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朋友微信群转来《知青返城后》一文。有人评论说 “知青中一部分人是工农兵学员一部分是回城后经过努力又考上大学的。人数在知青中也不算少。后又考上研究生的。我弟弟妹妹就属于这部分人。习李都属于这部分人。现在中央当权的不都是有这样背景的人吗。我看这部分知青为数不少。他们在谈起这段经历时，也没有太委屈，觉得下乡对他们的成长也很有好处。丰富了社会阅历掌握了一些劳动技巧。也拉近了和工农感情。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收获。所以上文也有些片面。”
我有仨姐下过乡，分别在市郊农场、外省农场和东北插队。我自身只有上山工作的经历。对那段经历曾有过这样的小结（见《我的山区岁月和蓝颜知己 （尾声加后记）― 逸草原创》）：
【我把这一段经历视为我人生的财富，包括磨练了我的意志，较深地认识了毛政权下不合理的工贵农贱现象和巨大的城乡差别，也多了些对人性中善恶的了解。但我绝不会说什么青春无悔这类轻飘飘的话。文革和上山下乡大潮，是当今亿万人民人生中经历过的最大磨难，其中很多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至于我和很多人一样，把这些经历视为人生财富，是由于我们在无奈中却又生有抗争的天性，并从祖辈父辈的家庭教育中汲取了抗恶和承受困难的能力。这才使我们能从战胜困难中积累人生财富，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崎岖山路中走出，踏上相对光明的大道。
尽管我这一段上山经历，和当年知青的上山下乡有很大不同。无须下地劳作，又有工资保障。但那孤身漂泊在外、在比家乡生活差不少的环境里奋斗的知青情怀，还是进入了我的身心。10多年前，我看电视剧《血色浪漫》。剧中那女孩隔着山梁，给即将离去的男友唱了一声“哥哥哎，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听着那撕心裂肺的歌声，我热泪夺目而出，安徽山区生活的一幕幕，尽在眼里。我知道，这一段经历，将在我血液里流淌，在我记忆里永存。】
虽说我和俩姐文革后考进大学或读研究生或出国留学，但我们很清楚，我们只是少数幸运者。我那在外省农场劳作了八年才回上海的姐，则属于默默无闻的大多数。尽管她很努力，后来读上了中专又参加自考获得大专文凭，目前仍处在低收入人群中。正如转文所述，并非他们不思进取，而是那毛文革年代毁灭文化教育，注定了后来大多数知青落在了弱势群体。
我对那责此文片面的评论回复道：68～76年中大批知青上山下乡，是毛时代毛文革间最荒诞的恶政谬策，绝不该对其歌之颂之。《知青返城后》一文着眼于大多数知青，是值得一传的好文。那些会指其片面的，反映出的倒像是自己无切身经历、又只接触到知青中相对较幸运那小部分人的片面认知，或者是看不清毛恶甚至崇尚毛恶年代的愚昧乏知。
相关文《知青大返城，该感谢谁？(转帖）》
Original 2017-06-22 沈乔生 转自“虚构与未来”公众号
我写了《一个知青的声音》和《一个知青的再度发声》后，收到许多留言，其中不少人向我提建议，你能不能再写写知青后来的故事？ 我没有轻易回答他们，却陷入了思索。知青返回城里，慢慢失去他的特殊性，和其他人群已经没有太显著的区别，知青和其他公民一样，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然而，最终我还是决定写这篇文章。我心里明白，写返城后的大多数知青，就是写注定的弱势公民。 让我们回到1978年底，中国在南线和越南进入了紧张期，而北线，为了防止老毛子对我们发动进攻，大批部队开进了北大荒，沿乌苏里江、黑龙江的许多农场都进驻了军队。年轻的军人荷枪实弹，钢盔铮铮发亮，挖起了战壕。大炮、坦克都来了。此时离珍宝岛战争已经十年了。据那时尚在农场的知青回忆，虽然十年中战备的口号天天在喊，但这次他们真正感受到大战将临的气氛，他们恐惧、紧张。一天夜里，部队进入了战壕，枪口、炮口和睁大的眼睛全都朝着北方，似乎战争一触即发。所有灯都不许开，知青们躲在屋子里，索索发抖，农场一片黑暗。 漫长、寒冷的长夜捱过去了，鲜红的太阳从凛然的白雪中升起来了。枪炮没有打响，没有人流血、死亡。部队从战壕里撤回来了，撤回了农场。不少士兵都冻坏了，军医和卫生员忙得一塌糊涂。 此刻，农场中发生了另一幕让人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声音在口口相传，大队部在发病退表格，快去领！ 一个壮如牛犊的知青问：我也可以病退吗？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每个知青都可以病退。 