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历史人物传记，理当保持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标准。即使是各种已出版的资料集、年谱、回忆录，并非都可直接当第一手史料来利用。就算较具权威地位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文集文稿、年谱传记，引用时也要谨慎和采取考据态度
老高按：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冲击正常日程，我这个伪球迷也禁不住诱惑，放纵了几天“外行看热闹”——四年才一次嘛！
下面接着转载杨奎松评潘佐夫《毛泽东传》一文的下半部分。明天再来刊登潘佐夫对杨奎松的反批评。看“潘杨之争”双方在学术绿茵场上如何打防守反击吧！
评潘佐夫的《毛泽东传》——兼谈潘书中若干史实错误（下）
杨奎松，《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注释从略。
（续前）6、对若干史实错误的辨正
上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潘书的历史叙述，与学界在许多重要史实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相比，是有距离的。一部研究型的历史人物传记，尤其是强调自身具有史料价值的历史人物传记，无论如何应该重视与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对话。忽略对话，只满足于个别材料的引用和新观点、新说法的提出，势必会因研究上的脱节，造成许多史实上的或史料解读上的错误。
为说明潘书中这类错误的严重性，我在下面选取了该书第三篇至第六篇中10个较大的问题稍加辨正与说明。对这几篇中一些一望而知的错误，我亦择要以表格形式列出，唯不再做具体分析。
（1）第三编第二章讲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对国共合作政策的态度倾向时，作者运用史料的方法颇让人奇怪。长期以来，很少专业研究者不知道三大会议发言等第一手史料，仅见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年的工作笔记和报告书信。作者在书中也多次引用马林档案，但在谈到毛在中共三大上的表现及态度问题时，却放着马林档案基本不用，主要转述张国焘几十年后回忆录中的说法以为叙史的根据。
作者依据张国焘回忆在书中写道，毛泽东在会上和他及蔡和森一样，都对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规定持不同意见，反对马林和陈独秀等轻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是毛的态度不如蔡和张那么坚定。作者引述张回忆录中的说法称，大会决议投票通过后，毛“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蔡则“沉重的说……服从多数的决定”，张最坚定，声明“保留原有意见”。作者据此描述称，毛在会上一会儿“支持张国焘和蔡和森”，一会儿对在中国发展群众性政党和工人运动“抱悲观态度”；一会儿认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一会儿表示“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刚刚还投票反对大会决议草案，决议通过后马上又宣布“接受多数人的决定”。（第172—173页）
马林在笔记中又是怎么记述中共三大上的会议发言及如何向共产国际报告的呢？马林写道，会上对共产国际党内合作持异议的主要是蔡和森和张国焘二人。蔡坚持独立发展工人运动，张国焘坚称“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同样从事过工人运动的毛泽东和本身就是工人出身的王荷波、邓培等代表却明确讲，中国工人只“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充其量拥有民族主义情感。毛并告诉马林：“他对（湖南）工会组织已拿不出任何办法，所以十分悲观。”毛在发言中还明确表示，他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是“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我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正因为如此，毛在中共三大会议召开期间就按照马林的口径，写了专文发表在会后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公开呼吁全国中小商人联合起来，“领袖全国国民”，以掀起国民革命。
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会在中共三大上取代张国焘，不仅顺利当选三大中央执委，而且做了中央局的秘书，成了党的最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然，马林原先更看重瞿秋白。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三大上中共党的领导人中陈独秀、李大钊和年轻的瞿秋白表现是最出色的，他衷心希望瞿能够做陈独秀的助手，协助陈在中央工作。“可惜他的健康这么糟糕”，“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绝不能从事繁重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毛泽东对共产国际联合战线政策坚定拥护的态度和表现，自然就赢得了马林和陈独秀的认可。
（2）第三篇第三章作者引述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1924年2月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称，身为中共中央代表的毛泽东竟然在青年团全会上公开宣称“国民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阶级阵线应该抛弃”。达林为此致函中共中央，要求他们另派一位新的代表来替换毛。作者据此写道：“达林是在自寻烦恼。由于鲍罗廷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持差不多同样的见解。”作者举出的证据是：“1924年2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批准了《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主张“吸收工人、农民和城市中间阶级的代表加入国民党，以扩大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的秘密准备。”