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0年的初夏，

清华校园内书声郎朗，

看似一片平和，实则暗流涌动。

国民党试图将党义嵌入教科书中，

让学生们学敬军礼，接受驯化。

时任校长罗家伦积极配合政府，

试图对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

甚至成立政治训育部监管学生言论。

很快，清华学生就自发形成大规模抵制，

冒着被开除的危险拒绝军训，党义罢课。

教授们也与所有党义课老师疏远。

面对这样的局面，在清华礼堂内，

罗建伦当着全体师生面提出辞职。

结果学生们纷纷表示：

“无论国父同意与否，

我们皆无挽留之意。”

罗家伦

这便是当时的清华，

学生们无论行动、思想，

皆是独立而民主的。

要想把党义这种东西凌驾学术之上，

老师和学生谁都不会答应。

彼时，清华园用的是庚款办校，

就是教育部也奈何不了任何人。

随后，政府派乔万选接任校长，

当踌躇满志的乔万选带着武装卫兵进校时，

学生们单独将他请进了礼堂，

等乔万选出来，校方已经拿到承诺，

上面由乔万选亲笔写道：

“将永不任清华校长。”

清华礼堂

容不得一点专制和独裁，

清华师生宁可11个月无人管理学校，

将教育部提名的校长统统拒之门外。

当时觊觎校长之位人数众多，

在期盼而又戒备的心情中，

清华师生向教育部提出了5个条件:

1、  没有党派色彩。

2、  知识渊博。

3、  要有很高的威望。

4、  人格要高尚。

5、  能实实在在发展清华。

在教育部经过慎重的考虑后，

清华便来了一位面目清秀的校长，

他就是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

梅贻琦出生于1889年，

父亲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

梅贻琦懂事之初，家境已每况愈下。

但梅贻琦自幼爱读书，尤喜科学。

1908年，他以南开学堂全校第一成绩毕业，

进入保定高等学堂就读，

次年便顺利考取首批庚款留美生。

600多名学生中，他考到了第六名。

到美国后，梅贻琦攻读电机系，

在同学的眼中，他是个成绩优良、

性格温厚，永远轻声细语的人。

然因家境实在平困，获得学士学位后，

梅贻琦就放弃了攻读研究生的机会，

回到中国任清华物理系主任。

那时他才26岁。

02

梅贻琦自小话就不多，

不擅长口头表达，遇事熟思，

却不会滔滔不绝。

每天对着学生教课，

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别扭。

他越发觉得没兴趣，就想换工作，

于是找到了恩师张伯苓，

恩师一听，教训道：

“你才教了半年就不愿干了，

怎么知道没兴趣？年轻人要忍耐，

赶紧回去教书！”

梅贻琦就老老实实回到清华，

一步一个脚印，好好传授知识。

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清华校长，

而且这校长一当，就是17年。

梅贻琦与张伯苓

发生校长风波时，

梅贻琦正在美国，

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

管理全美各地的清华留学生。

1928年，39岁的梅贻琦接到调令。

当他重回清华时，

学生们都抱以观望心态。

而就在就职演说上，

梅贻琦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所谓也，

乃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

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幢大楼，

而在于它有多少个大师。

梅贻琦将一个大学的师资力量，

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梅贻琦看来，大学的目的只有两个。

第一是研究学术，第二是造就人才。

这两者的实现，全依赖于教授。

国学院四大导师

这一“大师说”，

并不是拍拍脑袋想出来的。

早年在清华任校务长时，

清华欲成立国学院，

就是梅贻琦亲自延聘教授。

在名单之中，他给出四个名字：

留美博士赵元任，前清国学大师王国维，

维新领袖梁启超，还有一个，

就是在欧美游学数年，却无任何文凭的陈寅恪。

对于陈寅恪的聘任，校长曹云祥有些犹疑，

但梅贻琦力排众议，“此导师之职位，

非陈寅恪不可，虽无一纸文凭，

却是三百年来不出一个的大师。”

让布衣陈寅恪成为国学院的导师，

这在清华大学成了轰动的新闻。

清华的任人唯贤，不拘一格，

正是从梅贻琦这里开始的。

陈寅恪

还有一位大师，华罗庚。

20岁时，他以一纸论文轰动数学界。

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看罢，

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后，

便赶忙找到梅贻琦，

“不知这个年轻人你听过没，

这样的才华是绝世罕见的，

如果我们能让他进清华接受教育，

以后必将在数学界有伟大的建树。”

