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逸事 冯东书 陈永贵，是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总理是周恩来，副总理里头还有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人。陈永贵后来谈到他的官运时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有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在1978年2月到3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又一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后一届副总理没有当到头。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他前后一共当了五年零八个月的副总理。 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谈到陈永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毛泽东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陈永贵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1954年到1955年，他在农村扫盲班扫的盲。当时他己是四十岁的人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文盲。 因而那时的扫盲教育，水平很低，陈永贵也就没法识很多的字。他勉强能看报纸，不少字不认得，能大概知道个意思。讲科学的文章，通俗的他也难看懂。他是一个现代科学的“科盲”，不知道水是氢氧原子的结合，不知道什么是原子，什么是分子。他能写一两句话的条子，能在文件上写一两句话的简单批示，但不能写一二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书记下来的，或由秘书按他的意思写的。他会写的汉字，超不过五百个，认得但不会写的也超不过一千个。按80年代国家规定的农村扫盲标准，必须会认会写一千五百字，能写简单的应用文，能记简单的账目，才能算脱了文盲的帽子。他识字和写文都达不到脱盲的标准。他用笔记账不行，但心记、心算特灵。 陈永贵不认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知识。他的知识，无论是农业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都是经验型的。这就会闹笑活。1971年秋天，一天晚上他在大寨接待站的三楼会议室接见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一行，他大声说：“他们硬说杂交高粱种子只能种一年，谁试过？我们大寨的玉米、谷子，种了几十年了，现在还在种！”他没有植物学的起码常识，人工配制的杂交高粱种，是只能种一代，第二代就退化了。当时在场的人都知道他说了错话，可谁敢当面指出？在场的人连笑都不敢笑。 毛泽东让文化基础比较低的工人、贫下中农直接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不止陈永贵一个。和陈永贵一起一步登天的，还有50年代在北京某厂里创造了一种钻头的工人倪志福，那种钻头后来就叫“倪志福钻头”。还有陕西省咸阳市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吴桂贤。陈永贵在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倪志福、吴桂贤也都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吴桂贤也和陈永贵同时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辽宁省有个卖菜的女售货员叫李素文，那时也当了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天津有个工人叫孙健，也当过很短几天副总理。当时这一批进入中央领导层的人，文化都比陈永贵高一些。半文盲只有一个，就是陈永贵。 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四人帮”下台，进人各级领导岗位的文化基础差的人，除个别人外，就得走了。进入中央的只有一个倪志福留了下来，后来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 有一个关于陈永贵的传说，1950年代有一天在县里开会，晚上他在灯下琢磨人家的会议笔记，有人就笑他“四十多的人了，还学啥，再学还能当中央委员”？真没想到，陈永贵后来竟不仅当了中央委员，还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当年陈永贵和社员们在田间学习毛主席语录。
陈副总理办公是世界一绝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不是摆样子的。陈永贵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作指示，还经常要作报告。1977年有一天几个记者在北京东四他住的地方。他那个大办公室里有一张两米长的条几，上面整整齐齐排着好几十种文件和内部刊物、政治、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学，哪个部门的都有。他笑着指指这一大堆文件，对我们说：“这是我干的事吗？这是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干的事嘛！” 陈永贵在当副总理以前，已经是山西省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8月他登上最高层，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是个半文盲，头上顶了这么多官帽子，怎么办公呢？ 小范围内开会研究工作，这好办，他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视察工作时，发几条口头指示，对他来说也不难。就是一到要认字、写字时，他就难办了。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来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实在弄不懂，但画圈却画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他看见华国锋、李先念画圈，他也就画圈。他信得过他们。李先念当时是老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他口才很好，讲话也有点辩证法，经常有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讲农村的生产和工作，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也不乱。自然，他的这种报告是金子和沙子都有的，但是因为他是没有文化的老农民，讲错了的地方，大家原谅他，不去抓他的辫子，相反人们倒是尽量挑讲得好的地方来赞扬他。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去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那就要让秀才先按他的意想写出个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这种书面讲稿，按我们这样写法，他是没法念的。