于是，知青们纷纷赶来了，他们从大田里走来了，脚上带着泥巴，从养鸡场、奶牛房来了，身上沾着鸡屎牛屎。他们从学校走来了，还没来及放下教科书。有的确实病歪歪的，更多的却是劲杠杠的。他们在笑，却笑得有些奇怪，似有终于修成正果的欣慰，又有羞羞怯怯的表情。病退？病退！他们一个个竟然都是病人了，要以病人的名义返回城里去。 大队部在发表格，就跟在马路上发传单一样。分场书记直着嗓子吼，每人一张，谁都不要抢！像是我们后来无比熟悉的商家大甩卖，又带着无奈、尴尬、悲哀的神态。书记比谁都更清楚，明天，奶牛胀鼓鼓奶头将没有人挤，明天，渴求知识的孩子将失去老师，明天…… 活泼泼的知青返城，却要以病退的名义来进行，有比这更荒唐、更显黑色幽默的事情吗？ 我一直在想，当时就找不到其他名义让知青正大光明地返城了吗？让一个健壮的知青接受病退的称号，是一种屈辱，是打在该隐额上的烙印。如果当时是迫不得已，慌不择路，那么，事后就不应该有正式的澄清吗？ 可是，我们的记忆早软埋了“病退”这件事。 我不隐蔽，我曾经也是病退的亲历者。我办过病退，但没有成功。可能是扛麻袋的原因，那几年，我后背脊椎痛得厉害，可是在X片子上，却没有明显的病灶。有人给我出主意，医生按住你，让你弯腰，你应该喊痛，喊得鬼哭狼嚎，要装出弯不下腰。可是我不会装。医生问我，痛吗？我说有点痛。医生让我弯腰，我就乖乖地把腰弯下去。还有人向我传授经验，打牛奶针，说会发烧。我打了，一点用都没有。这是在前期办病退，等到发传单的时候，什么检查都免了。 你们是因为生病了才能回城。反过来证明，上山下乡没有错，这就是病退的逻辑。近千万知青都成了病退青年，是病退的扩大化。反右都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扩大，病退怎么就不能扩大？ 知青走了！知青走了，走了…… 他们离开了，扔下许多东西。十年前，他们如潮水一般涌入农村、农场。十年后，又如潮水一样退去。大潮的周期是整整十年。他们扔掉饭盒脸盆、扔掉棉胶鞋，破袜子、破衣烂裤。有人也带走了木头、黄豆、木耳。更多的人什么都没有带，他们出来一个身子，回去还是一个身子，却苍老了十岁。 他们的心情除了厌倦、疲惫，什么都说不上来。面对生活了十年的黑土地、黄土地，他们在心中一遍一遍问自己，真的结束了吗？他们忽然发现，这好像不是自己，是另一个“我”的经历。不少人告诉我，很多年了，他们还在做一个梦，在这个梦中，他们被告知，回不来了，将永远离在那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人心就是奇怪，那时他们急于离开，要过很多年，他们心里又重新产生对这块土地的眷恋。不少当年的知青又归来了，有的还携着子女，指着山岭、原野，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生活过的地方。 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知青是他们的过去时。那个可怕的梦早已不做了，他们已经没有回不了城的恐惧了。他们此行，成了衣锦还乡式的娱乐。 知青走了！走了…… 他们来的时候有多风光、热烈。走的时候就有多尴尬、荒诞！ 留下了空空的宿舍、窑洞，地下到处都是他们的痕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年轻的声音，留下了可以无数次复述的故事。 老农民说，这些娃走了，走了。抹着眼里的泪水，心里十分难过。当时，以为他们来了，就永远不走了，和自己的娃一样了。 农村的青少年望着知青远去的背影，默默地在心中刻下印痕。他们在知青身上看见了另一个世界，萌起了希望，将来要走进城里去。 我曾经在七星泡农场十一场三连，指导员姓尹，他是一个退伍军人，比我们大十来岁。他每天必做一件事，默写连队里的上海、天津知青的名字，每天都默写一遍。他曾经管过百十个上海天津的知青，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的，这是多大的荣誉！ 他每天都默写一遍。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几十年过去了，他一以贯之。人老了，别的可以忘记，唯独这个不能忘记。终于，他和知青再次相聚了。说起连里的知青，他一张口，滚瓜烂熟，每个名字都不含糊。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 不过，还是有人没有走出来。他们永远停留在那个年代。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最后一个知青在哪里？在佳木斯的知青医院里，有专题片拍过他们，看了叫人心里不好受。这是一些没抗过那个时代、精神出了毛病的人，是一些回不到故乡去的人。他们成了知青的活化石。 千万人的代价，最不堪的部分，落到了他们头上。 
