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被强加了一种观念：鲁迅是中华民族之魂！这不仅有毛主席他老人家所高度颂扬的“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为证，也有1936年鲁迅逝世时，其身躯上所覆盖的“民族魂”旗帜为证。

后来读书，几乎每个学期都能读到鲁迅先生的大作，比如《祝福》、《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等等，特别是《纪念刘和珍君》里面，“真的勇士，是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云云，成为年青人激励自我的名言。

再后来，曾经就读鲁迅文学院作家进修班，更加以鲁迅为荣；再后来，自己的文章被一些关心的朋友所劝阻：“你的文章有鲁迅风格，千万要小心”时，也愈发沾沾自喜。

不知道是不是爸爸所担心的“读书越多越反动”，还是终于长大了，到了今天，我忽然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鲁迅是不是汉奸？

我相信：怀疑是接近真理的第一步。

对鲁迅的怀疑，是从尊敬他的风骨而来。

记得是在“89－64”之后，我和很多学者闲聊之间，便常常引发一个话题：鲁迅如果生活在这个时代，会怎么样？该怎样描述天安门事变这个比“刘和珍之死”更严重千万倍的屠杀？

话题再深入，鲁迅如果没有死，活在中共建政后，他会受到怎样的待遇？

答案是千篇一律的：鲁迅或者像钱钟书一样不再创作，或者像老舍一样被迫害致死！

这是一个连普通共产党党员都看得出的答案。

然而，正是从鲁迅之死开始，我才开始怀疑鲁迅的人格，怀疑他作为中华民族族魂的资格！

想想看，鲁迅是死在怎样的时代？

1936年末！！！

这个时代是什么概念？

一方面，小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从甲午之战后成为中国头号仇敌，继占领台湾之后，占领朝鲜。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关键时刻，日本鬼子公然于济南割鼻挖眼残杀中国大使，以挑衅和试图掀起侵略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无恶不作。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派出精锐陆海空师团攻打上海，遇到国民政府19路军和中央直属张治中第五军浴血抗战。1933年侵略热河，策动外蒙分裂……

可以说，日寇无日不在梦想吞灭中国，无日不在增兵中国。在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之前，早已经完成了对北京上海华东华中军事包围的准备；所以才能在北京“芦沟桥一枪”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席卷半个中国。

另外一方面，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罪恶政权后，中国国民党曾两次失去执政机会：一是孙中山主动妥协，以总统之位换取北洋军阀统帅袁世凯的倒戈；二是国民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党魁宋教仁在天津被袁世凯刺杀。之后，国民党发动北伐，以军事的胜利促进政治的团结，终于实现形式上的统一，来面对小日本帝国气势汹汹的杀机。

为了在极短时期内达致国家现代化之路，蒋介石先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军事上，对外，引进德国、美国先进军备；对内，采取宽容政策，收编地方军队，让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进入决策圈，统一在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等等。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过中央政府，政府都采取宽容妥协政策，以尽可能团结对外，避免牺牲。对于共产党军队，也曾经多次试图收编。可是，共产党军队搞军事割据，擅立“国中有国”，建立所谓“中华苏维埃国”；认贼作父，仗苏联之势与中央为敌；擅自发行伪币，公然走私贩私，以武力种植及贩卖鸦片牟利（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破坏国民政府的行政统一……这种分裂局面，如不能解决，如何面对苏联或者日本的侵略？所以，国民政府收编，然后共产党叛乱；再收编，再叛乱；到抗日时收编成为八路军，最后仍然是叛乱！

在经济财政金融政策上，从1927年到1937年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实施法币，收回关税自主权，统一烟酒盐政，大办交通建设，建立完整银行体系，开矿兴业，保护国货，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年增长率百分之二十、三十以上的速度成长，甚至有的年度增长率高达百分之百！至于上海，更加成为国际著名的远东第一都会，发展速度与国际接轨，甚至高度发展了自晚清民初就已经有了的股市自由交易制度。这个在一九四九年后就被彻底废除的股市自由交易制度，直到中共改革开放，才在中共权力的统帅之下，开始恢复。

在文艺上，不仅这十年是中国报刊最自由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真正时期，各种思潮涌现，名家繁星罗列。文艺要反映时代变化，表达时代的情绪。于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听到了属于真正族魂的歌曲《黄河大合唱》，听到了《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听到了战士们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听到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生活方式上，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破除陋习，树立文明卫生之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女权运动”，以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教育政策上，国民政府更加不遗余力，建立起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努力遵循“循思想自由原则，采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建设起一座又一座具有自由竞争、有容乃大风范的名牌大学，它们实在是今日大陆那些所谓名牌大学望尘莫及的！

