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恩怨（下）

  ____终于有明白人把红军与张国焘的恩怨给说通透了

  这样的话，张国焘就等着红二方面军来，再共同北上。红二方面军是很特殊的队伍，任弼时、萧克、王震到了江西，跟贺龙会合了，原来他们还想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听说红一、红四都走了，他们也奉命长征，当时接的是张国焘的电报，让他们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就开始行动了，可怎么走呢？从湖南进了贵州，走哪条路呢？到了黄平一带，一个很偶然机会抓住了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是个英国出生的瑞士人，在镇远、黄平那一带传教，英文名字叫伯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红军抓住这个薄复礼太高兴了，一肉票来了。抓住伯复礼以后，让他给教会写信，拿十万大洋来赎。他当时大叫，我根本不值这些钱，你们杀了我算了，我们教会也没有钱。红军就押着传教士还有土豪行军。我们说红二方面军是一支很传奇的队伍，一路行军，拿一条绳牵着土豪和传教士，到了宿营地，中间商就来了谈价钱，多少钱能放人？谈完价钱以后再骑着马找家主，家主拿钱来赎人，没钱就继续往前走。教会哪儿有钱，本来就艰苦的不得了。结果走到了黄平的旧州镇，这儿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教堂里居然发现了一张法文的贵州省全图。所以说，传教士来中国都不是天天行善的，他们都有搜集情报的任务。比如说，看当地的矿产，看当地的基本情况，还要勘测、绘图，那些传教士一个个都跟百科学者似的。萧克一看见这张贵州省全图，非常高兴，问谁懂法文？薄复礼说，我懂法文。萧克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这张地图。伯复礼在回忆录中说，我看着萧克的这张脸，他只有20多岁，那么年轻，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长途行军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我们信仰上帝是一样的，所以上帝让我行善事儿，帮他这个忙。于是萧克举着油灯，薄复礼就把法文翻成中文，萧克在地图上画这些地名，干了一宿，红军就有了这么一张贵州省全图。靠着这张地图，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贵州，进入了云南，最后再北上甘孜，跟红四方面军会合。

  薄复礼待遇就好转了。到了昆明附近，萧克和王震请他吃饭，说，我们经过这两三个月考验，发现你不是坏人，我们决定放你回去。其实赎金肯定是付了，大概有几千大洋，付不了十万大洋。薄复礼就和红军分手，红军从元谋一带北上，薄复礼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后，他就变成英雄了，死里逃生，回到英国他也到处做演讲，教会给了他各种奖励。但这个人真是一个死心眼，他就是爱中国，他又回来了，又回到贵州传教了，一直到1951年，中国镇压反革命，所有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薄复礼也被赶出了中国。他到老挝继续传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到英国。回到英国之后，他写了一部书叫《上帝之手》，他在这部书里，描写了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经过，薄复礼对红军可以说是充满了尊敬。后来中法建交，黄镇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萧克一看，这个人还活着呢，我一定要见他。差不多这个时候，薄复礼去世了，萧克让他秘书张国琦把这本书节译出来。这本书肯定是节译的，因为那本书叫《上帝之手》，肯定有很多宗教的内容，写他在痛苦的时候，在被囚禁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救我的等等。节译之后，萧克作了一个很长的序。我去过黄平这个教堂，看到教堂整修一新，给薄复礼做了一个塑像，感激他在长征中为红二方面军做的贡献。这是确实是一个很传奇的事情。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再次北上。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下充满了苦涩心情，你看毛泽东带着他的部下，过一次雪山，过一次草地，最先到达了陕北，他们还是正确路线；我们跟着张国焘北上，又南下回来了，再北上，我们过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多受了两倍的苦，还是错误路线。所以你看跟什么人，结果真是不一样。毛泽东后来总结了一句话，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方向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但是如果方向路线错了，再多的人、枪，你再努力，最后也无济于事。

