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韦君宜的《思痛录》，可能算得上是上代GCD人中，对毛共实质揭露得最深刻之作了。 韦君宜的女儿杨团写道，她母亲曾说，“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她讲，历史是不能被忘却的，她十八岁参加共产党，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可是，写出来却绝不可能发表。到这稿子真能发表的时候，国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 《思痛录》1998年5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书。虽“其中一部分暂不发表”，但“《思痛录》于2013年再版时增加了11万多字的内容，书页厚了，内容的分量也更重了”。书中所揭露的“悲惨丑恶”已相当透彻。可是，能说如今的“国家就真的政治清明了”？
新播不久的《白鹿原》，将原书中有原型人物确被当作奸细遭活埋的白灵结局，改写成了战死。这多少反映出改编者对当局在政治清明/还原历史真相上摇摆多变的了解。
“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韦君宜此话，如今看来只是简单的道理，对她而言，却是何等地刻骨铭心！
2017-05-08 影烟历史 影烟历史 
韦君宜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1998年出版时，在文化界轰动一时。这本书一上市，洛阳纸贵，很快就没的卖了。之后十几年不见再版，而这本盗版书在地摊儿上一直很“火”。
作者韦君宜是中共建政后文坛上的名人，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那批“老革命”。1986年离休前，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如果她还在世，今年是百岁老人。
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总编时，推出过多部新人的成名之作，成就了一批年轻作家。那时期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谁人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韦老太？ 但是，她自己这部呕心沥血的长篇回忆录《思痛录》却多年不能出版。有出版社希望她起码改换书名时，重病卧床的韦君宜不但不同意，还说：“内容也一字不改，不出就不出吧。”
韦君宜从小家境优渥。她的父亲曾东渡扶桑留学，参加过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她少女时代随父亲在日本度假，穿日式便装的相片，清纯可爱。她天资聪敏，考取了清华大学，是冯友兰教授的得意门生，是常在校刊上发表诗文的才女。
父亲认为他的这个长女是栋梁之材，一定要送去美国深造。没想到这机会不但被女儿弃之如敝履，而且她还跑出校园，义无反顾奔向延安。最早，是蒋南翔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二·九”运动中那一句见诸报端、颇具煽动性的名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是蒋南翔第一个喊出来的。
韦君宜18岁加入中共，68岁退休。在她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最让她刻骨铭心的政治运动，一个是延安整风，另一个是文革。
她说，延安整“疯”，是文革预演。她一岁多的女儿是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夭折的。她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是在1966年夏被红卫兵打傻的。 韦君宜说，再不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悲惨丑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情记录下来，就得带进棺材里去了。
她利用业余时间，从1975年开始动笔，到1983年写出了这部长篇回忆录《思痛录》。
“一二·九”运动后，韦君宜辗转多地，1939年来到中共“根据地”延安，在延安文化界和青年团工作。
《思痛录》第一章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中最恐怖的一幕是毛泽东发动的以整肃全党干部为目的的“抢救运动”，它直接导致了上千人的死亡。
大部分国民党统占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被打成“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务集团。于是，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他们被逼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必须咬别人是特务。
“人斗人”这种模式，就是在那时形成的。目的不是为抓特务，而是为制造恐惧。
在延安党中央所在地，远近山沟一排排一层层的窑洞里，整夜传出受刑者的惨叫声。
文中有段1943年韦君宜的经历：我一个人在空窑洞里抱着孩子流泪。杨述（丈夫）被关在整风班里，但天天凌晨要他们整队到无定河边去冒着寒风干活（这正是北国的12月）。
有一天，天还不明，我睡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突然，窑门轻轻启开，是他进来了。我又惊喜又害怕，抱住他问是怎么回事。他低声说：“我偷偷逃出一会儿，回来看你。你千万不要相信，我决没有那些事。”
我说：“当然不会信。你快走，免得出大事情。”
他急急忙忙走了。我哭了半天。
⋯⋯柳湜、柯庆施都是特务。组织上也已决定杨述是特务。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觉。我所相信的共产党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党员的，我坚持，为了什么？我曾上书毛泽东伸冤，也无结果。我还指望什么？
