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美国的种族歧视 1958年一个七月的清晨，在收到匿名线报后，三名弗吉尼亚警察闯进了Mildred和Richard Loving的卧室。当他们质问黑人女子Mildred（其实是有黑人血统）和白人Richard是什么关系时，Mildred Loving答道：“我是他的妻子。”——卧室的墙上，挂着这对年轻夫妇不久前在华盛顿特区获得的结婚证书。然而警察告诉他们，这张证书在当地不过一张废纸。 根据弗吉尼亚州《1924年种族完整性法案》（Racial Integrity Act of 1924）中“禁止种族通婚”的法条，跨种族婚姻与性行为（特别针对白人与“有色人种”的结合）违法，可被处一至五年监禁。Loving夫妇被捕，在之后的判决中，他们被处一年监禁、暂缓执行——缓刑的条件是这对年轻人必须离开家乡弗吉尼亚州，并且二十五年内不得返回。 五年后，Loving夫妇回家探亲时，被以“共同旅行”的理由再次逮捕。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帮助下，Loving夫妇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1967年6月12日，最高法院通过对Loving v. Virginia一案的裁定彻底废除了反对种族通婚的法律。
Mildred和Richard Loving夫妇 美国历史上的反种族通婚法条特别限制的是白人和“有色人种”的结合：主要针对黑人，在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犹他等十六个州，也包括亚裔。这样的法条本质要维护的是一种建立在歧视基础上的种族秩序：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婚姻和性关系，被看成是一种对“血统”的“污染”。种族通婚被看成是“不正常”“违反自然规律”的。在反通婚法条的执行中，非白人的那一方受到的是更严苛的处罚：就以Loving夫妇为例，两人第一次被捕时，白人Richard被关押一晚后即被释放，而当时已经怀孕的Mildred则在监狱中度过数天。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黑人，因为（被怀疑）与白人发生性关系，遭私刑处死。 美国联邦法律曾一度默许了种族主义的合法性，并给予白人受法律保护的优待和权利，而这些权利不为美国原住民、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以及拉丁裔美国人所享有。从17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欧裔美国人（尤其是英裔美国人）享有法律所赋予的特权，这些特权了包括受教育权、移民权、选举权、公民权、土地征用权以及刑事诉讼权。 种族歧视的正式废除发生在20世纪中叶，但这不能为社会所接受。种族歧视也被视为有悖道德；然而种族政治现象仍然显著。社会经济不平等中依旧保有种族主义，并且采取了一种更加现代、更加委婉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成了一种最为普遍的种族主义符号。种族分层仍继续存在于就业、居住、教育、贷款等和政府治理中。 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般美国民众所持观点本质上已经有所转变，但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等组织的调查发现，许多美国人承认还是有歧视性观念；例如，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2007年的一篇文章说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承认对拉美裔美国人有种族偏见，而四分之一的人承认对阿拉伯裔美国人有种族偏见。 根据泛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在1626年到1850年期间，大约共有30万名奴隶通过美国船舰被强行运到了美国。并且，内战前，美国内部每四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使用奴隶。1860美国人口调查显示，在150万白人家庭中，大约有38.5万位奴隶主。 虽然美国宪法在1808年就已禁止输入奴隶，并在1820年将奴隶贸易视同海盗罪行，可判死刑，但奴隶制仍继续存在了半个世纪。1863年1月1日，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发表解放奴隶宣言，宣布解放美利坚联盟国未受合众国政府直接控制地区的所有奴隶。虽然林肯个人反对奴隶制，但在转向解放奴隶之前，他认为宪法是支持奴隶制的，而且也是他签署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1961年科温修正案并没有得到通过) 来确保国会不会废除或干预联邦的“国内体制”，包括奴隶制。林肯在他的第一任就职演讲中就说他“对奴隶制的明确性和不可终止性没有异议”。出于对“科温修正案”的支持，林肯也曾试图将他的这一想法变为法律条文，但是内战的爆发却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权力。对于黑人所拥有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林肯这样说道，“我不赞同，也从未赞同让黑人成为选民或者陪审团成员，也不赞同他们从政和与白人通婚，我和所有人一样认为白人生来高人一等。” 