书中紧接着告诉读者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对这种‘偏向’做出截然相反的反应，以图扭转航向。”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随后来到上海，于5月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否定了中共中央2月的这个决议案，规定了新的方针。维经斯基转告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张是：我们“在国民党内工作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加强共产党，使之为下一阶段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做好准备”。（第192—193页）
首先，中央二月决议关于扩大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秘密准备”的主张，与毛2月讲话称“国民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阶级阵线应该抛弃”，能称得上是“同样的见解”吗？
其次，共产国际4月关于“加强共产党，使之为下一阶段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做好准备”的主张，与中共二月决议关于扩大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秘密准备”的主张相比较，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显然，作者在这里没有弄清楚自己转引的所谓毛泽东2月讲话、中共中央二月决议案和共产国际4月指示这三段话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问题。
中共中央1924年的二月决议案是不是受到了5月召开的中央执委扩大会议的批评呢？是。但五月会议批评的是潘书说的这个《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吗？不是。
作者本人是否读到了自己引述的这个1924年2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批准的《关于国民运动的决议》，颇值得怀疑。因为他在正文中既没有直接引述文件中的文字，也没有给出文献资料的出处所在。
查相关史实和五月会议批评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弄错了二月决议案的标题和内容。
这个二月决议案，标题应该是《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该决议案的主旨按共产国际4月指示和中共中央5月会议的观点，确实偏“右”。因为它强调的是，全党同志要千方百计维护好两党“忠诚的合作”，“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不可在国民党内和右翼起争论，必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要努力使国民党“真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等等。也因此，决议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把自己转变为国民党内的非法组织，做好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秘密准备”之类的文字。
同样，也只有在这样一个二月决议案的基础上，作者所称达林关于毛的讲话，以及“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持差不多同样的见解”的说法，才可能是成立的。
（3）第三篇第四章作者在说明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过程中，称“在布留赫尔不在的情况下”，“只有鲍罗廷好歹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由于苏联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无视蒋介石的存在，“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也有意利用季山嘉来败坏蒋介石的名声”，“蒋将军出手了”。3月18日，“蒋命令中山舰政委、共产党员李之龙把这艘军舰开到黄埔军校附近以执行警戒任务。当李奉命将军舰开到军校附近的停泊处之后，他又突然被指责为企图‘哗变’，蒋由此捏造了一个‘共产党政变’的流言”。20日，“他宣布广州全城实施戒严，逮捕了一些共产党员，派兵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的住所”。“一时间，广州城里到处贴满了蒋发布的告示，其中称：‘我信仰共产主义，我本人几近共产分子。但中共党人把自己出卖给俄人，成了其走狗。因此之故，我决意反对他们。’这次事变给蒋带来的直接收获是：季山嘉及其副手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立即就失势了，而他信任的布留赫尔则再次被任用了。”（第214—215页）
有关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问题，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不少当时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苏共中央军事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人员事前事后的信件、报告资料，其中不少内容也已经刊布发表在潘书常常引用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这部资料集里了。但奇怪的是，作者的这段叙述及其引文，没有任何一条源自于当年这些档案史料。书中关于这一事件只有3条资料，其出处除一条系转引外，两条均源自于事隔四五十年后的个别俄国人的回忆录（其中一位事变期间还不在广州），因此不确及错误处甚多。
