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看了为周恩来歌德的电视剧《海棠依旧》，本想看看它如何反映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中的周和毛周关系。没见多少新鲜的，倒是里面这段周的泰国养女故事，原本不晓，虽是为了颂周，但不乏感人之处。
ZT 周恩来的泰国养女：我的泰国朋友－常媛和常怀
我的两个泰国朋友是兄妹，他们有很好听的中国名字：哥哥叫常怀，妹妹叫常媛。他们兄妹和中国有着深深的情缘，一段传奇的经历，将他们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是1956年底在北京认识他们的。当时是父亲带我去他们的住所，那是北京一个很漂亮的四合院。爸爸告诉我，给你介绍两个泰国来的小朋友，其中一个是和你差不多大的女孩，以后星期天你就来陪她玩。我带着十分好奇的心情，认识了他们。当时他们还不会说中文，我只好用我懂的一两句泰语问候他们。这以后的星期天，我就常常到他们住的四合院，和常媛一起玩。经过接触，我了解到他们是泰国高官的孩子，他们的父亲在泰国的职位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宣传部长。 至于他们为什么来中国学习，父亲当时不便告诉我，作为是孩子的我，也不可能知道有什么背景。但是我发现，我认识的几个在国务院外事办工作懂泰语的叔叔阿姨，经常来他们这儿，教他们中文，关心他们。我很快就和他们成了好朋友。我教常媛说中国话、唱中国歌、跳中国舞，她也教我说泰语、唱泰国歌、跳泰国舞。我们共同度过了那段美好的时光。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会说中国话了，常媛的北京话还说得特溜儿。 长大了的我，也逐渐了解了他们的特殊身世。他们的父亲桑·帕他努泰，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后，为了谋求与中国的接触，取信于中国，向当时的泰国总理举荐自己的儿女当“人质”，送到中国来学习。泰国致函中国，周总理坚决不同意以“人质外交”的方式接纳他们，后来在泰方再三强调只是送桑的子女去中国学习，与“人质外交”无关。就这样，兄妹俩于1956年8月取道缅甸，秘密地来到了北京。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指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学习、生活，还请廖承志夫妇照料他们。他们的中文名字就是廖伯伯的母亲何香凝女士取的。她老人家说：常是南方常见的姓，又与他们父亲的名字桑发音接近，女孩叫媛，男孩叫怀。媛、怀的发音与他们的泰名近似，这样泰名与中国名字就结合在一起了。加上“怀”有思念之意，有把祖国牢记在心之意。 周总理、廖伯伯待他们兄妹像自己的孩子，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做客；送他们到北京最著名的学校学习，挑选的司机、厨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曾经在泰国生活过；为了不让他们感到寂寞，还选了一俩个泰国归侨子女，节假日去陪伴他们。这样，我就有机会认识了他们。他们来北京的第二年，泰国政局发生变化，当时的泰政府被政变者推翻，他们兄妹的父亲桑也被逮捕，一关就是七年。他们不得不被迫留在了中国。滞留在北京的兄妹俩并没有因为泰国政局的变化而失势，他们一如既往地受到周总理和廖伯伯的关怀。他们经常见到周总理，并且与廖伯伯的家人打成一片，当常媛开口叫廖承志夫妇“爸、妈”时，他们老俩口欣然答应。这样，常媛在北京就有了干爸、干妈了。我因曾在廖家住，节假日和学校放假的时候，我们就又有机会常常在一起玩了，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九六七年初，他们的父亲经泰国政府批准才来到中国看望这两个孩子。当时由于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桑要求会见周总理的请求被拒绝，而且被视为“出卖了泰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人，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常怀、常媛兄妹也受到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由于当时的局势，我们自己都自身难保，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直到文革后，我回到北京探亲时，在廖家又碰到刚从英国回来的常媛，我们喜出往外，拥抱在一起。从她那里，我才知道他们兄妹的不幸遭遇。 文革期间，设在北京的泰国爱国阵线要求他们与父亲划清界线，常怀拒绝屈服，被带着手铐驱逐出境，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中国。常媛逃过一劫，在周恩来办公室的关心下，化名潘红，先与解放军驻河北一个公社里的工作组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学会了自己洗衣服、后来又寄住在当地农民家，一年半后，她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北京国棉三厂当工人。