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老兵张泽石：我们不该与美国人为敌 

2017-03-04 精英选读

张泽石，1929年7月生于上海，194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0年参军，1951年随军入朝作战，曾任志愿军第60军180师538团宣教干事因部队陷入重围负伤被俘，被俘后参与领导战俘集中营里的反迫害反背叛斗争，曾任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总翻译。1953年秋停战后遣返归国，回国后受到开除党籍的错误处分，并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实政策恢复党藉。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国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朝鲜战争。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投入了那场战争。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朝鲜战争的一些场景依然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首先是战争的死亡惨相。我在山间小道夜行军中，见过月光下溪沟里朝鲜老人的尸体，腹部已经破裂，肠子漂浮在水上；我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村子里看见过被几只野猫围着脑袋啃肉的女尸，她的眼睛鼻子都只剩下了空洞，太可怕了！更多的死亡是发生在我的身边。有三位战友的牺牲令我永远无法忘却。一位是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活活烧死的。那个事件发生在我们入朝后第三天。那天夜晚下着小雨，我们在一条公路上急行军，先是美军侦察机沿公路投放照明弹，然后是他们的F84战斗机俯冲扫射。我急忙隐藏进公路边的树丛里，附近有一个机炮连的战友紧紧拽着一头驮炮筒的骡子完全暴露在照明弹惨白的光照中。我看见从飞来的美军战斗机机腹下射出一个橘红色的火球，随即变成一条蜿蜒而下熊熊燃烧着的火蛇扑向驮炮的骡子。那位战友拉住骡子想往前方躲避，但已经全身着火的骡子狂叫着挣脱缰绳冲下公路倒毙在河滩上。我们那位被骡子绊倒在地的战友，陷入了凝固汽油的大火里。大家不顾一切围上去却被满地炙热的火焰所阻挡，我们只能蹲在地上呼叫哭喊，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人变成一具焦黑的猴子般佝偻着的骨架！

另一位战友是在北汉江淹死的。1951年的5月24日凌晨，我们180师奉命抢渡北汉江，力争在敌人的包围圈合拢之前冲出重围。我们赶到江边，只见江水波涛汹涌，部队分三路攀着三条铁丝在齐胸深的湍急水流里渡河，到处是炮弹炸起的水柱，炮声和人喊马嘶声乱成一团。过河时我的前面是一副抬着伤员的担架，右侧是一个战士拉着一匹骡子，骡子尾巴上还拽着一位小个子女战士。就在只有十来米远即可抵达对岸时，一发炮弹在我附近爆炸了。浑浊血污的江水向我兜头喷淋而下，等我使劲摇头吐出脏水睁开眼睛，发现走在我前面的担架没了，我身边的骡子倒在河里挣扎着，牵它的战士也不见了，只有那个女战士还在我身后随波浪浮动着。我急忙转身去抓她，可我抓住的只是她那顶浮在水面上的棉军帽。她人已经被无情的江水冲走了，永远地冲走了！

第三位战友是被自己人踩死的。就在抢渡北汉江后第二天，我们不顾一切蜂拥着冲向北面一个名叫鹰峰的山地，那是我们生之希望的所在地。我们强忍着极度的疲劳和饥饿，沿着一条山脊梁急走，美军的远程榴弹炮不时轰过来造成伤亡，但只要炮弹的尖声嘶鸣没有正对着我们，就决不停止前进。我们正在昏昏沉沉地跟着队伍奔走着，突然听到炮弹的嘶鸣正对着我们来了，我反应极快地俯卧下去又顺势翻滚进旁边的弹坑里，我发现弹坑里已经有人，而自己正压在他的身上，我听到了他的微弱呻吟，立即挺身站立起来。这时一些战友都在往弹坑里跳。我大喊：“别下来，底下有伤员！”可我的喊声完全被强烈的爆炸声所掩盖，没能止住大家继续挤进弹坑里来。等炮轰停止，大家发现脚底下不对劲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痛哭着往弹坑里扔了不少树枝，把那位气绝身亡的不知名战友掩盖起来，又抹着眼泪去追赶队伍！