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约一百字。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他在北京要公开作报告，那几个起草和抄写的秀才也得到北京来。 世界上惟一不拿工资的副总理 陈永贵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他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他是当代世界上惟一既是高官，又是农民，具有双重身份的人。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是可以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迁到北京来的，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不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自己是农民的身份。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主张。他这样做，是在按毛泽东的思想进行一项革命，表示自己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官员。 陈永贵是个农民，对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一肚子火，又知道毛泽东不喜欢中国社会这种传统的等级制，他就起来“革命”了。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身上仍然穿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华北农民包头的白毛巾，开中央的会，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这样。他脚上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老婆做的老农民布鞋。成年风吹日晒，重体力劳动使他满脸刻着深沟。他当了副总理也仍然是个老农民样。他也不让人叫他“陈副总理”，大寨、昔阳和山西省晋中地区的干部、农民都叫他“老陈”、“永贵”。他不转农村户口，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不吃官饭，不要“铁饭碗”。平时老婆孩子在大寨、昔阳，他也不让随便到北京住。他既然还是大寨公社的社员，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他这种革命行为，工人、农民知道后，特别赞扬、敬佩，说他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这也是反映了当时工人、农民对等级制的不满。 那时国家把农村里的基层干部称为不脱产干部，即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不拿国家工资，靠自己参加田间劳动记工分生活的干部。党和政府如果把这种不脱产干部调离本村，开会、工作、参观、学习，误了他们在村里的劳动，村里不给他们记工分了，党和国家除了免费供应其伙食外，还要给少量现金补贴。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就把自己划在了这种出外工作但仍不脱产的干部里头。只是别的不脱产干部外出活动是短期的，他出来当副总理是长期的。开始由山西省每月补贴他六十元，后来涨到一百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一元两角伙食补助，大寨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劳动日，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当时大寨的分配水平在全国算比较高的，一个劳动日约一元四角到一元五角，能买一斤八两到二斤猪肉。 陈永贵是个不脱产干部，在北京住房自然就不出钱。他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原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他说：“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高级厨师打发走了，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这人小名叫石头。他会做陈永贵爱吃的昔阳面食：拉面、饸饹面、抿曲（一种面食）、假豆腐（一种玉米粉面条）、饺子等。饺子也不需要三鲜之类的高级馅，只要有点猪羊肉，加上胡萝卜和粗粉条就行。陈永贵离不开北方农民泡的酸菜。这位副总理的饭菜水平达不到江浙和广东中等农民家的水平。他爱喝一点儿烈性酒，六十多度的酒，喝四五两是小意思。他在位时，茅台、汾酒都很便宜，他也喝不了多少钱。陈永贵吸烟很凶，当了副总理会见外宾，视察工作，不能再在脖子上挂旱烟袋了，改吸香烟。香烟比旱烟劲小，他吸起来，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的指根间，捂在嘴上使劲吸，一根接一根。过去的烟没有过滤嘴，他一根没吸完，就把烟屁股里的烟丝拧掉一点，然后拧进一根新的，接着吸。开一上午会，他吸一上午烟，最后可能只有一两个烟屁股，烟里的尼古丁一点儿不剩，全到了他的肺里。他后来得肺癌，和这有直接关系。他吸那么多高级烟，就按当时比现在低得多的价格算，他也吸不起。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国产的“中华”牌、“牡丹”牌香烟放在他的面前。这一点他是公私不分了。 陈永贵不当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户口转到了北京，老伴宋玉林和最小的儿子陈明亮都到了他身边。他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这时他才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每月工资一百五十元，同时每月给他五十元保姆费（当时正部长级干部有保姆费）。他不当副总理了，将原来东城区的副总理小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级干部楼。他的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国家给他免除了全部房租水电费。他很自觉，东郊农场瓜果收获时节，他就不去了。下台以后，他也不轻易坐国家给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以后，由她做饭。陈永贵虽然下了台，来往人仍很多，物价越涨越高，每月二百元，日子过得紧巴。 一些人发迹后，就羞于露出原来贫穷的本相，陈永贵却偏要过出原来贫穷农民的本相，这一点是很不一般的。 世界上惟一从最高层到低层都有领导职务的人 陈永贵自从1973年8月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就成了世界上过去没有、大概以后也不会有的怪官。 在1969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共中央委员人数少，地位高，没有基层干部直接上去当中央委员的。