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 从来天灾只累民 汹涌的江水咆哮着漫过堤岸，在茫茫的大地上倾泄、奔腾，一连在全国冲毁了四十六条国道和四百八十三条省道，无数村舍、学校、医院、粮仓顷刻之间沉入了水底，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惊呆了，远近堤围上的灾民棚里不时传出哀叹和嘤嘤的哭声。这时，中央、省、市、县各级领导人纷纷亲临灾区，指挥群众抗洪救灾。他们在一辆接一辆的豪华小轿车的簇拥下缓缓驶来，向日夜守堤的军民下达了“与大堤共存亡”的命令；或者莅临当地最高级的宾馆，在酒席上指示地方干部必须做到“大局高于一切”。军民们一连数周泡在浑浊的江水中，成排成排紧挨着摇摇欲坠的大堤，许多人下肢已泡烂了，却仍须坚持到大水退去。每当洪水破堤而来之际，军民们也不会接到后撤的命令，而组织抗洪战斗的指挥人员则早已不知去向。六月二十五日，广东省恩平市锦江水库库区一处山体滑坡，“水库快要崩闸”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时只见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干部纷纷携家眷坐上公家车择路而逃。于是，在恩平市至阳江市的三二五国道上，一时间公家车汇成长龙，将满身泥泞的老百姓挤在公路两旁。有些老弱病残者行走迟缓，还遭到开车人的辱骂。附近大田镇的灾民找不到车，只能成群逃上山去，露宿野外，而此时“父母官”们却正在数十公里外的宾馆里继续高谈阔论。官僚主义在洪水到来时还造成无数百姓的枉死。湖北省嘉鱼县大堤在崩溃前三日就已发现严重渗水，但防汛部门并未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当决堤发生时，干部们也只顾自己逃命而未通知留村的村民撤离，使村民们迟至堤崩后一小时才知凶讯，结果导致近千人丧生。许多前来灾区视察的干部，虽然也会在电视摄像机前向灾民嘘寒问暖，但实际上对灾情并无切腹之痛，所以依然不忘讲排场、要吃喝，诸如“有没有带空调的房间”、“搞盆甲鱼尝尝”、“弄条烟来”之类的话，往往是“上面来人”的口头禅。有些干部甚至还提出要喝某某品牌的名酒，令招待人员为难。据说仅一个多星期，湖南省安乡县就为此花掉“接待费”十万元人民币。《人民日报》也报道说，灾区某县平均每天要接待五批“慰问团”、“勘灾团”，每批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而且每个“团”都要县里安排吃住，要组织汇报，要领导作陪，使该县应接不暇，不堪负担。然而这个“团”那个“团”却游兴正浓，权当作“钱塘观潮”之游。在各灾区的防汛值班室里，负责轮守的干部们有时闲得无聊，就索性把办公桌拼成麻将台，废寝忘食地沉溺于“方城之战”中。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劳动就业局局长徐家胜为了一过麻将之瘾，竟在抗洪的紧要关头擅自决定放假两天；而阳新县韦源口镇柏林村黨支部书记费世育也无视防汛纪律，两次公开组织村干部聚赌。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人大主席团副主席王福云自该县遭水淹之后，照样每天喝得酩酊大醉，还多次在饭馆里摔杯闹事，并拒绝参加部署抗洪的工作会议。正当灾民们在临时棚里饱受饥饿和蚊叮虫咬之际，湖北省公安县孟家溪的防汛干部却把自己的家眷全都安顿在舒适的办公楼里。此外，中纪委的文件还透露，在一九九八年水灾期间，灾情最为严重的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和黑龙江省，都有干部借故休假，以躲避抗洪，或者到深圳、珠海、海口度假游玩，挥霍公款寻欢作乐，对灾民们的痛苦无动于衷。 不过，全国的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单位都被要求严格遵守中宣部的指示，力求“正面报道”这场洪灾，着重突出黨和政府关心灾区人民疾苦、解放軍战士英勇抗洪以及人民拥护子弟兵的“光明面”，以有利于“社会稳定”。