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上位的文革背景（ZT）

文革爆发后的历史大潮，使水利专家胡锦涛命运改写，他能够登上党政军大位，与文革分不开。 

文革的结果加速了中共领导权从第一、二代领导人向第三、四代领导人过渡。 观察家通常将1949年以来的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四代。第一代为1900年以前出生、1927年前成为中共干部的一代，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为代表；第二代为1915年前出生、1937年前成为中共干部的一代，以邓小平、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等为代表；第三代为1936年以前出生、1949年前成为中共干部的一代，以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为代表；第四代1943年前出生、1965年成为中共干部，以胡锦涛、温家宝等为代表。 

1976年文革结束时，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大多已经去世，第二代领导人也已经六七十岁高龄，中共急需重建干部梯队，培养接班人。加之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成为中共高层的共识，加速了中共领导权向第三、四代领导人的过渡。到1985年，第三代领导人胡赵等人已经成为中央及地方政府主力，相比第一代向第二代转换长达近30年，第二代向第三代转换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第四代的胡锦涛，同样被越级提拔，以建立急需的接班干部梯队。1982年仍是正厅级的胡锦涛，到1985年底已担任正部级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时年仅39岁，是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文革改变了原来可能接班的“太子党”的命运，为胡锦涛等平民家庭出身官员的晋升铺平了道路。“太子党”本来凭借其家世，极易成为中共第三、四代领导人的主体，但文革破坏了他们的仕途。他们在如何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的问题上已经产生了叛逆性的看法，观念与毛泽东思想及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已迥然不同。太子党中许多人因为父母的政治错误而完全失去了政治前途。虽然有些人在父母文革后官复原职后恢复了政治地位，但他们已失去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兴趣和信仰，对政治生活产生反感”，最终选择了下海经商，其结果就是太子党中合格的继承人急剧减少。

1980年代太子党经商凭借特权倒买倒卖，在国内引起的民愤极大。1980年代后期的两次学潮，就有反对太子党官倒的成分在里面。还有朱德孙子，“二熊”等高干子弟犯罪被枪毙，更有情报部门的俞强声被美国策反，都使邓小平感到干部子弟不可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需要吸收平民家庭出身的官员进入高层，以平衡太子党。胡锦涛等平民官员进入高层，正当其时。

胡锦涛文革中的表现也使他得分很高。 文革开始时，胡锦涛为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文艺社团团长，而清华大学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发源地之一。胡锦涛曾参与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四一四”派。 四一四派，由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分裂而来，与蒯大富为代表的井冈山兵团激进派对立，被认为是支持老干部的“保皇派”。在关于文革的核心观点上，两派分歧明显：四一四派认为，不应否定、打倒一切，走资派只是一小撮，反对激进派的全国性武装夺权，认为“造反派只能夺权而不能掌权”，应由老革命干部作为权力机构的领导和中坚，尤其是他们对文革前十七年持肯定态度。胡锦涛选择加入”四·一四“派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本身就属于共产党的大多数，是中共十七年路线的产物。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回到文革前十七年路线，恢复受到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路线，这一基本立场的一致，是邓小平考察提拔胡锦涛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胡锦涛尽管参与了四一四派，但其文革中表现，属于“逍遥派”无疑。据胡锦涛的学弟万润南回忆，文革初期，文艺社团四位辅导员曾联名写了一张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题为“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由社团党支部书记主导，作为团长的胡锦涛签名，这是清华文革的重要档案。虽然任何事物都有人际关系的偶然因素，胡锦涛文革和以后的表现还是要“过硬”才能过得了关。例如王兆国也是邓小平挑选出来的接班人选，位置原来还排在胡锦涛前面，但到了部级后就被否定了。

胡锦涛“谨慎和讨人喜欢的性格”是内因。他安全感强、不爱冲突、自觉自律、勤勉上进、温和周到，举止得体。文革中野心家与机会主义者的种种丑陋表演，使邓小平等劫后余生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在选择接班人时异常小心，反感性格张扬、咄咄逼人的人，对胡锦涛低调、谨慎、谦和的性格较为喜欢。 如此来看，一个政治上值得第二代中共领导人信任，性格谦和、谨慎、极具亲和力与凝聚力的平民家庭出身的接班人，正是中共后强人时代集体领导体制下，调和各方利益，巩固中共执政地位，推动中国向前发展所需要的。胡锦涛因而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