在那场战争中，我也见到过敌军的尸体。在我们千里行军快抵达“三八线”时，我们进入宿营地后，发现不远处有一座美军帐篷，便相约去看看有无美军留下的罐头食品之类的军用物资。去后看到帐篷里空无一物，但见帐篷后面的树林里有一堆用毛毯盖着的东西。一个小宣传队员高兴地跑过去揭开毛毯，却立即扔下毯子一面往回跑，一面大喊：“死人！死人！”我带着大家走过去，揭开毛毯，底下排列着8具美军尸体，白人、黑人，甚至还有一个黄种人。那些僵尸在阴暗的树影之下显得十分恐怖。

现在回顾起来，人的生命在战争中真是连只蚂蚁都不如。我因之认为：懂得珍惜和尊重人的生命、尽力去避免战争，应该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首要标志！

但是60年前，我并不是这样认识。那时我拥护“正义的战争”，我还认为我的生命是属于国家的，而不是属于我自己的。那时我和我的战友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是在为保卫新生的祖国而战，我们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正义战争中献身是应该甚至是光荣的。我们根本不知道美国并不打算侵略中国，也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吞并韩国、帮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鲜那个桥头堡而流血牺牲。整个朝鲜战争夺去了数十万中华儿女的生命。

然而朝鲜战争给参战者造成的灾难中，还有比死亡更加悲惨的。一类是那场战争造成的成千上万的肉体上的重伤残者。他们不仅不能享有正常人的幸福生活，还要终生忍受伤残之痛，确实是生不如死。还有一类是精神上的重伤残者，他们参加战争的可怕后果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与做人的尊严，不仅在生活上遭受种种虐待尤其在心灵上遭受长期折磨，也是生不如死！我和我的2.2万多名志愿军被俘难友就属于后者。

我是1951年5月27日被美军俘虏的。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但是，我想回顾的不是我个人被俘的经历。我要回顾的是：朝鲜战争中为何有两万多名志愿军指战员被俘，而我们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同生共死的战友被俘后又为什么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内斗与分裂，以至于7000人回了大陆、1.4万人去了台湾，最后大家又怎么都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命运。

中美两国对抗的朝鲜战争是一场实力非常悬殊的战争。当时，中国是一个久经战乱、满目疮痍、亟待重建的国家，而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我们在入朝之前曾被告知美国是只纸老虎，战无不胜的解放军一定能战胜美国少爷兵！志愿军在前三次战役确实打过大胜仗，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后，彭德怀指挥五倍于美军的部队，通过山间小道，插入敌后，分割包围，突然袭击，一下子把骄横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打得晕头转向，损失惨重。只好丢盔卸甲一泻千里，连汉城都再次丢失！但在第四次战役期间，麦克阿瑟被撤职，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统帅。美国增强了兵力，特别加强了空军，完全掌握了从鸭绿江到最前线的制空权。而我们中国部队因为战线太长，补给困难，打得非常艰苦，放弃了汉城，节节向“三八线”败退。此时，美国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终于提出了停战谈判建议，这次轮到了毛泽东被胜利冲昏头脑，听不进彭德怀的休战请求，听从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怂恿，拒绝美方建议。坚持要再打一个大胜仗，才坐下来和谈。于是，包括我们60军在内的第三兵团共十余万人被从国内紧急调往“三八线”投入第五次战役。我们60军尽管是昼伏夜出，15天赶了1500里，仍然在美军空袭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全军运输弹药粮食的上百辆汽车，数百匹骡马所剩无几，非战斗减员达到五分之一！

1951年4月下旬，我们三兵团作为生力军在中线发动了进攻，我们带上够一个星期用的粮食、弹药，仍然采用“插入切断、分割包围”的战术，迅速深入敌后，吃掉一股敌人，再迅速撤回原来阵地。我180师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其中包括我们538团歼灭了美军一个坦克连。