可以说，从北伐之后到抗战之前的十年，是中国迅速消除封建遗祸、医治内乱创伤、恢复民族健康、增强国家体力的十年，是厉兵秣马、整肃军纪、强化国防、扩大外交、备战迎敌的十年！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你能从鲁迅的文章中看到吗？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所谓大作中，看到日本帝国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吗？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所谓大作中，看到国民政府哪怕是一丁点的进步吗？

很难置信，在这样一个枕戈待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百废俱兴、经济腾飞的时代，鲁迅的眼里，竟没有日本的武士刀在屠杀和正在准备大屠杀；鲁迅的眼里，竟没有国民政府于内外交困之中竭尽全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在鲁迅的百万雄文中，居然没有一个字眼的抗日言论！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说：中国就像一个铁的黑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的人都在昏睡，如果有人醒了，会更加痛苦，还不如睡死的好，除非有外面的人把这屋子打破！（大意）

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中国人没有自救的能力，只有被日本人侵略占领杀害才能有生机？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说：“费厄泼赖（FAIR PLAY，公正游戏规则，即科学文明制度）应该缓行，对资本家的乏走狗（指国民政府）应该痛打落水狗！”我们就不明白，鲁迅在那样一个民族生死维艰的关头，怎么就不号召“痛打小日本野心狼”？！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无不竭尽冷嘲热讽挖苦诬蔑之能事，讽刺“新生活运动”，讽刺文艺界“国防文学和抗日文学”的口号。我们不明白，文艺家身为时代的记录者和表演者，怎么可以对日本的巨大威胁无动于衷？当时军队在备战，人民在奉献，艺术界发起“抗日赈灾义演”、“慰军演出”、“抗日话剧”。文学界虽然有“国防文学”、“抗日文学”之争，但都是在尽国民的责任，为什么所谓的“族魂”，却这样冷酷无情地讽刺嘲讽这一切的努力？

甚至，鲁迅的作为，均是在讽刺中国一切的一切，包括中药中医，包括传统文明和儒家文化，包括辉煌历史和科学贡献，包括衣食住行，没有一样看上眼的。什么，“决不看中医”，什么“中国的书缝里，只写着两个字：‘吃人’”！甚至，要彻底废除中文，什么“中文不灭，国无希望”……

很遗憾，看鲁迅的书，只有两个感想：

一是国民政府真宽容，可以让他那些“反动透顶罪大恶极”的文章横空出世，公然在《申报》等中国大报刊上发表（即使如此，鲁迅并不满意，出版《伪自由书》，以进一步揭露和嘲讽国民政府的伪自由）。据我们所知，在1949年后的大陆，无论你怎样变换笔名，都绝不可能有一句类似鲁迅的过激言论发表出来。不等政府动手，身为共产党一分子的编辑，就已经掐死了你的文章。比如，我的这种文章就只能在网络上发表，绝无可能登上大陆！

二是中国完了，没希望了，很消极，很压抑！看看阿Q，居然被学者认为中国人──人人都是阿Q。但是，阿Q是那样地无赖无耻，怎么可以代表中国人形象？如果30年代的中国人有一半是阿Q，我们不等日本人打，自己就灭亡了！而鲁迅的眼里，人人都是阿Q。所以，中国被灭亡的命运，在鲁迅看来，就是“黑暗的铁的牢不可破的屋子，里面的人阿Q一样地在熟睡中闷死过去”！其它的形象更加不用说，用共产党今天的话说，没有一个“符合主旋律”，没有一个是鼓舞人心的“英雄模范”。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伤逝》里萎萎缩缩的小知识分子；看到的，只是《祝福》里不能抗拒悲惨命运、只有被吃掉的“祥林嫂”。一句话，鲁迅是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面。不过，鲁迅只给我们看“黑暗面”而已，仅此而已。看了之后，你会感觉浑身无力，觉得那个时代一片黑暗，你绝对不会想到为国捐躯奋斗。出路是：要么推翻政府，就像共产党所做的一切；要么接受日本鬼子“打破黑屋子”，就像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所做的那样。

我曾经怀疑，周作人和鲁迅一向感情良好，日本人侵略中国，周作人迅速成了汉奸政府的高官，是不是曾经受鲁迅的影响颇深？因为，如果鲁迅是个坚定的抗日主义者，以鲁迅的威望名声，在文章里对日本鬼子如果稍作攻击，我想在当时的民族精神上，该是多大的促进，该会激荡多少年青人保家卫国的心？

