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长烨：朝鲜的饥饿记忆 转自 史海钩沉
本文作者黄长烨，是朝鲜至今职位最高的叛逃者，原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和对外联络。相当于副国级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亦是金正日的老师。在黄脱逃后，其家人24人被枪毙或投入监狱致死。
1995-1996年，朝鲜饿死150万人，军工部门技术最高超的工人也饿死超过2000人。然而金正日依然布置建造保存金日成的尸体的锦秀山纪念宫。
当听说没有粮食、牛羊吃草就可以生长时，金正日在全国发动造草运动：毁掉庄稼、种植草地，以便让饥饿的人们吃上牛羊。
我强烈地感觉到，北朝鲜的独裁极权肯定会终结。1996年夏天，我访问泰国和印度，目的是与两国的多个政党建立联系。为了与金德宏见面，我计划先乘坐火车去沈阳，然后飞去泰国。
以前出国时我都是以书记身份亲自向金正日报告，但是这次根据国际部的安排，以国际部的名义写报告。报告书中建议我以国际书记的身份途径中国，由中国方面举办招待宴会。
我知道金正日不喜欢中国，也忌讳我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所以我原来主张不告诉中国，直接飞泰国和印度。但是，负责中国事物的部长说中国方面已经多次邀请我访华，朝鲜方面一直没有回应，如果这次途径中国又不打招呼，怕中国方面误会，还是应该通告中国。他大概不知道金正日不喜欢我的亲中态度。按照惯例，国际书记和外交部长途径中国时都会通知中国的。
金正日看到报告后说，“为什么不乘坐飞机，非要坐火车啊?不要途径中国了，直接从平壤坐飞机。” 国际部的人接到金正日的指示后都很失落，我也只能苦笑。结果只在转机时停留北京机场两个小时。
金正日有一次对干部们说，“对干部来说，如果不再信任党，那还剩什么呢?一堆肉而已。”
在金正日看来，权力是评判干部的标尺。“如果我们是一堆肉，那你失掉权力，接受人民审判时，就更什么也不剩了。”
我决心已下，不能再这样每天奉承金正日活下去了。
进入秋天，北朝鲜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人民的苦痛和不幸罄竹难书。1996年朝鲜精粮产量不到210万吨，这些粮食连供应军队都不够。如果到了年末，军粮断掉，到时候政府就会将所有居民的粮食供应军队，我们这些书记们也要去市场买200千克的粮食交给军队。
粮食难弄，人们成堆的饿死。只要稍微离开平壤市中心，就能看到饿死的人，往郊外去，更是成堆的尸体。许多人跑到山涧水里捞鱼吃。
平壤尚且如此，地方就更无法想象了。据从地方回来的同志报告说，每个火车站都有饿死的孩子们，海滨的人捕鱼太多，导致附近海域鱼子都没了;人们又去深海捕，结果一次就淹死了数百人。父母养不起孩子，就送出去讨饭。
这些是从我的三女儿那里听说的。有一天早上有人敲门，是两个小学生讨饭。我先给他们洗干净手，问他们从哪里来的，“父母都饿的爬不起来了，我们两个出来讨饭，从南浦来的。”
我从女儿那儿听说后，就让金德宏打听。“根据组织部的说法，95年共饿死五十万人，包括五万名党员，今年(11月中旬)已经饿死约100万人。”金德宏向我说这些时，咒骂金正日绝不会得到饶恕。
军需工业担当书记的话与他差不多。军需工业的工人约50万，其中就连那些技术最高超的工人也饿死了超过2000人。有一半的人，饿肚子无法干活，只能躺着。
北朝鲜官方声称这一切都是自然灾害导致的，如果是自然灾害，为何工业也全面瘫痪？! 民众遭受前所未有的苦难都是集权导致的，是金正日个人独裁的后果。
目睹人民饿死的惨状，我亲身体会到了个人独裁的严重后果。人民饿死、冻死的时候，金正日毫不关心，他投入大批财力和物力建造宫殿保存金日成的尸体。人民正遭受苦难，精疲力竭，但是偶像化金氏父子的工程却一刻不停。
大致推算一下，宫殿费用三分之一的钱就足够买200万吨玉米，如果那些钱真买了玉米，粮食难的问题将立即缓解。
金正日到底有多么漠视人民的饥饿，可以从96年夏天的一件事中看出，当时驻瑞士大使建议，瑞士不用饲料喂养牛和羊，而是喂草，这个经验应该值得朝鲜学习。金正日指示书记们，接受大使的意见，我对那位可笑的大使的可笑的建议真是无话可说，书记们都盛赞金正日的指示英明。
接下来朝鲜全国总动员，将种了庄稼的地毁掉，为了能让居民吃上肉，开始培育草地，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我想起来一位法国皇帝和皇后说，如果没有面包，可以吃水果; 一位俄国沙皇说，百姓们挨饿，为什么不吃蜂蜜。我无法赞成“造草”运动，建议是不是可以先选一个地方实验，但是，书记们说这是伟大的将军的指示，提出每个书记去一个道指导运动。我因为是国际书记，还被要求通过大使馆搞到草种子。
金正日不仅对人民生活毫无关心，还干涉总理等经济专家的正常工作。他将“党的经济”从“国家经济”中分离，就像管理个人财务那样管理国家，国家经济首要任务是满足特殊机构的要求。
举个例子，1996年整个朝鲜电力供应不到需求的五分之一，各个部门纷纷要求电力优先供应自己的机构，金正日接受了建议，并将它变成了谁也不能违反的法律文件。
接下来，权力机关拿着文件去找电力供应部，威胁要求首先满足自己。电力部招架不住，就报告到金正日那里，金正日又要求书记们搞清楚具体情况，我们一打听，各个权力机构绕过总理直接请金正日批准的要求共有190余件。