知青运动的结束，即是拨乱反正的开始，新长征的开始。是迈向民主、自由、科学的开始。当时我们还年轻，谁也想不到后来还会出那么多事。 可以说，高考成了分水岭，由于山的阻隔，少数知青去了山的那边，大部分知青留在了山的这边。 考进大学的知青，成了天之骄子。那个年代，百废待兴，方方面面都急需人才，知青大学生成了香饽饽。知青中成为作家的比较多，因为成本低，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那些奇特、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成了他们取之不竭、用之不绝的创作源头。 同样多的是政治家和社会工作者。农村生涯，让不少知青学会了忍耐、有毅力。同时，使他们懂得了农民，懂得是什么是中国的老百姓。所以，一些人选择政治，是找对了行当。 做小生意的不算，知青中做大生意的不多。因为在土地上劳作，大部分知青都比较朴实、憨厚，心眼不活。 而知青中成为科学家的更少，这里的理由显而易见。后文我还要专门谈到。 以上这些都是少数。 在此，我声明，本文不在少数成功人士身上多花笔墨，而要更多地着墨于默默无闻的大多数。 大多数人在干什么呢？这里，我主要以上海为样本展开分析，其他城市应该差别不大。 那个时期。大部分回城知青处在尴尬、困难的境地。大学的门槛他们跨不进。部队不需要他们去扛枪，再说他们也过了扛枪的年龄。工厂也不需要他们，大型国企则有自己满满实实的工人队伍。一时间，他们成了多余的人，一个在社会上找不到定位的人。既然他们是以病退的名义返城的，那么，他们则必须继续扮演一个老老实实的病退者。 除了少数幸运者以外，大部分进了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他们注定在一个家庭妇女集聚的平庸无聊的地方度过自己的一生，直到自己也变成一个老妇女和老男人。 记得史铁生写过此类小说，那个窄小的和那些无聊、琐碎的话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工作十分枯燥，折一个纸盒，穿一个纸牌，绕一个线圈，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以前，他们在广阔天地，尚有发烫的热血和狂狷的野心。现在，琐碎、渺小的工作在天天磨损着他们，而微薄的薪金只够糊口。他们的血慢慢凉下来，野心也随之消失，背慢慢驮起来，眼神变得迷离。 我看到过一些文章，批评老三届，说他们不思进取，不懂个体的意志和生命力，开口就是我们知青整体，我们老三届全体。我觉得这文章的用意是好的，然而，我更愿意为大部分知青作一点申辩。不是他们不思进取，不张扬个性力量，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禁锢思想、毁灭教育的原因，老三届的大多数人没有形成个体的内力和定力，来对抗可恶的社会。 所以，他们总习惯说，我们老三届，我们知青……内心深处，他们还是信奉“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旧式的真理。对此，我们应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可以说，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大部分中学生已经注定了他们的一生，注定了他们将远离现代科学文化，成为弱势群体的命运。从毁灭现代教育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红卫兵在毁灭文化的同时，也在毁灭自己。当然，这并不否定他们寻找生活欢乐和人生价值的努力。 那个时期，中国的发展远不如西方国家。于是，一些不甘心于生产组的知青，开始了另一种插队：洋插队（这里不包括知青大学生到西方去留学）。由于他们有了第一次插队的经验，所以，他们并不显得特别的紧张和恐惧，很快就在异国他乡扎下来了。这里，我以上海青年去日本为例。他们也打着留学的名义，但是，谁都清楚，目的只有一个，赚钱。他们很快发现，土插队和洋插队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者能赚钱，前者赚不到钱。 于是，他们发疯似的打工，一个人打两份工，三份工，四份工……上课只是点个卯，装装样。我认识不少洋插队的青年，那时，他们时时在狂热和亢奋之中，目的明确了，什么都好办。据说有一个很赚钱的工作，那就是“背死尸”。一个日本人死了，如果他住在高楼，就不能再使用电梯，必须有人把他从高楼背下来，出价都不菲。