同时我又想到，鲁迅长居上海租界，与日本人内山书店老板相好。而在战争阴云密布下的中国上海，内山书店是否名为书店暗中却搜集中国情报？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的瞎联想罢。然而，在全国一片抗日形势下，在人民拒买日货焚烧日店的形势下，鲁迅先生却躲在日本的书店与老板喝茶，谈中国“5000年只写着‘吃人’两个字”，谈中国社会的黑暗丑恶与没有希望，谈“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谈痛打“资本家的乏走狗”──国民政府……，不是也太奇怪了吗？

对了，我也差点忘记了鲁迅先生的书，曾经就在内山书店出版并由内山书店贩卖。如果内山老板没有弃暗投明，放弃对日本天皇的效忠的话，那么，我想鲁迅先生的书，肯定不会有鲜明的抗日思想，不会与“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有冲突，才能在日本人的书店贩卖！

还有，让无数鲁迅迷们所难以想象的是：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人疯狗一样进攻上海，当国民革命军为保卫家国浴血奋战的时刻，鲁迅先生在1月29日，就急急忙忙地躲到了日本人的内山书店。到2月6日，再由内山书店店友（？）护送至英国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一直躲到4月。就在国民革命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大支援的时候，鲁迅却在避难所整理他的《三闲集》，《二心集》……

尽管无数的学者，可以给鲁迅涂脂抹粉，把他描绘成一个所谓的“民族魂”，尽管共产党可以感谢日本人的侵略给了他们夺取政权的唯一生路，也顺便感谢鲁迅对国民政府的攻击；尽管鲁迅的文章确实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然而，我要说：鲁迅，绝对不配当中华民族的“族魂”！

一个对中国的文字都看不惯扬言要彻底消灭的人，一个把中国的历史看成是一片垃圾的人，一个对中国的古代一切文明传统都看不顺眼的人，一个对正在抗日救难的国民政府努力进行着冷嘲热讽的人，怎么有资格做中华民族的“族魂”？！

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一个伟大的导师，在国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却可以在文章里不发一言。鲁迅如果不是无知，如果不是汉奸，至少，他也是一个亲日的“堕落文人”，是一个大汉奸的亲哥哥！

不是有很多年青人至今还盲目崇拜鲁迅吗，那么，就让我彻底来打碎这个神像：

鲁迅，在和许广平小姐结婚后，许广平这个北京女师大的学运和抗日领袖，在鲁迅的约束下，竟然成为一个不能参与社会活动的家庭妇女。为此，鲁迅和许广平曾经发生多次严重冲突，几度面临离婚处境（其实只是长期同居而已，鲁迅早于1905年有发妻，但未尽丈夫义务，与许同居却又没有给其夫妻名份）！而“族魂”鲁迅，在日记里这样记载：某月某日晚，“洗脚”一次；某日晚，再“洗脚”一次……“洗脚”者何？和许广平做爱而已也！

把和妻子的做爱形容为“洗脚”，这是怎样的侮辱与伤害？这是怎样的高傲与自大？

本人不才，遍阅史书，鲁迅先生所视为粪土的人物们，似乎还没有人对自己的妻子有过这样的污蔑。倒是日本男人，对自己女人的鄙视与高傲，与鲁迅先生的“洗脚”颇为类同，从日本女人的跪式服务中，我们可以联想一二。

还有一个光环，是鲁迅自述说：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日本电影，看到麻木的东北民众，要么做了被杀的木头，要么做了无赖的看客；因此，他认为，强健民族体魄是无用的，医治心灵尤为重要，所以愤而退学，开始创作，云云。

我们一向认为那是真的。直到我读到一篇回忆录，才知道鲁迅很会撒谎。那篇回忆录说，大约在1918年，身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的38岁鲁迅，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作者作为同事，有一天去看望当时的周树人先生。看到他在家意志消沉，无所事事，旁边桌子上有一篇小文章，是该凡人向教育部撰写的公文。作者看了觉得不错，就劝他说：既然你无事可作，不如写写文艺作品发表。周先生就怀疑地说：“写作有用吗？”作者就鼓励他，然后……我们就知道了，现代史上的神──“鲁迅”诞生了！但是，我们也就知道了，所谓在日本留学辍学，是因为看电影受刺激发愤著作以医治国民精神云云，全是扯淡！因为按照时间推算，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已经是留学日本之后十几二十年了，鲁迅为何还没有专业写作？为何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写作的精神医治作用？还担心“有用”吗？