一九六九年，她认识了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英国人，并随他去了英国，离开她住了十三年的中国。后来，她与那位英国人结了婚，生育了两个儿子。她给孩子起名字，一个叫念周，一个叫念廖，表示她对周总理和廖伯伯的感恩和思念之情。她虽然离开了中国，但她仍念念不忘，有朝一日能再回到中国。文革后，她如愿回到中国，并致力于泰中的友好往来工作，为中泰建交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泰中两国的“友好大使”。为了记录下她永远的纪念，常媛于1995年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龙珠》，并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龙珠》在全国部分省市播出。常怀回到泰国后，协助父亲重操旧业，办报并积极参与政治。1996年至2000年间受国王指定担任上议院议员。他负责家族在泰国的媒体公关工作，并极力推动泰中友好工作。 1995年，当我在离开泰国曼谷43年后，重返我的出生地时，我和常媛、常怀又相逢了，我们相拥而泣。很巧的是，当年曾照顾他们兄妹俩的林沙楠叔叔、赖烈生叔叔两对夫妇也到曼谷探亲，我们相聚在一起，感慨万分！
由于在中国的这段特殊经历，常家三代人与中国结下了不可分离的情缘。当年中国道路曲折时他们遭受磨难，如今中国强大了，常家也得到恩惠。1986年，他们的父亲桑临终前叮嘱常媛：不管中国将来变成什么样子，她总是最重要的国家。我希望中国永远在我家的历史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念周和念廖要在中国住，将家庭的传统继续到第三代。
现在的念周和念廖会讲中、泰、英、法四种语言。常念周成立了自己的投资顾问公司，总部注册在香港，在曼谷、北京、巴黎都有办公室。常念廖现生活在北京，曾任英国驻华使馆外交馆，现在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代表处担任国家协调员，同时也是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咨询专家。他们兄弟俩的事业得益于他们的母亲在中国的特殊经历。
ZT 周总理泰国养女常媛讲述与中国的不解情缘
新华网记者李颖 杨云燕 陈家宝 “我在周总理身边长大，学习生活14年，比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还长。周总理对我说，你就是我的孩子。” “在当今世界上像我们家族这样领略过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风采、与中国有着持续60年渊源交往的，仅此一家。” 2015年恰值中泰建交40周年前夕，常媛——这位周恩来总理的泰国养女、这位泰语名为西林·帕他诺泰的佛国女儿，为记者讲述了帕他诺泰家族亲历数十载的政治风雨和她与中国的不解情缘。 
2015年4月21日，常媛在位于泰国曼谷的家中接受记者专访。新华网记者李芒茫摄
“第一次听说周总理的名字” 常媛的一世传奇从万隆会议开始埋下书写的伏笔。 上世纪50年代，中泰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分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美国在东南亚组建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总部就设在曼谷。泰国披汶·颂堪政府追随美国，不承认新中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努力向近邻泰国伸出橄榄枝。 1954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时，请他们转告泰国政府，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泰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 常媛的父亲桑·帕他诺泰当时是泰国总理披汶·颂堪的首席顾问和密友。到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的桑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中国政府代表周恩来的儒雅风度，完全不同于此前的印象，颇感意外。 1955年万隆会议前夕，桑与披汶总理商量，应该派代表参与以便更多了解中国，并建议派曾在联合国任高官的时任外长旺·威泰耶康亲王率团以“观察员”身份参会。 万隆会议上，周总理亲自会见了旺亲王，并邀请他到住所共进晚餐。这成为中泰两国隔绝多年来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令常媛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当旺亲王回到泰国，“他来我家见我父亲时第一句话就说：‘谁说周恩来是土匪？他是中国的绅士、王子，他是天才的外交家。’” 常媛强调说：“要知道，旺亲王前往万隆前是抱着对‘土八路’的疑虑去的，然而，与周总理的会面出乎他的意外，令旺亲王十分惊奇”。 