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一个地主儿子的移民伤心史。
2017-09-01 怒狮之声备用号 
梁羽生在广西老家
千万别回家，不但救不了你父亲，还可能搭上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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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看云霄飘一羽，曾经沧海概平生”。
在澳大利亚悉尼的麦考利公园的公墓中，一块墓碑上刻着上面这句话。墓碑之下，安息着华人武侠大师梁羽生的英魂。
梁羽生，代表作《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
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三位武侠巨星曾经给我们编织过太多的武侠梦，古龙的小说以奇谲诡异独树一帜，为人处世也放任潇洒，相比之下，金庸和梁羽生更多的将家国历史这样的大主题融入武侠小说之中，显得更加淳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金庸和梁羽生都有着沉痛的家国记忆。
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地主，因为阶级原因被杀了，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是地主，同样因为阶级原因被杀了。
那是运动的1950年，刚从岭南大学毕业的梁羽生，那时候还叫做陈文统，他因为收到家信，说父亲被人诬告下狱，让他速回。刚回到广西老家，他的一位同学拦住了正在赶路的他，告诉他：“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运动，你回去不单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
梁羽生听了这话，星夜逃到香港，不久，他的父亲在运动中被杀害。从此之后，梁羽生移民香港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
“杀父之仇、阶级斗争”，这样的情结后来在梁羽生的小说中常常出现。比如《白发魔女》的男主角卓一航，一开篇就收到父亲被人诬陷致死的噩耗。
对不起，我们杀错人了 ------
尽管运动早已结束，但很多平反却常常一拖就是十几年。在梁羽生的父亲被杀30多年之后，他老家蒙山县的政府，忽然觉得这小县城出了梁羽生这样的大名人，一定要利用好，好好做做宣传。于是写信给香港的梁羽生，邀请他回故乡看看，有什么要求可以提。
梁羽生只有一个要求，平反。
于是蒙山县这才跑去重查当年的案子，宣布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是被冤枉的——我们杀错了人，对不起，你回来吧！
1987年，在梁羽生半路回家逃往香港之后的整整37年，他终于“回来了”，终于踏上了故乡广西蒙山的土地。
在蒙山，迎接他的是鲜花掌声、电视台全程跟踪报道、领导们的亲切慰问，好一副“衣锦还乡”的热闹景象。也许只有当面对父亲灵位的时候，他才会细细品味这37年时光，恍如隔世的忧伤。
也是在这一年，梁羽生离开了容纳成就了他的香港，移民到了更远的澳大利亚。
正如他小说《七剑下天山》开篇的那首词“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在他折返逃去香港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无法再回到故乡，永远做一个心灵的浪子。
团结起来向前看 ------
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国乡绅。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组织过乡团，保护过一批逃难前来的文化名人，可以说，他是中国民间最后一批保留着“士大夫”情怀的乡绅。
就是这样一个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平时满脸和气笑容，纯朴腼腆的乡民，那些当初自己帮助过的乡民们，有一天会变得面目全非。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辛苦积攒下的家业，竟成为了飞来横祸的元凶。
在被押上刑场的那一刻，他的内心是何等悲凉？他会不会想到30多年后自己将平反？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会不会想到，如果不是儿子的一杆笔名满天下，他的名字将如同尘埃散尽，不会有人再提起。
和梁羽生“同病相怜”的金庸，在1981年和邓小平在会面时，谈到其父查枢卿的冤案，邓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邓小平和金庸
梁羽生在收到父亲被平反的信件之后，也说：“先父一事终获平反，埋于心中几十年的死结终于解开了。”
武侠小说里的“快意恩仇”永远只是成人童话，现实总是太多的无奈和妥协。
“笑看云霄飘一羽，曾经沧海概平生”。梁羽生几十年来经历的，是“沧海桑田”的变迁，仅仅几十年，如今的我们已经很难去想象那些残酷的斗争。
“团结起来向前看”，不是叫我们忘记过去，而是永远铭记，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这样才能团结，才能够一直向前。
延伸阅读
梁羽生《七剑下天山》的主人公，其实来自一部革命经典