湖北省还拍摄了一部介绍抗洪救灾事迹的专题记录片，其中特意插入“灾民”诉说“江總書記就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专门来普济众生”、“只要有總書記在，多大的洪峰也不怕”的镜头。该片播放时观众哄堂大笑，被取笑“灾民”在家破人亡之际，居然还向干部们学会了拍马。为了防止西方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國水灾时偏离“事实”，产生损害中國形象的“负面影响”，公安部外管处一度限制境外记者到灾区进行采访。香港《星岛日报》记者说，最初他们还可以向护堤的军人询问一些情况，但后来军队接到命令，只许接受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地公安部门还专门留难外国记者，迫使他们撤离灾区。也许是高层忽然考虑到这种做法恐怕不利于争取国际援助，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又逐渐放宽限制。与此同时，一些配合“正面报道”的假新闻却出现了，使灾区消息变得泛政治化。湖北省监利县为了协助中央电视台八月十五日前来灾区拍摄有关灾民受到政府妥善安置的场景，便临时在县城主要公路旁搭建起“标准灾民点”，以容留新洲垸、西洲垸和血防垸的灾民。于是在记者面前，印有“日本政府捐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监制”字样的深蓝色大帐篷整齐地排列着，灾民们也为突然间领到了炉子、马灯、水桶、矿泉水、蜂窝煤而喜笑颜开。可是一捱记者们离去，县里就立即派人收走了这些东西，让灾民们感到好象被人愚弄了一番。另外，中宣部还特别规定，各级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在接待新闻采访团时，要牢记黨性原则，恪守政治纪律，凡涉及水灾所造成的人员死亡以及经济损失的具体数据，必须经中央统一口径之后再向外发布。副总理溫家寶向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常委会作报告说，一九九八年洪灾的死亡人数为三千零四人；稍后民政部公布资料，又将死亡人数更改为三千六百五十六人；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根据中國特使所提供的报告，确认这次水灾约造成四千一百五十人死亡。不过，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却指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据的十倍。一位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不无揶揄地说：“北京当局竭力隐瞒水灾死亡人数的做法，堪称自一九八六年乌克兰核泄漏事故以来最夸张的掩饰灾难的举动。”中國政府控制信息的不寻常措施，确实很容易使外界产生种种猜测和联想。中新社在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江洲大堤的决口事件时，虽未照搬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说法，坚称“无一伤亡”，但也说仅死了两人。面对水面上无人理会的几十具尸体，记者们默然放下摄像机久久不语，为自己的良知低头愧疚。当湖北省公安县孟溪垸的灾民们看到自己亲人的尸首浮在水上早已腐烂得不堪辨认，而此时广播里却依然传来播音员的“所幸目前仍无人员伤亡”的声音，于是他们群情激愤，遇见香港《明报》记者便不住地叫喊：“电视上说这里没淹死人是假的，说我们有序地撤离是假的，说有很多人在这里抢险救灾也是假的。”据知孟溪垸决堤后，军队曾从水中打捞起一百多具尸体，另有二百多人至今未找到。