5月16日，我军在中线再次发动攻击，180师作为先头部队直插敌后，带头踩进了李奇微预设的陷阱。原来李奇微使用了“磁性战术”，让联合国军且战且退，并扔出几个“钓饵”诱我深入。等待我们的粮食弹药消耗大半之后，立即在东西两面同时发起强大攻势，并以美军的机械化主力部队迅速从中线两侧推进，实施对我军中线部队的合围。其行动之坚决，火力之猛烈，迫使志愿军全线溃退。我180师奉命留在北汉江南岸负责断后，还要掩护全兵团上千名伤员的转移。到了5月24日，即发起进攻后第八天、我们已经粮尽弹缺之后，才抢渡北汉江后撤，25日美军完成了对180师的合围。我们在25日、26日两天进行的突围战斗极为惨烈，师长只得下令各自为战、分散突围。从5月27日开始，除少数侥幸逃出包围圈外，大多数陆续落入敌手，当了俘虏。此役，180师1.2万人，伤亡4000余人，被俘4000余人，仅有3000多人存留（其中还包括原本留守后方的医院、兵站及伤员千余人）。但是，在第五次战役中遭受损失的远不止180师。李奇微除了重兵合围180师之外，也对东西两线仓皇后撤的各个中国部队实施“插入切断，分割包围”，其结果是将志愿军战俘的总数，从第五次战役之前的4000人猛增至战役之后的2万人。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遭受重大损失的中国军队表示同意举行停战谈判。1951年7月10日，参战双方在开城来凤庄开始了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在这两年中，双方边谈边打，打打谈谈。志愿军战俘又增加了2000人，使得朝鲜战争志愿军战俘总数达到2.2万人。

志愿军战俘代表张泽石（左）、孙振冠（1953年留影）


朝鲜战争中，朝鲜人民军战俘多达12万人，远远超过了志愿军战俘，但朝鲜人民军战俘的命运却比志愿军战俘好得多。首先是在朝鲜战俘营里没有中国战俘营那种大规模内斗与分裂；更重要的是他们归国后受到的待遇比我们强得多。


中国战俘营里的大规模内斗，表面上看是要去台湾的战俘跟要回大陆的战俘的对立。而实质上是反共战俘和亲共战俘的对立，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可是志愿军都是共产党的部队，怎么会出现国共之争？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共部队只有几十万人，国民党军队人数号称800万，而当解放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军队只剩下几十万人撤往台湾，解放军却增加为数百万人。消失的国民党军队哪里去了？多数被解放军吸收了！我们180师入朝时，从班排干部到战士，大部分是太原战役的“解放战士”和成都战役中95军与黄埔军校的起义投诚官兵。新参军的只有少数知识青年。入朝参战其他部队的组成情况跟我们相差无几。然而，在2万多志愿军战俘中，从战场主动投敌进来的，为数并不多，绝大多数还是由于伤、残、病、饿丧失战斗力被俘的。如果从政治上对中国战俘进行深入考察，在众多原本是国民党军队的战俘中，确实有不少人在被俘之前思想感情上就不认同共产主义，有些人因为在“打土豪分田地”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家里曾经有人受难，而在心里隐藏着对共产党的仇恨。这些人到了战俘营脱离中共的统治后，自然用不着再隐瞒自己的政治倾向。他们自然也是中国战俘营里拒绝遣返回大陆的最坚决的战俘。但是，由于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共产党表现得比国民党清廉，解放军在军民关系上、官兵关系上也比国民党军队强得多。因而尽管战俘中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只占少数，但从思想感情的总体倾向上说，在战俘营初期亲共战俘要比反共战俘多得多。


问题出现在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政府发现有中国战俘坚决不愿回大陆，乃提出了“根据战俘自愿进行遣返”的原则，并且情不自禁地支持反共战俘去控制战俘营。先是把一些战场投诚的原国民党军队军官调往日本东京受训，然后任命他们担任各个战俘营的俘虏官；允许他们在战俘营里发展“国民党支部”及“反共抗俄同盟会”；特别是让他们成立“战俘警备队”，并允许警备队私设“刑讯室”，实际上给予了他们使用暴力手段去统治战俘营的权力！这就把潘多拉魔盒打开了。这些坚决反共的战俘通过他们掌握的行政权力及“战俘警备队”的准军事管制，开始在战俘营里强迫所有的战俘听取宣讲反共课、在讨论会上辱骂共产党；强迫党团员去宣布自己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强迫战俘们在要求去台湾的申请书上签名盖血手印；最毒辣的是强迫战俘在身上刺青，刺上永远抹不掉的反共标语乃至国民党党徽，看你还敢不敢回大陆去！面对亲共战俘们从各自为战的反抗到团结起来有组织地抗争，他们采用了当年国民党监狱对共产党囚犯使用过的各种残忍刑法予以镇压。


