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上传播的报道和文章多为“旧闻”“旧说”，很可能只是“出土文物”一爿残片，只是事件和争论长链一个环节，被人“挖”其一点，不计其余；很可能其实还有更多内容，甚至可能这一“报道”早被人证伪戳穿，真正的史实另有更权威的叙述
老高按：信息传播史上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手段诞生之后，一些过去的信息内容，就会借助这种新手段重新复活一次。对于那些此前没有接触过这些内容的人来说，这些就是“新事件”“新消息”“新见解”！
眼下微信在中文世界急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看到上述“新瓶装陈酒”现象，在微信里超大规模地重演；不少有心人也有意将过去三年、五年乃至十年二十年前的“旧闻”“旧说”，稍加整合后推出。如果考察一下目前在各种微信公众号、各种朋友圈中流传的文章，我敢说，一半以上，其实是老黄历。
对这种现象，我感到，第一它是无可厚非、十分自然的：有了新的信息传播手段，人们当然就要用这种手段去扩大自己的认知时空、精神视野；第二，它也是非常必要的：历史积淀下来的各种启示、教训，难道不应该通过新的信息传播手段来重新获得生命力，在新的信息市场上一争高下？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尽管许多是“旧闻”“旧说”，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讲，它就是过去闻所未闻的“新闻”“新知”，同样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功效。
但是，我也感到，需要提醒自己和博友、推友、网友，在读到网上或微信上文章的时候，不要忽略时间因素：该文写于何时？所写的事件发生于何时？越是耸动的标题、越是异常的事件，越不能省略这个步骤。我已经发现，此类文章中，不知发出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往往对关键的日期模糊处理甚至尽付阙如，多数情况下，不能说它没有表明时间，却毫无意义——其中提到“5月5日”“8月上旬”“两个星期前”云云，但就是不说是哪一年！
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要将文中提到的有关信息甚至语言风格作为根据，来做推理了。有一个非常有效、甚至可以说屡试不爽的办法，就是将文章标题，或者所写人物或事件，作为关键词，在谷歌上检索。
我觉得，还应当提醒自己和博友、推友、网友的是：这些发掘出来的“旧闻”“旧说”，很可能只是“出土文物”的一爿残片，只是过去某个历史事件和争论长链的一个环节，被人“挖”其一点，不计其余。从这个意义上看，查证就更加必要了！一检索很可能就发现这一争论还有各方更多有意义的内容，或者这一“报道”早被人证伪戳穿，或者被指为“一面之词”，真正的史实另有更权威、更全面的叙述。
有人会说，网上和自媒体上信息浩如烟海，我有百来个群，哪有那样的闲心和闲时去逐一查证？当然，我这里只是针对比较重大的报道和文章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且查证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费事，绝大多数情况，就是举手之劳、一键之功。
我发上述议论，是因为今天我遇到一件事：在一个微信朋友群里，读到一篇文章《代表“平型关大捷”的一张照片》，大意是说这张照片是“被鉴定借用台儿庄大战”的。文章的作者和转发者无疑都信此文为真、认照片为假，希望借此扫除网民迷思。
我读到这篇文章，感到似曾相似：十多年前就已经为此发生过争论，事情真相好像并不那么简单。正好有片刻休憩时间，便动手查证了一下。原来代表“平型关大捷”的两张照片（见下），都早有人质疑真伪，众说不一：
八路军115师指挥所。
平型关大战中我军机枪阵地。
在2015年还有不少人认真进行了一场争论。在这里全面介绍所有各方意见，我力所不能及，只挑这场争论中的一篇文章——姜克实发表于中国爱思想网、并也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上刊载的文章《平型关大捷是怎样记录下来的？——一场历史剧的来龙去脉》，转载于此。历史的真相很复杂，并不能简单武断地划线！
平型关大捷是怎样记录下来的？
一场历史剧的来龙去脉
姜克实，爱思想网，2016年12月22日
一、两张照片
关于平型关大捷，有两张出现在所有抗战纪念馆里的著名照片。一是《115师的指挥所》，映出指挥战斗中的师长林彪（左一），副师长聂荣臻（中间举望眼镜者），二是《机枪组的三名战士》，在高崖顶阵地射击来犯的“日本兵”。有关照片的由来与真伪，至今有过不少论争。笔者也于2015年10月发表过一篇文章，推测机枪组的照片拍摄于台儿庄（1938年4月）。起因是笔者在研究台儿庄作战时，从世界著名的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1939年发行）中发现了平型关大捷的机枪组的镜头。由于地形显然不会是平型关的乔沟，于是产生了疑问:
