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上） 朱维毅 德国二战前的背景 布劳姆贝格（Blomberg）是位于德国北威州边缘地区的一座富有传统的古老城市，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它的名称取自德语的“Blumberg”，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十分浪漫的名字--“花山”。 在“二战”期间，花山的男人只有三种：打过仗的，正在打仗的，将要打仗的。在这场与众多世界强国为敌的大战中，德国必须要把全部身心健全的男子送往火线。和很多德国城市一样，小城花山至今保存着两份名单。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去不返的两代死亡军人的名单。在“一战”中，人口不足4000人的花山市有180人阵亡或失踪；在“二战”中，在人口近5000的花山市里，青壮年男子几乎系数被征入伍，其中有310人阵亡或失踪。在这个名单中，就有花山市前任市长迪特.马亨唐茨的父亲--弗利德里希.马亨唐茨。 2002年2月19日下午，作者在花山市的前任市长家中和主人聊天。 市长说：“战争给每一个德国家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阴影，消除它需要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彻底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义务告诉后代如何不再承受这样的悲哀。”事实证明，老市长做到了这一点。我和他的儿子迪尔克曾谈起过“二战”给德国带来的灾难，迪尔克的一句话令我大为震动，他说：“一切报应都是德国人自己招来的。” 在我们谈到了“报应”的责任归属时，老市长认为，德国的历史错误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民众基础，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地归咎于几个独裁者未免失于简单。 他说：“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会被作为德国历史上的伟人载入史册。这句话其实代表了很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希特勒在实现振兴德国经济、消除灾难性的失业、突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夺回军事主权以及完成把奥地利、苏台德等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等一系列计划之后，在发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对波兰的侵略行动之前能够寿终正寝，他留给德国历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辉煌成就，而后来的战争灾难也就不会出现。” 无论这种假设是否有意义，它至少反映了一点：相当一部分德国人至今仍然对纳粹德国在发动‘二战’之前的行径予以完全肯定。那么，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直至1939年发动“二战”之间的所作所为对德国民众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为教育学专家的老市长认为，“二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战”历史的延续，而“一战”是欧洲列强的长期利益争夺的必然。在欧洲的历史上，德国不过是一个后起的强势争夺者。德国之所以在“二战”中失去道义，第一在于它在全球性厌战的大形势下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在于它把种族灭绝政策融入了军事行为。 的确，在“一战”前的漫长历史中，信奉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欧洲列强在外交方面无一不推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独立”、“自由”、“主权”……都只适用于自身（其实我现在也对此深信不疑——编者）。为了自身利益的扩展，武力征服是它们对外使用的第一语言。说白了，德国无非是坏得比较迟，而且坏过了头。 要想了解德国民众为什么选择这个“坏过了头”的纳粹党，就必须知道“一战”给德国留下的是什么。对这一点，老市长给我做了一番简洁而清晰的勾画： 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存在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德国在“一战”之后选择共和制，绝非民众民主意识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溃后的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可奈何的机械效仿。