首先，“在布留赫尔不在的情况下”，“只有鲍罗廷好歹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误解。一来，读者很容易以为鲍罗廷当时还在广州，因而会对鲍罗廷为什么在事变过程中没有起作用感到好奇。事实上，鲍罗廷当时也已离开了广州。二来，说只有鲍罗廷能够维持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内部脆弱的力量平衡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中山舰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中央内部的矛盾问题，这不仅与事实不尽相符，也和作者随后对事变发生原因的解读对不上号。
其次，前面说“布留赫尔不在”，后面又说事变后蒋信任的“布留赫尔则再次被任用了”，给人印象好像布留赫尔只是暂时离开了广州，因蒋对他十分信任，故事变后其他苏联顾问有些被解职，布留赫尔“再次被任用”。实际上，布留赫尔在事变发生半年前就因旧伤复发不得不回莫斯科，季山嘉已经接替了他的军事总顾问一职。蒋赶走季山嘉后，坚持要求苏方将布留赫尔派回广州，经莫斯科同意后，布留赫尔5月30日再来广州，这才有“再次被任用”的情况发生。
再次，作者说明此一事变发生原因时，只谈到季山嘉如何“低估”甚至“无视”蒋介石，声称季山嘉“试图将国民革命军置于他个人的严密控制之下”，给人印象，蒋发动事变主要是要从苏联顾问那里争夺权力。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导致蒋、季冲突的原因作者没有注意到。那就是，蒋一直在布留赫尔的帮助下在做北伐的准备，在刚刚结束的国民党二大上他并公开宣布了北伐的意图，没想到却遭到了新来的军事总顾问季山嘉的反对。双方之间随后的隔阂、猜疑及其矛盾冲突，均由此而发。蒋必欲驱逐季山嘉而请回布留赫尔，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段叙述中还有不少错误，比如作者引用的两位俄国人的回忆都清楚地记述李之龙是中山舰舰长，作者却称其为中山舰“政委”；比如说汪精卫有意利用季山嘉败坏蒋的名声，这在两部回忆录中都无记载，也未见其他档案史料的证明。又如说事变发生后广州城到处贴满了蒋发布的“我信仰共产主义”，但不能容忍中共“把自己出卖给俄人”做走狗等内容的告示，这本属一看就不合情理的道听途说，作者却当成事实来叙述。实际上此说出自切列潘诺夫的回忆录，唯切列潘诺夫事变时并不在广州。他在回忆录中也只是说，这是他后来听说的蒋当时没有发出的“某些传单”之一。
（4）第五篇第一章称1930年8月初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得知红军打下长沙后，想“要挑起一场苏联会最终取得胜利的世界大战”。斯大林得到消息后，当即“对李立三发出一道威胁性的命令：‘立刻到这儿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要求下，中共中央于9月末召开了一次极为保密的扩大全会，但“李立三在党内很有权威”，无论是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瞿秋白，还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对他都无能为力”。故会议最后仅仅承认犯了策略和组织上的局部错误。作者接着写道：“对此，斯大林再也没有耐心了。他迅速把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远东处的领导巴维尔·米夫派到中国来。”米夫10月到达上海，于1931年1月初在上海召集了新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在会上，仅凭他的一句话，就让他以前的学生陈绍禹……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此人以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另一位毕业生沈泽民……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为了支持这些决定，米夫邀请了一群他在莫斯科教过的学生来参加会议。这些年轻人没一个是中央委员，却占了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一！”（第322—324页）
作者用了近3页篇幅叙述这一情况，总共使用了6个注释，其中两个是解释性的，一个是借张国焘回忆评论米夫为人的，一个是借助一本中国学者整理的资料介绍几个留苏学生姓名的，只有两个注释属于引文注释。但作者使用的这两条注释都不准确。一条注在斯大林“发出一道威胁性的命令”后面，查原注文献，里面并没有提到斯大林，说的是在1930年8月25日联共（布）中央书记莫洛托夫主持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其中要求“李立三同志尽快到这里来”。虽然用语中提到“尽快”（英文为immediately），却没有“命令”的意思，也看不出“威胁性”。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中央接电后毫不犹豫地“请求不要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去，又过了半个月之后，远东局还在担心李立三可能根本就不会去莫斯科。
在这里作者发生误判和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误以为斯大林在李立三在8月初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上述狂妄的讲话后不久，就得知了李的言论，并想当然地认为8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已经知道了李立三两周多前的讲话内容，让李立三到莫斯科来一定是斯大林的主意，而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也一定是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进行的。既然斯大林有此严厉指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却敷衍了事，只承认犯了策略上和组织上的错误，作者自然也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因为“李立三在党内很有权威”，中共领导人和远东局“对他都无能为力”的结果。进而也就很容易推论出斯大林发了脾气，这才把米夫派到中国来，决意要根本改组中共中央了。
在这里，作者显然不了解当年条件下中共中央重要决定和相关文献资料报送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复杂过程。当时中共中央与莫斯科联络的渠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利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电台；一是利用苏联来往于中苏的外交信使。前者的信息传递自然比较及时，中共中央的重要决定马上即可翻译成俄文，转经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人员，送到苏联领事馆发至莫斯科。后者则费时甚多，通常先会经过中文整理缮写（会议记录经常还会由会议发言者审改文字）后，再交远东局转交苏联外交信使经海路带去莫斯科，经过一段时间的翻译后，共产国际相关人员才能具体了解其中的内容。
