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贸易战中，关税大棒之外，中美两国的话语体系同样值得关注。

进入21世纪，全球化时代尽管使得各国经贸联系与人员往来更加密切，但这并没有消除东西方话语体系的差异，在中美贸易战中两国表现的非常明显。

中美贸易战不仅是两国经贸实力的较量也是两国话语权的较量

中美贸易战话语体系的不同

10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将对中国征收另一轮关税。
在采访中他很直接地表达对中国追加关税的目标，即应该签订一个公平的协议，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开放市场。

不论是特朗普还是彭斯之前发表的对华演讲，都直截了当地表明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目的，即通过惩戒中国，促使其开放市场。这反映出美国对外关系的话语特点，简单明了，直奔主题，而且丝毫不避讳对抗。

与之相比，中国官员在谈及贸易战时，通常会表达的非常委婉，言语中多了几分客气。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10月12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有着非常好的工作关系，将维持下去，也谈及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两害。

9月份北京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是目前为止中国方面对贸易战最全面的回应，该白皮书所谈及最多的是中国维护世界多边秩序的正义性，美国单边贸易行为造成了两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损失，以及中国不想对抗，但不怕对抗。这些话语与近些年中国官员对中美贸易战回应无异，表现出程式化的中国官僚话语特色。

崔天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有较好的工作关系

除了政府层面，作为第二轨道的学界交流也在两国话语体系对话中占据重要的作用，而中美两国学界在谈及贸易战时也表现出不同的话语特点。

美国学界有两种声音，既有支持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指责中国种种不符合国际经贸规则的行为，与白宫口径一致。也有一种自由派的声音，即对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可能造成的经贸损失表示担忧，认为可能会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然而不管是哪种声音，都明确表达出自己的立场，符合西方话语习惯。

而中国学界在谈及贸易战时，会谈及贸易战对经济改革、科技创新带来的影响，也会结合当前中美关系大局来做出专业分析，但却很少谈及中国政府怎么看贸易战，也对在贸易战中如何应对非常谨慎。

可以说，中美官方与学界的声音反映出两国话语体系的不同，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代表，在涉及贸易战的话语上，美国简单直接，丝毫不否认对抗与冲突。而中国则善于打圆场，客套话较多，不会很直接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话语体系差异背后的原因

中美之间的话语体系差异背后有着很多的原因，既有语言文化本身差异的原因，也是由意识形态差异决定的。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英文本身就存在表达方式的差异，中国语言强调含蓄，并不会过于显山漏水，甚至会经常话中有话。而英语语言强调文字的简洁与通俗易懂，因此会在一开始就会点明主题。

特朗普关于贸易战的演讲总是直奔主题

而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则会给中美两国的官方语言带来明显的不同。中国官方话语更多带有中国本身的官僚主义特性，例如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以及领导人讲话，通常会有“高举伟大旗帜”、“团结”、“在党中央领导下”等共产主义国家政权经常用语，这也是中国特色的语境。而美国则通常会提及民主、自由以及权利。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涉及中美贸易战的对话，美国官员总是不懂中国在说些什么。

当两国官方难以沟通时，作为第二轨道的学界应该发挥桥梁作用。但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在建构有关贸易战的话语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中国学界在探讨贸易战问题上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在近期北京大学组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在谈及贸易战主题时，顾左右而言他，谈及对国企改革、金融监管等议题，但却没有谈及贸易战本身。另外，一些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与中国官方口径一致，即谈中国必定会取得贸易战胜利，美国必然会失败，贸易战合则两利，斗则两害，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这些声音明显无法与西方学界进行有效对话。

中国学界在谈及贸易战时顾左右而言他，无法与西方学界有效对话，除了因为这些学者本身英文表达水平有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独特的政治环境造就的。北京高层对于贸易战的具体政策立场表态非常模糊，而且对学界的管制比较严密，这些学者担心一旦自己的表态与高层的想法出现不一致，则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自然会对贸易战本身的话题非常谨慎。

北京应该如何构建贸易战话语体系

中美两国之间的话语体系差异是非常正常的，但考虑到美国媒体的强大宣传能力是中国不能比的，中国如果要在贸易战中争取道德至高点，重新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媒体在世界上影响力有限，但在语言建构上，类似“中国必胜、美国必败”、“要打美国利益七寸”以及“中国亮剑”等过度煽情的词语，只会给中国对外宣传减分。

事实上中国高层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已经开始努力塑造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多边机制的姿态。但中国官方身份在很多场合不便于表达自己的立场，这就需要第二轨道的学界发挥作用。

而中国学界要想扮演第二轨道的角色，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国内的小圈子，应该在对外宣传上通过学界让西方同行积极对话，不要回避敏感问题，这需要中国官方对学术管控进一步放开。

总的来说，中国要在贸易战中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就需要建构新的话语体系，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回应美国，在官方渠道无法打开局面的情况下，学界应该更加积极去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