“一战”失败的内因是国力的衰竭——德国已无法承受继续维持战争所带来的经济重负。这就注定了这个封建的，军国主义的德国在尝试民主体制方面会先天缺钙。另一方面，胜利的同盟国也根本没有给予德国丝毫恢复生机和滋生民主的机会。他们考虑的只是如何从战败的德国身上榨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国再度强大并重新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为了这个目的，欢天喜地的胜利者彻底瓜分了德国在海外的全部领地。德属东非大部分归属了英国和法国；德属西南非洲分给了南非联邦；新几内亚岛的德属部分被移交给了澳大利亚；萨摩亚群岛分到了新西兰手上；太平洋中部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以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都转交给了日本。 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的陆军被压缩成为10万人，海军只允许有1.5万人存在，各种舰艇的总数只能有36艘，而对空军则完全禁止存在。坦克车、装甲车、潜艇一律不允许生产。这样的军力就连平息一场国内的大范围武装骚乱都很困难，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就更无从谈起了。除此之外，战胜国还规定莱茵河西岸地区要由协约国军队占领15年，莱茵河以东50公里内的范围一概作为军事真空区。胜利者由此建立起了他们和德国之间的一道宽阔的安全缓冲区，而德国面对装备精良，兵力雄厚的邻国宿敌已基本丧失了抵御侵犯的能力。 除了在军事上必须要使被打倒在地的失败者无法翻身以外，骑在德国身上的战胜国还毫不留情地扼住了老对手的经济咽喉。 《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损失了1/8的领土、12％的人口、16％的煤炭产地和50％的钢铁基地，但在另一方面又规定了德国必须向战胜国总共支付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并以每年支付20亿金马克和26％的出口收入来予以兑现。向一个国库已被战争掏空，资源被强制缩小的国家索取如此巨大的赔款，这无疑是在把它逼向绝路。这不仅不可能催生民主与和平，而且一定会孕育出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这种极端的压榨只能种下德国复仇的祸根。遗憾的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欧洲政治家可谓凤毛麟角。当时在英国曾有一名国会议员孤独而固执地坚持着自己反对裁军的意见，他的理由是：德国在“一战”后所负担的过重赔款压力会衍生仇外情绪，将来可能演变成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力量。这位议员就是后来的英国战时首相邱吉尔。 那么，德国人所处的经济困境到了什么程度呢？ 老市长举例说：“到了1923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一个美元已经可以换到4万亿帝国马克了。有一个叫做特欧的博士在他死前完成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买一个面包要花1000亿马克，一升牛奶要花3000亿马克。因此有一个作家写过一句名言：‘纳粹主义的诞生地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凡尔赛。’你知道这个特欧博士在‘二战’时期是干什么的吗？他成了帝国军备部的副部长。 “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把德国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仅仅在两年内，德国的失业人数就达到600多万人，占当时全部人口的1/10，占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当时德国的家庭人口比现在多，父母带三、四个孩子和两个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很普遍，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挣钱的劳动力经常只是一个人。这意味着，德国已面临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 “在这样的困境下，魏玛共和国无能为力，国际社会也没有救助。现实把德国逼向了绝地--德国呼唤强人、呼唤铁腕，德国只能在极左和极右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1930年9月14日是德国走向独裁的关键的一天，那天共有640万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领袖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为帝国总理。