梅贻琦看了看材料，轻声慢语道：
“既然你觉得好，那就好，我听你的。”

熊庆来说：“不过事情有点麻烦，

他只有初中文化，会不会影响太大，

不怕教育部说我们清华乱来？”

梅贻琦摆摆手，让他只管做。

就这么，华罗庚破格进入清华，

又破格从资料员转升为助教，

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访问剑桥，

最后未经讲师、副教授两级职位，

破格被直聘为清华教授。

数学大师华罗庚

为了给清华延聘一流教授，

梅贻琦向来只看能力和品格，

只要这两点满足他的要求，

都会以礼相待，盛邀来清华任教。

正是在梅贻琦的运筹帷幄下，

清华迎来了一批又一批顶级学者，

这里面有文学家朱自清、诗人闻一多，

物理学家吴有训、物理宗师叶企孙，

数学大师陈省身、性心理学泰斗潘光旦，

热力学大师王竹溪、历史学家雷海宗，

以及后来破例聘为教授的钱钟书。

前清翰林，留美博士，

有的学富五车，有的学贯中西。

而梅贻琦自己文凭最低，

更没有游学各国的经历。

但他一直受到大师们的尊敬和认可。

对于每一个教授，他都坦诚相待，

哪怕政见不一，观念相左，

他都尊重学术的自由，

尊重他们的思想独立。

清华的大师们

当时在清华，

最为激进的就是闻一多。

闻一多是民主斗士，性情率真，

动不动就在清华课堂发表鼓动演说，

满嘴都是“过激”的言论。

尽管如此，梅贻琦从不干涉。

后来清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

闻一多更是在广场集会上高声呼喊，

甚至因学校的保守姿态开启谩骂，

对学校大肆批评，对教授横加侮辱。

对此，梅贻琦很不满，在日记中写道：

“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

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尽管如此，1944年，国民政府施压，

要求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教授，

梅贻琦听了，根本不予理会。

等到蒋介石约他来面谈，

他反倒说：“少数言论确有行为不当，

很多同仁也都深不以为然，

此数人之举乃一时之冲动，

或因其家属众多，时有病人，

生活太困难，愁闷郁于胸中，

所以才找机会发些火气。”

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

“生活问题甚是重要。”

一番话不但巧妙保住了教授，

还叫蒋介石提高了教授待遇。

03

其实初到清华时，

学生们都怀疑他的能力。

清华一直崇尚实干，

没想到梅贻琦就职后，竟像空气一样。

学校开会，他坐在一旁听讲，

从不干涉教授们的发言，

只是偶尔站起来给大家倒倒茶水。

和那些试图在清华大展身手的校长不同，

梅贻琦从不独断、专横，

人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

人们经常从他口中听见的三个字，

就是“我从众”。

除了这三个字，他很少发表观点。

很快，一个故事在清华流传开，

说梅贻琦在与夫人韩咏华结婚前，

有人告诉韩咏华，“这个人呐，

非常不爱说话，能把你闷死。”

韩咏华信口答道：

“豁出去了，能说多少算多少吧。”

谁知结婚后，梅贻琦果然话少。

当时，因其沉默寡言，遇事斟酌，

学生们还给他编了一首诗：
“大概或者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

恐怕仿佛不见得。”

更加让大家意外的是，

梅贻琦不断消弱自己的校长权利，

不断推行教授自治。

每次学校遇到什么问题，

先让教授们自己开会讨论，

一旦得出一个明确的结果，

他会坚决执行，落实到位。

这就是梅贻琦在清华竭力推行的民主制，

他成功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

和校务会三会组成的行政体系，

以“无为而治”的方式介入校务，

不但在学术上尊重教授，

更在管理学校的大方向上任其自治，

负责学校的一切重大决策。

如果他有什么做法不妥，

任何人可以站出来批评他。

但是，在治学精神上，

在清华应有的风气上，

梅贻琦永远坚持自己的看法。

冯友兰在回忆录中曾感慨道，

“清华建校以来，有个问题，

一直是教授们不断争论的焦点，

那就是大学该培养怎样的人才。”