香港《大公报》后来引述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赵春林的话，称湖北省嘉鱼县决堤只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五名军人。但是当地中堡村的村民高安林、张玉市则说，光他们一个村就死了二十人，何况还有十多辆军车被水冲走，满车的人无一生还。 外界注意到，中國领导人已经改变了毛澤東时代所提倡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做法，藉着全国发大水的机会，不断向外国要求经济援助。虽然国际社会对于北京公布灾情的可信程度颇具疑虑，然而从它迅速宣布将拨出数十亿元人民币用于赈灾，并且调动数百万军人和农民投入抗洪这一不寻常的迹象来判断，便知它确实遇到了较难应付的局面。一向被北京指责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几个西方大国，这次照例又自认为责无旁贷，纷纷解囊相助。美国国际开发署率先决定向中國援助八十四万美元，接着法国总理也飞抵北京，将二千万法郎捐赠给湖北省灾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九月十八日签署文件，宣布向中國提供总额为八千七百七十万美元的救灾大米、小麦、药品、医疗器械。香港各界群众在北京喊出“同胞血浓于水”的口号之后，也一下子捐献了逾二亿港元。此外，中國驻美使领馆也向华侨、留学生募集了一百多万美元。据统计，灾后中國民政部、红十字会以及中华慈善总会总共获得近四十亿元人民币的捐款。国务院还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五十亿元人民币的赈灾福利彩票，并追加发行一千亿元国债。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捐款人都曾再三提出过务必将救灾款项及物资直接送至灾民手中的这种令人尴尬的要求，其言外之意当然是受理捐款的干部们所谙知的。捐款人的忧虑不久便得到了证实，赈灾工作的成效也因此倍受质疑。除了参观者络绎不绝的湖北省嘉鱼县合正乡等少数几个灾民点每户曾一度分到过六十斤米和一百八十元人民币之外，其它大部分灾区的情况不容乐观。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新洲管理区畜牧村的村民卢发财驳斥镇民政办所谓“救灾款已按每人每天一元发放”的说法，指出：“我们九月份到现在还没领到一分钱。”江西省永修县的灾民也向记者抱怨说，来自香港的救援物资大部分被县、市、镇、乡等政府机关截留了，说是用在“更重要的地方”，而分到他们手上时已所剩无几。被洪水围困在江西省湖口县一些破陋的楼屋上、出入皆以舟代步的棉农们表示，当地有几个村虽分到过一些东西，不过也只是每户发六斤米、两盒火柴和几颗净水丸。还有许多村子的灾民则根本不相信有“拨款救灾”这回事，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些钱”。江西省九江市新洲镇的灾民周老伯告诉香港《星岛日报》记者：“五四年发大水时，政府还配两碗米救灾，可现在什么都没有——每户只发一包盐，还得收两毛钱；每村只给两斤饼干，分到每家只有两块。到现在我还没吃上饼干呢，因为我们村的一包饼干全被一个人拿走了。”灾区的干部们从海内外捐献的大堆钱款中，或许看到的不是堤旁浮尸、沟渠饿孚，而是别墅、珠宝、女色和小轿车，这在时下贪渎成风的年代里是不足为怪的。据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新建县望城镇民政所所长徐兵荣就曾经侵吞了二十万元人民币的赈灾物质，然后仅以二万五千元的低价转卖给个体户熊三香。新建县民政局副局长郭国干也扣留了价值近六千元的救灾物资进行私分。《人民日报》揭露，湖北省嘉鱼县牌洲湾上新洲村黨支部书记金玉常和村委会主任陈启富等人冒领了四十多万元的灾民建屋款，并私吞救灾款十万五千六百元。北京市延庆县永宁镇罗家台村黨支部书记李广生还振振有词地对《北京晨报》摆出他扣留、转卖救灾物资的理由，说：“如果谁有困难就给谁，村里人就会抢，就会打架。”其实近年来救济贫民的专项资金被人挪用、侵吞的事件早已不是新闻，据新华社《半月谈》杂志透露，世界银行贷给山西省的扶贫资金中有一千四百一十三万人民币曾经遭到吕梁地区妇联、临县政府、兴县交通局等部门胡支乱花、挤占、挪用、出借，而当地老百姓却正在为吃饭、穿衣而发愁。难怪现在老百姓常用“穷庙富方丈”来形容灾区干部，记者们也说，一九九八年这场洪水对于灾区干部们来说，却未必是灾难。