1865年，约有400万黑奴获得自由，95%的黑人生活在南方，占南方总人口数的3分之一，而在北方，黑人只占到了百分之一。 内战后，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的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于1865年批准实行。并且，国会通过了1866年的民权法案，这项法案拓宽了所有出生在美国的公民的一系列权力。尽管如此，“黑码”（指一系列压迫黑人的制裁法案）仍然阻止着美国黑人获得其应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1868年批准通过的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强化了这一结果，1875年的民权法案同样如此。在决意破坏阻止私人种族歧视的联邦权力时，1875年的民权法案被废除了。然而在重建时期最后的修订案——美国宪法第15修订案中，给予了美国黑人男性选举权。通过联邦做些的这些不懈努力，美国黑人开始抓住解放的机会。美国黑人开始投票，谋取官职，利用公共教育。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重建期的结束时期，依靠红衫军、白色联盟这些准军事力量掌权的暴力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颁布了吉姆·克劳法，以废除美国黑人的投票权，通过实行不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他们还制定了一套全面地歧视性政策。 当年在美国这片土地之上存在着的冷酷的制度化的种族歧视，以及对美国黑人的后代的合法歧视。在整个内战后时期，为巩固之前存在的社会秩序，种族分层已经被非正式地系统强化了。严格从法律意义上说，黑人的投票权仍然存在，然而，投票税，像美国私刑（通常由自称3K党复活的团伙实行，多建立在重建后的南方）这样普遍性的恐怖活动，以及例如祖父条款这样的歧视性法律法规都使美国黑人，尤其是南方的美国黑人依旧不具有投票权。不仅如此，这种歧视还延伸到了国家立法中，在对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的“经济援助分配上显示出了极大的不公平。”除此之外，有时候县级官员还会把明确标记要给黑人的资源重新分配给白人学校，从长远考虑，这种做法破坏了受教育的机会。为反对这种法律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出现了抗议和游说组织，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1909年建立的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段时期有时也被视作美国种族关系低谷期，因为有关种族主义，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以及白人至上主义的叫嚣都在这一时期增多了。与之相应地，反黑人暴力运动也大大增加了，种族骚乱事件频发，例如1906年的亚特兰大种族骚乱事件和1921年的塔尔萨种族骚乱事件。 随着大迁徙的到来，原本被视为主要是南方诸州的问题的种族主义扩散为一种国家意识。一战后，扎根于南方诸州的数以万计的美国黑人重新定居到了北方的工业中心城市，尤以波士顿、芝加哥和纽约（哈莱姆区）等城市最为集中。以芝加哥为例，仅在1910年到1970年间，美国黑人的数量就从2%跃升至32.7%。 人们对待南方移民的态度和业已存在的种族分层保持了一致。黑人的涌入打破这些城市的种族平衡，激化了黑人和北方白人之间的敌意。人们对南方黑人的刻板形象常使他们将例如犯罪和疾病等城市问题的出现归罪于美国黑人的存在。总的来说，北方的美国黑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都遭遇了一系列歧视对待。在职业发展上，适合黑人的总是地位低下，晋升受限的经济机会。在房地产市场中，应对黑人涌入的是更为强硬的歧视政策，这导致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暴力，限制性契约，经济歧视和种族倾向”。 1876年到1965年期间实行的吉姆.克劳法是在南部和美国边界诸州执行的地方法和国家法。它们授予美国黑人“隔离但平等”的状态。但事实上，这导致了黑人的待遇和住宿条件总是次于它们给美国白人的。最重要的法律规定，公立学校，公共场所，火车、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应为白人和黑人提供不同的设施。1954年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国家资助的学校隔离行为违反宪法。门德斯诉威斯敏斯特案是联邦法院中首批反对学校隔离的个案之一。 针对不断攀升的歧视和暴力，非暴力抗议行动出现了。例如，1960年2月，在北卡罗纳州的格林斯博罗（Greensboro），四个黑人学校的学生到了伍尔沃斯商店，他们坐在柜台边，但没人愿意为他们服务。这几位同学在学校里了解过非暴力抗议，所以当白人在柜台边折磨他们，把番茄酱倒在他们头上，还用香烟烫他们时，他们仍只是平静地坐着。这之后，许多抗议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静坐示威活动相继发生。静坐活动席卷了整个南部并蔓延至其他地区。最终，在许多场静坐示威和游行、抵制等其他非暴力抗议活动发生后，不少地方开始同意废除种族隔离。 