你看，先天不足的德国式民主最终产下了一个怪胎，居然造就了专制独裁，这难道不是民主的悲剧吗？难道不是对西方战胜国遏制德国策略的一种讽刺吗？” 老市长出生于1937年，那时距离战争的启动只剩下两年时间，对“一战”后德国所处的极度困境他不可能有直接体验。为了验证他讲述的希特勒上台前后的德国境况，我在接下来的采访中专门就这个问题询问过很多老兵，以下为部分被采访者的谈话实录。 德国二战幸存士兵的回忆 戴林（邦特鲁普（Barntrop）人，1926年出生，1944年应征参军，第三山地师高射机枪手）： 在7岁以前，我的全部记忆就是一个词——饥饿。我们全家一共五口人中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而他竟然总共失业了7年半的时间！那时我们全家每个星期能够从政府得到7马克的救济，长期吃不饱肚子。当时全德国至少有半数人口受到大失业的波及。德国人已经活不下去了。我们全家能够买得起的食品就是数量很少的土豆和面包。我的母亲就把土豆煮得稀烂后捣成泥，然后拌上盐，让我们抹在面包上吃，就像今天在面包上抹果酱和黄油那样。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德国简直就像获得了重生。生活很快就得到了改善，老百姓不但有了吃的，就业率也几乎达到了100%。作为一个7岁的孩子，我当时最鲜明的记忆就是：肚子吃饱了，日子好过了，我们有希望了！ 布朗特（奥格斯堡（Augsburg）人，1916年出生，1939年自愿参军，空军飞行员）： “一战”结束时我已经3岁了，我属于亲身经历过德国的两次战败及战后重建的一代人。对20年代的饥饿和通货膨胀，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的物价非常昂贵，钞票上的数字都以亿为最小的计量单位。我家里很穷。父亲是个小公务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工资微薄，只能提供一个孩子的学费，所以家里只有我哥哥一个人能上学。我的小学知识有一大部分是自己在家里学的。希特勒上台那年我17岁，当时我对政治不太了解，只知道在慕尼黑起家的国社党成为了执政党。但过了不久我发现周围环境开始发生奇迹般的变化--生活物资充足起来了，失业大军消失了，高速公路建成了，国防实力恢复了……希特勒竞选时的全部承诺都在一步步地兑现。大家对前途有了信心，开始相信国社党领导德国的能力。“二战”爆发那年我23岁，我是自愿入伍的。我觉得这是我对祖国应尽的义务。但我有一个先天的毛病，就是射击时只能把枪托顶在左肩，这个习惯使我无法去当步兵，于是我干了飞行员。在参军前，我干过3年滑翔机教练，去空军毫无问题。 罗迪（柏林（Berlin）人，1921年出生，1941年自愿参军，装甲兵）： 我出身于一个商贾之家。父母各自的家庭都殷实富足。我祖父在1870年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新市场——制作葬礼服。他很快就成立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1904年，他花了120万金马克在柏林市中心区的宪兵广场旁购买了一块地皮并建起了一幢公司大楼。这个公司后来传给了父亲。“一战”结束后德国的经济持续十几年低靡不振。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失业金少得可怜，老百姓普遍吃都吃不饱。我父亲的公司长期入不敷出，被迫裁员，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就在公司濒临破产的时候，纳粹党上台了，德国的形势突变。在国内，持续衰败了十多年的经济形势一天天好转，我父亲的公司又开始正常运转了。在国外，德国获得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兼并了奥地利，还一步步夺回了外交主权……1935年，我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1941年2月我自愿入伍，这样我就有资格选择军种了。因为我的皮肤对潮湿环境过敏，我拒绝了让我去当海军的安排，尽管征召我们的是那艘赫赫有名的“俾斯麦号”战列舰。我幸亏没有去，这艘战舰上的官兵后来全部葬身大西洋海底了。炮兵呢，我也不愿意干，响声太大了。后来征兵处建议我选择装甲兵，我接受了。（下面有他自述的故事。） 德裔美国人迪·莱曼在他写的《希特勒在地堡中的最后日子》一书里回忆了他10岁时在家乡第一次见到希特勒时的感觉： 1938年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就是在这年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在布莱斯劳的世纪大厅里挤满了希望被希特勒接见的人，等候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我无法用语言形容希特勒在人群中掀起的那种狂热的情感浪潮，即使站在离他很远的地方，我也能感受到他那种催眠般的魔力，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那个时代所有的德国少年从出生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忠诚、诚实、细心，乐于助人，我们的理想就是要时刻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奉献；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民族，人人互相关心，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要响应元首的号召，将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我和我的伙伴们都对指定的活动充满热情。