第五部分 ● 防民犹如防大川 自古以来人民群众在同江河洪患的斗争中兴建了无数个拦洪、疏浚的工程，使奔流不息的河川成为灌溉粮田的生命源泉。祖祖辈辈在江河流域开垦、种植、居住的人们，无不心系家乡的水利，一代代修堰不辍，未敢懈怠。然而在一九九八年的洪水面前，这些防汛工程却未能保护住他们的家园。灾民们想不通的是，国家兴建的防洪大堤竟会破绽百出，频频溃决，根本救不了他们，而民间自己修筑的堤垸固然完好，却要服从“大局需要”，进行“平垸行洪”和“炸堤泄洪” ，他们家毁人亡的悲剧往往由此产生。当湖北省监利县政府接到荆江分洪指挥部下达的“平垸行洪”的指示，一下子就“主动放弃”了几十个民垸。据知仅其中的三洲联垸一处被拆，就使二十万亩耕地遭淹，五万二千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五亿多元人民币。农民们对于“洪水冲不垮，却要自己扒掉”当然心有不甘，纷纷找县长评理。于是县里出动大批公安干警，断然采取扒堤行动。望着成片的庄稼和房屋突然间消失在水中，岸上的人纷纷跪倒在地嚎啕大哭，有的则铁青着脸，怒目圆睁。当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柏特蒙古族自治县腰新乡的一处民间堤坝被防汛人员认为如果将其炸毁可能有助于减轻上游“国堤”的压力，于是干部们不经琢磨便毫不犹豫地下令“炸民堤保国堤”。随着爆炸声响，堤内的千亩农田及鱼塘立即尽遭江水吞没。谁知这种牺牲其实也是枉然，仅隔了半天，凶猛的洪水就冲垮了靠偷工减料建成的“国堤”。此外，驻守大庆市第三道堤防的武警部队为了把洪水引向松花江，八月二十九日也再度炸开嫩江大堤，让洪水淹没了肇源县的十三个乡镇，使数十万人被迫逃离家园。香港《传讯电视》记者在湖北省监利县遇见一群因炸堤而逃亡的灾民，问他们“炸堤泄洪”是否事先同他们进行过商量，灾民说：“早上八点通知，下午三点半就炸，连东西都来不及收拾。没有人管我们往后怎么活，也没说过会赔。”为了“大局”而牺牲农民，在“紧要关头”似乎总是天经地义的，农民们只有认命。江西省都昌县本是远近闻名的农业大县，几乎年年丰收，然而由于仓内粮食全被解放軍搬去抛入九江之中，堵大堤的决口了，因而全县有将近三十万人灾民被迫陷于断粮的绝境。不幸的是，洪水最后还是冲破了九江堤防，朝着都昌县袭来。于是灾民们只得携儿带女逃上附近的坟山，在山上忍饥待终。有人形容此时山坡上的情形是“下面埋着死人，上面躺着半死人”，境况惨不忍睹。虽然湖北省监利县拓木乡乡长轻松地对记者说：“为了保住大武汉，需要我们作出自我牺牲，大家都很理解”，但是当干警们动起手来扒堤时，乡里百姓则早已哭喊成一片，家家户户骂不绝口。更令灾民们绝望的是，既使已经被拦蓄在水库大坝中的洪水，也会被防汛人员突然间全部放泄出来，再度扑向他们。当长江第三次洪峰到来、第四次洪峰形成之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下达命令，要求各水库抓紧时间开闸倒空防洪库容。于是水库内的蓄水便又重新汇入江中洪流，顿时使流域各地的灾情雪上加霜。当然，这些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决策事先都没有征询过受害人的意见，而一旦执行起来似乎也不必管他们理解还是不理解，反正他们“必须服从大局”。灾区几经这样的折腾之后，早已是怨声载道，无不责怪政府绝情。古语有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然而事实是“川溃”犹可堵，民心换不回！ 