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包括某些特殊部门的人，屡屡向我询问：你为什么会当上何频领军的《中国时代》的总编辑？我总是回答，何频邀我加盟时有一条吸引了我：我们办刊，不要有意识形态的预设立场，要建立一个包容、多元、中立、独立的言论平台，让各方面意见都能平等地得到表达和交流。但这真能做到吗？


　　第一章 多维的创世纪（中）

　　《多维十年》连载之四

　　高伐林

　　（续前：1996年，何频被《中国时报》老板余纪忠选调到香港，报导举世瞩目的香港回归中国。他成天忙于采访各界人士，迎接“一国两制”历史性试验，同时，建立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即时的、多元的新闻网络平台的念头，逐渐成形。然而母亲在家乡湖南突然遭遇车祸不治，给他精神上摧毁性的打击……）

　　第二次呼吸自由空气更觉珍贵

　　何频终于还是从绝望的念头中挣扎出来，总算完成了《中国时报》交付的报导香港回归这一重大选题。但他不想在香港待下去了。“余纪忠先生曾经召我去台湾，跟我谈话，要委任给我更重的担子：要我留在香港，先当东南亚的特派员，再探索与中国大陆合作的方式，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但是我心灰意冷，统统谢绝了。”
　　在举世看好中国市场、看好亚洲趋势、争相抢得先机之际，何频却对回到亚洲好好干一番事业，毫无心理动力。
　　何频断定，中国当局绝不会让一个境外媒体到大陆去率先尝试新闻自由，“相反，他们对任何境外媒体，将会比对境内媒体监视和管束得更严厉——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与余先生相反的，远没有他那么乐观。我相信，境外媒体即使进了大陆，被‘幕后黑手’控制的程度将比国内媒体更严苛。那么，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境外媒体进大陆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共控制中国，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控制新闻自由，怎么会让境外媒体进来破坏这种控制呢？”
　　他在感情上尤其不情愿：我好不容易出国来到美国、加拿大，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要我再回中国大陆去打“擦边球”？我对此没有一丁点兴趣！
　　何频回忆说：“当我办完母亲的丧事，走过罗湖桥离开大陆，啊——我第二次呼吸到自由空气，比第一次还要觉得珍贵！”
　　1997年圣诞节前，他从香港回北美探亲，从加拿大过境，在水牛城租了一辆汽车，开回纽约。何频在高速公路上疾驰，一路看着天宽地阔，云飞水流，他恍然发现，最适合自己的，还是美国。
　　这种感觉其实无关政治。很多人用《东方红》改编的歌词：“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来表达对香港是否能继续自由下去的担心；但是，何频却相信邓小平再三保证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是能做到的。说“相信”，并不是相信中共有遵守承诺的自觉性，而是相信中共不得不这么做——“香港50年不变”最符合中共的利益，“变”则会损害它的利益。“97回归”期间，他接受《亚洲周刊》的采访，就这么表述过。
　　尽管相信香港仍然可以“不变”，“不变”的香港本身就给何频心理上很强的压抑。他感到在这个大都市里，拥挤，匆忙，迫使人像机器人一样赶快做事、赶快挣钱；在香港，自己也有太多人际应酬，躲不开、避不掉，自我空间被压缩得相当小。相形之下，在美国，不仅美国的民主法治体制更稳定，自己要干什么事业，施展空间更大，有很大主动性，可以更做长期打算，而且，个人生存环境更宽松、更悠闲、更随意、更自在。
　　他没有再回到香港，连香港的办公室和自己住房里的私人物品，都没有回去收拾，一概委托朋友清理，该扔的扔，该送的送，少量的寄回美国。
　　何频在中国时报社的上司或许有所不快，但还是同意了让何频回到其纽约新闻中心供职。不过，何频的心态已经变了，他开始琢磨着实现自己的“媒体梦”……