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还能质疑什么呢？…… 在一些历史资料影片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景。这些场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疯狂的印象。那是一种由感激、信任与爱戴合成出来的极端崇拜和高度认同，那是一种被压抑14年的民族振兴渴望的释放，那是一种由衰败转向强盛、由屈辱转向骄傲的群体宣言。在这样一种大众氛围下，希特勒把德国引往任何一个方向都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了。 那位出生于殷实富足的商贾人家的罗迪先生排行老，谈到二战，他的话开始变得滔滔不绝： “我们家兄弟4人一个不剩地全都进了军队。我大哥是个上尉，他死在法国，死得冤透了，踩上了自己埋下的地雷。他是回家结婚后重返前线时死的，死的时候是31岁，刚结婚14天。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我二哥也死了，当时的战场已经到了德国东部的西里西亚地区，现在已经归属了波兰。听他的战友说，他被俄国人平射的高射机枪的子弹击中了头部，当时就给掀开了半边脸，死时25岁，埋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能说得清。 “我和弟弟算是大难不死。在1945年德国投降前夕，我成了英军的战俘，战后5个月后被释放回家。我弟弟被美军俘获了，但他比我要倒霉得多，因为美国人把他们那一批战俘全部交给了苏军，结果他被转移到了一个位于高加索的战俘营，在那里服了5年的苦役后才被放回德国。 “我入伍4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了。我们的装甲部队在半夜已集结待命，凌晨5点接到出发的命令，当天我越过边界踏上了俄国人的土地。” 罗迪接着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刚打进苏联时，俄国人一路溃败，我们一路追赶。装甲部队的任务是快速穿插，最前面的坦克冲得太快，来不及收容被击溃的俄国士兵。这样，等我们后续部队赶到时，道路两边就常有大批被打散的苏军士兵在袭击我们。我们连奉命消灭沿途的苏军散兵，大家手持武器向公路两侧搜索。我发现了一个苏军重伤员，他已经一点也爬不动了，脖子上被子弹洞穿的伤口冒着一串串血泡，军服的胸襟被染红了大半边，在我走近时，他恐惧地注视着我，喉咙里发出一阵像轻微打鼾似的声音。我想那一定是请我救救他。 “我不忍心看他那惨状，刚要调头走开，就被我的连长用手枪拦住了。他让我打死这个伤兵。我不干，他就把手枪指向了我。我火了，对他大喊：‘我只能向敌手开枪，他是垂死的人，不是我的敌手！’连长不再说话了，自己上前朝那个俄国人的头上开了一枪。我当时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按照军纪，连长完全有权转过身来将第二枪打在我的头上。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举报我。这是我走上战场后逃过的第一劫。德国军队的纪律非常严。就在我所在的无线通讯班里，有一个话务兵因为打瞌睡耽误了传达命令，当天就被长官下令枪毙了。我算是有运气的了。” 接着“运气”的话题，罗迪的讲述变得更为生动： “1942年，我们被编入了‘大德意志’机械化师。这是一支装甲步兵师，属于国防军中装备最好、专打硬仗的顶尖精锐师。在这样一支部队里，战争对我变得更加残酷和危险。在频繁的激战中，我一次次和死神遭遇。 “有一次，我们在行军途中遭到俄国人突袭，对方火力极猛。当我在装甲运兵车里探身还击时，一颗子弹贴着我的胸口嗖地一下滑过去，我甚至感觉到了子弹的滚烫的温度。事后一看，子弹滑破了我左胸部位的衬衣，打破了我贴身藏着的士兵证，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身体当时再侧转一丁点的话，被击中的就是心脏了。 “还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正在汽车里低头发报，我刚刚抬起头来往后一靠，一颗子弹就擦身而过打在了我身边那个仍然在低头发报的报务员的头上…… “我们盼望能调到西欧战场，但被调来调去总离不开东线，因为东线太需要我们这支部队了。我们对调动的情况一无所知。有一次我们在南俄乘火车出发，走走停停折腾了一个晚上。大家都兴奋起来，觉得走这么长的路肯定是去西线了，都盼望能被调防到法国，结果天亮到达目的地一看，大家都傻了：原来我们北上，来到了阻击苏军反攻的主战场！” 老人一边说着一边又拿起了相册：“战争真是太残酷了。你看，这是一张1943年我们在苏联挖战壕的照片，里面的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我一个。” 