金正日没有将经济问题交给经济专家，还妄加干涉，所以，政务院虽有几名总理，国家经济还是一塌糊涂。对于粮食问题，金正日为了减轻居民痛苦的措施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苦难。
居民为了找粮食，到处跑，经常用到自行车，很多情况下，女孩会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金正日看到后，“(我)讨厌看到女孩坐在自行车后面，不符合朝鲜的风俗”。从那之后，在朝鲜就再也见不到骑自行车带女孩的现象了。
金正日这辈子，那怕有一次饿过肚子吗?整天锦衣玉食的生活，有资格评价朝鲜的风俗吗? 如果站在道德立场，破坏朝鲜族道德的罪魁恰是金正日本人。
在金正日掌握实权之前，北朝鲜居民的道德状态是很好的，我在担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学生们的德行都无可挑剔。有一次，我接到一封来自元山的信，内容是感谢金日成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在校学生救落水儿童的善行。
我之前没有收到过类似的信，就给经济学专业的系主任打电话，主任说他也不知道。把学生叫过来一问，是去元山实习的两名大学生做的，虽然当时河里结冰，但是学生们还是毫不犹豫跳了进去。
不久前我又去了金日成大学，学生们的品德已经差到无法形容。男女学生公然行凶，偷窃行为十分普遍，老师明知道是哪个学生偷了自己的东西，但是无奈那位学生是高干子弟，根本不能处理。
学生干部向学生索要酒、烟和钱根本不是秘密，教授们每逢考试，也会向学生索要烟、酒之类。我问现在已经是系主任和书记的弟子们，考试时通常有几人受贿，他们直接回答，“老师，您不该问有几人受贿，应该问有几人不受贿”我感慨道德败坏，他们说，“老师，道德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谁还提道德”我本就不通世事，只能苦笑。
我问他们，为何大学成了这个样子，他们一致的回答说，是那些军人学生将大学搞坏的。之前，军队纪律严明，但是金正日掌握军权之后，军队只要求忠于金氏父子，道德纪律一概抛弃了。
作为朝鲜最高学府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尚且如次，其它学校就更不用提了。有一次，一个中央党校的老师来找我，说现在所有的机关都被““水中纸法令”支配着。他说，现在国家各个机关和企业乱发没有指令，什么事也做不成。想要最快的解决问题，就要行贿，再就是有关系。
结果，国家法令没有可信度。在普通百姓中，也能听到对道德败坏的嘲笑。“一等良心的人95年饿死了，二等良心的人96年饿死了，三等良心的人97年会饿死，那之后，只剩骗子还活着。”
虽然一次次公开审判声称要消灭强盗和小偷，但毫无效果。据说在地方习以为常，平壤市场也时常出现卖人肉的。一位住院医生在平壤市场买了些肉，回去后发现肉有些奇怪，仔细观察发现绝对是人肉。第二天带着社会安全委员会的人去抓了那个卖人肉的人。
在情况不断恶化之下，金正日进一步强化了军队，想用军队解决一切问题，从早到晚通过电视和广播渲染战争气氛，我知道，这时金正日通过虚构的战争寻找出路。
亲眼见证着这一切，我也为了下决断而深思熟虑。我很清楚，继续跟随金正日，对历史、对人民都是犯罪。小时候，虽然也发生过让别人误会的事，但违背良心的事我从没有做过。
从与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关系看，在1980年之前，与他们父子二人虽然有一些意见分歧，但是我是衷心的在辅佐他们，而且认为是在做正确的事。那之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我在精神上日趋痛苦，站在我的立场，十分苦闷该怎样选择。与死相比，我觉得活着至少还能帮助手下的人。但是，当金正日漠视人民的饥饿，疯狂进行战争动员的时候，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金正日是不可能向韩国投降的，那么，在朝鲜崩溃之前发动对韩国的战争是金正日唯一的出路。
从负责对韩国事务的人员那里听说的消息，韩国地下党的力量很强大，完全掌握了韩国的反体制力量。军部的人声称虽然美军驻扎在朝鲜半岛，但是一旦开战，也能确保胜算。军部还叫嚣，现在不开战，以后会更加困难。想到手足相残的战争再次发起，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在我的心里，与北朝鲜的统治者们越来越远，对它们只剩憎恶。但是，态度变了并不代表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我面前有三条路。第一，公然挑起反金正日的旗帜。这个是最勇敢的，但是结果只能是一死了之。第二条路是继续像现在这样带着面具活着，然后寻找恰当的机会。财团事业进行的很顺利，赚到的外汇成为我的活动保障。在党中央，只有我的附属机构直接赚外汇。因为有个对外宣传主体思想的名分，国家保卫部也很合作。
有一次，一个矿场火车没有轮胎，我一次花5万美元给他们买了200副。党中央的人员日子也不好过，我给了国家保卫部积极的帮助。我是主管思想的书记，很久之前就常出国活动，现在主管国际事物，更是经常外访。这对于我的行动非常有利，再加上财团赚到了数额很大的一笔外汇，对内活动也有很大帮助。