李立三8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言论，即是按此既定程序，经过缮写、加工、交通传递和翻译，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才看到的。结果，斯大林直到10月才知道李立三8月初讲了些什么。也因此，虽然也是批评李立三的一些过激说法和做法，8月25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中却完全没有提到李立三8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说法问题。9月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电报指示，以及9月16日远东局就召开全会问题给周恩来、瞿秋白的信中，也都丝毫没有提到李立三的8月初讲话中的问题。因此，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没有触及李立三8月初的那些言论问题。
莫斯科因李立三狂言而震怒的直接表现，反映在10月下旬拟就，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才收到的《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由于直到10月中下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才了解到李立三8月初不可容忍的讲话内容，并开始做出激烈批评，因而作者接下来关于斯大林为此亲自派米夫来上海改组中共中央的说法，就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米夫到中国来的时间不是作者说的10月，应该略晚一些；二是米夫在此之前就受到派遣，转经德国到上海来，帮助解决中国党的路线问题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则米夫最初的使命中可能并不包括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的任务。
关于作者所说米夫在主持召集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的过程中“为所欲为”的情况，也与事实有较多出入。
比如说四中全会上“仅凭他的一句话”，不是中央委员的可以“当选”为候补委员，还可以当上政治局委员，就极不准确。实际情况是，受当时秘密工作条件和党内投票选举制度所限，米夫要想实现他所希望的改组目标，存在很多困难。包括会议名称、开会形式、日程及时长、推举或补选名单的拟定等等，会前会中不同意见各方始终都在激烈争吵中。以米夫11月到上海来计算，到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他至少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与中共各派人物在进行交涉和讨论，光是开紧急会议还是开六届四中全会，就磋商了很长时间。即使米夫和远东局最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并提出了自己的名单，在会上仍旧受到相当多与会者的质疑，因而投票表决时仍不得不接受反对派代表提出的名单，一同进行投票。由此可知，米夫当时并不能轻易决定谁当选谁不当选。
再比如，说米夫“邀请”（英文为invited）了一群自己的学生与会，甚至说“这些年轻人没一个是中央委员，却占了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一说法更是错误。作者在这里加了一个引注，给人印象，他是从中国学者王健英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一书得来这一数据的，但查王书并无此一统计。
实际情况是，与会者37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22名，列席15名。虽然列席者也可投票，但列席15人中约半数是来自反对派的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及全总党团等单位的代表，真正算得上是米夫学生者只有陈绍禹、王稼祥、秦邦宪、沈泽民、陈原道5人而已，他们至多只能占到列席者的1/3，如何能占到与会人数的1/3呢？
另外，作者关于米夫通过四中全会让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让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陈绍禹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说法也不确。实际上，会议经过两次投票，第一次先补选中央委员，第二次才补选政治局委员。补选中委投了两个名单，共10人当选，陈绍禹、沈泽民均入选。之后才举行了政治局委员的补选，补选的5人中有陈绍禹。至于张国焘，他原本就是政治局委员，再度选进政治局亦情理中事。何况让张回国“参加政治局的工作”，也是米夫来上海前六届三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定，作者说这是米夫刻意安排的结果，显然也是读史料不细致的结果。
（5）第五篇第三章谈到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1935年6月中旬会师后，张国焘等与中共中央争权的经过。称两支部队会师后即发生摩擦，毛等“只能退缩”。7月中旬，“洛甫准备把总书记一职交给张，但是张却宁愿要当时来看更重要的位置，也就是红军总政委……周让出了总政委一职，毛也让出了前敌政治委员的位子，军队的指挥权到了张国焘手里”。下旬，“毛和洛甫决定对张国焘进行反击”。20日，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洛甫要求张汇报1932年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张报告后，“毛对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张放弃老根据地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两个星期后，洛甫又指责张国焘放弃了川北的新根据地。张终于忍不住了：‘你们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了，怎么还认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第376页）
