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简历
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 已合併成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两份報紙继续发行。文匯報》和《大公報》都是在中國大陸創辦的，后来落戶香港，成為中共港澳工委控制的媒体。
百年《大公報》 1902年，清光緒二十八年，滿族人英斂之主持的《大公報》在天津法租界創刊。該報取名「大公」意謂「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英斂之是屬保皇維新派，同時也是羅馬天主教徒，報章立場也受其影響。 1916年，英斂之將報社轉售紡紗企業家王郅隆。但王郅隆在1923年的日本關東大地震中喪生，報社至1925年11月停刊。
次年，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並於同年9月複刊。此時報紙擴大，發行上海版。其後日軍侵華，天津與上海版於1937年七七事變後相繼停刊，但漢口版、重慶版與香港版相繼創立，維持著中國大報地位。 大公網上的報史說：「1919年巴黎和會時期，派往法國採訪和會的唯一中國記者，是《大公報》的胡政之。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唯一駐守歐洲戰場的中國記者，是《大公報》記者蕭乾。在東京灣米蘇裏號戰艦舉行的日本投降儀式上，《大公報》派駐太平洋地區的戰地記者朱啟平，寫下了中國新聞史上的經典名篇《落日》，傳誦一時，並被編入中國大學新聞系教材。」
《大公報》曾支持國民黨，但在抗日戰爭爆發後開始支持共產黨。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主導上海《大公報》遷往北京，而北京《大公報》最終於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被裁撤。
中共建政後的香港《大公報》由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接管，也有說該報直接受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該報基本維持左傾立場。其中，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六七暴動」中，時任《大公報》社長貴彞民擔任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副主委，該報也刊發了包含《毛澤東語錄》等內容的《我們必勝，港英必敗》特刊。
《大公報》網站並未列舉其發行量，但有網站稱其每天印刷40萬份，其中16萬份在香港發行，其餘屬於中國內地與世界其他地區。 《大公報》電子版是香港最早的互聯網新聞網站之一，該報隨後成立門戶網站大公網。香港報業公會2014年的60週年會刊指出，大公網全球排名穩居中國新聞類網站前十，日均瀏覽量達1000萬次以上，日均訪客數逾100萬，官方搜狐微博有242萬人關注，新浪微博則有52萬。
除了香港業務，《大公報》尚辦有菲律賓版，以及《大公報西部專刊》和《中國民企專刊》。
《文匯報》
《文匯報》1938年1月25日在上海創刊。據《上海通志》記載，當時的報紙相繼改以外商名義出版「洋旗報」，以繞過日軍實施的新聞審查。
《文匯報》由蘇格蘭人克明（H.M. Cumine）任董事長兼總主筆，嚴寶禮任總經理。上海《文匯報》高級編輯吳躍龍曾撰文解釋說，《文匯報》一名源於原英文報章《The Shanghai Mercury》，但兩者並無繼承關係。 上海《文匯報》於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停刊，1945年複刊後立場傾向中共，1947年被國民政府查封，在中共解放上海後，於1949年6月複刊，目前屬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旗下報章。
而在國民政府查封報社之際，原總主筆徐鑄成到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1948年9月9日開始發行，當時身兼國民黨親共分離組織——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機關報。如今民革是中共所稱的民主黨派之一。 香港《文匯報》官網記載，郭沫若、茅盾等知名文人被雇為香港《文匯報》旗下各周刊擔任主編。
金堯如和李子誦在文革前主持香港《文匯報》工作，其中李子誦一直任職該報達38年之久，而身兼港澳工委宣傳統戰工作主管的金堯如則在香港「六七暴動」被認定為路線錯誤後被召回廣州，繼而被批鬥、下放農村，直到文革結束後，再次被調返香港《文匯報》。
1989年北京學弑l之際，李子誦為社長，曾敏之为总编辑。5月20日北京宣佈戒嚴，解放軍入城後，文汇报21日刊出「開天窗」社論〈痛心疾首〉，据说港澳工委新闻系统负责人张俊生事先知情，后来引起责任争议。李子誦在「六四」事件發生後更公開譴責解放軍鎮壓抗議學生。
「六四」後，香港《文匯報》雖然維持親北京立場，但仍偶有報道香港支聯會每年舉辦的六四燭光紀念晚會。
《文匯報》在香港的發行量同樣難以從官方資料考據，但有網站聲稱其每日印發40萬份。與此同時，官網香港文匯網稱，其訪問量「在香港報紙網站位列一甲，單日訪問量峰值突破2200萬人次」。
但文匯網有記載，《文匯報》出版發行32個海外、境外版，每日總銷量超過200萬份。例如與東馬來西亞《聯合日報》合作發行東馬沙撈越版，與台灣旺旺中時集團旗下《旺報》合作發行台灣專版，以及與《英中時報》合作發行英國版等。
但在香港本地，传两报纸质版每日各自销量不到4万份，长期亏损，依靠北京补贴维持，现在两报管理合并，也是试图扭转亏损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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