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制度的有效性

  这题目太大，侃起来会没边没沿儿，咱也真没这本事。可我又觉得题目太长惹人烦。所以列了题目后再作限定。我这里主要想说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必须是制度下生活的大多数人认同。这是制度有效性的条件之一。怎么抽不冷子要侃点儿这个？八成没什么人爱看。嗯，有没有读者我确实在乎，不然我到这儿贴这个帖子干什么？谁让咱想到要对这个题目侃点什么呢。我是看了阳和平教授的一些资料心中感慨（他的有关资料的摘编附在后面）。

  阳和平是阳早和韩春的长子（有关韩丁、寒春和阳早的介绍在网上很容易查到）。这两个怀有理想且激进的美国人于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的夺权决战中来到中国，相识，结婚，为了他们的理想义无反顾地在中国大陆生活了一辈子。有关他俩的事迹我早就知道。我佩服他俩，虽然对他们的理念并不那么认同。不管怎么说，他俩一生都有个追求并全身心地投入，阳和平也是“一根筋”的主儿，一心一意地向往着那所谓的“共产主义”，还欣赏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我这嘴，有点损），而我则一直是个“旁观者”；不管怎么说，心存遗憾，我这大半辈子都是在不断地批判自己，而阳和平怎么就能“一条道走到黑”？他直到现在也可以说是“顽固地坚持自己年轻时建立的理念”。对此我只能无语，并向他致敬。

  可是，阳和平所相信的那套“毛泽东时代”的东西，现在还有谁称许呢？至少在网上的人们都嗤之以鼻。不过据信，在中国国内收入低的民众中，毛泽东当年搞得很多东西还是有市场的。然而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步伐已无法走回头路。说具体点就是私有制商品经济大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在中共十一大三中全会之后的1980年代，中国大陆经济开始起步，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一致持续到现在。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前，中国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似乎小了，其实我认为是社会上没有了可以发表各种政治见解的正常渠道；实际上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对政改的态度就越积极。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大陆底层民众有重归“毛泽东时代”的呼声；阳和平这个“老美”所表述的政治观点很多与之吻合。他们总说那时人们精神面貌好，大家相对平等。呵呵，那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年代。看我这口吻就明白我对那种社会的不以为然。就算毛泽东能非常长寿，继续独掌大权很多年，他那个“精神共产主义”的梦终归要破灭，因为激情是长久不了的；人性是不可改造的。

  中国大陆现行政治制度下，经济发展带来的腐败现象让底层民众有怨气。他们觉得“毛泽东时代”他们的地位比现在高，那时看起来大家还相对平等；现在则是贫富差别悬殊，越穷社会地位越低下；而受教育水平高的人们对社会种种腐败现象的不满更涉及社会制度本身，他们的政治观点被中共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说来，当前中国政治制度岌岌可危？我个人认为就现在中国各阶层的政治态度讲，中共政权没到“失道寡助”的局面，国内相当多的人还是希望国家稳定的；所以中共历届决策者的“维稳”（其实是维护中共专制统治的稳定）绝对有市场。如此，这个被说起来腐败得一塌糊涂的政权便不断地延续下去。我前边说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必须是制度下生活的大多数人认同”。我不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到底有多大比例的各阶层民众反对这个政权，但我知道希望国家稳定的人非常之多。说起来这也应该算是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吧，尽管其中很多人对中共政权在政治上的各种提法的反应是消极的。其实你要是从中国两千年各个大王朝的历史看，中国老百姓总是在忍耐中当着顺民。这种逆来顺受实际上就是对专制统治的认同。

  如果阳和平教授看了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看法，以及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我怕他会怒起来；因为他不是这样理解毛的“乌托邦”思想的。我揣测，他认为人性可以改造。这是我和他在对人的看法上的差异。我认为人实际上是很可恶的，人性完全不能改造。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认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是相对适合人类本性的社会制度。这个民主制度的关键就是对权力的限制。不幸的是，中国大陆的民众传统思想依然是主流，也就是他们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可以没有西方人看起来应用的社会权利，他们习惯于被动地服从权威。

  现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同政见者在呼吁在中国大陆实施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制度；可是并没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去追随他们。要知道，中国的文明史是专制王朝的历史，传统文化也是在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如果你想改变之，这是非常艰难和漫长的道路。当然，一旦中国大陆的人们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桎梏，越来越明确地接受西方提倡的民主自由，限制权力的制度会有可能在中国大陆产生。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附录：阳和平：也谈人性、恶和“文革”（摘编）

  杨和平阳早(Sid Engst)与寒春(Joan Hinton)的长子，1952年出生在北京，长在西安国营草滩农场，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一下是他的的自述摘录。

  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外国人”。我从事养牛业的父亲阳早(Sid Engst) 和从事过美国原子弹研制的母亲寒春 (Joan Hinton) 先后于46年和48年到达中国，而后49年于延安结的婚。我的名字阳和平是宋庆龄在52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给即将出生的我起的。