如何教育学生，培养什么人才，

大家各持己见，彼此各不相让。

而梅贻琦始终旗帜鲜明地主张：

“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

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完善的人格，

那么走上社会也不会对社会有利。”

此外，他在《大学一解》中提到：

教师不但要专长明晰知识的讲授，

还要为学生的“修养、意志、情绪”树立楷模，

因而阐述了著名的“从游论”：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

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

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自始至终，正因为他的坚持，

清华学术自由之风，教授自治之风，

和学生人格培养之风盛行。

正是梅贻琦的不断努力，

清华从一个名气大但无学术之实的高校，

跃升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

日后从这里走出的学生，

不少都是誉享全球的大师。

梅贻琦给陈梦家签发的聘函

因为话实在太少，

所以清华人都称他“寡言君子”。

陈寅恪曾说：“如果一个政府的法令，

可以像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

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政府。”

但在沉默寡言背后，全都是细细斟酌。

一方面，他要保证学生和老师的安全，

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得罪政府，激化矛盾。

“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学生参与，

军警来学校抓人，大家束手无策，

梅贻琦仍旧一言不发。

国民党要一个黑名单，他竟给了，

让全校师生都感到震愕。

事实上，梅贻琦给警方的，

是前年学生住宿的名单。

对方一个学生都没带走。

对于学生的血气方刚，他并非不赞同，

反倒是以救亡之名行犬儒之实，

他会严词拒绝。

1933年，学校自治会曾要求缓考，

理由是：“平津动摇，人心骚动，

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

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梅贻琦大声呵斥道：

“若以赤手空拳为避难之实，

则平津数百万市民孰非赤手空拳者？

若皆闻风先避，则鱼烂土崩，

人不亡我，我自先亡矣！”

因而他在《告同学书》中写道：

“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

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

至少不要少做事！若你们真拼命，

我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若没有，

静心想一想你们该做什么！”

这是宽厚谨慎的“寡言君子”，

对学生最为强硬的一次。

04

1937年，北平沦陷。

清华被占，南开几乎夷为平地。

为保存中国教育的希望，

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

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梦幻奇迹，西南联大。

当时联大有三个常委，

张伯苓和蒋梦麟都在重庆做事，

真正管理联大的人只有梅贻琦一位。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

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学风，

三个学校的教授更是课业重叠，

各有各的思想和观点。

明明讲的是同一堂课的内容，

不同的教授却有不同的讲法。

但梅贻琦将清华的学术自由之风，

带到了西南联大，仍旧尊重每位教授。

虽然教授之间有互相瞧不上的，

但对于温文尔雅、寡言少语的梅贻琦，

无人不是尊重信服。

梅贻琦一家人在昆明

自由归自由，

虽是暂时联合的大学，

但梅贻琦觉得学业不得马虎。

在联大，考试十分严格。

联大中文系学生张凤鸣回忆说，

一个同学考了59.5分，去找梅贻琦说情，

梅贻琦不准，对方问道：

“59.5分和60分有什么差别？”

梅贻琦反问：“如果二者没有差别，

那59.5分和59分就没有差别，

以此类推，60分和0分也没有差别了？”

还有个学生选修12个学分，有6个不及格，

去找梅贻琦，梅贻琦头也不抬：

“你把12用2除一除。”

一句话说得学生灰溜溜地走了。

当时梅贻琦主持校务，

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

龙云之女考联大附中落榜，

赶紧让秘书找梅贻琦帮忙疏通。

结果秘书说：“我早打听过了，

梅校长的女儿也没被录取。”

龙云不甘心，亲自登门拜访。

结果梅贻琦留下他一同吃晚饭，

席间问道：“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找一个教授给孩子辅导功课，

不收费用，咱们明年再考？”

龙云只得答应。

西南联大毕业证书

当时只有清华用的是庚款，

合并之后用在联大一处，

按理说是亏了。梅贻琦不但不介意，

还在物价上涨、供应短缺之时，

四处奔走给学校师生筹米筹钱。

早在清华时，庚款基金非常雄厚，

他却节衣缩食，分文不取，

上任不久就辞退了司机和厨子。

“这些钱应该拿来买图书、器材，

给教授们提高提高待遇。”