从旺亲王回国后的激动讲述中，幼小的常媛第一次听到“周恩来”的名字。她怎么也不会想到，此后她的一生，竟会和这个名字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周总理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常媛强调：“毫不讳言地说，当时泰中是隔绝甚至敌对的国家，泰国可谓站在美国亚洲反华的第一线。而我父亲原本也是泰国反共反华政策的策划者和宣传家之一。”然而，周总理的热情友善和儒雅风度，特别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赢得了旺亲王在内的亚非国家与会者广泛赞誉，更深深触动了桑。 “周总理是说话看你眼睛的人，他用真心与人交往。上世纪50年代时还没有‘软实力’这个词。可实际上，周总理就是中国的软实力，周总理在万隆会议、在国际舞台代表着中国的形象，周总理让所有接触到他、领略过他风采的人折服，让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能信服中国。”常媛说。 “父亲认为当时在安全和经济利益上，泰国离不开美国，但是泰国应该同时与中国沟通交往，这是小国在大国之间的生存之道。他开始积极寻求和中国更多的接触。” 1955年12月，桑与另一位泰国代表坤能·波素万以私人身份去仰光，并寻找机会与中国驻缅甸大使姚柱明取得联系。与此同时，桑又推荐阿利·披荣担任秘密访华团团长前往中国。 1955年12月17日，姚仲明大使和桑在仰光签署了共同声明。声明指出：“中泰两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中国同情泰国目前的处境，愿意考虑两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经济联系，以便帮助泰国摆脱困境，这种联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与维护亚洲和平的崇高事业相一致。” 中泰两国代表在仰光秘密会谈并签署共同声明，泰国代表团秘密访华的成功，为两国关系的改善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4月21日，常媛在位于泰国曼谷的家中展示年少时的自己与周恩来总理摄于1961年前后的合影。新华网记者李芒茫摄
“常怀、常媛的名字是经过周总理批准的” 然而，历史发展总是有波折的。披汶政府一面秘密与中国交往并频繁开展经贸合作，另一方面，泰国官方政策仍是充当美国反共反华的基地，并积极支持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 在国际政治的诡谲变幻面前，桑做出的惊人选择再次将帕他诺泰家族深深卷入了历史的跌宕起伏，也从此改变了西林（常媛）和她二哥弯威·帕他诺泰的一生。 常媛回忆说：“父亲认为，要把泰国的代表送到中国那里去学习中国的国情，去了解中国的人民，培养两国间的使者，在双方关系僵化的时候或许能起到促进情感交流和友好的作用。父亲选定的这个使者就是自己的二儿子、我的二哥弯威，弯威的名字是旺亲王赐封的，寄望他日后担当外交家。” “当时我听说二哥要出国，要坐飞机，我羡慕极了，那时并没有多少泰国人坐过飞机，我就非要一起去不可。” 1956年8月，12岁的弯威·帕他诺泰作为披汶政府的总理私人代表，8岁的西林（常媛）做为他的陪伴，来到北京。 常媛回忆到：“和总理的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到，我和总理是心有灵犀的。周总理当时问我们：你们来中国一个多月了，喜欢吗？哥哥还没来得及回答，我就大声说：烦透了！哥哥赶紧暗示妹妹这样回答不妥，但周总理却早已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理解你们的感受，我在日本时，年龄比你们大，语言也不通，我也曾感到乏味。’” 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弯威和西林（常媛）兄妹迁入一套四合院，并以外国留学生的身份入学，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周总理还把他们托付给负责外事工作的廖承志，和廖家的7个兄弟姐妹在一起学习玩耍。何香凝女士则根据他们的泰语名字发音为他们取了中国名字常怀、常媛。“廖公家的何奶奶当时很认真地告诉我们，这名字是经过周总理批准了的。”
“你们要当好泰国人，要做中泰友好的使者” 常媛认为，来北京一段时间后就可回国向同学炫耀乘飞机出国的经历了。 然而，披汶政府内外政策的调整加剧了军人集团内部的矛盾，并已被美国觉察到并深为不满。在美国策动下，沙立·他纳叻在1957年9月17日发动政变，披汶被推翻后流亡国外。 一年前把儿女送到中国的桑·帕他诺泰不但没如愿接回亲人，还同阿利·披荣等两千多名政治家、知识分子一起，被以亲共亲华罪名加以逮捕，关进了专门修建的一座监狱。 “1958年我父亲在泰国被捕入狱时，周总理对我说，你就是我的孩子。” 