对于上述内容及引文，作者注明引自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但查对该年谱，基本上找不到潘书中的那些引文和说法。年谱完全没有提到洛甫也准备交出总书记一职的事，只提到中共中央在7月18日于芦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了党内分工问题，同意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给张国焘，并增补一、四方面军负责人进中央军委。之后21、22两日再开会，“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但毛、洛及会议都明确肯定张国焘领导下四方面军总的路线是正确的，退出鄂豫皖是必要的。唯对没有打败仗就退出通南巴一事，他们认为在策略上是不对的。进一步查对芦花会议的原始记录，也查不到张讲过什么指责中央放弃中央苏区和批评中央路线不正确的话。
（6）第五篇第四章讲西安事变后莫斯科的反应及决策过程，称12月13日当天消息传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极为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乐观、赞赏地看待张学良。苏联需要保持克制，灵巧地应对与西安事变相关联的反苏运动。”第二天开会后他才跟斯大林联系，斯大林的反应让他大吃一惊：斯大林“建议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拿出独立的主张，站出来反对内乱，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坚持签订协议和共同行动”。“斯大林实际上是在要求共产党人释放蒋介石！”几小时后斯大林又突然来电话质问季米特洛夫是否知道王明电报的事情，季米特洛夫表示不知道，斯大林气冲冲地说要把电报找给季米特洛夫看。随后斯大林又给莫洛托夫打了电话，通知莫洛托夫第二天下午到斯大林同志办公室来，讨论中国的事情，并要求莫洛托夫只和苏共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曼努伊尔斯两个人去。（第398—399页）
作者注明，这段文字引自季米特洛夫日记。但奇怪的是，作者的引述和日记的表述多半不相符。
下面摘录季米特洛夫日记中与上文相关的部分原文以便对照：
12月13日……斯托马尼亚科夫来见。他对张学良作出好的乐观的评价。苏联应该谨慎和巧妙地对待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反苏运动。
12月14日……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后）把邓发的报告送给斯大林，请他对我们的中国同志的立场提出意见。（我们的）建议是：“建议他们采取自主的立场，宣布反对内乱，坚持和平解决冲突，争取和解和协同行动，在强调共产党在致国民党的信和毛泽东答记者问中所持立场的同时，争取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各党派发表民主宣言。”
深夜0∶00斯大林来电话：“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我不知道有这种事！）“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随后莫洛托夫来电话：“明天下午3∶30请你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来，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的工作。只有您和曼努伊尔斯基，别人不用来！”
由上不难看出，第一，作者错把12月13日苏联副外长斯托马尼亚科夫对季米特洛夫说的话，当成了季米特洛夫自己的话。第二，作者错把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听取和讨论邓发报告后起草的针对中共中央的意见稿，当成了斯大林在与季米特洛夫通电话时提出的针对西安事变处置的指示意见。第三，作者错把莫洛托夫打给季米特洛夫的电话，当成了斯大林打给莫洛托夫的电话。以至于就出现了十分诡异的情况，即季米特洛夫竟然听到了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电话中的指示：“明天下午3：30请你们到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来”，讨论中国的事情，只有你和曼努伊尔斯基，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季米特洛夫吗？！）
（7）第五篇第四章讲1936年12月20日毛泽东读到了莫斯科指示电的全文， 说“但他同时也不想在自己的党内同志面前显得太窝囊。因此， 尽管毛已经接受了莫斯科的指示，客观情况也有利，他还是没有（英文为went slow）与蒋介石签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当然，蒋也不急于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同盟”。（第401页）
必须指出，这样的历史解读实在有些离谱。
第一，这个时候党的总书记不是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并不由毛负责。毛虽分工负责统战和军事，但在应对西安事变如此重大事件的基本决策问题上，当时也还是集体讨论决定。毛既不需要为共产国际来电前的中共中央事变处置方针的对错负责，也无法出于挽回自己颜面的目的，去阻碍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协议的商谈。即使出了什么问题，首要负责者，也是负总责的总书记，而非毛。何况，要和蒋谈协议，也是远在西安的周恩来等才能谈，毛如何“与蒋介石签订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
第二，在共产国际指示传达到陕北，事变进人最后几天时，中共中央最大的愿望就是与蒋介石签订一个双方和解或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协议，周恩来一直在西安为此努力，没有谁会想拖延或拒绝与蒋签订协议。直至12月24日晚和25日上午，即张学良已决定放蒋之际，蒋、宋等虽已有口头承诺，中共中央还曾两度提出释蒋应以留下书面保证为前提的要求。问题在于，蒋介石既不与中共代表见面谈判，更不同意留下任何书面的妥协字句。