  我母亲对她所热爱的核物理研究变成了美国毁灭日本广岛人民的工具极其愤恨。她毅然离开美国奔往延安，另找人生的意义。我是在西安的一家国营农场长大的。我父亲负责农场的奶牛养殖，我母亲应用它的物理学知识改良农具，设计牛场。环境虽然比他们在美国时艰苦的多，但他们（觉得）的创业生活有意义。我爸爸常说他们是为活而食，不是为食而活。

  我这个“文革”的“过来人”，经过多年的反思，不太同意贵报记者采访中使用缺乏客观标准的诸如“恶”、“人性”、和“公正”等等的概念和观点来指责“文革”和毛泽东，希望借此机会使贵报的读者看到一些与主流思潮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我在中美两国先后当了近二十年的工人，摆脱不了以工农百姓的角度来观世的立场。在中国当工人的五年里，认识的工人中间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认为只有像“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才能对付官僚腐败的却不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文革”的特点。这是民主，还是恶？

  什么是“恶”？中国传统文化只许“上”犯“下”的恶，把“上”欺骗、压榨、掠夺“下”的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历史上也有数不清的“下”犯“上”的农民暴动，但是只有“文革”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的大规模的“下”犯“上”的(也实质上是民主的)搏斗。工农群众在这场搏斗中目前暂时失败了。

  1974年我到美国后当工人的近十五年里，体会了西方资本主义下的民主与中国毛泽东时代民主的根本区别。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工厂里的工人是主人。在美国老板是主人。

  现在谈谈人性。离开阶级的利害冲突和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去抽象地谈人性是否不现实？人性没有阶级性吗？美国自称是讲人性的，可对伊拉克人它讲的是什么人性？人性是要讲的，但也要爱憎分明。我在中美两国所感触到的工农百姓之间的相互体谅、帮助、宽容比文人们的幻想要实在得多。用“无人性”来指责诽谤工农百姓对当政者滥用职权的憎恨和反抗公道吗？中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的越彻底，工农反抗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的斗争越激烈，“文革”和毛泽东在中国老百姓中就越有影响力。

  “六四”事件中的坦克摧毁了我们很多人对中国当局的幻想。二三十年来眼看着工农百姓的处境日益恶化，目睹着建立在以血汗工厂为基础的、掠夺公共财产为私有的、以武力维护少数人荣华富贵的社会现实，又教育了我们很多人。这段历史证实了毛泽东所发起的“文革”是对的。“文革”的失败是暂时的。它为将来的工农群众的解放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附录：美国红二代阳和平的困惑:中国越来越像美国了

  摘要：闵晓红（杨和平的中国妻子）回忆，寒春去世这一年来，老阳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视频，都会哭得很伤心。有时候他会感慨：中国有些地方，越来越像美国了。他的学生周纤则这样理解：“阳老师所怀念的，是那时大集体主义的温暖。”然而，那样的日子已远去。

  用他弟弟阳建平的话说，就算有两只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贫下中农，哪只是富农”。阳和平却认为自己的阶级对立法放在当下再适合不过了：阶级无处不在，当年的中国工人慢慢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官僚特权阶层则迅速积累着财富和资源。

  上完一整天的课，坐在小餐馆里灌下一碗酸辣汤后，这个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没有中国革命，我妈肯定不会嫁给我爸，更不会有我”。

  在中国出生，度过少年时光；到美国求学工作；最终回到北京定居。现在，59岁的阳和平（大约四、五年前）是对外经贸大学的一名讲师。和他的中国同龄人一样，他的一生被时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更为不同。

  阳和平的母亲，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顿工程中担任“原子弹之父”费米的助手。日本广岛的惨状，促使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为追寻《西行漫记》里描述的革命生活，她来到中国延安。同年，与比自己早三年来到中国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结婚。Erwin Engst是个地道的美国农民，为了来到中国，把老家的三十多头奶牛都卖了。当地的同志们给这对外国夫妇起了中国名字：寒春、阳早。之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中国奶牛品质改良和农机革新方面的专家。六十多年，寒春、阳早一直在“为中国人民养奶牛”。

  最初，他们在陕北的三边牧场工作了四年。直到现在，阳和平还是怀念那儿的锅盔：“一张大号的发面饼，放在铁锅里烤得两面都脆，掰成七八块，我这辈子最爱吃的就是它了。”

  农场是他的家，离开那儿，一切都变了。周围的人总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国人。上小学时，阳和平没少和同学们打架，因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师就会单独教育他：你怎么能和中国孩子打架呢！上课开小差也是同样的待遇：你就不能学习好点么？

  因为是美国人，他们必须定期去公安局申请“居留证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工作人员问：“你为何留在中国？”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我生在这儿，不留在这儿我去哪儿！”

  1969年，阳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开始，他在8车间干压缩木头的活儿。1970年代初，8车间要生产一种特殊的军用玻璃钢，因为保密需要，阳和平被调到了5车间，连学习和讨论都不能参加了。“这不算歧视--美国种族主义对黑人那才叫歧视。”他想了好一阵才说，“是提防，没把我当自己人。”更让他伤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游行，激动的人们就会瞪着眼指着十七八岁的阳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时候，父母这样开导他：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阳和平深吸了一口气，“我还不够反帝么？前些日子我还声援了在华尔街闹革命的朋友呢。”