  张国焘带领着二、四方面军，第三次通过了草地，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的会宁会师了。陈昌浩他们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会师词，我们盼望着会师，眼睛都望穿了，我们就像犯了错的孩子，现在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多诚挚的感情！长征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壮丽的一幕，一、二、四方面军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后终于在陕甘宁会师了，中国革命可以说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最高兴的是谁？是蒋介石。他心说你们三家到一块了，很好，给我一个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赶紧调兵遣将，调集了50万军队，把陕甘宁团团包围，东边阎锡山，南边张学良、杨虎城、顾祝同、胡宗南，西南马步青、马步芳，西北马鸿逵、马鸿宾。蒋介石对将领们说，攘外必先安内，消灭了共产党红军，我会带你们抗日的！毛泽东知道这是灭顶之灾，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一共还剩下8万多人，要吃没吃，要枪没枪，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毛泽东怎么办呢？首先他是求和，《毛泽东书信选集》从1936年10月到12月，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写了17封信，一辈子的软话都在这个时候说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呵，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我们红军都愿意追随蒋介石共同抗日等等。蒋介石不为所动，他还不知道你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非要消灭你不可。

  毛泽东一看求和无望，就得另找出路。第一条出路，命令彭德怀指挥红军，打宁夏，叫宁夏战役，又叫西征战役。党史上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先后进行了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我们开学术会的时候外国学者问我们，你们长征为了什么呀？我说，为了北上抗日。外国人问，宁夏有日本人吗，你们干吗去啊？我一下答不出来了。宁夏战役当时就是打开一条从宁夏经内蒙去外蒙、去苏联的通道。实在不行，咱们带着队伍去苏联。但宁夏战役刚一打，毛泽东就感觉到不行，这条路不能走，共产党、红军要是流亡去了，出了国了，那蒋介石不就一统天下了吗？中国历史还有共产党什么事儿？所以这条路不能走。

  第二条路，派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西征，开辟河西走廊。这个事情现在有很大的争议，许多红四粉在网上写文章，说毛泽东就是要黑红四方面军，特地把他们派到河西走廊送死，削弱张国焘的实力，他好掌大权。这种说法是非常阴谋论的。这个问题当年是双方都有关系的，第一，毛泽东跟红四方面军说，你们别来陕北，陕北根本养活不了你们这六万多人，哪儿有那么多粮食，你们还是在甘肃那儿开辟根据地吧。第二，徐向前、陈昌浩和一堆红四的将领也不敢来陕北，怕来了以后路线斗争，算他们卓木碉会议的老账。所以他们当时心里也揣着个兔子。这个时候中央就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们组织西路军，打通国际通道，去新疆，就是接通远方，而且还说苏联在新疆准备了机枪、武器等着你们去拿，你们执行西路军的任务。当年红四方面军一听到这个任务以后兴高采烈，好啊，我们到了新疆，接收了苏联武器，我们又是红军老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红四非常快地执行这一任务，过了黄河一路向西，当时马步芳只有两个师的兵力，才两万多人，哪抵得住六万多红四方面军啊，这个时候中央一个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既不许前进也不许后退。徐向前、陈昌浩非常不理解，从新疆拿了武器再回来不行吗？不行，哪有武器给你们呀？苏联的武器是给盛世才的，当时苏联希望在新疆建立他的势力范围，跟红军有什么关系？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打开一块地盘，建立一块根据地，就是留一条后路，如果陕甘宁待不住了，可能中央还要去投奔徐、陈。这是中央和毛泽东预留的一块活棋。

  那么这块棋做完了，第三步棋就是笼络张学良。张学良“九一八”丢了东北，让全国人民臭骂，现在来陕北“剿共”，又让全国人民臭骂，说张学良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张学良也很痛苦，听说红军到了陕北，他非常好奇，红军居然能走两万五千里，他问手下，你们谁能这么带队伍，我是没这个本事。于是在好奇心之下，他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自己悄悄跑到了洛川，跟共产党秘密会面。共产党来的代表是周恩来和李克农，周一见到张学良，着实地把他捧了一顿，少帅真是年轻有才，您要领导抗日，我们共产党红军都听你的指挥云云。张学良一高兴，跟红军结盟，第一，给红军十万大洋，两万套棉衣棉裤，帮助部队过冬，解决燃眉之急；第二，我们互通情报的，谁也不打谁，建立秘密渠道的联系。

  这样中央又给自己做了一个眼，多了一条活路。这个时候蒋介石到西安督战，领导各路军马准备向陕甘宁发起最后的攻击，毛泽东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绝密的电报，说如果蒋介石要进攻，你和杨虎城给我们让开一条缝，让我们带着红军从你们两个人中间南下，过秦岭，回徐海东的鄂豫皖老家；如果鄂豫皖还待不住，我们再二次长征投奔在河西走廊的徐向前、陈昌浩。所以你看毛泽东在当时是什么打算都做了，什么出路都想了，就是为了挽救即将被消灭的共产党和红军。