（8）第六篇第一章介绍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情况，称“在四天的激烈争论之后，毛泽东胜出了”。25日，“洛甫起草并由会议通过的一个决议声称，为了贏得南京政府的‘信任’和公共舆论的好评，八路军在最初阶段应该在与其他中国军队合作的情况下进行运动的游击战。该决议要求，在日军战线出现缺口的情况下，共产党控制的部队应转而进行独立的和纯粹的游击战，借此来扩大他们在日军华北占领区内军事行动的范围”。27日，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讲了很长一段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要求警偈右倾危险。9月1日，毛又在一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报告中强调：共产党人在战争中要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今后与国民党的关系，“要么我们战胜他们，要么他们战胜我们”。要想战胜国民党，“共产党军队只能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保存实力，绝不能成为蒋介石手中的傀儡。他解释说，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因此有必要保持耐心，等待日军实力的逐渐消耗＇（第464～465页）
上述叙述及引文，作者注明分别来自三个来源，即一本叫《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的教材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中）第18～19页，以及《毛泽东文集》第２卷第8～10页。在这里，除了27日的引文作者全文照录了《毛泽东年谱》中的文字外，其他文字引述或概述明显错说甚多。
第一，《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相关内容中并无所引文字。第二，洛甫起草并通过的洛川会议决定中完全没有谈到军事作战方面的问题。第三，9月1日毛泽东的“报告”确是引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8～10页，但编者已经注明，毛的报告对象是“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不是“党的高级干部”。文集收录的只是“报告大纲”，内中谈到“战争中要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却没有谈到“保存实力”，“等待日军实力的逐渐消耗”之类的问题，也没有“要么我们战胜他们，要么他们战胜我们”的说法。査原文，毛关于国共关系的这句原话与27日作者引用过的那段话的原文基本上是相同的，即“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但是，作者在这里不仅没有结合毛27日讲话内容来理解，反而依照他想象的“等待日军实力的逐渐消耗”来取得最后胜利的逻辑，把“追随”和“吸引”直接改写成“战胜”了。
说作者对毛泽东这时的持久战思想和国共合作思想，更多的是出于自我的主观想象，并非客观史实，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作者所称洛甫起草的决议要求在日军战线出现缺口的情况下，共产党军队应转而进行独立的和纯粹的游击战，借此来扩大他们在日军华北占领区内军事行动的范围的说法。不仅此说法不知所据为何，更重要的是此说法离历史事实太远。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时，八路军刚开始改编，还没开赴前线。当时才打到南口、张家口一带，南口战役还未结束，保定会战还未打响，华北敌后根本就不存在，不要说洛甫不是军人，就是军事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等，有谁能够在当时就估计到很快会出现深入敌后作战的可能性？在日军还只占领着平津一带，尚无任何敌后军事力量存在的情况下，又有谁能够提出“扩大他们在日军华北占领区内军事行动的范围”这类说法呢？
同理，8月底前后上海抗战刚刚打响，华北抗战也才初揭帷幕，当时战争的发展趋势还看不出中国非败不可的样子。再加上这时正逢国共关系全面上升阶段，绝大多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都跃跃欲试要和国民党合作抗日，毛泽东这时再有不同意见，也只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小范围会上去争论，又怎么可能跑到积极分子大会上去讲什么“要么我们战胜他们，要么他们战胜我们”，以及我们必须“保持耐心，等待日军实力的逐渐消耗”之类的话呢？
査潘书引述的毛9月1日报告大纲，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当时苦口婆心地告诫党内干部的只有一点，就是一定要把未来前途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他最担心在国民党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中共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最后被国民党吸引了去或者瓦解掉。他当时的目的，是要保住现有的党和军队，争取在战争中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最终影响、吸引友党友军，并引导中国未来的建国方向。也正因为如此，8月27日中央座谈会所列讨论问题5项，不仅没有谁战胜谁的问题，而且还有“革命前途是否有和平转变可能”，“和平转变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否可以有两党存在”这样的问题。
（9）第六篇第一、二章讲任弼时受命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一事，称“1938年2月底3月初的时候，王明这一派的成员在政治局对毛泽东的支持者们发起了一场公开的斗争，后者中最积极的人是洛甫和任弼时”。“就在这个关头，毛决定派他的一个心腹去莫斯科解释形势并寻求指示……他选择了任弼时。”任到莫斯科后既“不能公开出面反对王明”，又“要确保获得对毛作为中共主要领袖的地位的决定性的承认”，因此始终小心翼翼地通过报告来传递“以毛为代表的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的信息。由于4月中旬递交上去的第一份报告没有任何回音，“5月中旬，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提交了第二份报告，进一步称赞了王明，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一次试图打消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可能有的对毛泽东的任何怀疑。他传递的信息显然是：毛对莫斯科的忠诚绝不在王明之下；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现在不会出什么问题，将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因此，最好不要对中共领导集体做任何变动，让毛继续掌舵吧。季米特洛夫在请示过斯大林后，表示了对中共政治路线的完全支持，还以决议的形式“‘同意’由毛泽东取代洛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第479～481页）