　　预演了一把在左右夹攻中挣扎

　　我是在1996年认识何频的。没有多久，经朋友推荐，何频邀约我出任他与几个朋友合资创办的《中国时代》月刊的第二任总编辑。
　　在那之前，由台湾中国时报公司主办、在北美投入了巨额资金出版发行的《中国时报周刊》，因为特殊原因，决定停刊。身为这个周刊副总编的何频，和他的同仁们都觉得很可惜，原《中国时报周刊》的一位业务员自告奋勇：我们何不自己办一份独立的月刊呢？她跟相熟的广告客户商量，他们愿意支持，《中国时代》月刊就这么创办起来了，在纽约出版。这个时政、文化类的同人刊物，完全靠“两个市场”（销售市场和广告市场）支撑，不属于任何政府和政治背景的组织，也不属于任何财团。
　　之所以叫“中国时代”，何频解释说，一个原因，是几个合伙人是原来《中国时报周刊》的同事，大家认同原来的理念，想让读者也能感到一点《中国时报》的影子，也借用一点原《中国时报周刊》建立的公信力；另一个，何频说，虽然并没有预见到后来中国崛起的势头，但他相信，中国的变革将是冷战以后最重要的世界大事之一，只要中国改变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也就进入了新的阶段。
　　何频告诉我：“刘宾雁先生看到这个杂志，说：呵，‘中国时代’！这个刊名很有气势嘛！”
　　何频奉调去香港后，杂志也于1997年春天改在香港出版，封面上“美国版”的字样改成了“全球版”。不过我一直是在美国编辑，这也是拜网络之赐。
　　我后来回中国探亲时，有不少人，包括某些特殊部门的人，屡屡向我询问：你为什么会当上何频领军的杂志的总编辑？我总是回答，何频邀我加盟时，有一条吸引了我：我们办刊，不要有任何意识形态的预设立场，要建立一个包容、多元、中立、独立的言论平台，让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平等地得到表达和交流……
　　或许这被某些人视作“痴人说梦”吧！或许这被某些人视作“骗人的鬼话”吧！他们会振振有词地问：有绝对的中立吗？做得到绝对的平等吗？
　　其实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人能做到绝对的美德吗？人能掌握绝对的真理吗？人能实现绝对的博爱吗？人能……承认不能？他们的结论在那儿等着呢：那么你干嘛还决心努力向善、决心追求真理？关于中立，关于独立，关于平等，关于包容……都一样！普天之下，能找到这样的东西吗？找不到却说要追求，难道不都是自欺欺人？
　　但是在我看来，世界上的人是分成两类的，一类，非常聪明，知其不可而不为；一类，非常执着，知其不可而为之。
　　在后来的合作中，我与何频曾经有过多次分歧和争论，但有一点，从未将某种固定的意识形态作为争论的焦点、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未企图以政治立场的旗帜，来掩盖和扭曲事实。
　　《中国时代》本着这样的理念，坚持了三年多，受到来自彼此尖锐对立的左右两边的交相抨击：反共者抨击《中国时代》是“中共在海外的别动队”；亲共者也抨击《中国时代》是“民运分子改头换面、换汤不换药”——活脱脱就是后来多维网受到的攻击的预演。
　　左右为难，两头受气！何频却更觉得，这个多元包容、平等交流的理念，比原来理解的，还更重要，还更有必要性！