  张学良回封电报说，别着急，过几天形势可能还会有变化。什么变化共产党也不知道。于是张学良就去跟老蒋说，你看人家共产党都求饶了，服软了，接受你的改编了，把他们收编了不就完了吗？蒋介石勃然大怒，你这个毛孩子，你懂什么政治？把张学良臭骂了一顿。张学良少爷脾气来了，好你个老头子，不给我面子，我整你！张学良一怒之下，他个人发动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留了，西安事变完全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事先跟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共产党做梦也想不到。结果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一片欢呼，好啊，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张学良你就组织抗日政府，我们共产党跟你合作，马上派周恩来同志骑马去西安，商量成立国防新政府的大计，蒋介石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你的手里，杨虎城也不能信任，必要时诛之为上。杀！这是中共中央当时的真实心态，蒋介石把我们长征整的多苦啊，我能不恨你，我能放你？

  结果西安事变一发生，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张季鸾在《大公报》写社论，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虎视眈眈，张、杨两个军阀还在搞政变，还想篡位，你们不是乱臣贼子，谁是？全国的舆论一致声讨，张、杨显得非常孤立。过了三天，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了，说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张学良绝对当不了中国抗日领袖，你们只能联蒋抗日，不能联张抗日。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写了，说共产国际的电报一来，毛泽东气急败坏，在窑洞里走来走去，说反了反了，天地翻覆了，原来我们让恩来那么说，现在反过来说，我们不是反复无常吗？事实证明，共产国际过去再错，这次确实说对了，张学良就是不得人心。所以中央还是得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赶紧派人去追周恩来，把共产国际最新的情况通报给周恩来。

  过了半个月，周恩来终于到了西安，张学良是盼星星盼月亮，就想听听周恩来的主意。但是周恩来不跟他谈，先去见蒋介石，说校长，我看您来了，只要校长同意停止内战，我们共产党和红军都愿意听你的指挥，共同抗日。蒋介石也是狼狈不堪，被扣了半个月了，宋美龄和端纳冒死从南京飞到了西安，见到蒋介石。宋美龄就说，你别“剿共”了，南京那边盼着你死、等着抢你位置的人多了去了。蒋介石怎么办？他得先脱身呐。于是他跟周恩来说，恩来，只要你们听我的话，我可以停止内战。有了蒋介石这样一个表态，宋美龄就召集周恩来和张学良开会，当今民族大义至上，我们国共两党捐弃前嫌，重新合作，联合抗日。这样的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绝对不像我们的电影里演的那样。

  西安事变使陕北中央柳暗花明，但是把西路军坑了。西路军当时在张掖、武威这一带，既不进也不退，待了将近三个月。这三个月是冬天，我们今天走河西走廊，依然是走多远看不见一个村子，地广人稀，这是非常贫困、荒凉的地方。来了六万红军，也是天天要吃饭，出现了跟在草地的时候一样的问题，军队跟回民争食。三个月，待在河西走廊，冬天往哪儿住？把回民的村子、房子都给占了。怎么取暖？把回民种的树都砍了当柴烧。你说回民能不愤怒吗？而且，河西走廊是什么地方？就是当年清末左宗棠大杀回民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带，回民不管是什么党，只要汉人抢我的房子、抢我的地，就跟他们拼命。马步芳就集结起五六万人，组成民团，跟西路军开战。西路军在这儿耗了这么多的时间，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得不到回民的支持，反而引起了全体回民的仇视。这样战争的结局就决定了。梨园口、高台这些惨烈的战斗，不是马步芳的部队和西路军作战，而是以马步芳的部队为骨干，纠合了广大的回民跟红军作战。

  我到张掖去，跟当地党史办的同志座谈。党史办的同志一看，北京的学者来了，准备好了讲话稿，说官话。我说咱们都是搞历史的，好不容易我来你们现场，你别说官话了，就跟我说说真实情况。他们说，哎呦，我爷爷说了，红军来了，把我们这儿祸害惨了，树也砍了，房子也给拆了。当时回民跟西路军作战，那是父子齐上阵。红军都是步兵，回民来的都是骑兵，五六个红军才能打一个回民，好不容易把这个回民从马上揪下来了，西路军缴获了上百匹马，自己组织了骑兵团，跟马家军作战。结果到了阵前，马家军一吹口哨，这些马驮着红军都跑回人家阵地去了，马都是人家的。最后西路军败的非常悲惨，徐向前、陈昌浩只身逃回陕北，绝大部分红军都溃散了，就是李先念带着400多人最后一直逃到了新疆，陈云接应了他。