首先要说明一点，作者这里对任弼时先提交了一份报告，没有回音，不得不又提交了一份报告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查任弼时的所谓两份报告的内容可知，任4月14日撰写的其实是准备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的“报告大纲”，5月17日所谓“第二份报告”才是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所做的正式报告。换言之，并不存在所谓两份报告，前一份报告未得回应、任不得不再提供一份补充报告的情况。先行提交一报告大纲，等待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好专门的报告会后再当场报告和回答与会者的提问，这是一个惯例，故所谓“没有任何回音”的说法也不确实。
从作者提供的注释看，上述史述及引文全部只依赖于两个来源，一是1987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任弼时选集》，一是2000年高华在香港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由于《任弼时选集》只收录了任弼时5月17日的正式报告的内容，因此可知作者并没读到任弼时4月14日报告大纲的内容。据此亦不难判断，作者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发现任何俄文档案，他关于任弼时的出使经过、所拟报告大纲的内容及其被冷遇之类的说法，只能是从髙华的书中来的。对照高书，不难发现作者上述说法大都与高书相似，唯不能理解的是，高书已明白写道：“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作者何以就认定是毛泽东“决定”和“选择”了任弼时呢？
同样的情况，因为读过任弼时这两份文字，故高书虽也推测任此行是旨在争取共产国际对毛的认可，但其解读毕竟没有脱离文本，只是分析认为任报告中的文字隐含着“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的意图。而潘书这里却在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的情况下，就大胆解读称，任弼时的报告就是在告诉莫斯科：“毛对莫斯科的忠诚绝不在王明之下；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现在不会出什么问题，将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因此，最好不要对中共领导集体做任何变动，让毛继续掌舵吧。”事实上，任的报告大纲和报告正文直接提到王和毛的名字都只有一处，而且都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说王明带回了季米特洛夫指示，说毛发表过一个重要谈话。除此之外，报告没有任何地方谈及两人的情况或党内问题，更不曾单独为毛讲话。
至于潘书称，共产国际依据任弼时报告通过的“决议还‘同意’由毛泽东取代洛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与史实不符。该决议是6月11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可以很容易地在季塔连科主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档案》中找到，内中没有任何一个字提到过毛泽东，更不必说“同意”让毛泽东取代洛甫担任党的总书记了。④莫斯科对毛泽东和王明在党内地位问题确有表态，但据现有资料可以确定的是，那是７月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所做的口头表示，且并没有直接谈到取代洛甫的总书记问题，只强调党的团结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如同多数谈论毛泽东生平，特别是毛政治崛起过程的著述一样，潘书在几乎所有涉及1935年至1938年这一段中共党内的领导关系的时候，基本无视总书记洛甫的存在。好像洛甫只是挂名的傀儡，毛才是党的最高领袖。包括在上面的叙述中，作者也是上来就断言，王明一派人“对毛泽东的支持者们发动了公开的斗争”，任弼时去莫斯科的任务，就是“要确保获得对毛作为中共主要领袖的地位的决定性的承认”。洛甫在这里仅仅被视为是与任弼时一样的毛泽东的“最积极的”“支持者”，而不是党的、哪怕是形式上的最髙领导人。如此述史也是不尽妥当的。
（10）第六篇第三章称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时，已“竭力避免提及‘新民主主义’这个术语，转而使用‘人民民主革命’这个术语”。称“二中全会做出的决议明确指出了毛对这两个概念所做的区别。决议宣称：在被称为人民民主国家的东欧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及发展……被限制和缩小得非常厉害。’与之相比（英文漏译）‘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暗含着相当大的经济自由。”（第543页）
査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相关的原文是这样的：今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及发展，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及发展，不是如间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得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