究竟何去何从？这是大家在战败被俘之后面临的又一次关键的命运抉择！这次是关系到能否保留住我们自己做人的尊严和回家跟亲人团聚这些基本人权的抉择！但是要回家就得选择共产党，要去台湾就必然选择国民党！历史的安排就是如此。于是，去台湾还是回大陆之争，变成了国共之争，既然事关每个战俘的终生抉择，全体中国战俘就都卷入了那场激烈的战俘营里的国共内战。


1952年4月6日，美军管理当局宣布：全体中国战俘将于4月8日起接受“遣返志愿甄别”。那场国共内战便面临最后决战。那几天，在中国战俘营内反共战俘掀起了对拒绝去台湾战俘的大规模恐吓和镇压，四川大学新参军的外语系学生林学逋被当众剖腹挖心。结果是1.4万人去了台湾，只有7000人回归大陆。


60年后回顾这个历史事件，对于我们这些朝鲜战争的受害者竟然还得去吞下国共两党几十年积累的历史恩怨的苦果，我真是感到极其无奈和沉痛！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人的尊严是维护人性的最后底线！人的尊严一旦被剥夺，人性就会被扭曲、甚至被异化为兽性！我们那些在最后一刻放弃回家跟亲人团聚的难友，大都是在受尽屈辱失去尊严之后，已经万念俱灰，只想“苟且偷生于乱世”了；而那个竟然下手去对自己同胞剖腹挖心的败类，他已经完全异化成为一头野兽了！看来，维护人的尊严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极其重要的标志。


朝鲜战争结束后，那场战争对我们命运的捉弄并未结束。我们这些拼命要回国的7000人，回来后却被看成怕死鬼、变节者、甚至是从敌方投诚回来的敌伪人员。连我这个曾经被美军判为“刑事犯”与“战犯”、曾经被囚禁在巨济岛最高监狱和战犯营场的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归来后竟然也会被共产党定性为“变节者”，受到开除党籍、军籍的严厉处分。给我定的两条主要罪名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和“为敌服务”。我在突围时紧握手榴弹带着七个小宣传队员往沟口跑，遭到交叉火力阻击，一个队员中弹身亡，我们跳进山边水沟里隐蔽。天亮时，美军坦克进沟，后面跟着步兵。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将手榴弹奋力扔向敌人时，手臂被身边的小队员抱住了。他哭喊着：“您千万别扔呀，扔了我们都得死呀！”这些小宣传队员都是我从成都带出来的，看着他们那充满惊恐无助的神色，我心软了，便带着他们往山上跑，而我们最终都没能逃脱被俘的厄运！这就犯下了“有武器不抵抗”之罪。我的另一桩“为敌服务”罪行，指的是我当翻译之事。在被押往前方战俘收容站途中，一位难友捂着肚子往山根树丛里跑，押送我们的美军对他大叫：“Stop, 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想找死呐！）然后朝天开枪了。我急忙对那位大个子士兵喊：“Don’t shoot, he is getting dysentery!”（别开枪，他正在拉痢疾！）我就是这样被他们发现会讲英语的。当美军布鲁克斯上尉动员我去他们第八军司令部当翻译官被我婉拒之后，他请求我协助他们管理中国战俘们的生活。我答应了，最后担任了坚持回国战俘营的“对敌总翻译”。这就犯了“为敌服务”之罪。就这样，我们归国的7000难友，不仅绝大多数党团员被开除党团籍，大多数人的军籍被开除，并且一律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歧视与惩罚。这就使得我们和我们的亲属在几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与迫害。“文革”结束后，我们争取到中央政府宣布给予我们的政治平反，但经济上我们没有获得任何改善，致使多数人仍然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之中。其中不少难友已经怀着深深的遗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那些去了台湾的1.4万个难友，受到的政治待遇比我们强一些，他们绝大多数被编入国民党军，虽然也有些人受到暗中考察甚至在绿岛坐过牢房，其中还有人被判死刑，但没有像我们那样全都受到怀疑、歧视和终身控制。而且随着台湾的民主进步他们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他们不少人通过奋斗成长为受人尊敬的教师、作家、医生、律师、企业家等等。我在台湾南投县探视了一位白手起家创办花园式度假村的难友，完全没料到他已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企业家。