  马步青、马步芳消灭了西路军之后，最悲惨的就是西路军的女战士。马步芳规定，把这些西路军的女战士都配给马家军，但是有一个条件，团长配团长，连长配连长，士兵配士兵，得门当户对。当时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就配了马家军的一个团长，王泉媛是一个刚烈女子，宁死不从，动不动就拿剪刀，马家军看她太性烈了，暴打一顿赶出门了。王泉媛一直从甘肃跑回井冈山的老家。但是，那么多红军女战士就跑不了了，改嫁了马家军，在当地有一个外号叫“共产婆”，只要是四川口音的就是原来的红军，共产婆。这些人嫁给了马家军，到了1949年，王震的部队到了西进新疆，到了青海、甘肃，别的地方搞一遍肃反，马家军住的地方搞三遍肃反，可以说是斩草除根。这些共产婆就都成了叛徒了，谁让你跟了马家军了，你为什么不牺牲？那时候很“左”的。

  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当时我们复旦的一个学员去青海湟源县当副县长，负责平反冤假错案，他说，我那儿最大的冤案就是共产婆。于是找找还有多少共产婆了，就剩下几十人了，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可以说，从1936年西路军失败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政治和身体的双重灾难之中。有很多人最后平反了，每个月给她们40块钱的生活费，一个一个痛哭流涕。所以有位董汉河就采访她们，非常感动，写了一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那么我们说，西路军这么悲惨，说明了什么？干革命，就是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因为当时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是为中央预留一个后路，所以在那儿既不进也不退，等到西安事变解决，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西路军的悲剧。

  红军长征有着非常丰富的故事，但是红军长征这种伟大的史诗，它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这个首先我们要归功于埃德加·斯诺。西安事变之前，斯诺就在张学良的承诺之下，秘密进入了陕北，毛泽东正好处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一看来了一个美国人，非常的高兴。当时就让红军干部尽可能的给他提供素材，每个同志写几篇你的长征回忆录，让这个洋人带走，到上海给我们化缘、募捐，这样我们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儿。于是斯诺所到之处，我们都给他提供材料、提供采访，斯诺把这些材料写成了他的《西行漫记》的素材。但是斯诺只是采访了一部分内容，斯诺走了之后，红军收集了这么多的回忆录，几百篇的稿子怎么办？当时是冯雪峰要从延安去上海，重新建立左翼的文化，延安方面就把长征的这些回忆录手抄了几份，其中的一份抄稿就让冯雪峰带到了上海。原本是准备交给鲁迅的，结果鲁迅去世了，就交给了一个书商。这个书商就把这个抄本秘密地保存下来了。这些长征回忆录虽然写好了，但是因为国共合作，所以不能编辑，也不能出版，里面写的好多是蒋该死如何如何。毕竟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当时红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徐梦秋，受毛泽东的委托，编辑这些稿子，徐梦秋和丁玲、徐特立他们几个人在延安编辑，到了1942年，编辑出了两本书，就叫《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记》最初是土本印刷的，印出来之后，朱德送给了史沫特莱一份，史沫特莱去世后捐给了哈佛燕京学社。哈燕社有一年清理库存，把这本书扔出来，正好是上图的一位同志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当善本部主任，一看这不是朱德的签名本吗？太不得了了，于是把这个书复印了送到上海。上海就出了两套书，一套是1942年徐梦秋编的《红军长征记》铅印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另外一套就是冯雪峰带到上海的手抄本，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了。

  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之后，《红军长征记》一下丰富起来了。在1949年建国后，这两个本子我们见不到了。当年在延安搞《红军长征记》的时候，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刚刚经过长征，很多事情记忆犹新，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中央没有口径，没有框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于是这些人就随心所欲，由着性子来，什么高兴写什么，很有个性、很有特点。建国后一看，这不行啊，这些文字对我们的前辈不恭敬呵，于是开始进行净化、剪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展示了原始资料，但这个原始资料只有50多篇文章，100多篇文章都被删掉了。