16街浸信会教堂爆炸案是公民权力时期的转折点，它也是当时全国瞩目的焦点事件。1965年9月15日是一个星期天，3K党用一箱藏在室外楼梯间的炸药炸毁了伯明翰教堂的一边。炸弹炸到了大约26个在地下会议室做准备的孩子，四名黑人女孩死亡。这一爆炸发生在马丁·路德·金向华盛顿进军之后，它也因此成为对美国黑人认知条件发生转变的整合面。它影响了1964年公民权力法案和投票权法案的通过，这两项法案颠覆了业已存在的吉姆.克劳法。然而，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两部法案从未真正执行过。 即使是吉姆·克劳法废除以后，种族隔离仍然存在。有关房价和人们对融合的态度的数据显示，在20世纪中叶，种族隔离是白人集体选择的结果，他们想把黑人从其社区中排除出去。种族隔离也采取了经济歧视的形式，像是拒绝提供服务或增加服务费，这通常发生在在一些由种族决定的领域，像是银行业，保险业，求职入口，医疗入口，甚至是面向居民的超市。尽管在美国，非正式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一直存在，但是经济歧视是随着1934年国家住房法的颁布而产生的，这部法令新增了联邦住宅管理局（FHA）。首先反对这一行为的是1968年公平住房法的颁布（这部法律反对那些以种族，宗教，性别，家庭地位，残疾或种族出身为基准实行的经济歧视），接着是1977年社区再投资法的颁布，它要求银行对所有群体实行相同贷款标准。尽管经济歧视是违法的，但有人认为这种歧视仍然以其他方式继续存在着。 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产阶级和公共就业都有了极大发展和提升，黑人的贫困和缺乏教育仍然深深扎根于整个去工业化时期。偏见，歧视，制度上的种族主义仍然影响着美国黑人。第十六街浸信会教堂爆炸案后虽有所改善，但针对黑人教堂的暴力还在继续，2015年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枪击案。 1981年到1997年，美国农业部对成千上万的美国黑人农民实行了不公平对待，拒绝向他们提供在相同情况下可以提供给白人的贷款。这一歧视是皮克福德诉克里案的主题，这一诉讼案由美国全国黑人农民协会的成员上诉，结果达成了两份解决协议，分别是1999年价值12.5亿的解决协议和2009年价值11.5亿的解决协议。 许多人都会把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看成种族关系向前发展的一步：巴拉克·奥巴马被选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位有一半黑人血统总统。种族划分存在于整个选举过程中，在总统预选中，绝大多数黑人投票人都投票给了奥巴马，约有80%的美国黑人都投票支持奥巴马。 社会学家芮思龙（Russ Long）在2013年做出断言，现在存在一种更微妙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把种族和性格联系了起来。在一个1993年由卡茨和布罗利负责的研究中，其结果表明“黑人和白人对彼此形成了多样的固有印象，并且多是负面印象”。 当第一代中国移民来到美国时，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后裔在内的亚裔美国人也遇到了了种族歧视。第一代移民、他们的孩子、非亚裔家庭收养的亚洲小孩均受到影响。当年的一张嘲讽“排华法案”的政治漫画，图中一个中国人四周围满了中国移民得到的好处，但却被挡在了”“金色的自由之门”外，而其他群体，如“共产党人”，“流氓分子”等却被允许进入。图片下方的文字充满了讽刺意味,“你知道的，我们必须在某些地方划清界限”。 19世纪，美国工业进入飞速发展阶段，矿业和铁路方面的劳工大量短缺。通常会用华工来填补这些空缺，最知名的就是太平洋铁路的修建。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中国移民。由于他们为了廉价的报酬而替白人工作，同时受“黄祸论”的影响，中国移民并不被尊重。“黄祸论”预言中国移民会是西方“文明”的终结者，这一论断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随着1882年《排华法》颁布，对中国移民的歧视达到了顶点。《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这也是首次通过法律来排斥一个国家的主要群体，其排斥理由是因为种族和阶级。 当地歧视法律法规同样也用来扼杀中国人做生意和工作的机会；例如1886年的一桩最高法院案——益和诉霍普金斯案，旧金山准许开设洗衣店（主要是华人经营的）的城市条例命令突然废止了，这很明显是针对华裔美国人的。当禁止令实施后，这座城市又准许了所有非华人的开店申请，与此同时，只有200分 的华人洗衣店被批准营业。而华人洗衣店继续营业时，这座城市又试着对店主罚款。1913年，许多华裔的家乡——加利福利亚州颁布实施《外国人土地法》，这明显是限制亚洲移民的土地所有权，这部法律一直实施到了1920年，最终导致几乎所有亚洲人的土地所有权被收回。 1907年，尚未受《排华法》影响的日本移民开始迁至美国，解决了曾由华工填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这一涌入也招来了种族歧视和阻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曾限制日本移民。不久，日本签署了《绅士协议》，拒绝给那些想迁来美国的日本劳工发放签证，日本移民就中断了。 