到了联大，更是省吃俭用。

有一次弟弟梅贻宝前来探望，

发现他儿子看书脸颊都贴到书上了，

问他怎么不戴眼镜。

儿子梅祖彦拉开抽屉，

眼镜上竟缠满棉线和纱布，

镜片的裂痕涂满胶水。

为了一家人维持生活，

堂堂校长夫人韩咏华还自制米糕，

每天挎着篮子叫卖，并取名“定胜糕”，

意寓着抗日一定胜利。

教育部发给联大的一笔补助金，

梅家的孩子按理可以领取，

他却让出了4个名额，

全部交给了更困难的学生，

带着自家人吃白饭拌辣椒。

梅贻琦与妻子韩咏华

抗战胜利后，

大陆局势逐渐明晰起来。

所有人都面对走与不走的选择。

身在解放区的吴晗竭力让他留下，

全校学生也含泪挽留。

梅贻琦却选择踏上了离开的飞机，

因当时庚款还有大笔基金，

而要动用这笔校款，需要两人签字，

一是教育部部长，二是清华校长。

梅贻琦知道，一旦自己不做校长，

国民政府极容易推选一人，动用这笔款项。

离开大陆后，60岁梅贻琦先去了美国，

在非常简陋的办公室管理庚款基金，

自己给自己定薪300元，和庚款资助生一样。

国民政府曾要求他将薪水上调至1500元，

被他坚决拒绝。那时，

夫人韩咏华在衣帽车间做过工，

在首饰店里卖过货，

在医院里当过代班，

为了生计，任劳任怨。

听说这些事后，

对梅贻琦保护庚款颇为不满的官员，

甚至叫他“守财奴”。

梅贻琦夫妇与儿子在美国

手握清华基金的梅贻琦，

晚年生活一直非常清贫。

1955年，他回到台湾办校，

于新竹复立国立清华大学，

不顾政府办大办强的要求，

先设立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精耕细作，实事求是，

在这个基础上才一步步壮大新竹清华。

梅贻琦将毕生之心力交给清华，

直到这时仍旧两袖清风。

连病后的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

全都是校友们自发捐助的。

1962年5月19日，

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

病床下有一个紧锁的皮箱，

夫人韩咏华说这么多年，

看着他从北平带到昆明，

从大陆带到美国，不知里面装的什么。

梅贻琦一生清风，不染尘沫，

唯独这个箱子无比珍视，

想来是极重要的东西。

等打开一看，大家都怔住了：

箱子里保存的是清华庚款账目，

从17年前到现在，一笔又一笔，

清清爽爽，分毫不差。

梅贻琦先生晚年病中

经济学宗师陈岱孙曾说：
“梅贻琦一生的业绩，

都和清华结合在一起。”

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

在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心理，

搜寻人们对梅贻琦的“异词”或“谤语”，

但却迄无所获。

“我一直在找他的缺点，

可是从来就没有找到过。”

他死时已是国民党政治局常委，

居然连一点存款都没有！

他确实没有振聋发聩的学说，

也没有留下什么传世的鸿著。

可是没有他，就没有清华的校格，

没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传承。

难怪有人在悼文中写道：

“先生粹然君子，并世诸君子比，

华若未逮，而实则过之！”

他并非拥有千秋之名的大师，

却行下功在千秋的业绩。

先生一生心系清华，

尽毕生之光华，造一校之风气，

高风亮节，行为世范，

不谄媚、不屈从，不汲汲于名利，

为中国的学术自由，思想独立开辟沃土，

将清华带上中国教育之巅。

他虽然没能成为大师，却是万世楷模，

足以令那些以教育之名、

谋私利之实的猥琐之人汗颜。

先生粹然君子！

当历史的潮水滚滚涌去，

我们回望梅贻琦先生远去的背影，

回望他毕生致力于的人格培养，

打量今时今日充满功利、官僚气息的教育场，

难免会留下一声长叹。

至于那些谋私之豺狼，不过得一时之苟且，

百年过去，身形俱灭，江河万古，滔滔不废，

世人永远不会忘记，

是谁踏过遍地荆棘，

为中国培养了那么多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