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处于如此有利的地位。知道我反金正日的意图后，我的追随者们对我忠告说，“应该继续向金正日低头，充分利用有力的形势，扩大影响力”。第三条道路有些消极，但是能让我心安，也能让我的家庭和我手下的人获得安全，那就是自己结束生命。
我反复考虑着三条道路的长短处，到底选哪一条道路?从我的性格来说，第三条道路是最合适的。
我见到金德宏，向他说明了情况，并向他索要毒药。不久之后，金德宏给我带来了毒药，但劝我没有这个必要。“兄长创造了主体思想，将主体思想理论化，以金氏父子的名义写了很多的文章，是重大事件的见证者，是国际书记，身居朝鲜要职，属于核心领导。如果兄长你自杀了，你真的认为家人会平安无事吗?这是谁也不能保证的事啊。到时候想污蔑你公开变节很容易。既然将来肯定是以韩国为主体统一朝鲜半岛，现在与其自己了断，还不如与南部连联手起来。”
我虽不能说完全没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听他一说，想法更加坚定了。与其这样死去，还是与南部联手共同战斗对北部人民更有帮助。金德宏说与南部联络的事情由他负责，我只要下决心(逃亡)想到抛弃家人，我的内疚无以形容。如果我逃到南方，之前活在荣誉和幸福中的我的家人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变节者的家属，苦痛将随之而来，甚至失去生命。但是，我的良心却将我引向南方。
1996年8月末，我写了一篇名为《朝鲜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阐述了我在南北问题上的立场，这篇文章是写来给金德宏拿去和南方联络的。文章的核心是阻止战争，在最短时间内让金正日体制崩溃。我想，我们用五年的时间能够实现祖国统一。
对北朝鲜而言，韩国在经济上、国际上都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韩国与美国关系密接，在两国的共同帮助下，解决朝鲜的粮食问题，引到北朝鲜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最重要的。但是，对金正日来说，让他自己抛弃独裁，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所以，可能的结果是，金正日为了维护独裁，在经济领域的小范围内实施改革开放。
所以，在现阶段，用改革开放诱导金正日，促使金正日体制崩溃是对北战略的出发点。给北朝鲜提供粮食和药品，减少北朝鲜居民的痛苦，赢得民心。还要注意，要让北朝鲜的军需工业体制彻底崩溃。
当时我并不能通盘考虑韩国的实情，还要躲避北朝鲜的眼线，仓促写成的文章肯定有许多局限。但是，我在文中提出的统一战略至今仍未变。
从那之后，每当我思绪混乱之死，就会对自己说当时的选择是良心的选择，最终会又一次在心里确信当初做了正确的决定。
但是，我知道这次是重大的事件，我并没有完全的自信。德宏和我的妻子都认为我们赚外汇、与韩国人接触和建立关系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对德宏说，对妻子一定要保守秘密。德宏怕我心软说出去，每次见面都会提醒我;我怕德宏动摇，每次见面时都给他写条子提醒。
1996年深秋，德宏带着葡萄来到我家。女儿看出了什么似的，“爸爸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我好象要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说出那句话。
“那是什么话?发生什么事了?”
我一时答不上来。
女人回房间哭了起来。我让女儿安静一些，让他从此刻起，不再依靠爸爸，要靠自己。“心那么软，能成什么事?”这句话也是对我自己的忠告。
一开始我将逃亡地点定为日本，在日本即将举行主体思想讨论会，从1997年1月31日到2月11日，会停留很长一段时间。我访问了日本好几个城市，见到了很多知己。朝总联的干部们热情的招待了我。年轻人学习了主体思想之后也都抛弃了幻想，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专门访问了朝鲜大学做了主题演讲。朋友们真情的款待我，我却不得不欺骗他们。
因为主体思想的姻缘，我在日本有许多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但是在日本未能找到机会，在日本机场启程去北京时，我心情非常失望。
1997年2月12日，我和德宏走进了韩国驻中国大使馆，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了。那个“小我”死去了，“大我”开始了新的生命。那天，也是我离开平壤时，与妻子约定返回平壤家中的日子。永离别让人痛苦，但是，生离别，痛苦永远留在心里……
黄长烨（1922年12月7日－2010年10月10日），叛逃前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和对外联络。1997年2月，叛逃韩国。2010年10月10日，早上9点30分许，于首尔江南区住家被人发现在浴室浴缸内断气身亡，初步被警方判定为心脏麻痹原因之自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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