滔滔江水流不尽灾民的心酸泪，累累荒冢埋藏着乡亲们的血泪恨，灾区哀鸿遍野的景象使大江南北莫不为之唏嘘。但是苦难还在继续着，从大水中逃出的人们或沿街乞讨，或栖身堤围，朝不保夕。在长江沿岸大堤上用塑料布、编织袋、稻草、树枝以及木条搭起的棚子里，数百万贫病交迫的灾民除了等待洪水渐渐退去之外别无出路。此时他们脚下是滚滚波涛，头上是夏日烈焰，还强忍着饥肠辘辘，过着十足的“水深火热”的生活。而在北方的松花江、嫩江沿岸，当寒流袭来时仍有数十万灾民将露宿野外，无家可归。这场灾难还几乎是全国性的，就连闽北、齐鲁、新疆的阿克苏和叶城、内蒙古的扎兰屯、四川的重庆以及西藏和云南，都有灾民遭暴雨和洪水围困。湖北省公安县代乡长程雪良表示，由于农房倒塌、粮田菜园全无收获，加上灾后天气将逐渐转冷，灾民们吃饭、烧柴、住宿都成问题，生计堪忧。随着洪水退去，各界救灾的热情也随之下降，不少灾民早已担心是否还能盼到“救灾米”，因为他们要到来年开春才能播种。湖北省副省长苏晓云对香港《大公报》记者说，该县有四百八十六万公顷的粮田绝收，一百六十七万人流离失所，有近二百万人至少要在一年以后才能解决吃饭问题。《大公报》还报道，江西省九江市也有二百五十多万人缺粮，三十八万户住房塌毁，全市尚缺三亿一千万斤粮食和一亿五千万元人民币的建房资金。虽然国际红十字会决定动用一百万美元帮助内蒙古安置二千五百个无家可归的家庭，香港市民捐献的部分大米和衣服也送到了湖南省荣华县的灾民棚，中央电视台也说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族自治县政府在中秋节给灾民们送去了月饼、玉米面和大米，吉林省镇贵县还收到过一百五十八节车皮的棉被、棉衣，但是据知还远未能解决大部分地区灾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更何谈挽回灾难的损失。中新社亦不否认，当雪花飘落到江西省波阳县时，仍有许多灾民蜷缩在被风吹得哗哗响的塑料布帐篷里。更可怕的是，“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说法也不幸得到了应验。由于各种死动物、垃圾在水中腐烂，食用水源尽遭污染，因此流行性疾病的发病率在灾区迅速上升。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指出，洪涝已使一万六千七百四十六人感染了痢疾，四千多人患上霍乱，此外伤寒、肝炎、出血热、疟疾、血吸虫病、脑膜炎也呈蔓延趋势。据知灾后江西省都昌县的血吸虫病患者已达二万四千余人，而该县去年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八十元人民币，想必有钱看病的人本来就寥寥无几。灾民们还告诉香港《明报》记者，湖北省公安县闸口镇集中村一度由军队接管，严禁村民外出投亲、乞讨，因为村里发现了七十多例霍乱，于是“谈霍乱而色变”的干部就索性建议实行大封锁，让疫区里的人自生自灭。由于传闻集中村的村民是在逃到湖南省安乡县躲避洪水时而染疫的，因而不免令全社会都担心那些流浪于沿海各市的数百万灾民的命运。湖北省监利县新庄村年仅十二岁的女孩龚红艳跟着年逾七十的奶奶一路漂泊，落脚在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个弥漫着恶心气味的矮工棚里，平日同“部落”内的孩子们穿街走巷擦皮鞋、捡破烂。她说她的母亲已服毒自杀，父亲也已疯，家中早就无米下锅。龚红艳的故事见诸报端后意外引起朱总理的关注，经过一番新闻热点追踪之后，她被破例安排在长沙市某小学借读。当然其他流浪儿是不敢奢望有此幸运的，要沾上政治的光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据说幸运还由商店里出售的假农药所带来，一名到广东谋生的江西灾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服用了它，居然还能被救活，一时在社会上传为美谈。 