伊文思和八路军，到底谁借用了谁的作品？在断定了八路军1937年9月并没有摄影设备的事实后，推理八路军借用了和伊文思同行的罗伯特.卡帕的照片。两人在台儿庄时一起行动，卡帕的作品，大多和伊文思的镜头重叠。并没有下结论。因为笔者并没有在卡帕的作品群中发现过这张证据照片。 
Figure 1 《115师的指挥所》左，《机枪组的三名战士》右
文章登出之后，接到不少来自读者的指教。很多是非常有益，贵重的意见，提供了很多资料线索。笔者对此又继续进行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推理错误。原因在对国内资料调查不足，忽视了不少先行研究中的重要成果。
二，事实的真相
先简单地说一下现在梳理出来的事实和结论。
即此映像，有照片和影片两种版本，摄影对象都在同一现场，同一时间。的确是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有关联的作品。虽然不是在平型关战斗中的实地摄影，却是事后（十月中旬左右）在异地（山西五台县）为复原大捷原景摆拍的宣传记录影片。出现的战士，包括其中战场上出现的“鬼子兵”都是115师685团（杨得志团长）的摄影协力者。为了布置这个战斗场面，685团杨得志团长“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天”，而指挥官林彪，聂荣臻等也都是为了出演此剧专程登场的实在人物。
摄影地点在离平型关距离约100公里之远的五台县某地，影片影像作者并不是八路军的摄影记者（此时八路军并没有摄影设备），而是国民党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罗及之。摄影时，同行的八路军115师侦查科长苏静（苏孝顺），也用照相机拍摄了几张同样场景的照片。《115师指挥所》和《八路军机枪组》的两张，即是苏静在此时的杰作。
之后苏静的照片，成为共产党的历史资料，
1941年最初发表在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军政杂志》。如今更展示于各种党史文献和抗战史纪念馆里。而罗及之的摄影胶片，被其带回武汉编成《新闻》第41号、第42号，题名《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又被选入《抗战特辑，二》的记录影片之中。如今，各种电视媒体制作的有关“平型关大捷”的“现场视频”，大多采用的是这部新闻片的剪辑内容。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短片何时，在何地首映，现在还未找到明确记录[1]，但可以肯定1938年2月尤里斯.伊文思来华拍摄抗战记录片时得到了此影片。之后制作《四万万人民》时，在国民党台儿庄作战的一节中借用了这段影片中的部分镜头。这就是“八路军机枪组”射击“日军”的镜头，之所以出现在影片《四万万人民》中的理由。对于中国人民的朋友伊文思来说，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他所想描写的《四万万人民》的主角，但这种张冠李戴的操作，日后不仅会引起国共两党的反目，对一代大师伊文思自己的摄影人生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记录。
笔者文章中曾推测过的战士身后的两个人影，结果并不是伊文思和卡帕，而应是罗及之和苏静。
三，先行研究和各种证据
以上是有关平型关大捷的照片和影片产生的简单的来龙去脉。内容都是国内研究者们先行研究的成果。经检证，每个论点都有充分十足的证据。下边简单梳理下有关对此照片，影片的研究过程和资料根据。
1.最早在1982年《老战士影展》中已出现过对平型关大捷机枪组照片由来介绍。下图和介绍来自《影像：中国红色摄影史录
中国革命全景展示》[2]。介绍文称《平型关大战中我军机枪阵地》（1937年9月，苏静摄）。“这幅作品展出于1982年“老战士影展”，1983年收入《老战士摄影》集，为此北京有关博物馆陈列、珍藏。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于晋东北举行了震动中外的平型关大战，歼灭日本侵略军千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奋起抗战的胜利信心。在第115师任侦察科长的苏静，围绕着平型关之战，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平型关大战中我军机枪阵地》是其中最优秀的一幅”。 
Figure 2 《中国军网》2015年1月19日
2.叶晖南《一幅著名抗战照片之谜》（《党史博览》2003年第11期）。
此文是专门考证“八路军指挥所”照片的文章，利用《聂荣臻传》的记载，指出照片作者是115师侦查科长苏静。但由于杨得志曾在在《115师平型关战斗详报》中描写过
“在毫无遮挡的指挥所里，穿着蓝衣没有扎绑腿的林彪站起来……”，遂对《115师的指挥所》照片中“扎绑腿的林彪”产生疑义。
3.杨浪《平型关？仁安羌？摆拍？纪实？》《精英博客》2006年3月20日