  后来我说不行，得找到原始版本，找到原始版本一看，《红军长征记》有100篇，我就把《红军长征记》整理了。但是1956年的版本也有一个好处，书中有几篇长文章是综述性的，不是在国内发表的，而是在苏联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一篇署名“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本小册子1936年在上海出版过，很稀有。这个廉臣，后来陈云说，就是我，我到了苏联以后，为了宣传长征，当时用了一个化名叫廉臣，在书中我写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跟着红军长征，如何如何。但是陈云只走了一半长征，到泸定桥之前中央命令陈云去苏联，命令潘汉年回上海，他们俩就离开了红军队伍。廉臣写了一半长征。后来又出的文章，一个叫杨定华的写了《雪山草地行军记》，1938年上海印行过。杨定华，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陈云和邓发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都是把握全局的人，加上他们亲历记，这些文章写的是相当得生动，相当得有趣。但是有一条，他们是为了宣传长征，所以他们写的都是非常正面的。

  写到长征中的痛苦，我们说徐梦秋的“长征记”是写的最好的，文笔也是最好的，过草地那种饥饿的状态，红军那种痛苦的生活，知识分子怎样在野外生存，写的栩栩如生。徐梦秋当时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宣传干部，文笔最棒。结果徐梦秋这个人最倒霉。在过雪山、草地的时候，两只脚冻烂了，起了坏疽，到了陕北，马海德来了，他是跟斯诺一块来的医生，把徐梦秋两只脚截了，于是徐梦秋变成残废了。徐梦秋后来又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到新疆跟盛世才搞统战。盛世才最后面临一个抉择，是投靠苏联还是投靠国民政府？盛世才觉得我还是得当中国人，虽然他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最后他决定投靠国民党，那就要跟共产党划清界限，把新疆的共产党人都抓起来了，包括陈潭秋、毛泽民。都抓起来之后，徐梦秋屈服了、叛变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盛世才处死，徐梦秋也就回不来了，徐梦秋投奔了军统。1949年在南京，国民党要溃逃，毛人凤说，共产党那些叛徒一个都不带走，我们现在要他们有什么用？徐梦秋走投无路，等到刘伯承进了南京，徐梦秋还想去找刘伯承拉拉关系。共产党这边说，好啊，找了多少天找不着你，原来你这叛徒在这儿呢！于是把徐梦秋扔到监狱里，一直关到70年代，他死在监狱里。所以徐梦秋的这些文章当然不能面世了，不能收入《长征记》。一直到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可以公正地看待这段历史了，我们就把徐梦秋的文章原样整理出来。最初在整理徐梦秋文章的时候，是依据《红军长征记》1942年的版本为底本，整理完了之后，我一看1936年的手稿本，里边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更生动，比如说，我们突然发现喇嘛庙里的佛爷能吃，我们天天拿锅炒佛爷，跟豆沙一样吃，还不能让别的同志知道，不然我们就没得吃了等等。像这些文字，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

  长征史料越接近那个时代，就越真实。我把这些文字都恢复了，甚至把那些画了××、画了框框，他们自己认为不合适的，我也恢复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最真实。而且红军中这些文人写的文章可以说是有血有肉，红军也是人，是一帮非常年轻、非常天真的孩子。彭家伦是红军政治部的干事，他写的文章为我们解开了飞夺泸定桥最后的谜底。彭家伦写的文章被删了好几篇，为什么删他的文章呢，我把原始版本拿来一看，原来他写红军刚刚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到了国统区的一个镇子乌迳，一看有饭馆、有集市，红军就高兴了，他们到了杂货店，老板，我买两块钱的盐。老板给他们称了16斤盐。红军说两块大洋有这么多的盐吗？我们在苏区的时候两块钱一小口袋盐都买不了。可见当时禁运多厉害，他们一下扛了一大麻袋盐回去，两个红军战士兴高采烈。还有一个战士，到了杂货铺一看，一个塑料瓶子，这里面一定是炼乳。老板说这不是牛奶，你别喝。战士不信，拿起来就喝，是墨汁，喝了一嘴都黑了。他就跟老板打架，大闹一场。彭家伦赶紧赶到，说是你不对，人家不让喝，你还喝，犯傻了吧！就这样的情节，很可爱，表现出红军是一群非常天真烂漫的人。而且在长征中，也不完全是痛苦，还保持着这种乐观精神，而且还能把这些朝气蓬勃的东西记下来，我认为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每次整理一次《红军长征记》，都是希望把最原始的东西补充进去，这些东西越还原，就越接近1934、1935年，越接近那个时代，让我们看得越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