何况就算鲁迅当时真受了电影刺激，要写作，也完全没有理由在丝毫没有写作基础和经验的基础上，忽然辍学专门写作！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初出国门的青年，忽然放弃留学，专门写作以“医治国民精神”，除非他疯了！何况，作为写作行内人来说，没有足够的文学修养和生活阅历，根本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根本达不到他想要的“医治国民精神”的效果。这就是鲁迅为何在回国十几年后任职教育部闲暇有空之时才能写作的原因！

而鲁迅辍学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个人推测，一是因为我们众所周知的鲁迅家庭发生变故，父亲早死，经济困顿，难于继续支持鲁迅留学；二是鲁迅所就读的仙台医专，是一个私立的偏僻乡下的野鸡类学院，鲁迅的日语还没有过关（鲁迅散文《藤野先生》里交代他交上去的作业，几乎布满了红XX，藤野先生不仅要改他的答案错误，也要不厌其烦地修改其日语语法和单词的错误），而学习成绩也颇为糟糕（藤野先生如此负责和善待鲁迅，他所教的那一门课鲁迅也就好不容易混了个及格，其它科目就可想而知），根本申请不到奖学金。虽然有藤野先生热心帮忙，也难有起色。这严重挫伤了鲁迅的自尊心。鲁迅既经济困难，也开始对医学学习有畏难情绪，觉得前途迷茫，不宜久留，所以就借结婚之机辍学回国几个礼拜，之后居然就滞留东京长达5年之久。这期间，鲁迅的行踪成谜……除了刚开始的几个月要办一个杂志而没有成功；之后，鲁迅从来没有交代：他在生活费昂贵的东京，到底是怎样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生存下去的！最后，他回国担任师范教员（鲁迅自称：因为母亲和其他人渴望得到他的经济资助，所以回国任职）。

这样说，可能是彻底地打破了《族魂》高高在上的有力支柱，但是却最为可信，接近事实。

再说句很不客气的话，鲁迅如果真的有一点《族魂》的精神，有半点“医治中华民族”的气魄，决不至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重金延聘百般迁就，学生们嗷嗷待哺如影跟随的情况下，遇到一点点生活上的不如意，就哇哇叫苦，然后呆不到几个月就开溜！须知，厦门大学是新创办的，当然不可能事事完备，但已经竭尽所能为鲁迅提供方便；而中山大学更是可以迁就到聘请许广平担任鲁迅的助教，以方便其工作生活！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在人家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他选择了做逃兵！要不，为什么他自己也自嘲是“骗人家的钱”？须知，1926年月薪250─300元袁大头，换在今天，至少相当于月薪3万元！越看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就越生气，越觉得他们无聊兼无耻，互相在比赛唱衰自己的学校。全不知道：教育，本来就是良心的工作！遇到困难，也正好是显示个人才华的时候！看看南洋的“华侨领袖”陈嘉庚，毁家破产为了兴学抗日；看看南洋的“族魂”林连玉，一生为了华教而被捕和被剥夺公民权；看看南洋的“新民之父”许峥嵘，为了办学倾家荡产甚至不惜向高利贷借款，竟连累后代还债30多年！当然，不比那些，就是比比清朝山东的武训，一生行乞办学的感人情怀……这些人，这些事，和《两地书》中那个哇哇乱叫、稍不如意就脚底抹油的鲁迅比起来，谁，才是真正的族魂？！

鲁迅是有钱兼有闲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国是最高薪的职位之一。他的稿费收入在民国达暴富阶层的水准（民国时期一篇评论文章的稿费可以让老舍在北京买一个黄金地皮位置的四合院）。他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和日本老板茶余饭后亲密无间合作愉快，享受着和许广平经常吊着膀子去“大光明”看西洋电影（见许广平回忆录），然后回家用许广平“洗脚”（见鲁迅日记）的乐趣，骂着这个给他骂得体无完肤的内外交困忍辱负重的政府，自由出版着《伪自由书》。他还觉得这是《伪自由》。他到底还想怎样啊？──我们今天的国内文艺人士，有哪个不羡慕国民政府时期的出版自由、学术民主和教育包容的政策啊！

然而，他仍然《出离愤怒》了！他这样表达对祖国的感情：“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写在<坟>后面》）