二战期间，中国是美国的盟友，联邦政府赞扬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抵抗，国内反华情绪有所减少。1943年，国会通过《麦诺森法案》，废除《排华法》，重新开放中国移民。与此同时，美国积极抗击轴心国成员—日本帝国。珍珠港被袭击后，反日种族主义倾向明显，这也被政府所默许。政府会在宣传海报上用类似“小日本”（Jap）这样的潦草书写，甚至在列举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时，直接这样称呼被扣留的日裔美国人。这种歧视在战争结束后还存在了一段时间。 美墨战争（1846-1848）之后，美国从墨西哥吞并了一大块土地，构成了今天美国西南地区。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墨西哥人遭到了歧视。据估计，1848年到1928年期间至少有597名墨西哥人被私刑处死（由于许多私刑都缺乏记录，所以这一估计十分保守）。1880年到1930年间，每10万名墨西哥人中被处以私刑的人有24.7。这一数据仅次于这一时期美国黑人群体被处以私刑的数量，每10万名美国黑人中被处以私刑的人数是37.1。1848年到1879年间，墨西哥人被处以私刑的人数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每100000人中就有473人被处刑。 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发起了一项墨西哥遣返项目，旨在鼓励墨西哥移民自愿返回墨西哥。然而，许多人都是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被遣返。据统计，超过100万墨西哥先民被驱逐出境，在这些人中，本来就是美国公民的人数约占60%。 1943年，发生在洛杉矶的阻特装骚乱事件生动地展现了拉美人（例如墨西哥裔美国人）遭到的种族暴力。驻扎在一个拉美社区中的海军士兵和这一人口密集的社区中的年轻人发生了冲突。小团体和个人之间频繁的摩擦演变成了持续好几天的暴乱。大量海军士兵在民众中寻找墨西哥裔美国青年并袭击他们，当时一部分年轻人穿着阻特装，在那个群体中这是一种十分夸张的装扮。动乱持续未加抑制，当地警察甚至还援助了这场动乱好几天，直到基地指挥官宣布士兵禁止进入洛杉矶人市中心和墨西哥裔美国人社区。 许多公共事业单位，企业和房主协会都制定了正式的“排墨”政策。一些小孩因为是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后代，在公共学校体系中，受到了种族隔离的待遇。在许多区县中，墨西哥裔美国人不能担任法律案件的陪审员，尤其是当被告是一名墨西哥裔美国人时。在西南地区的许多地方，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地产企业的政策，墨西哥人被单独分居了出来。 美国原住民在北美大陆上生存了1万多年，他们对美国历史和种族关系产生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影响。后来白人通过战争，强制移民，制定条约等方式，美国原住民被夺去了土地。随着种族主义的到来，一些美国原住民选择或者只被允许滞留原地，禁止迁移。虽然美国文明化进程的努力在切罗基人、奇克索人、克里克人和乔克托人那里均有成效，但白人仍把所有美国原住民习惯性视作“残忍的印第安野人”（就像美国独立宣言讲到的那样）。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头两年，就已经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原住民死于其中。1850年，上加利福尼亚作为一个自由州正式加入美利坚合众国，但奴隶制和印第安人签卖身契的行为并没有立刻废止，直到1863年才被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视为非法。 开拓西部的白人以征服为法，打着文明的旗号，成了美洲大陆的主人，解决边界争端最好的办法就是完全消灭所剩无几的印第安人。1890年12月29日大屠杀发生后，鲍姆写道：“先驱们之前就已宣告，我们的安全只能靠灭绝印第安人来实现。几个世纪以来，通过驱赶印第安人，我们的生活更好了，为了保护我们的文明，我们需要做的更绝，需要把这群完全无法驯服的物种从地球上抹除。我们这些侵略者和执行不当命令的战士的安全是由这些谎言维护的。要不然，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的生活里可能充斥着由印第安人引起的各种麻烦中，正如他们曾经所是的那样。” 一旦印第安人的领地被并入了合众国，存活下来的印第安人在法律面前也不具有平等的权利，他们被视为国家的病灶。 许多美国原住民都搬去了预留地——这部分面积占到了美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四。和美国原住民签订条约后又反悔的事例不胜枚举。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以及阿拉斯加原住民被迫学习“居住管理办法”，通过对他们的再教育让他们接受白人殖民者的价值观，文化和经济。 当前，尽管法律已经规定了形式上的平等，但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和大西洋岛民仍然生活在这个国家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国家心理健康调查研究显示，美国印第安人族群酗酒、抑郁、自杀的几率要更高一些。 