此是一篇反驳仁安羌论（国民党拍摄在缅甸仁安羌战场）的文章。仁安羌论今天已几乎销声匿迹，在此没有涉足必要。和本论相关之点是杨浪触及到，并认同，引用了“颂剑”提供的115师作战科长王秉璋的如下回忆[3]。
即“此照片是事后在别处，应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要求进行的摆拍。“是模拟的指挥地点，但这个现场，肯定不是当年战斗时115师师部真正的指挥地点”（颂剑文）。
在此，至少“摆拍”的事实揭晓，由于林彪是再次戎装登场演出，所以“扎绑腿”与否的疑义自然解消。只是杨浪认为摆拍的地点应是平型关石灰沟指挥所。也就是说拍摄时间在平型关大捷稍后数日之间。
4.叶晖南《再说一幅著名抗战照片之谜》《百年潮》2008年 第1期
在此文中作者赞同了杨浪指出的115师指挥所照片是事后摆拍的结论，指出
“这张照片恐怕是战斗结束后摆拍的，而不是战场纪实。因为杨得志的战斗详报中清楚地写了林彪战斗中没有穿军服，扎绑腿”。
作者还通过进一步调查，确定了照片作者苏孝顺（最初署名）就是苏静的原名。
5.老普《平型关战斗影像分析》《新浪博客》2015年8月21日
文章重复了国民党《扫荡报》记者为了还原平型关战斗，动员林彪、聂荣臻在冉庄附近摆拍了《平型关大捷》电影的事实。指出照片和摄影两种版本的存在。“在《扫荡报》记者拍摄电影的同时，苏静拍摄了《115师指挥所》和《115师机枪阵地》等照片”。
“拍摄日期很可能集中在9月27日至29日这几天”。地点在战斗后115师集结地的冉庄附近。为了证实是拍摄在冉庄，作者还提供了冉庄附近类似摆拍地点的证据照片。
6. 央视新闻《烽火延安：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投身抗战》(央视记者 何睦 金锦，2015年8月11日 )
证实了平型关大捷的电影是罗及之请八路军战士摆拍的作品，云:
“由于缺少器材和随军记者，平型关大捷并未留下实时的战斗画面，战斗结束后摄影师罗及之请八路军115师的战士们在平型关附近复原拍摄下这段影像，成为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唯一纪录这场战事的影像资料”。 
Figure 3央视新闻提供的图片。指出是复拍摄影，原片为无声片。
7. 铃兰台文章《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考定》《察网》2016年10月27日
此文是迄今最全面的论证。在梳理了论争史，分析了各种证据后，指出摄影时间应在十月的某日，摄影地点不是冉庄，而在五台县的豆庄（685团驻地）附近东营村。
关于在“东营村”复拍的证据，文章出示了两种，一是685团副团长陈正湘的回忆录:
“平型关战斗之后，我们转移到河北山西交界的五台县以北豆村地区休整。国民党政府派了个摄影队来拍摄平型关战斗的纪录片，上级指定我们团担负此项任务。我们找了个与平型关地形相似的地方，组织部队拍了电影。我们每人一顶斗笠，像广东部队戴的那种，服装也很整齐。”
二是685团政训处副主任吴法宪的回忆:
“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了五台山顶，……在五台山顶上，我碰到了黄克诚同志，当时他是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带着一个警卫员两匹马来我们这里检查工作，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延安新华总社的一个记者来拍电影，要六八五团重演一次平型关战斗。为此，杨得志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天，终于第二天趁有太阳时拍成了电影。”
[4]。
铃兰台文章并出示了以下地图，指出豆村附近东营村北的南北向高坡是复拍的地点。关于出现在伊文思作品中的理由，文章称 “伊文思的《四万万人民》是用中共的平型关大捷粉饰了国民党军的台儿庄”。 
Figure 4 铃兰台文章的插图，埋伏的高坡左手为南方
此文的主要劳作是出示了各种证据，梳理了争论的来龙去脉。由于有陈正湘，吴法宪两人的证言，所以地点的“五台县”说比老普《平型关战斗影像分析》中的“冉庄说”更为有据。到此，有关照片的论争基本可以说已经水落石出。
四，罗及之和其拍摄的平型关大捷 
Figure 5罗及之与夫人朱铭仙
笔者认为以上论争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清楚了应国民党方面记者的要求，八路军事后摆拍，演出了“平型关大捷”战斗场面的这一事实。此历史剧的中心导演，是弱冠30岁的摄影师罗及之（1907-1966）。若没有罗的计划，行动，当然不会有林彪，聂荣臻的演出，而苏静拍摄的两张有名的照片也不会在历史中出现。罗当时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的新闻摄影师，有关此次摄影，传记《罗及之》[5]写到:
“罗及之并不知道即将打响的那场战役会取得抗战史上的辉煌胜利，只是有人悄悄告诉他在山西雁门关和灵丘之间将有一场大战斗而已。罗及之二话没说，也没有去请示电影股负责人郑用之，争分夺秒地扛着摄影机出发了”。罗使用一台“笨重而简陋，但在当时却珍贵无比的“埃摩”摄影机，成功地记录了《平型关大捷》的全过程”