对照决议原文可知，决议并没有“竭力避免提及”中国革命和国家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包括对东欧国家，也同样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倒是作者把它们改成了“人民民主国家”。决议也没有表现作者所说的，毛想要像东欧国家那样实行限制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缩小资本主义存在及发展政策的倾向。恰恰相反，决议明确认为：中国不应学东欧，而应坚持“中国型”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对资本主义发展既不过分放纵，也不加以严格限制和使其缩小。
换言之，作者在这里偷换了决议中所说的东欧国家的属性概念，颠倒了原文中所讲的意思，硬把“人民民主”与“新民主主义”这两个概念按照自己的逻辑想象对立起来，进而得出毛从此不再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结论来。这样来概述史实，既不准确，也不恰当。
7、并非多余的话
在结束本文前，还有两个问题需要附带提到。
（1）潘书在中文文献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在国外学者所撰毛传中，真正用心且专业性较强者，不能不提到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他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毛泽东》就已经在高度重视毛的历史文献的初始性问题了。其70年代后所做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编辑“未经加工”过的毛的文章、谈话及书信资料集。他的目的，就是想为世人提供一套能够基本还原毛思想生平本来面目的最基础的原始文献。对此，潘佐夫应该也是有所了解的，他也大量利用了施拉姆已经编辑出版的前7卷资料集。但是，他对于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的分类即显示，他远不像施拉姆那么敏感。这也难怪他经常会直接把前人研究毛的各种观点性的和背景性的说法拿来就用，甚至加以发挥。其书中的许多史实性错误，均与此有关。
历史人物传记写作，固然是一种集大成之举，但历史学者做此工作还是理当保持自己的学术品味和学术标准。即使是各种已出版的资料集、年谱、回忆录，并不是都可以简单地当作第一手史料来利用。施拉姆、竹内实等早就在千方百计地重编毛泽东资料集，其原因也正在这里。换言之，即使是当今较具权威地位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各种文集文稿、年谱传记，学者引用时也同样需要保持谨慎的和考据的态度。
比如，毛1930年5月所写《调査工作》，散失了30多年，20世纪60年代初找到后，毛做了大量修改补充后以《反对本本主义》为题重新发表，潘书未加考据和说明，就简单地当成1930年形成的史料，拿来说明那个时候的史实，这显然过于轻率了。（第305页）
又如，潘书依据《毛泽东年谱》提供的一则说法，照搬到书中称，1932年1月中旬，毛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并提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华已经引发了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说“临时政治局的代表们几乎是勃然大怒”，有人当场反驳称：“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毛因此即请病假上山休养去了。（第344页）事实上，读一下会前及会后毛领衔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劳动群众书》《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等诸多文献，就能发觉这种资料的可信度有问题，必须要做详细考据方可使用。把这种一望而知是来自于回忆录的说法当作信史来用，也是不慎重的。
再如，称1937年8月27日，即洛川会议结束两天后，中共中央又举行了政治局常委座谈会。（第465页）这也是照搬《毛泽东年谱》的记述，实际上也是不准确的。作者的参考资料中是有中共组织史资料的，査一下就知道，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只设有政治局和书记处，并无常委会的设置。且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多半也是参加刚刚结束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成员，故这个座谈会不会是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依据常识也是可以判断出来的。
（2）对简体中文本译文的意见
对一部译著的评论，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译文的质量。好在潘书还有一个英译本多少可以对照，故我在遇到中文阅读存在明显问题之处，一般还可以对照经过潘佐夫本人审定出版的2012年英文译本。但简体中文本所依据的英文译本到底是以2009年俄文全本为底本的，2012年的英文本则为压缩本，两个英文本并不完全一致。故本文对潘书的评论固然注意了对照中、英两种文本，但仍难免会因为没有读到过潘书俄文原本，包括2009年英译本，也包括可能会因为没有认真对照2012年英文本的每句话，而出现有误议甚至是妄议的地方。此点还需要再加说明。
就个人看法而言，我认为简体中文本译文的质量总体上还是好的。否则的话，本文的讨论就无法进行，非改去评论2012年的英文本或繁体中文本不可了。但是，行文到最后，我还是不能不说，简体中文本的译文质量参差不齐、粗枝大叶，以及因译者用心不够而出现错误的地方仍可谓比比皆是。一个会让专业读者最感头疼的问题，就是译者只核对了极少量引文的出处，书中大量引自随手可査的引文，包括中文的引文出处，相当多处连页码都标错了，有的引文甚至与注释出处完全不符，译者都照录不误。
至于各种小错误，像漏译，如把“进行不没收富农财产的土地改革”译成“进行不没收财产的土地改革”（第542页）；人名译错，如“郭绍唐”译成了“郭肇堂”（第385页）；名词译错，如把“英美使馆武官”译成了“英美军事专员”（第401页）；形容词译错，如把“灵活的（或机动的）游击战”译成历史上就有争议的“运动的游击战”（第464页）；动词译得不准确，如“他也懒得去解释在生产关系体系中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经济地位”，这里“懒得”一词的译法值得商榷，原英文短语为nor did he burden himself by，比较准确的意思是“没有尽责”或“没有用心”（第211页）等情况，仔细梳理起来就太多了。这些小错误有时候一样会造成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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