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官媒宁波网报道，8月5日，青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刘宁公开露面，会见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这意味着此前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4个月的“一肩挑”结束，其省长一职将很快由刘宁替代。加上8月6日已经由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任命易炼红接替省委书记和省长“一肩挑”4个月的刘奇任江西省副省长、代省长，已经有两位省级大员就位。

仔细梳理2018年1月至今的人事任命消息，就会发现至少有120名省级副职被调整，从中央部委“空降”至地方的副省级干部有9人，而异地调动则达30余人。如果对这些人事调动进行总结的话，不难看出中共十九大之后的用人观已经从雏形走向了成熟并越来越稳定，同时似乎还流露出一些新的迹象。
 

习近平的选人用人观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被认为会重塑中国政治格局

先“破”后“立”的总体思路

观察从中共十八大到中共十九大的五年政坛人事变动，重点在一个“破”字上，比如元老政治从政坛彻底退出，出身闽浙两省的官员受到重点提拔，所谓“团派”逐渐消弭，以军工系为代表的新技术官僚“逆袭”等等。而从中共十九大开始到中共二十大的五年，人事布局重点则在一个“立”字上。

在“破”的阶段伴随的是疾风骤雨似的反腐运动，以薄熙来掀起的政坛震荡为起点，曾经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他的“政法系”、“石油帮”彻底瓦解，曾经的“中办大秘”令计划被查，曾经掌控中国军队十年的郭伯雄、徐才厚落马，极有希望冲击政治局的天津市原市委书记黄兴国未能“转正”即被调查，一直被视为“政治新星”的孙政才成为又一名落马的政治局委员。 

而在“立”的阶段，习近平脑海中的选人用人观念才彻底呈现出来。比如在地方重要省份和中央中枢机构分别让自己“熟悉的人”上位，在各省份一把手的任命上会青睐“忠诚的人”，而在地方省份副职的调动上则明显选择了“懂行的人”。

省级副职选择“懂行的人”

8月2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被任命为海南省副省长。同时，今年1月刚刚从山东调任海南省副省长的刘星泰，去职副省长并被任命为海南省委常委。分析人士认为，此二人的调动均是为海南省自贸港的建设“量身设计”的。一个是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专家，另一个则是以破除山东省日照港腐败窝案闻名的反腐高手。

 习近平用人观逐渐浮出水面

再如，前中国央行副行长殷勇被调往北京市任副市长，分管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市投资促进局等单位，这些跟他在央行的工作不无关系。

除了从中央“空降”行家之外，地方省级副职调动也呈现出显而易见的“扬长避短”、“对症下药”、“缺什么补什么”的特点。据统计，在30位异地调入的省级政府副职中，东北三省的3人分别是被调往辽宁省任副省长的前重庆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陈绿平、被调往吉林省任副省长的前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靖平、被调往黑龙江省任副省长的前河南郑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程志明。

此三人要么是来自国内生产总值（GDP）常年领跑中国全国的经济龙头上海，要么是来自GDP增速始终保持高位的西南重镇重庆，要么是来自GDP扭亏为盈，逆势成功的中部崛起城市郑州，明显是在给经济滑坡、困境重重的东北三省“补课”。

至此，先“破”后“立”的习时代用人观大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习毛用人观的对比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在用人上的不拘一格和“打破常规”和毛类似，如2017年5月，任命既不是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蔡奇接替郭金龙成为北京市委书记，以及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中纪委副书记李书磊的任命等。此外还有强调政治规矩、重视基层经验、重用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的官员等。

然而习与毛不同的是，毛认为官员跨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政治过硬，不懂行可以从头学起，情愿给培育官员的业务能力留出时间。而习对于人尽其才、配置最优和效率最高有着近乎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追求，这或许从中共十九大结束后习近平同新当选的另外六名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可以窥见一斑。

习在讲话中给出了清晰而明确的时间表，2018年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在振奋人心的同时，也不由得给人一种时间紧迫，争分夺秒的感觉，因此习在用人上是以任务为目标，以结果为导向，在打破常规的同时也更加强调人力资源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