没有人会热爱背死尸，但热爱赚钱的大有人在。久而久之，背死尸成了洋插队者的一个专用术语。 亢奋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他们开始回国了，但赚到了第一桶金。就这时候，上海的经济开始起飞了，中国的经济开始起飞了，洋插队者恰逢其时，带着第一桶金投入，买房子，买商铺，若干年后，获得惊人的收益。他们是插队的幸运者。 此时，我们不得不进入一个沉重的、颜色灰暗的话题：下岗。 在读者留言中，不时有人写道，你为什么不写下岗？这是另一次下乡，是更惨痛的下乡。 不是我不写，或者有意回避，是因为我了解不多。后来补了这一课。 我的结论是，一个既经历了下乡，又经历了下岗的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他没有被击垮，没有沉沦，还有所建树，取得成绩，那就是更了不起。 下岗和下乡一样，但又不一样。我们下乡时都是青年，单身一人，没有负担。苦，不过苦一个。而下岗者都是中年以上，有的近于老年，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筐。他们大都在国企，是顶替父母进来的，相比生产组，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好好端着一个饭碗，突然就砸了，让回家了，能不凄惶吗？他们有过下乡的经历，心理脆弱，现在是在受过伤的地方再次受伤。而且，当时社会，已经冒出一批暴发户，面对像礼花绽放一般炫目的光亮，这些老知青心底黯淡无光。有的人自暴自弃，有的人患上忧郁症……也有人被逼到绝路上，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当然，政府有政策，强令企业执行,下岗少有吃不上饭的。但是，因为没有新技术新知识，他们中的大部分被抛向了社会底层，有一个工作大都是他们担当：保安。小区保安，社区保安，公司保安，图书馆保安…… 说句公道话，虽然有政府的政策，但是大部分下岗者得到的补偿，和他们以往的贡献相比，远远不足。不少企业的领导，出于卑鄙的目的，内外勾结，使出各种手段，一心谋求私利的最大化，他们对下岗者的要求往往是敷衍了事，一推了之。这种恶劣行径，很少有人追问。 现在，一些企业对高管，对主要的技术人员都实行股权奖励制度，这是必要的。但是，我却没有见过对工人的奖励。应该说，现代化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一批有过硬技术的、踏实肯干的工人和基层人员，他们也是企业的骨干。为了激励他们，也应该实行股权奖励制。 在社会分配的天平上，我们应该从倾向少数人，逐步地改为倾向大多数人。
知青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应该自问。我们的下一代，下二代、下三代……也会提出疑问。 如何回答？ 是心里始终有伤，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的人。 是一群张冠李戴，没有多少知识，却被封作知识青年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和现代科学技术离得最远的一代。 是自古以来首次发生的故事，是按照某个理论大批复制的一批人。他们活着是活化石。过世了，就是博物馆里的标本。 他们是刻苦耐劳，忍耐力特别强的一批人。是一批特别喜欢聚会和回忆的人。 是一个受过伤，但远没有被伤到断了筋骨，站不起来的群体。我们很少见到右派聚会，因为右派是一个从肉体到精神上，都被摧残、杀死的人。而知青依然有心情来聚会。 某种意义上，知青代表了他所处的那段历史。它是一个庞大的无以名状的象征物。只有了解了那个丑陋的时代，才能了解知青运动（再次声明，这里不包括文革前的下乡）。反之，只有深刻地了解了知青运动，才能加深对那个时代的全面认识。
这几年，我参观了好些地方的知青纪念馆，参观前信心满满，有人为我们知青建馆，总是好事情。但是，看不一会，就产生了隐隐的不满和不安。随着参观深入产，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这里，有当年红火的语言和廉价的歌颂，却没有清醒的反省。有表面的光明，却没有深刻的黑暗。仅是物件的陈列，没有主题的提炼。 刻在墙上的是那首传得很广的《知青之歌》，却不写作者的姓名，变成了集体创作。而原作者为了这首歌险遭杀害，却没有丝毫提及。这样的纪念有意义吗？ 现在我们知道了，当年，云南的知青做出了惊天动地的请愿举动，他们冲破重重阻碍，拦截列车，一路风餐露宿，等他们到达北京，已是衣衫褴褛，旗帜半卷，这是何等悲壮！