在政治上，人们认为像犯罪、福利这种概念的种族编码已经被用于对公共政治观点施加影响。种族编码是隐式的，它包括涉及种族的语言和暗示种族的态度和思维的图像。例如，在国内政策的制定中，人们认为罗纳德.里根在19世纪80年代曾暗示过“特殊利益”和“大政府”与可忽视的少数群体这两种概念之间的联系，通过对少数群体的条件否定以在竞选活动中质疑一些政策和项目。在一个分析政治广告的主要态度的研究中，瓦伦缇娜把看过乔治.W.布什宣传广告文案及搭配的三种不同图形的选民的投票结果和其所嵌入的不同的种族线索做了对比，结果剖析出了三种情况：中立、种族判断、蔑视黑人。比方说，当陈述人说“民主党是想把你交的税用在没有实用的政府项目”时，就会以在办公室中的黑人女性和孩子为视频图像。瓦伦缇娜发现，蔑视黑人产生的最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种族化的政策上，像反对平权行动和反对福利开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律教授伊恩·哈尼·洛佩兹将这一现象称为“狗哨政治”。他认为，“狗哨政治”促使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投票反对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以惩罚“不值得的少数群体”，他们认为这些“不值得的少数群体”以他们的利益为代价获得了过多的政府援助。根据洛佩兹的观点，保守的白人中产阶级将那些少数群体视为经济利益上的敌人，他们因此支持那些许诺控制非法移民并打击犯罪的政客。 …………………………………………………… 以上网上有关资料摘编读起来冗长，且缺乏趣味性。但我认为，你如果想了解一点美国种族歧视的问题，读些这样的资料对自己理性地认识美国的种族歧视有帮助。下面这段资料摘编引起我的思索： 美国所谓“种族隔离”本质上属于社区政治、而非全国政治或国际政治，一开始就跟州权和小共同体权利互为表里。排斥黑人的乡约民规通常来自私人或法人团体的明确或默示交易，没有或不需要联邦法律的支持。严格说来，美国早期的宪法解释没有授予联邦政府制定种族政策的权力。宪法没有明示的权力属于各州。契约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限制了司法机构对社会偏见的救济范围。在宪法意义上，种族隔离是多数暴政在种族问题上的体现。北方各州的自由黑人在宪法上拥有广泛的权利，但地方小共同体的偏见使他们无法落实这些权利。 在纯民主共同体内，少数族群基本上没有修改宪制或推翻多数派政策的机会。他这种理论造就了州权和奴隶制的致命联盟，反过来刺激促成了韦伯斯特—林肯的联邦主义—废奴主义联盟。因此，黑人地位始终与联邦权力共进退。联邦权力的扩张就是黑人地位的上升，反之亦然。历史上，联邦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经历了南北战争、新政和冷战三次大规模扩张。最后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这三次扩张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黑人的地位，削弱了各州在种族问题上自行解释宪法的权力。黑人民权运动在冷战时期取得了最大的进展。 依据十九世纪的宪法解释，联邦政府在冷战时期行使的许多权力都是违宪的。在废除强制种族隔离和实施强制种族平等之间，边界模糊、解释混乱，很容易从一种错误跳跃到另一种错误。强制穆斯林女生揭去面纱、强制满族人剪去辫子，到底是维护平等、还是侵犯自由？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场。废除种族隔离（desegregation）也是这样的问题。 种族歧视问题玷污了美国的道德形象。苏联在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伪善性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开发这个富矿。苏联报刊经常收集美国左翼媒体和地方小报涉及种族歧视的零星报道，教育本国人民，煽动亚非拉有色人种。这些报道在美国的读者不多、分量不大，一旦经过苏美两国宣传和外事部门的辑录、整合和分析，就能以小搏大、引起美国最高层的重视。民权活动家虽然目标不同，也并不是不精通这种技术。有色人种国民协进会（NAACP）向联合国请愿，主要目的在于引起联邦政府的尴尬和不安，借助联邦政行政当局向司法系统和地方政府施加影响。自南北战争以来，后两者一直是黑人权力的主要障碍。 其实美国联邦政府从未强迫黑人集中居住。居住区源于黑人的贫困和白人邻居的社会性偏见，当时和以前的政府对这两者都没有干涉的权力。从宪法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中央政府扩大干预社会的力度，更加明确地指向有利于黑人的肯定性行动，而非仅仅维护没有特定对象的一般性法律规范。由此即可看出：黑人权力运动和美国宪法原则的张力其来已久，绝不像图解化的“白人压迫黑人、黑人争取平等”那么简单。虽然南北战争前后的黑人问题主要是法律歧视问题，但新政以后的民权运动大体上已经转化为社会歧视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权领袖开始策划向华盛顿进军，他们并不打算借助社会力量，反对政府；而是希望政府更加积极地干涉，消除社会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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