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指出，尽管洪灾使灾民们一贫如洗，但是农村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三乱”现象仍有增无减。灾区干部为了多提留统筹费，成倍虚报农民收入，然后层层下压征收指标。有些地区索性按人头、按地亩、按存栏牲畜头数来平摊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收费时不分青红皂白，甚至对未养猪的农户征收屠宰税，对自建住房的农户征收建筑营业税，还向外出打工的灾民苛征“打工税”。既使在救灾抢险的危急关头，许多部门仍不忘向农民伸手。有报道说，黑龙江省阿城市永源镇农民吕正良在往哈尔滨市东风镇常胜国堤运送石料的途中，就曾被宾县宾西镇工商管理人员秦老五拦住，强行收取一百元车辆管理费。吕正良付钱后只收到一张五十元的收据，正欲与之评理，不料却被对方打至肝脏破裂，不省人事。其实农民们对于收费干部的拳脚并不陌生，安徽省肥东县路口乡蒋岗村就曾养过一支“打人队”，专门对付那些拒缴赋税的“无赖”农户。虽然中央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但末了总是“走过场”。江西省德安县石桥村的灾民刘荷香撞见前来视察灾区的朱熔基，声泪俱下地向总理告状说，自己下了岗，丈夫也丢了饭碗，可是她所在的建筑公司却还要收一千股“集资款”和七百元保险金，这难道不是敲骨吸髓吗？横征暴敛是干部们巧取豪夺的方式，而坑蒙拐骗则是社会不法之徒趁火打劫的伎俩，此所谓“苛征出刁民”。在灾后的种种乱象中，还经常发生以救灾募捐为名而进行的诈骗活动，国务院办公厅为此发出通知，呼吁制止募捐渠道混乱、捐赠款物分配多头的现象。据中新社报道，广州市东圃销售赈灾福利彩票的第一天，竟收到假人民币六万余元。珠海经济特区生物化学制药厂从福建省南坑市采购的二千公斤赈灾大米，居然也是早已发霉变质的劣米，原来黑心的粮贩一听说米是给灾民的便做了手脚。不久江西省卫生厅药政局也发现，一批从河南省南阳市采购来的救灾药品“诺氟沙星”纯系假药。《南方日报》还透露，国家邮政总局发行的三千枚《抗洪赈灾》纪念邮票不知如何被投机商获得包销权，以数倍的高价出售，发了一笔国难财。当然，想发国难财的还大有人在。当抢险部队向湖北省荆江市出租车司机问路时，司机们竟不顾堤防情势危急而一律向军人们索取“带路费”，否则置之不理。此外，辽宁省运往黑龙江省灾区的麦粉、矿泉水、编织袋、方便面等救灾物资也在途中被盗，五辆货物列车全被人撬开。而湖北省房县窑淮乡陈家铺农民张旭、张声林等人则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持刀哄抢四川省绵阳市高水集团的赈灾物资。新华社还报道，辽宁省大连市市民陈斌曾化名“赵天祥”，向灾区企业谎称他能搞到廉价的“赈灾柴油”，而当他从湖北省谷城县石油公司骗得二十四万元人民币的汇票之后，便立即逃之夭夭。多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因没有廉政建设作保证，所以并没有形成社会道德力量，如此世风无疑使灾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与此同时，有关灾民反抗、暴亂的消息也不时传出，香港《争鸣》月刊从国务院、公安部转发的《内部简报》以及新华社《内参》获悉，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灾区已发生过一百三十多宗暴力事件，有些“暴徒”甚至冲击政府办公大楼，强迫干部发放现金，还打伤多名公安干警。当医院拒收无钱的灾区病人时，“暴徒”们竟寻衅滋事，殴打医护人员。鉴于治安状况不断恶化，中央政法委已要求灾区政府加强对铁路、公路、银行、信用社、供电所、电视台、政府机关以及物资仓库的保卫工作，并防止灾民盲目外流。不过，要保证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光靠加强治安、保卫工作显然是不够的，古时候秦朝的刑律可谓严酷，也经常搞株连九族的“严打”，可是后来仍出了陈胜、吴广。一九九八年的洪水给中國社会带来的灾难是多方面的，尤其不容忽视它在人民心灵上所留下深深的伤痕。从灾民们悒郁的目光、深蹙的额头以及沉重的叹息里，历史又一次重现了它的伤痛和悲壮。