然而，朝鲜战争给他们留下的伤痛也是深重的。他们不止是跟1949年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老兵一样长期承受着离乡背井、骨肉分离之痛，还要忍受人们对他们的战俘身份的蔑视；因具有战俘身份，他们成家更加艰难，我的大多数难友至今依旧孑然一身，不得不在荣民之家里度过他们凄凉的晚年！同样因为他们的战俘身份，他们不少人回大陆探亲也是有家难归。一位家住辽宁锦州的难友，第一次回乡探亲，他的从未见过面的遗腹子和孙子举着“热烈欢迎某某人”的牌子，在火车站接他。他高兴地给家里添置了电视机、电冰箱、电热水器。临别那天，他的孙子一大早站在床前求他给买辆摩托车。他抱歉地说身上的钱确实不够买车了，明年回来一定给买。在火车站，车启动后，孙子追着他喊：“你当了俘虏、去了台湾，我们为你受了多少罪？你连一辆摩托车都舍不得送我，你算他妈的哪门子爷爷，你别回来了！”这位难友在向我回忆这个经历时泪流满面。


我比我的大多数难友幸运些，我在难友、亲友们的支持下活着熬过了被俘及归国后最艰辛的前30年。在我头上的“变节者”和“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掉，我的政治名誉与人身自由得到恢复以后，我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关切下，又用了30年时间去追寻、记录我们这个特殊的志愿军战俘群体的苦难历史。最后完成了两部“报告文学”作品：《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六十年回忆》《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前者着重叙述我自己与我的归国难友的经历，后者着重叙述我的去台湾难友们的命运。


过了60年我们再来看那场战俘营斗争，有了不少醒悟。前些日子我在台北跟一些幸存的难友聚会，我们拥抱、我们流泪、我们干杯！大家都感觉到：当年在战俘营里，我们这些同胞兄弟竟然会因为跟我们生命毫不相干的什么主义斗得死去活来，实在是太愚蠢了！擦干泪水大家又说：“现在醒悟了，也不算晚，也不算晚！”其实，现在来看60多年前那场内战又何尝不是一场根本不该发生的骨肉相残的争斗？


同样，朝鲜战争也是一场完全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尤其是我不应该上战场去与美国人为敌。我求学的初中、高中都是美国来华兴办的学校；我读的清华大学也是由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的。我应该感恩于我的母校，感恩于美国。何况近百年来，在所有西方国家里，美国对我们中国最好。抗日战争也是美国对我们援助最多。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似乎矛盾很大，摩擦很多。而究其根源，并非中美两个伟大的民族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主要是由于多年来双方在政治制度上的对立造成的。我深信，一旦大陆也像台湾那样走上民主宪政的发展道路，中美关系必将发生根本性转变。中美两国将不只能够和睦共处，还会携手去维护世界和平。


我的一生除了参加过朝鲜战争，还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这些极为惨烈的战争，亲身见证了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可怕灾难。如今在我们这颗星球上还有不少地方燃烧着熊熊战火，每一天都有无辜的人们在爆炸中死去。但我完全相信人类有智慧、有能力去制服战争这头恶魔，去创造世界的永久和平！


我们高兴地看到，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建立起联合国之后，地球上原来分裂存在的一百多个国家开始形成一个人类大家庭。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正在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国家的界限正在日益淡化，欧盟的创建与扩大是人类在欧洲实现民族融合的重大进展；而人类所经历的无数次战争的惨痛教训，已经促使和平、民主、自由、平等、正义、博爱等等理念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普世价值，“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与追求，它也是联合国带领人类大家庭共同奋斗的目标。


我的不少战友、亲友对我的这些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主要是认为我对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批判认识得不够深入，因而对中国和人类的未来过于乐观，对世界大同以及永久和平抱有幻想。其实，我们对于中华民族与人类未来的走向都怀着同样强烈的期待，不同的仅在于着眼点。我的信心来自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而不是某个政党，来自我们民族的三千年历史而不只是近百年历史，甚至是来自地球村和整个人类的大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