一位机智的学生发现了梁羽生《七剑下天山》的“秘密”…… 凌未风·易兰珠·牛虻 文|梁羽生 约半月前，我收到一封署名“柳青”的读者的来信，他是某中学的学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买书，《七剑下天山》的单行本是在书店里看完的。他很热心，看完之后，写信来给我提了许多意见。 我很欢喜像他这样的读者。我读中学的时候，也常常到书店“揩油”，好多部名著都是这样站着看完的。他怕我笑他，其实，正相反，我还把他引为同调呢！《七剑》第三集出版时，我一定会送一本给他的。 当然，我更感谢他的意见。他看出凌未风（《七剑》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是牛虻的化身，因此很为担心，怕凌未风也会像牛虻一样，以英勇的牺牲而结束。他提出了许多理由，认为凌未风不应该死，并希望我预先告诉他凌未风的结局。 我很喜欢《牛虻》这本书，这本书是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处女作，也是她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写的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爱国志士的活动，刻画出了一个非常刚强的英雄形象。 那时我正写完《草莽龙蛇传》，在计划着写第三部武侠小说。《牛虻》的“侠气”深深感动了我，一个思想突然涌现：为什么不写一部“中国的《牛虻》”呢？ 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利用或模拟某一名著的情节和结构，在其他创作中是常有的事，号称“俄罗斯诗歌之父”的普希金的许多作品就是模拟拜伦和莎士比亚的。以中国的作家为例，曹禺的《雷雨》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那是人尽皆知的事；剧作家袁俊（即张骏祥）的《万世师表》中的主角林桐，更是模拟Goodbye Mr. Chips（也译作《万世师表》）中Chips的形象而写出来的；他的另一部剧作《山城故事》，开首的情节也和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相类，同是写一个“王老五”到一个小地方后，怎样受少女们的包围的。在吸收外国文学的影响上，最应该注意的是：不能单纯地“移植”，中外的国情不同，社会生活和人物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利用它们的某些情节时，还是要经过自己的“创造”，否则就要变成“非驴非马”了。 在写《七剑下天山》时，我曾深深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我虽然利用了《牛虻》的某些情节，但在人物的创造和故事的发展上，却是和《牛虻》完全两样的。（凌未风会不会死，现在不能预告，可以预告的是，他的结局绝不会和《牛虻》相同。） 《牛虻》之所以能令人心弦激动，我想是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许多方面的“冲突”。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Brandes）说过一句名言：“没有冲突，就没有悲剧。”我想这句话也可以引用到文学创作来。这“冲突”或者是政治信仰的冲突，或者是爱情与理想的冲突，而由于这些不能调和的冲突，就爆发了惊心动魄的悲剧。 在《牛虻》这本书中，牛虻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在政治上是和他对立的，这样就一方面包含了信仰的冲突，一方面又包含了伦理的冲突。另外牛虻和他的爱人琼玛之间，更包含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有政治的误会，有爱情的妒忌，有吉卜赛女郎的插入，有琼玛的另一个追求者的失望等待等。正因为在牛虻的身上集中了这么多“冲突”，因此这个悲剧就特别令人呼吸紧张。 可是若把《牛虻》的情节单纯“移植”过来却是不行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西方国家，宗教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不但可以“分庭抗礼”，而且往往“教权”还处在“皇权”之上，因此《牛虻》之中的神父，才有那么大的权力。若放在中国，那却是不可能的事。在中国，宗教的权力是不能超越政治的权力的。 《七剑》是把牛虻分裂为二的，凌未风和易兰珠都是牛虻的影子，在凌未风的身上，表现了牛虻和琼玛的矛盾；在易兰珠的身上，则表现了牛虻和神父的冲突。不过在处理易兰珠和王妃的矛盾时，却又加插了多铎和王妃之间的悲剧，以及易兰珠对死去的父亲的热爱，使得情节更复杂化了。（在《牛虻》中，牛虻的母亲所占的分量很轻，对牛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杨云骢对易兰珠则完全不同。） 可是正为了“牛虻”在《七剑》中分裂为二，因此悲剧冲突的力量就减弱了！这是《七剑》的一个缺点。另外，刘郁芳的形象也远不如琼玛的突出，《牛虻》中的琼玛，是十九世纪意大利一个革命团体的灵魂，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在十七世纪（《七剑》的时代）的中国，这样的女子却是不可能出现的。 武侠小说的新道路还在摸索中，《七剑》之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也只是一个新的尝试而已，更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不过，新东西的成长并不是容易的，正如一个小孩子，要经过“幼稚”的阶段，才能“成熟”。在这个摸索的阶段，最需要别人的意见，正如小孩子之要人扶持一样。因此我希望更多的读者，不吝惜他们宝贵的意见。 一九五六年十月 选自《笔花六照》 来自：网络 打赏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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