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来访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表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古撤离。但中国国内民众与舆论并不支持顾的看法。李大钊也亲自找到顾维钧，对顾的立场表示愤慨，甚至说“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本文摘自2011年第11期《同舟共进》，作者袁南生，原题为《中国千年外交与国民心态》，文章为节选。
李大钊被捕后因里通苏联颠覆中国政府遭张作霖处决（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革命与救亡成为中华民族两大历史性任务，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持续高涨，新的情况催生了两种新的国民心态。 一是革命心态。这一心态最基本的特征是将意识形态的异同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十月革命以后，苏俄为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急于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919年7月，苏俄政府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告放弃帝俄在中国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特权。然而，1921年6月，苏军悍然侵入当时中国版图内的外蒙古，接着与外蒙古当局签订《苏蒙条约》，确认双方政府相互承认，苏军可以驻扎外蒙古，公然破坏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1922年8月，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来访的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表示，中苏建交的先决条件是苏军从外蒙古撤离。顾维钧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奇怪的是，苏军侵入面积等于43个台湾、140个香港的外蒙古，国人舆论却并不站在顾维钧这一边，相反却要求北京政府“无条件与苏俄建交”。此时，不但北京大学生上街示威，新闻机构对外交部大加鞭挞，李大钊也亲自找到顾维钧，对顾的立场表示愤慨，甚至说“把外蒙置于苏俄的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有可能生活得更好”，孙中山也对顾的做法表示反对，到了最后，居然连以吴佩孚为首的各地军阀将领都发电报到外交部，指责顾维钧。北京学生联合会致函顾维钧，警告他如不改变立场，赵家楼的故事就将重演。也就是威胁顾要用五四运动中火烧卖国贼曹汝霖家的办法来对付他。果然，一个寄给顾维钧的装有炸弹的包裹把家中的2名佣人炸伤。越飞接着会见孙中山，以此施压北京政府，与孙发表联合宣言，孙承认苏军在外蒙的军事存在。这使做对了事情的顾维钧处在难堪和脆弱的境地。国人受十月革命影响，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外蒙古事件，没有认识到苏俄对华宣言只是一种外交姿态，并没打算真正实行。革命心态影响下的国人对同样的事情，难免以意识形态划线，如对美军强奸沈崇事件，国人发出了雷霆万钧般的抗议，而对一桩桩苏军强奸中国妇女事件，则鲜有大规模抗议之声。 在革命心态影响下，人们惯于用“非红即白”、“非好即坏”、“非友即敌”的思维方式观察国际事务。先是树敌，然后寻友，最后才去谋事。不少人甚至以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心态看待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以致十年动乱中发生砸印度、缅甸、印尼的驻华使馆和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这类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同40多个已建交或半建交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外交纠纷。新形势下的革命心态仍不难发现，最常见的就是对中外关系抱先入为主的成见，武断地认定某个国家是我们的敌人；只要中国国内有风吹草动，就认为是某个国家在捣鬼。 二是受辱心态，也叫弱国心态、受害者心态。近代以来，中国成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掠夺的受害者。鸦片战争使中国沦落为一个备受“外来蛮夷欺凌的衰弱民族”，从一个在科学技术上独占鳌头、文化先进发达的国家，变成了在新兴科学技术面前无所适从、在文化发展上不知所措的国家。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中国国民心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挫伤。一些人在对外交往中老是持着怀疑的目光，担心对方是否有加害之意。如遇纠纷、争议，第一反应常常是“你有何歹意”，而不是理性地探究纠纷的根源，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受辱心态者，对别人的评论自然十分在意。别人说我好，就喜出望外，到处说“某某说我好了”，好像别人说我好，我的身价也就提高了；对别人的批评则不加分析，一概斥之为“反华”。胡锦涛主席在访问日本时的讲话中提出了如何对待仇恨的新思维，他说要牢记历史但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这话很有分量，值得深思。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人对此务必要有正确认识。要知道，中国几千年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GDP一直是世界第一，即使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其实也一直是个经济大国。《大国的兴衰》引用经济史学者贝罗克的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此后，中国GDP仍长期保持世界第二、第三位。1890年，中国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中国军队却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这些年，中国发展了，国人越来越自豪，这很自然。但一些国人的心态开始浮躁起来，在对外态度上开始骄傲起来。网络论坛中的外交报复论调、国际赛场上国人的愤激情绪，伴随着中国GDP的增长和国际关注度的提高逐渐蔓延。还有的人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非洲、拉美的中小发展中国家，以为天下就中国一枝独秀，甚至误以为中小发展中国家的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弥漫在部分国人特别是某些中国官员之中的“虚骄之气”，确实令人担忧。连中国学界一些学人，也大谈特谈“中国的世纪”来刺激“暴发户心态”，诱使国人奔向民族主义狂热的火坑。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居盛思衰，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以谦虚的态度加强对外交往，与各国获得更多共同语言，促进相互合作，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美国、日本等强国都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大国兴衰自有其规律，兴于忧患，衰于安乐，不能日子刚好过一点就忘乎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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