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谁是最难管的人物？

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是1950年代苏联援助新中国157项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工程之一。高级别、高规格、高待遇，使得秦城监狱成为特殊监管的别名。而一部顺序记录下来的、发生在秦城监狱的故事，则成为历史的特殊佐证。

  78岁的何殿奎离休前是秦城监狱监管处的处长，在秦城监狱及其前身功德林监狱担任监管员近40年。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阅尽了中国政坛高层人物的起伏面孔。

  “我有这么个思想。这些老干部怎么能犯了罪呢？这我有怀疑。为什么产生怀疑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怀疑。‘青岛案’那么多干部被抓，都错了；‘广东案’更大，一二百人，都错了；五几年，内部肃反，弄来弄去又错了一批。对这些老干部，必须要保护好，服务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何殿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编者注：“青岛案”即1955年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内奸嫌疑”案；“广东案”即1951年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等人的“特务”案，皆系重大冤假错案，已平反）

  何殿奎曾跟公安部的另一位离休干部汪春耀开始合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监狱提审犯人，跟他相识。用汪春耀的话说：他们这些小人物，脑子里装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独立卫生间、地毯和鱼翅

  何殿奎永远记得这个日子：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落成的第一天。从那天起，他就在那里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才离开。

  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由4栋3层青砖小楼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204。后来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中写道，其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那是1980年，作为预审员的他就住在秦城监狱的监房里办公。每间监房都有独立卫生间，带脚踏式冲水的抽水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仅仅是条件最一般的201监区。秦城的四座小楼，内部结构都不一样。204监区，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监房约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床是沙发床。伙食标准是按部长级待遇，到东华门“高干供应点”采购。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两菜一汤，饭后有一个苹果。苹果是刚从冷库里拉来的，放在稻糠里保鲜，拉来时那苹果都冒着气儿。还给他们发固体饮料，一盒12块，一块能沏一杯柠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两种。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难时期都一样。

  给他们做饭的则是专门从北京饭店调来的乙级厨师刘家雄。就是在那里，何殿奎第一次见识了鱼翅。他以为那是粉丝，刘家雄告诉他，是鱼翅，就是鲨鱼的鳍。

  每天，都由何殿奎给他们送饭。每人一个四层的饭盒，分别装米饭、两个菜和一个汤。冬天用棉罩保温。每个饭盒的颜色都不同，以示区分。一共15份。

  这些重量级犯人是从功德林监狱的“特监”迁来的。1956年7月，功德林设立了一个专管高级干部的“特监”区，把这些人从不同监区集中起来管理，何殿奎是监管员。“特监”一共8个人：原来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从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贸部副部长徐雪寒、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泊、《人民文学》编委胡风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级干部。

  秦城监狱建好后，这些人全部迁入204监区，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庸等几位“青岛案”主犯也从别处迁来，一共15位。

  但他们并不知道彼此。放风是严格隔开的，绝对避免见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编号。

  唯一知道他们身份的，除了领导，只有204监区的管理员何殿奎一个人。

贴身监护潘汉年

  何殿奎跟这份专门看管大人物的特殊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是因为潘汉年。

  1955年4月3日，他被从功德林的丁字号监区紧急抽调去监管潘汉年。领导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轻肯干：他才23岁，但十来岁到延安，20岁入党，已经是个年轻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记得太清楚了，因为潘汉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队都不是那里的，是专门从北京市摩托连调来的一个排。整个监区，只关他一个人。岗是双岗，监房门口一道，监区门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谁都不能进去。

  潘汉年刚来的那十几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间里，24小时贴身监护。

  那些天，潘汉年几乎每天被带去“谈话”。他出入都要戒严，如临大敌。

  谈话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审讯室，而是会议室，坐在沙发上谈。主持谈话的先是公安部的一个局长。何殿奎在旁边端茶倒水。

  秦城的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有严格区分。前者即预审员，只处理案情；后者则负责犯人的吃、住、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可以知道案情。潘汉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击了审讯开始头几天的过程。

  谈话很“平稳”，但并不顺利。潘汉年就是不开口。僵持了几天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亲自来谈，说“保证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给你写个条子”，他才开始谈。

  潘汉年被捕时是来北京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次会议是要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作为饶漱石的下属，潘汉年自知难逃干系，主动写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那件事，结果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铁证”。