结语 大水渐渐退去了，地上满是淤泥，露出水面的房屋已经东倒西歪，玻璃窗早被水冲破了，铁门也生了锈，长时间的浸泡使败瓦残墙上留下了一层白色印记，而车道两旁的树梢和电线干上仍挂着大水流过时漂来的胶纸……这一切都记载着洪流吞噬大地的无情事实。在湖北省监利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刚刚出生的婴儿张强军正发着高烧，他那肮脏的小脸蛋上飞舞着黑压压的苍蝇。而在嘉鱼县中堡村旁的坟地里，农民高安林则才葬下被大水溺死的妻子、女儿、小姨子及外甥女，此时，铁锹从他手中滑落，眼泪扑簌簌又一次打湿了他的前襟。蹲在远处田埂上望着他的老汉不住地喃喃自语：“洪水冒上河堤的时候，就已经打开了每个人的生死簿”。然而，精明的商人和政治家却总是赢家，这场灾难亦让他们各有所获。当长江出现第八次洪峰之际，江澤民接到下属报告的喜讯：长年积压着的六千亿元工业库存和七千亿元商业库存这下总算有了出路。于是他满面春风地告诉美联社代表团：“水灾会促进经济。”湖北省公安县的建筑材料公司就是一个善于把握历史性机遇的企业，它将水泥的价格从二百三十元一吨一下子涨到了二百六十元，让灾民们不敢问津。嘉鱼县牌洲湾因为大水从此处破堤溃口而出了名，因此附近的企业都争先恐后地向工商管理局申请注册“牌洲湾”商标，想借“洪灾效应”来做一次大广告。而全国也确实为了洪水煞是热闹了好一阵子，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抗洪新闻，街谈巷议也充斥着水灾话题，时髦的“水灾文化”正悄然流行，连时事评论员也说了新词汇：“超生犹如人口大堤上不断冒出来的’ 管涌’ ，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可能不亚于洪水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不过，在大兴土木的灾后重建热潮尚未出现之前，灾区的创伤却似乎已渐渐被“父母官”们淡忘了，很少再有人过问灾民们的苦难。江西省都昌县徐家埠的灾民们听说县里来人了，于是闻风而动挤在路口，急欲探知政府是否会拨款盖房子。然而县干事叹出苦经：“中央答应拨二十二亿元救灾，可是全国有两三亿人受灾，每人还分不到十块呢。”而湖北省公安县金岗村的二百零八名村民因为村里只分得四十九件“救灾衣”，所以只好用抽签的办法决定由谁领取。这些缺乏政治觉悟的灾民并没有为黨中央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洪抢险的伟大胜利”而受到鼓舞，也未领会總書記把“抗洪精神”归纳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會主義精神的大发扬”的深远含义，而总是聚在一起发牢骚，怨天尤人。同样，他们的“愚昧”也已使得政府感到厌烦，谁都知道，灾区死难者的草草葬礼是不会搅扰首都人民大会堂里的庆功宴的。但愿灾难永远不再重演，不过笔者却难以乐观，据北京《经济参考报》报道，长江航道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挖沙大战”，数百艘船云集于芜湖、马鞍山、安庆、镇江航段，停靠在河岸边槽采沙，将河岸底脚掏空，使护堤工程遭到破坏，并恶化了河势。而新华社也有消息说，用于修复被洪水冲毁的江西省永修县立新大堤的资金，又被立新乡水利水保管理站站长彭焕印等人大量虚报冒领，窃为己有…… 鲍戈 一九九九年四月完稿
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 （1） http://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MjYxMDA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