面对上面派来调查的官员，黑压压一片人齐刷刷跪下。又让人何等不堪！是他们的行动，倒逼中央反思，重新研究，做出了终结上山下乡的决定。可是，在各地知青纪念馆，却不见一处有关于云南知青请愿的记载。这是真相吗？ 因为失去受教育的权利，又远离父母，知青们普遍苦闷、彷徨、消极，这都是人性的真实表现。如果不苦闷，不彷徨，反而是不符合人性。这些情绪，在纪念馆里有真实的反映吗？ 病退，是当年许多知青返城时顶着的名义，其实是对人格的极大不尊重。有这方面的丁点资料吗？不知道，反正我没有看见。 更有甚者，做出不耻的事情。不仅是我曾经批评过的知青晚会，还有一些网络上的言论，捡起被历史抛弃的语言，用貌似革命的声音，把知青运动的灵魂抽空，让它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 我们这代人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多人热衷于锻炼、养生。想长寿，是好事情。然而，如果我们的养生，是丧失记忆为代价，我们会欣然接受吗？ 要想不遗忘，首先要有真实的记录。真实的知青史在哪里，活在我们千百万人记忆中。 只有千百万亲历者都写出自己真实的经历，客观、真实地评判这个时代，同时，又须有司马迁这样不宠不惊不阿、握历史大椽者担纲。只有这样，后来的人读到的知青史，才会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具体的而不是空泛的，既有感情又有温度的，而绝非是假大空和陈词滥调！ 一个月前，我见了一个视频。一群老年人到香港去游行，打着横幅，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5·16通知。一个个步履蹒跚，荒唐可笑。说他们是倒行逆施的小丑，还有点于心不忍。 我忽然担心，这里面会不会有知青？真心希望没有，一个都没有。因为知青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厄运，不应该盲从。但是有谁能保证？ 我真心地希望，知青不在“坏人变老”之列。 再来说前面提的问题。我们很少见到知青中的科学家，不是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科学家的苗子，而是因为，在他们少年时，该打下科学基础的时候没打。无止境的大批判、阶级斗争耗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这和种庄稼一个道理，错过了播种的节气，他们终于成了和科学绝缘的人。 我认识几个知青，即便读了理工科的博士，还是去做生意，或者改行做投行，做律师。因为在他们的孩提时候，科学并没有在他们心中扎根。搞研究对他们来说，是勉为其难。 教训是深刻的。所以，必须在我们的后代中培养出真正的科学兴趣。 我有个知青朋友，他是真正的科学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担任轮值主席。他告诉我，他回国到北大、清华、中科大招生，很难找到满意的学生。现代的80后、90后、00后，也少有对科学真正有兴趣的人。他们不是什么兴趣都没有，而是对出国感兴趣，对发财感兴趣，对成功感兴趣。 天天在学校，却没有养成对学习的真正兴趣。知青走的是一个极端，90后，00后走的是另一个极端。 一个社会，只有对科学技术真正感兴趣的人增多，而不是对成功感兴趣的人增多，才可能有真实的改观。 呼唤知青，是呼唤真相的全部！是呼唤正义和尊严！显然，这种呼唤不仅仅是为了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如果仅为了一些过气的老人，那就不是充沛和新鲜的，甚至会变得滑稽可笑。而这是为了下一代、下二代、下三代……每个知青都应该考虑，我们如何留下真实的历史，来告诉和启迪后来人：怎么去维护人的尊严，和那个时代彻底决裂？怎样使人获得自由、民主和科学；获得公平、公正；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任何时候都不要借任何理由来阻止孩子上学，中断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发展进程。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热烈地讨论健康，讨论养生，并身体力行。 这就是知青这个命题，今天留给我们的全部意义。 写于201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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