“硝烟尚未散去，他便忙于整理东西，一心想的只是如何保护好机器，保全拍好的胶片，怎样以最快的速度，万无一失地把它送回厂里。这些抢到的镜头，被编成《新闻》第41号、第42号，后又编入《抗战特辑（二）》”。“《平型关大捷》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八路军整装待发，翻山越岭，经过诸多险途，从牧虎关向平型关挺进；战士们英勇无畏，和日寇展开惊心动魄的激战；最终胜利打败敌人，押解被俘的日军将领和士兵，携带缴获的战利品凯旋等内容。影片还拍摄了朱德总司令和指挥这一战役的林彪的部分镜头。”
这里叙述的影像内容，即是今天经剪辑后出现在有关 “平型关大捷” 的各种影片中的镜头。《江海晚报》（2015年8月17日）称
“镜头，由夫人朱铭仙配音，经同事罗静予代为剪辑后，由钱筱璋编辑成《新闻》第41号、第42号”。
而前出央视新闻《烽火延安：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投身抗战》的照片中却写到，“原片为默片”。有关原片的内容，上映时间等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传记《罗及之》又称“因高度紧张和劳累过度，罗及之在赶回摄影场进行后期制作途中从马背中摔下，头部受伤”。 排除千险“带着所拍镜头回到武汉，却险些因‘擅赴共区’的罪名而受处分”。 
Figure 6 拍摄回程中落马负伤的罗及之
罗及之以宣传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成名，稳固了作为摄影师，导演在中国制片厂的名声，地位。但真正回到共产党政权下的建国后17年，在所属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却一直默默无闻，最后受迫害惨死在文革的动乱中，享年59岁。
五 剩余的课题
历史剧还没有完全结尾。剩下的课题之一，是还需要确定在五台县拍摄的具体地点。“铃兰台”在出示了种种证据和地点考证地图，认为可“尘埃落定”，可是其确定的这个地图上的高坡虽地形类似，但并不准确。从下面左侧影像截屏的树影中可看出，若截屏左侧是北向，下午时分才能拍出这种影像。可从铃兰台的推理位置看，地点左方却为南方（如下右图）。即若真是此地，光影会正好相反。所以铃兰台的推理并不成立。 
Figure 7 现地和铃兰台推测地点，的确地形相似，但方向相反。原图右，右图左为南方。
会不会是反方向对面的高坡？若是，可以一举解决光线的矛盾，笔者也满怀希望地调查了一下反方向的地形。可是实景如下图。实际地点为斜坡地形（左侧为北），并没有可架设机枪的位置，且映出的对面山坡的背景地形，若和原图比也很难让人首肯。 
Figure 8 铃兰台推测地点的反方向，光线问题可以解决，但地形不同
从吴法宪回忆录的说法看，亦不能排除是五台山附近摄影。此时115师的干部在五台山上学习，集训。下图是和罗及之《平型关大捷》中类似的另一组登山的镜头比较，左侧是影片中战士在登山，右侧是五台山登山路的地形，比较起来似乎也有类似之处。 
Figure 9 右图为五台山，与罗及之影片中战史登山的镜头相似
还有一个可能是摄影地点在师指挥部河东村附近（距离东营村现场道路距离约19公里）。或指挥部和机枪组是分为两地拍摄，机枪组部分在豆村附近，而指挥部部分则在河东村师部附近拍摄。因为，一位无名的摄影师为了拍摄一个镜头，能劳驾林彪师长和指挥部一行往返30余公里赴东营村出演的理由并不充分。就近拍摄可减少师部领导者们的负担。
总之，在寻找，核定出确实的地点，地形之前说“尘埃落定”还为时过早。
课题二，是今后对此影片和照片的处置。
在弄清了照片是在后日，异地，摆拍出演的事实之后，笔者建议今后展示中应标记说明此照片和影像并不是平型关大捷的战场实景，而是一张事后的宣传照片（影片）。作为战场艺术作品展示在摄影历史，或摄影艺术馆中最为合适。若摆放在抗战纪念馆时，也应安排在“抗日宣传”的展台，并明确地叙述解释其作品的来龙去脉，或许来访者会更感兴趣。相反，若继续“以假乱真”不仅不会提高反而只会降低平型关大捷和历史博物馆的品位。
[1] 察网铃兰台文章《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考定》称，《抗战特辑，二》1937年11月放映时，此段内容被“抽出”（未能上影）。 [2] 《影像：中国红色摄影史录 中国革命全景展示》《中国军网》，2015年1月19日，No.13. [3]王秉璋《在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的战斗岁月》《军事历史》2000年第四期。 [4] 《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2006年11月 [5] 引自蓝为洁编著《罗及之》重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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