作者问罗迪：“那您杀过您的敌人吗？” 他迟疑了一下答道：“杀过，我杀过俄国人，至少有两个是很清楚的，因为当时是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扣动的板机。我是军人，战场上的敌对军人在相逢时就是这样简单，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但我的枪口从来不指向平民……” 谈到平民，罗迪的话题转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我的战争记忆并不都是血和火。从在莫斯科郊外撤退到第二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中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乌克兰地区修整练兵。我们的驻地是一个未经战火破坏的村庄。当地人和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家里，我的女房东叫娜斯提亚，她的丈夫上了前线，留下她和一个小女儿守家。在住她家的3个多月时间里，我一直在用业余时间教小姑娘数学。 “进入1942年夏季后，我们的部队又被投入战场。血腥和残酷的战斗连绵不绝，这就更使我怀念在乌克兰乡村的那段安宁而愉快的日子。在战争后期大撤退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又经过这个村庄。我专门去看望了房东娜斯提亚。但她脸上已失去了以前的笑容，她目光呆滞地直视着我说‘德国兵坏’。原来，她的村庄刚刚经历了后撤中的党卫军的洗劫。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在我转身要离去时，她突然叫住我，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低声说‘你是好人，愿上帝保佑你’。我是含着眼泪走开的，不敢再回头看她。人这种动物有时候真是很难理解的，照理说我们是敌对的双方呀！ “战后我才了解到党卫军这一恶行的背景：1943年9月7日，希姆莱对撤离苏联的党卫军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在撤出乌克兰时不留下一个人、一担粮、一段铁轨’。娜斯提亚和她的女儿后来是否躲过了党卫军的烧杀，是否遭受到收复乌克兰后的苏军对亲近德军者的清算，我一无所知。我宁愿不知道，好让心里永远保留着对房东大姐娜斯提亚和小村居民那种祥和与美好生活的记忆。 “战争结束后的第5个月，我从英军战俘营被释放回家。当时母亲像疯了一样跑下楼扑向我，我们相拥大哭。我很理解母亲，毕竟她的4个儿子只回来了一个啊！而那时我的双目已经接近失明：一只眼睛丢在了高加索战场，另一只受重伤后看不清东西，我的右肺只有1/4还在工作，属于100%伤残等级……” 商人特质或许是能遗传的。战争毁掉了罗迪家族的一切财产，他在战后从当水泥搬运工开始，一步步再次成为富商。他经营的是办公用品生意，一直干到计算机时代的到来。 罗迪说，他在战后最大的爱好就是旅游。他现在的太太就是他在1963年的芬兰旅行中结识的。老人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出一大串他到过的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并伴以简单的国情介绍，听上去有些像体育解说员在现场介绍奥运会的各国运动队入场式。他说：“我对豪华旅游不感兴趣。豪华的玩意咱家里有，既然出去了就要了解世界，接近最普通的人，吃最家常的菜，过最老百姓的日子。” 在出国旅游的路上，罗迪有个发现：他们这一代德国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由他们联想到战争。他曾两次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他最愿意做的事情是看古迹和找老人聊天。有一次他和一个俄国老人一起喝酒，谈话中他发现两人竟在顿河战线的同一地点作过战。俄国老兵指着他的鼻子说：“哈哈，你带枪进不了莫斯科，现在带钱进来了啊？”两人随即大笑碰杯，既为了掩盖尴尬，也为了灾难后的幸存…… 有一次罗迪独自去荷兰，摩托车在一场大雨中熄了火。在他徒劳的修理过程中，漆黑的夜幕悄然降临。最后是一个荷兰男子在瓢泼大雨中帮助了他。当他在那男子家中的壁炉前烤衣服时，他意外地了解到主人是个犹太人，“二战”时他的全家都被关进了德国纳粹的集中营，最后只有他一人活着出来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帮助我这个德国人？”罗迪带有几分歉意地问道。主人沉静地反问道：“难道在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我们还学不会和睦相处吗？” 罗迪老人讲到这里时已经说不下去了，他开始摘下眼睛去擦拭泪水…… “人应该学会反省和宽容，这一点是我从在荷兰的那次经历中学到的。”罗迪先生在谈话结束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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