  不久，“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犯相继入狱。

  何殿奎记得，潘汉年的编号是64，袁殊65，扬帆66，饶漱石最特殊，0105，全监狱独一无二。他至今不解其奥妙。

  谈起对潘汉年这位情报界传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说他个子不高，胖胖的，不爱说话，“很稳重的一个人”，从来看不出他情绪上的变化。他生活很有规律，晚饭后会在床上闭目打坐一个小时。刚看到这奇景，哨兵以为他死掉了，还曾跑去报告何殿奎。潘汉年在狱中写过一篇小说，写一个拉洋车的人，可惜后来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监区的犯人陆续释放。潘汉年就安置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区，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顾。那段时间，他生活比较愉快，常去南边的水库钓鱼，去附近的小汤山镇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说有笑。但这样的日子随着文革的到来彻底结束了。

“我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

  文革开始后不久，扬帆、饶漱石、潘汉年等再次入狱。

  潘汉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经不是文革前的那个秦城。“旧公检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造反派称为“修正主义”“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1967年11月，秦城被军管。原来的监管干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

  何殿奎就此离开了秦城，一别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调回来。他是第一批回来的两个人之一。

  城已经面目迥异了。因为“走资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盖了两栋4层红砖小楼，编号为205和206。监狱的名称也换成了“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七大队”。

  何殿奎告诉记者，“秦城监狱”文革前并不叫这个名字，叫公安部预审局，对外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文革军管时写报告，落款是“七大队”，总理看了说：“什么七大队，不是秦城监狱吗？”从此秦城监狱才叫开了。但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于正式文件，也没有挂牌，正式名称仍然叫公安部预审局（现在叫监狱管理局）。

  何殿奎从“五七干校”回来后被分配到201监区。当时201关押了89名部局级干部。他是“负责人”之一，但是负不了责，上面有3个军管干部，他只能列席会议。

  不久，秦城监狱出了一件大事。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上书毛泽东，揭露秦城监狱里生活待遇低劣的问题。1972年12月，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工作组进驻，整顿秦城监狱，并逐个找在押人员谈话，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何殿奎回来一看，老熟人不少。公安部8位部长，5个关在201。放风时看见他们，只能点点头。

  潘汉年等也关在201。潘汉年苍老了许多，头发几乎掉光了。那几年，吃的是窝头白菜，见不到肉。

  当时秦城监狱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贵，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关锋。即，1968年进来的第21、22、23号。这种编号法从文革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何殿奎说这三个人，王力很老练，一般比较讲道理；关锋精神失常了，经常骂街；戚本禹不大讲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个“闹监”的，经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邻不宁，还用手纸堵门上的玻璃观察孔，跟哨兵斗智。他还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

  这时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迁到没人住的三楼，随他吵闹，随后打开外面的木门，只关里面的铁栅门，让他喂蚊子。戚本禹喊报告要找何殿奎，何让哨兵说“出差了”。三四天后再去，吃够了苦头的戚本禹终于愿意“谈谈”，从此基本上服管了。

秦城监狱最难管的人物

  但戚本禹还不是最难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调到204监区，升任科长，专门负责管理“心眼太鬼”的头号难缠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整个秦城监狱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首，加上年龄又大，上面强调要绝对保证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满足其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他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区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看着他。他动不动就在监房里表演撞墙，搞得监狱上下越来越紧张。

  何殿奎就是专门被调来管教他的。他首先搬到陈伯达旁边的监房中，近距离观察了一周，认定他的寻死只是作势而已。一天，陈伯达又要撞墙，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赶到后，叫哨兵放开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陈伯达不吭声了。

  1976年，陈伯达又开始折腾起来。他称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着上厕所。何殿奎估计他是装的，就让王医生去跟他说，要再不起来锻炼，他的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陈伯达害怕了，问能不能拄个拐棍。何殿奎说可以。“不用请示，当场我就答应他了。”

  何殿奎知道，陈伯达无非是想让上面注意他这个被遗忘的角落。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消息见报后，他重燃希望，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

  但他等来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监狱。

  何殿奎在204监区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为副处长，脱离了监管第一线。他离开的时候，陈伯达等已保外就医，“王关戚”也先后被释放。潘汉年病逝在湖南劳改林场，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