　　夭折了的网络新闻社

　　所谓《中国时代》杂志“总编辑”，手下并无全职兵丁，要焦头烂额地应付从组稿、选稿、编稿到排版，乃至发放稿费、邮寄刊物、答复订户和读者等等一大摊事务。同时，也不断领教何频这个不安分的家伙的种种灵机一动。
　　1999年，何频想发起一个立足于互联网的通讯社，就叫“网罗新闻社”——起这个名称，是寄予将天下各种媒体的新闻“一网打尽”的期许吧？何频的设想是，将各种信息集结到一起，再分解成不同的层次，传播出去，集结得越多，分解传播得也就越多。“当时新闻界一些同行嘲笑我，其中有人后来当了大学教授，最近跟我见面时，告诉我，发现我那一套理念、想法与谷歌的做法很接近：先最大限度地集结，再分解传播，让信息接受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那时网上中文资源很有限，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中文网站：香港《星岛日报》、《明报》开办了电子版，台湾则有中央社、中时电子报等媒体，还有一些留学生创办的网站。何频的“网罗新闻社”，用的多是台湾和香港的网上资源，也编译一些英文媒体的特写。
　　这个“网罗新闻社”，何频的设想是，最大的创新亮点是“滚动播报”——这个概念，当时许多新闻界的朋友也不甚了然，但后来家喻户晓，各家网站都是这么做的了。
　　何频解释：传统的通讯社都是通过传真散发新闻稿，各家媒体接到传真后打字，再刊登在报纸或者广播出去。美联社、中央社对一些重点媒体，都是专门用一条电话线，流动式地不间断地传给他们：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我想将‘滚动’的概念，体现到开放式的网络上！”
　　现在看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技术程序显得很原始了：每一次发稿，都要把整个网页的文件，一个一个全部上传，全部覆盖。不过，虽然带着些试验心态，但当通讯社建立时，何频承认，他“亢奋得通宵没有合眼”。
　　何频想了很多招数，来给他的“网罗新闻社”的产品找到销路。他曾在他的明镜出版社的网站上辟出一栏，滚动播报新闻；他也曾与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新闻工作者伙伴们分工合作，这边是“供”，组织人采写消息、编译英文媒体上的报导，发布过去；那边是“销”，由伙伴们负责印出来邮寄给各家媒体。但是，搞了半年，此路不通：中国大陆的媒体看到这堆稿件，倒是都愿意刊用，但不愿意付钱，干了几个月，才收到几百元人民币的稿费，连寄稿的邮票钱都不够——这些媒体的负责人说：我们用新华社、中新社的稿件，是从来都不用付钱的！
　　而海外中文媒体呢，完全靠市场，处境艰难，财政上捉襟见肘，更拿不出钱了。
　　何频意识到，中文媒体世界要普遍建立起版权概念，还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个在他看来十分美妙的蓝图，只好拉倒了。

　　第一次筹备研讨会

　　何频的兴奋点日益转到了“数字化生存”上。为了腾出手来，全力以赴，《中国时代》杂志在1999年秋天停刊了。
　　那年我被加州一帮朋友召唤，参与创办总部设在硅谷的中文电子图书网站“博库网”，同样拜网络之赐，我是“独立大队”，可以一个人在新泽西家中工作，与总部的团队相隔数千里。不过毕竟任务在身，心无旁骛，与何频见面、交谈的机会少了，对何频的事业，我成了一个旁观者。
　　但是我还记得，那年一个周末的晚上，六七个华人家庭相约在纽约的老易家聚会，我也去了，何频端着杯白酒，除了大谈特谈他的通讯社，更大谈特谈他的网站梦。
　　你为什么想搞网站呢？找到钱了吗？不止一个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你何频办着明镜出版社，又编书又写书，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籍，树立了口碑，像《黄祸》啊、《中共太子党》啊、《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啊、《天葬：西藏的命运》啊……搞网站可就是烧钱呀，你小子是不是钱赚多得不耐烦了，要烧着玩？
　　也有人讲怪话：你是不是看有人办了网站能弄来风险投资，也想去圈一大把钱来？
　　何频却坚信，难，是难，却不像大家以为的那么难。
　　说也奇怪，很多靠大老板、靠美国或台湾的基金会，经济实力比何频强大得多的机构和团体，事情做不下去，或者做不出多少影响来；而何频在初期，靠的不过是自己的薪水、稿费，他从来没有申请过任何基金会的钱，虽然也遇到过挫折、失败，居然在一片质疑声中做起来而能长期坚持下去。这里头有什么奥秘呢？
　　何频说，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三条诀窍：（未完待续）

　　老高注：
　　本文在《外参》月刊发表时，何频和其他有关人士提供了若干照片，我也拍过和搜罗过一些图片，但事过七八年，照片无处找寻了。将照片说明放在这里吧。

　　刚来到海外不久的何频。

　　《中国时报周刊》和中国时报纽约新闻中心举办两岸及中美关系研讨会，请来不少专家学者。

　　何频说，现任台湾苹果日报社社长杜念中先生是他的“福星”。

　　中国时报报系创办人余纪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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