1963年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才是一名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他是山西省惟一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后来接替陶鲁笳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卫恒，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当时国务院一些部长也当不上中央候补委员。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特别强调工人、贫农、下中农的政治地位，在“九大”上，没有多少文化的山西省农业劳动模范陈永贵、李顺达，就一下冒了上去，当了中央委员。当时的中共中央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是个老红军、老干部，反倒只当了一个中央候补委员。1973年8月，陈永贵在中共“十大”上，一下又进了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在全国握有最高权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有二十一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江青等，还有四名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的国务院副总理还进不了政治局，他们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名字就只能排在陈永贵这样的政治局委员后面。这时，陈永贵顾不得在大寨当党支部书记了，就让原来的党支部副书记郭凤莲接替了他，但是他的户口没有转走，他也不愿丢掉大寨，他觉得丢了大寨就是丢了自己，于是他仍然挂着一个大寨党支部委员的头衔，大寨的重要事情还要请示他。这样，陈永贵就在中国办了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事，他既是中国最高领导集团里权力最大的委员，又是中国农村最基层里权力最小的委员。 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不久又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领导机构中，层层有了领导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大寨党支部委员。他在省里不是第一把手，开会他不经常去。晋中地区他是第一把手，他安排了自己的亲信当地委副书记，大事要请示他，日常工作他不管。昔阳县他是第一把手，他安排了一名第一副书记替他管日常工作。按中国历史上的说法，陈永贵就同时是一品官，三品官，五品官，七品官。还是乡间没有品的小官，而且都是管事的实职。古今中外，这样一种怪现象，大概陈永贵是第一人。 陈永贵成了这么一个世界第一的怪官。过去陈永贵仅仅是大寨党支部书记时，大寨工作有了成绩，县里、地区、省里能奖励他们。现在谁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党支部委员的大寨发奖？发奖是上级对下级做的事。现在谁是上级？谁是下级？那个年头，又有谁敢不对大寨发奖？不奖，不是说明大寨工作不如别人吗？全国都在学大寨，谁敢说大寨工作不好？这可难坏了县里、地区的和省里的人。后来在各种表彰先进的会上，都向大寨发一面很大的旗子，但不敢写“奖给”二字，只改写“赠给”二字，以表示发奖者的谦虚态度。 陈永贵“文革”初期“造反”夺了昔阳县的权成为“革委会”主任，继而又当了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当了中共中央委员，地区和省里也就没人敢管大寨的事了。他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每次回到大寨，省里、地区、县里的主要负责人，更是马上坐车赶到大寨，向陈永贵请示工作，然后回去传达“老陈指示”。这样的日子长了，事情就倒过来了，不仅没有人敢管大寨的工作，昔阳县的许多工作还得听大寨党支部的意见。陈永贵不在家也是这样。大寨党支部副书记梁便良的话，昔阳县委是要听的。大寨党支部委员宋立英说了话，昔阳县委也是要听的。大队长贾承让讲话也要听。郭凤莲挂着县委副书记的头衔，讲话自然更要听。以大寨党支部名义向县委讲的话，更是不敢不听。大寨党支部对县里某项工作不满意，县委是很紧张的。 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 陈永贵到“文革”后期，已达到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的程度。这一个人就是周恩来。“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他，更不敢见诸文字。毛泽东不能批评陈永贵吗？当然可以，但在他在世时，对陈永贵和大寨，只有表扬，没有批评。 陈永贵在1973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前，一般人已不敢批评这面“坚持毛主席无产阶里革命路线的旗帜”了。但一些高层的领导人还是可以说说他的。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昔阳县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到大寨、昔阳总结昔阳建成全国第一个大寨县的经验。当时讨论《大寨公社尽大寨》一稿中突出了四条学大寨的经验，纪登奎说：“有的地方学大寨，不学大寨的真经，光学大寨搞大队核算，学大寨不记工分，学大寨取消家庭副业、学大寨取消自留地。”纪登奎讲的这几条就是在批评陈永贵违背党中央在1961年3月22日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人们简称的《六十条》，《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应以生产大队以下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劳动要按劳动定额记工分，社员可以经营家庭副业，可以经营自留地，纪登奎批评时，陈永贵在座，他当时还只是个普通的中央委员，没有吭气。但是自从中共“十大”上，陈永贵和纪登奎一样，都成了政治局委员以后，纪登奎也就不再发出陈永贵不爱听的声音了。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愿在陈永贵的事上不看佛面，去惹毛泽东不高兴，对陈永贵都是客客气气。新闻界对大寨、昔阳和陈永贵本人的报道连篇累犊，但在1978年以前的十五年中，没有一篇是批评性的。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当时是只给中央领导人看的，它有尚方宝剑，下面的各种情况都可以如实反映。“文革”前，反映过一篇大寨地亩不实的稿子，“文革”开始，陈永贵抓住闹得天翻地覆，以后就再没有记者敢写陈永贵、大寨、昔阳的问题了。 周恩来批评陈永贵和大寨很多次。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去大寨时，批评了大寨的虎头山上没有树，指出这一点要向李顺达领导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大队学习。“文革”中，山西两大派闹得全省无法生产，无法工作，社会生活无保障，陈永贵属于其中的一派。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山西省参加冶金会议的代表时，陈永贵在场，有人喊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周马上指出：“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周还说：“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他陷入了派性。”