于是，我答应了李华生，自己去整风班，“劝说”杨述。
我怎么劝说的呢？到了那里，他从大炕上被叫起来，我们两人在一张木板桌边会面。一人一条木凳，旁边还有别人。我见了他，只说得一句：“形势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罢。”说罢就大哭起来。他也放声痛哭，说了一句：“好的。”我就走了。
后来我就在绥师礼堂听到了他的“坦白”。
文中提到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被迫自杀事件。
邹风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当成“特务”批斗。刚结婚的妻子因此而离开他，后和别人同居了。至此，邹风平备感绝望，心里的最后一点温情和牵挂也没有了，他自杀了。
《思痛录》中提到鲁艺有一位艺术家全家自杀。那人叫石泊夫，是名画家，上世纪30年代和周扬一起在上海是左联的战友。石泊夫突然被人指控是国民党奸细，他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白，但在场的周扬没有为他说话。于是他被当作国民党特务抓走了。
夜里，他的妻子把窑洞的门窗都堵严实了，然后烧起取暖的炭火盆。一夜过去，两个孩子和她一起“长眠不醒”。
第二天领导宣布：“她这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还把孩子都拉去和自己一起去死，可见她对党和人民仇恨有多深。”
首篇中有段大搞“逼供信”的“内幕”：
有一次我听到副校长（抗大分校）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
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是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
“从这时起，我虽然仍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但是我痛苦地觉得，我那一片纯真被摧毁了！”
“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1966年文革爆发。上述忧虑和“预见” ，竟不幸都被言中了。
挨批斗，韦君宜一度精神失常。杨述被毒打折磨，在生死边缘徘徊。
大人去干校、蹲“牛棚”，孩子上山下乡，儿子杨都都成了智障人。一家人天各一方。
文革惨剧比延安整风时期发生的更多更惨更不可理解。
韦君宜在痛苦中开始反思。《思痛录》记载： ⋯⋯后来，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
小孩子这句话更使我一通百通。
原来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新的是修正主义文化。我从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资修”。照此向每个古人头上打一个叉子，则打不胜打，有何难哉？⋯⋯反正统统骂倒，一个不留，斩草除根。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没有根了，只请用剃刀剃就是，管什么革命知识分子？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悲哀！
她追随马列一生，从天真闺秀、清华才女、激进学生、知识女性、党刊主编、“五七”战士、精神病患者、落魄“走资派”、马列主义老太太，到病床上的干瘪老妪⋯⋯韦君宜的一生在碱水、泪水、血水中都浸泡过了。难道这就是马列主义者革命的一生？她信仰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
1982年有人向她说了一席话，令她震惊不已。
《思痛录》记载：有一个去美留过学的中年人告诉我，他在美国见到几位世界知名的美籍老华人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其中一个科学家告诉他：“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我间接地听到了这位远隔重洋的老同学的心里话。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女儿杨团说：“她和她那一代人所付出的，是比生命还要沉重的代价。”
韦君宜曾对女儿说，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母亲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在眼泪全都干涸的时候才大彻大悟。”
丈夫杨述也是“一二·九”那时的学生。在清华历史系读书时就立志写中国社会发展史，而且已经列了研究计划，写出了若干篇章。
文革中，因和邓拓有工作关系，他被铁棍打得骨断筋折，1980年就病逝了。
为什么年轻时怀揣的美丽理想，最后都变成了人间悲剧？在种种倒行逆施下“石头也要说话了”。
在《思痛录》的结语中，韦君宜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何必胆怯？我将欢迎能下决心的拙笨的民主！
《思痛录》于2013年再版时增加了11万多字的内容，书页厚了，内容的分量也更重了。
韦君宜将所亲历的左祸，一件一件拎出来曝光。其间，涉及上百位“革命者”的遭遇，像东德“史塔西”的解密档案，成为运动害人的证人证言。
韦君宜对历史的反思，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彻大悟。《思痛录》不但内容真实可信，政治观点也十分鲜明。她在晚年，冒着被再次打成什么“分子”的风险，将真实历史和深刻教训记载下来出版成书，留给了后人。
2002年，在《思痛录》出版三年后，韦君宜从容地走了。
《思痛录》文笔平实得近于白描，但那里有椎心刺骨的沉痛，令人掩卷长思。作家韦君宜一生有多部文学作品，但《思痛录》会成为传世之作，因为它真实记载了一段沉痛的历史，所以一出版，就洛阳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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