的时候，他就只有他自己可以依赖。这免除了神的荣耀，当然也免除了神的责任，神不必任其咎，有如“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的意味。有智者可以依赖的智慧是从自身而来，不是从外物而来。这是庄子反复讲述的一个道理。而巴门尼德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人类学的考察发现，原始部落或者没有哲学和复杂文化，但他们中的佼佼者对本土的动植物的各类了解，其丰富复杂程度几乎与科学家类似；又如古埃及的天文和几何。但这样的外在的知识，并不被当作智慧，无法与神谕相比，人们也不把这些原始部落的人像希腊哲学家一样尊崇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大概在于，哲学家所讲的不是原始材料，而是以专属于人的方式，对其进行集束，抽象，和逻辑加工之后的东西，这样的处理方式，才有广泛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将哲学看作与科学知识类似的东西，实际上抽掉了哲学之成为哲学的脊骨。正如艺术，哲学也必须通过人们因熟悉而能理解的对象，此处是知识，来传达；而对象的组织和处理则是哲学的精华，是知识之外的东西。从哲学去看外物，中希有同也有不同，似乎中国人更倾向于讲生，而希腊人更倾向于讲分离；中国人更倾向于讲摒弃，而希腊人更倾向于讲得到。如，中国人讲一生二，生而不有，“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己”（第二章）；希腊人讲一分二，唯恐分的不够纯粹。又如，无中生有，依壁鸠鲁认为有只是显现，有无守恒，这就导致把握有；而中国人所讲的生，有只是冰山之一角，有有穷，无无尽，这就导致对有去之唯恐不尽。

智者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中国是用德来区分的。德一开始不具有一定是善美的意思，也有秽德残德一类的德，《尚书》中充满了德的各类用法。也就是说，一开始，人是各有其德的。这之后，不善的德，才不归为有德一类。人的各有其德，不否定人在群体上讲的类。人都是同类的，这个问题就开启了仁的思考。智者如何处理对待同类的人，是仁的层次上的问题。雅典，斯巴达，和孔子都有不同的人的分类，显然，因为西方民主与雅典的类似，就好象只有雅典的重要。

其实在更广的人类学范围内，分类是多种多样的。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正是两种极端，其他城邦应该处于这两者之间。人类学发现极端的分别，不知战争为何物的部落与嗜杀成性的部落，可以发生在类似的地理条件下。各种不同的分类中，不少应该是很有理性的，由崇拜，历史，地理，资源，力量，种族等等综合形成的，不像现代人惟利和力是从的理性。以美国为例，只是惟富裕和强大是视，那和闭上眼睛看没有太大差别。由分类不同，就导致具体对待方法方式的不同。美国在分类认识上的进化，非常明显，虽然宪法早有条文。而在中国，孔子的认识就达到了仁的终极，四海之内皆兄弟，九夷不陋。当然孔子的德归孔子，不仅不能说中国人因孔子都能成其德或者中国社会意识即是如此，反而可以说有“有大伪”的情形，令人啼笑皆非。孔子所讲与近代基督教观点又类似了，但是是从人和仁得到的。没有这样的一个仁的基础，公共的法律也就没法立足。如果不认为人都是同等的，那么共同遵守同一条法律就不公平。这就显出了德与仁的区别，即没有仁这一概念整齐之，法也无从说起。没有人皆为兄弟一说，杀人即是他自去杀一人，又何必有罪？

以上所讲，是从老子第三十八章敷衍而得。老子说：“多言数穷”，比三十八章多出来这些话，是耶非耶，如前所述，总也与老子不相干，是为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