命运的安排，让有家难回的常媛常怀留在了周总理的身边，“我在周总理身边长大，学习生活14年，比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还长。” “你们要做中泰友好的使者”——这是周总理经常对常媛常怀讲的话，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当已学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常媛不愿意学泰语时，周总理教导她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并为她专门请了泰语老师。当周遭的同学都纷纷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常媛也希望带上红领巾时，周总理告诉她，“你们要当好自己民族的人，当好泰国人，你们的身份是泰国在中国的使者。” 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精神的力量维系着中泰两边胸怀大业的人物。桑入狱八年时间，常媛的母亲把桑和周总理来往的信件资料，用塑料袋封好，秘密埋藏在曼谷家中地下，这些珍贵的原文原件终得以保存。而在此期间，周总理曾指示廖承志设法与帕他诺泰家取得联系，传递周总理的问候和常媛兄妹在北京的情况，这给桑狱中生活带来极大的精神安慰。 就这样，常媛兄妹二人在中国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 然而，六十年代末，在周总理身边成长的幸运日子不幸被文革浩劫生生打断。正在北大读书的常怀在1967年被迫离开中国，并辗转返回泰国。1970年，自己也身陷困境的周总理为了保护常媛免受文革混乱局面的伤害，亲自给英国使馆写信证明她的身份，并将常媛安排前往英国居住。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从1956年赴华到1970年离境，常媛小姑娘眼中梦幻的一个短暂出国假期，就这样成为了十四载的历练。但恰如周总理所说的，“你们将来是做大事的”——常媛、常怀和周总理、和中国的情缘远未划上句号。 
常媛家中摆设的珍贵照片，图为1978年，常媛带着常念周到北京，邓颖超奶奶亲吻小孙子念周。新华网记者李颖摄
“仅由一名外国人担任中泰乒乓外交的翻译” 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开始。周总理在中美之间运用娴熟的乒乓外交再次在中泰之间施展，主动向泰国“发球”。 1972年9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中方向亚洲乒乓球协会建议邀请泰国球队到北京参赛。这是改善两国关系的良好契机，泰国他侬政府找到了桑。桑建议当时政府要人、全国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巴实·干乍那越（许敦茂）以顾问身份随团赴华，并推荐当时在英国的常媛承担前期与中国沟通工作。 常媛回忆说：“1972年9月，泰国政府派一位议员和常怀，飞到伦敦来找我。那时离乒乓球比赛时间不到10天了，他们托我转交一封信给周总理，说泰国乒乓球队里有位政府的第三号人物以顾问身份来北京，他实际上的使命是去进行中泰关系谈判的，希望见到周总理。我当时就跟驻英国的中国大使宋之光见面，转达了这个信息。用了不到24个小时，北京就送来了周总理的邀请信，巴实部长才得以以顾问身份赴华。” 1972年9月，常媛从伦敦飞赴北京，那是她离开中国后，与“周伯伯”、“廖爸爸”的重逢再聚。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接见了巴实部长，常媛担任了这次会面的翻译。“那应该是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外交场景，仅由一名外国人担任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宾时的翻译”，常媛说。 中泰乒乓外交非常成功，此后中泰正式建交也就水到渠成。常媛记得巴实部长向周总理赠送了泰国特有的象牙钟，象征着乒乓外交敲响了决定性的一记晨钟，宣告两国关系将开启一个新的纪元。 “中泰一家亲将代代传承” 1975年中泰建交的时候，这成了周总理签署的最后一份建交文件。1976年常媛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她给他起名叫念周，寄托常媛和帕他诺泰家族对周总理无比的思念和感恩。 不仅常媛一代按照父辈所托付的那样担当使者，常媛的两个儿子常念周、常念廖，已成为了泰国、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卓越外交使者。在中泰建交40年之际，常媛和常念周正在筹划“泰中友谊之家”的展览，将展示包括帕他诺泰家族在内的泰中交往的珍贵历史照片、历史资料和文件等，记取老一辈开创两国友好的来之不易。 在常媛书桌前摆放的多幅照片中，两幅奶奶和孙子的合影折射了时光流转。 一幅是1978年，常媛带着常念周到北京，邓颖超奶奶亲吻孙子，凝望中流露出对故人的无尽思念。 另一幅是约3年前，常念周的小孩出生不久，常媛奶奶怀抱孙子，顾盼间展露出对未来的殷殷所期。 “我的三岁小孙子也叫‘小周周’，在我的亲自教导下，他的汉语已经很流利了。”常媛说：“中泰一家亲，要代代传承下去”。 
常媛如今自己也当上奶奶了，图为她凝视着常念周的儿子“小周周”。新华网记者李颖摄 [责任编辑: 林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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