  1974年3月，21岁的阳和平坐上了从香港飞往洛杉矶的航班，然后转机到费城乡下找舅舅（韩丁）。“爸妈没有阻拦我，他俩认为18岁之后，孩子就不用管了，随我去。”他至今还记得刚下飞机的场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着特地新买的中山装，很显眼，但没人注意他。他留着平头，很像美国大兵，求助时，人们都不大愿意帮助他。“越战还没有结束，美国老百姓的反战情绪特别高。”他解释道，“不过，再也没有人偷偷看你，那种感觉太舒服了。”

  在舅舅的农场帮了半年活儿，阳和平决定去城里求职。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费，找了一份修理收银机的工作，两个月就被辞退了。1975年他当上电工，在修理炼钢厂吊车电线的时候，他差点掉进高炉。过了十个月又被解雇。他问老板：“是我干得不够好么？”老板解释：“跟你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人。”

  杨和平说：“当时中国可没有‘解雇'的说法，我崩溃了，感觉天塌了下来。”

  “过去的中国，工人可以当家做主，管理工厂，可以批评干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国工厂，我在这打工就是挣钱，一天辛苦劳动挣一天辛苦钱，我不会耍滑头，也服从管理。”阳和平这样描述在中美当工人的区别。房租、吃饭都没法解决，阳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复印机赚钱。

  1976年，阳早回到美国，阳和平索性辞了工作，跟着父亲一起作全美巡回演讲。美中友好协会对他们管吃管住，还在各个城市做宣传，报纸、广播铺天盖地。“每场都有几千人，我们爷俩各自讲述在中国的经历，美国观众特别感兴趣。”说起这事，他突然来了精神，“好家伙，白天黑夜地去讲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1977年，阳和平回到中国，常常对同事们讲述美国的经历。可他有些失望：人们感兴趣的是美国的物质生活，却看不透“资本主义的本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阳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会和父母争论。他又一次去了美国，打算看看“西方是怎么研究社会主义的”。

  1980年，他已经28岁了，在美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他本科的论文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博士论文研究“资本主义的周期问题”。从1980年到1997年，阳和平花了七年读完大学，花了九年才读完博士。

  “大学毕业我没懂，研究生时候更迷糊了，后来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会主义走向何处》，终于有点懂了。”他总结自己17年的求学经历，“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弄懂了，再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特别明白。”他对如今中国大学生的考研热潮摇头不已：大部分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在美国求学的日子，阳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他不懂美式玩笑，不习惯人们虽然很礼貌却“从来不串门”。他很难和大多数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观点。只有花几个月时间，等待一份从中国寄过来的《人民日报》，透过那些铅字，他才能找到些许的归属感。

  阳和平在60岁的时候又回到中国生活了，但他也常常不自觉地按照美国标准行事，他的中国爱人闵晓红最怕和他一起过马路--一看见红灯右转的车辆和行人抢道，阳和平肯定会拦上去和司机理论，有一次还差点跟人打起来。阳和平的理由是，美国的汽车在红灯右转时，必须等人行道上没人才能过。

  美国的朋友告诉他，美国警察和占领华尔街的群众起了冲突，打伤了一位抗议的退伍军人。“好家伙，整个加州都愤怒了，几千人占领了码头高喊：这是我们的国家，宪法给我们权利！你们有什么权力（这么做）！”他挥舞着胳膊，仿佛身临其境，“美国政府是霸权主义，却宣传自己是正义的。一旦谎言被揭穿，你看美国群众的反抗有多厉害！中国人民应该学习美国人民的主人翁意识。”

  闵晓红回忆，寒春去世这一年来，老阳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视频，都会哭得很伤心。有时候他会感慨：中国有些地方，越来越像美国了。他的学生周纤则这样理解：“阳老师所怀念的，是那时大集体主义的温暖。”

    阳和平还抱怨公交路线设计不合理：“不能直达地铁站，多么荒谬。要是在美国，公众会起诉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设施的失当！”爱人闵晓红调侃道：“你的意思，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了？”他急了，争辩：“不是那么回事，这和主义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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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春（Joan Hinton，琼·辛顿，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1948年3月来到中国。她是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曾参与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的制造工程）。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做过费米的助手。1949年，寒春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Erwin Engst，在美国就是养牛的）在延安瓦窑堡的一个窑洞里结婚。1949年后生活在中国。他们从事奶牛养殖工作。她是北京地区第一个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谈及为何仍保留美国国籍时，寒春表示只是出于旅行方便的考虑。她的儿女中，长子阳和平 (Fred Engst) 在中国北京的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次子阳建平 (Bill Engst) 在美国新泽西州的 Marlboro；女儿阳及平 (Karen Engst) 在法国 Pau。

  在1996年接受CNN采访时，回忆在华近50年的生涯，寒春表示：“我们从没想过要在中国住那么久，只是当时的中国太吸引人了以至于不想离开。”而谈及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她和丈夫阳早表示他们“目睹了自己社会主义梦想的崩溃”，因为中国愈发的接纳了资本主义。她批评中国经济变革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她和她的丈夫阳早、哥哥韩丁均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国际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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