陈永贵在“文革”中，从来是说自己是最公正最正确的，没有派性，谁要说他有派性，他是绝对不会饶恕的。周批评他，他没办法。陈永贵从来认为大寨人是大公无私的。周在1971年11月15日晚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还不同意陈永贵的极“左”的做法，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 1973年4月，山西省共青团开全省代表大会，这时山西省恢复了中共山西省委，省委第一书记是谢振华。陈永贵认为谢振华是反大寨的，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去参加大会，抵制这个会，全国最有名的大寨团支部抵制这个会，这个会很难开下去，而且会诱发其他支持陈永贵的代表也来抵制。4月23日正好周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访问。谢振华去大寨尽地主之谊，借机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找陈永贵进行了批评。陈永贵没法，等客人离开大寨以后，亲自带着团支部书记去参加了省里的团代会。 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中共中央发布过一个解决山西两派斗争问题的《七·二三布告》。当时，几个党中央领导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了陈永贵的派性，强制他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公布《七·二三布告》群众大会上作了检讨。 “文革”中，陈永贵是大寨、昔阳的绝对权威，是绝对不允许一切不利于陈永贵的声音传回本地去的。当时有人编了许多有关陈永贵的故事来掩盖其挨批评的事。1969年2月，陈永贵在北京挨了批评，昔阳县传说、中央有事找陈永贵商量，派一架二级专机把老陈接走了，以示中央十分重视老陈。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二级专机的事。1973年4月，陈永贵抵制省团代会，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时，陈永贵挨了周恩来的批评。但是昔阳传出来是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挨了周的批评。 笼子里的大人物 陈永贵1973年8月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后来又成了国务院副总理，有权，有威。许多人因此很羡慕他，以为他生活能美哉美哉，心满意足。殊不知，天下事，有这一面，就有那一面。陈永贵是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这一下他可失去了自由，被装进了一个笼子。这是许多小老百姓想不到的。 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北京的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也在里头占着房子。钓鱼台除了门口由解放军把守，里面还有许多岗哨，一般人根本进不去。给陈永贵写材料的宋莎荫有一次住在那里，第二天在院里遇到一个警卫干部是昔阳人，老宋和他聊起来。老宋先作自我介绍，人家说，不用介绍，知道你叫宋莎荫，昨天是几点几分进钓鱼台的门，几点几分进陈永贵的屋门，几点几分到过什么地方，几点几分又到过什么地方。老宋一听，得了，这地方抬腿动脚都有人监视着，以后院子里出点事，自己一百张嘴也讲不清。他觉得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马上向陈永贵提出来，搬了出去。 陈永贵进了钓鱼台以后，大寨党支部委员来看他，也被拦在院外，搞半天才能进去。陈永贵和一名昔阳带来的秘书，一名昔阳带来的贴身警卫，三个人住在一幢房里，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开会，就待在家里。他又不会看小说，好多文件他又看不懂。他也不能老在院里闲逛那算什么？人家都在干活，自己没活干？钓鱼台里的服务员天天进房搞卫生，清理东酉，但他们有纪律，为了不干扰首长工作，进房只干活，不讲话。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秘书、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有了说话的对象，房子里才有了活气。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像住高级监狱，憋死人。陈水贵当时享受的是一级保卫。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东风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因为他平时闲得无聊，曾提出干脆让他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那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特别好），开会时叫他回来。但也因无法保卫，不能去。过去他到全国各地去是个劳动模范，比较随便，现在成了中央大员，当地官员都怕他在自己辖区出事，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他“包”起来。他接近不了群众，了解不到什么真实情况，陈永贵觉得这样下去，时间长了，非变成无用的傻子不可，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要求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记得当时有一位中央领导人说陈永贵：“你这一着又做对了。”陈永贵就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23号。那套房子是北京的老院，是平房，但生活设施很现代化，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土住在大门进去的前院里，是保卫陈永贵的。 在这里，就成了陈永贵的一统天下了，大寨、昔阳来的熟人可以随便住在里头。自然，陈永贵出门仍然没有自由。他争取到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这是他争到的能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到昔阳，他的理由是：“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警卫干什么？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他还有一条理由，他说他在大寨，群众只要拥护他，那就是最好的警卫，群众要是不拥护他，派多少警卫战士来都不顶用。他回到大寨，连从昔阳带出来的那名贴身警卫也不让住在大寨，打发回自己家去。一级保卫没有了，他就在大寨、昔阳有了一块自己能自由活动的天地。他有时不准县里领导跟着他，自己坐上车在各公社串村乱跑。这大概是当时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享受不到的自由。 陈永贵失势以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没有人保卫他了，他早上可以一个人上街溜达聊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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