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陆作家莫言在文艺界大会上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我们思想的指引者”，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认为“马屁拍得溜”，“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想起自己14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或许可以帮助了解莫言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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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残忍的华美大戏

             －－读莫言小说《檀香刑》

                                （瑞典）茉莉

死刑和酷刑，一直是国际人权组织关注的范畴。因此，尽管中国作家莫言告诫说：“过于优雅的女士”请不要读他的《檀香刑》，我这不够优雅的女士，还是硬着头皮把这本书读完了。

读后的感受是毛骨悚然和恶心，也许这正是莫言所要达到的震撼效果。然而，我的震撼不仅来自书中描写的酷刑本身，更令我震惊的，是像莫言一类的中国作家在道德上沦落的程度：他们弃置丰富的现实题材，漠视文学的人文关怀，而去追随中国乡村仇恨传统与历史暴力叙说，迎合当前排外的民族主义，拿人性残忍当有趣。

宣称大撤退，讴歌义和团

小说《檀香刑》的故事情节是：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猫腔戏班的班主孙丙的妻子被洋人侮辱，遭遇灭门惨祸。孙丙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反抗洋人。孙丙有个美丽的女儿叫眉娘，是县令钱丁的情人。在袁世凯的压力下，钱丁被迫将孙丙关入大牢，并给他施以一种新发明的残酷死刑---檀香刑。小说以主人公眉娘为中心，围绕在她身边的三个男人，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

这是一曲讴歌义和团的华美大戏。书写义和团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在现代化的今天，著名作家如此高调赞赏义和团的排外壮举，却是很值得深思的事情。尽管义和团运动有它发生的理由，但它绝不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和博大胸怀，而是昭显了许多负面的民族性，对本世纪初的中国造成巨大的戕害。自五四以来，不少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义和团进行过尖锐的批判。

陈独秀先生曾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义和拳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鲁迅在其大量文章中，多次提到义和团运动是对中国进步的“反动”。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李大钊在他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宣言：“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但是，先知们严肃的历史反省，对当今中国文学界那些一心想出“新招”、玩出惊骇刺激来的作家，显然是不值得理睬的。莫言宣称：“《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由于不满当今文坛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对民间文学的继承，莫言以他“决不妥协的心灵”，撤退到江湖乡村，寻找爱国的民间文艺，打造出地道的“中国小说”。

毫无疑问，不论在形式上还是精神上，文学永远需要从民间吸取源泉。作家有权重新审视历史，也有权以生花之笔再造历史。但是，著名作家是会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他们在撰写历史题材时需要特别谨慎。莫言童年时就具有的义和团情结，深受他家乡山东民间传说的影响，例如：“德国兵把许多中国健壮男子的辫子剪去，铺在铁路的枕木下边，丢了辫子的男人就成了木头一样的废人。然后又有德国士兵把许多小男孩用骡子驮到青岛的一个秘密地方，用剪刀修剪了他们的舌头，让他们学习德语。”（莫言《后记》）

这样无稽的传说，长大成为作家的莫言，已经从德国歌德学院院长那里证明其荒诞，但一心要“大撤退”的他，仍然坚守其狭隘的民族立场。没有能力去把握义和团深刻复杂的背景，莫言干脆在小说中将历史简单化，泾渭分明地定调：洋人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十恶不赦、坏事做尽；义和团是拯救民族的英雄，他们义薄云天、视死如归、大智大勇。

以浓墨重彩渲染酷刑为乐

中国人历来有爱看杀头的“看客”传统，《檀香刑》中描绘的新型酷刑，把这一传统发挥到极致。据说电影中的暴力镜头是有级别限制的，但“中国小说”显然不受这一限制。莫言自认他笔下的酷刑“纯出想象，无典可凭”，具有独特的创造性：

“用一根檀香木橛子，从那人的谷道（肛门）进去，从脖子后边钻出来，然后把那人绑在树上”，此刑法不伤内脏，却能让受刑人受尽非人折磨和痛苦才死。

莫言浓墨重彩描写的刽子手赵甲，其杀人手艺高超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他制造行刑用的檀香木桩，犹如雕琢一件精美的首饰。在虐杀同类中，他获得极大的职业自豪感。书中的德国鬼子克罗德也不由得赞赏：“中国人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

据莫言自己解释，他写此书“写得很痛苦，但对于作品来说，这样的描述是很有必要的，人类有阴暗愚昧的一面，对虐杀同类感到本能的快意和欣赏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描述或许会刺伤某些人的心灵，但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人的灵魂和肉体进行医治。”

但是，笔者在小说中看不出半点作家的写作痛苦，相反，莫言以他恣肆华丽的语言，尽情抒发了他描写血腥虐杀的欢乐，给酷刑以诗意的赞叹，完全没有鲁迅先生在描写爱看杀头的无知民众时，表现出来的沉痛的道德追问与悲悯情怀。

这样就超越了人类的某种禁忌。在一个欣赏刽子手艺术的时代，在一个用婴儿做汤的现实中国，作者不是以文学审美的特性，去追求爱的精神与人文关怀，去承担废除死刑和酷刑的人道责任，而是以创作自由的名义，渲染酷刑，帮助人们进行暴力想象，助长群体的残忍性。看来，需要医生治疗的，首先是失去正常认知、精神变态了的作家自己。

评论界把莫言推向暴力的极致

曾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莫言笑脸，到今天变换为阴森恐怖，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其实，莫言一贯的创作，就有张扬“百姓在压抑之下寻求生存时的那种生命力和精神的总爆发”的目的。有识者指出，莫言早期《红高粱》系列，就蕴含强悍的暴力主义的音调。当描写“民族的原始生命力”获得评论界一片欢呼时，陶醉于其中的莫言，在颂扬暴力、残酷叙事这条路上就走得更远，发展到令人难以容忍的极端。

然而文学评论界仍然在欢呼。啊！“这是一部真正民族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民间、献给大众的小说。”啊！多么“摇曳多姿的笔触，大悲大喜的激情，高瞻深睿的思想！”就这样，文艺界把一个原本有才华的作家，进一步推向追腐逐臭的泥潭。当他表现优秀时，没有人对他作品中的精华进行有见识的肯定；当他写作发生偏差时，却去赞赏他“红肿之处艳若桃花”。缺乏杰出如别林斯基那样评论家，去引导作家更为高贵和人性，莫言的作品就只有原始再原始，野蛮再野蛮。

这是符合当今中国人敌视西方的大潮流的，也是符合民族集体道德堕落的大趋势的，莫言的这本书因此获得“2001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大奖。对此，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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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