“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面前站着一个（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的）中学生的话，我说：第一步要争取言论的自由”（《答北斗文学社问”》“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本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什么全都是一样……”（《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我要骗人》）“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国民党掌权的时候起……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

在鲁迅的眼中，中国的前途只有灭亡一途：坟！

在鲁迅的眼中，他躲在上海的租界，通过民国大型报刊公开臭骂羞辱政府所享受到的超高额稿费，却不是自由言论的象征！

在鲁迅的眼中，他认为中国的文化等同于垃圾，中国书会害人杀人！

在鲁迅的眼中，中国青年的动辄被日本人杀戮，不是因为日本人残酷残忍，而是因为我们不认真！

在鲁迅的眼中，我们的大水也没有日本的水温柔，什么都比，却忘记了日本没有长江黄河！

在鲁迅的眼中，日本人是注定要像蒙古人那样征服中国的。日本的“勇士们”！亏我们的“族魂”喊得出！

在鲁迅的眼中，日本人不是在侵略东三省，而是作为教授来《惩罚》中国政府和人民！

在鲁迅的眼中，国民党成立以来到他发表这谈话的1934年，除了造监狱就没有干过别的事情！

鲁迅，某些人所谓的族魂，是怎样对待我们的祖国和抗日爱国运动的呢？《双十怀古》、《九一八》、《黄花节的杂感》、《航空救国三愿》、《沉滓的泛起》、《真假堂?吉柯德》、《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美国<新群众>而作》……除了尖酸刻薄、无耻攻击之外，谁能够看出鲁迅这个所谓的族魂所发出的、哪怕是一句真心的对祖国的期待、对烈士的崇敬、和对爱国行动的积极支持？

当民族的脊梁从世界各地千辛万苦地为国家民族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金融财政建设、交通运输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统一大业、外交关系努力的时候，当民族的脊梁在奋力呼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起“女权运动”、“新生活运动”、“抗日运动”的时候，鲁迅却总是这样给年青人泼冷水：中国的一切都糟糕黑暗，中文中医等等文明都是垃圾，抵制日货等于给英美送钱没有意义……甚至对于中国的青年，他也表示“很失望”，对人性“很悲观”！

那么，面对黄浦江上那血红狰狞的日本野心狼的军舰上的膏药旗，他老先生实在是死得及时，否则，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更大的汉奸周作人？

鲁迅在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事实上等同于李香兰的作用。李香兰用靡靡之音的《何日君再来》美化日本鬼子的罪恶；而鲁迅，用“灭自己志气、长他人威风”的方式抹黑国民政府、挑动国民内斗情绪、瓦解国民的抗日意志与勇气……

论文艺，李香兰和鲁迅，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论抗日论爱国，他们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地为日本人对中国进行心理战。

鲁迅是大师，胡适、蔡元培、傅斯年也是大师。然而，鲁迅是抨击政府不遗余力，破坏传统不遗余力，揭露社会黑暗不遗余力，而独独没有像其他大师们那样，尽心拥护国策、潜心于学术救国、努力地参政议政、戮力于国家的统一和抗日。

胡适的实证爱国主义，在今天已经被公认为对国家最有建设性。他在破坏恶传统的同时，能够继承好传统；在揭露黑暗的同时，能够勾画光明的方向。

胡适和鲁迅，分别代表着中国成熟和幼稚的知识阶层，忠与奸的学术方向。

放在和平安定的时期，鲁迅起到的作用可能是好的；然而，国难当头，从根本上说，鲁迅所起到的作用，对于存亡绝续的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极大分裂力和杀伤力的！就像鲁迅所说的，是像“匕首”一样，狠狠地，狠狠地，在扎向多灾多难的祖国！

民国时代，有人评论：国民党统治下，是民主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统治下，是民主有与无的问题！

民主的多与少总可以调整和提高，好像考试的分数一样；然而，完全不让考试，才是最悲惨的痛苦。

不幸，鲁迅滥用着那多与少的民主，疯狂攻讦着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直接间接地助了日寇、共产党一臂之力，让我们今天还在面对着无声的中国、分裂的中国，面对着惨被无数次共产运动蹂躏的民族伤痕，面对着没有机会体验民主多与少的13亿国民！

共产党的罪恶，鲁迅也有不可推卸的误导责任！否则，为何共产党总是那样地把鲁迅捧成至尊的神？

在鲁迅的眼里，谁好呢？

反正，他是至死都声称“一个也不宽恕”的！而他所不宽恕的，绝对不是日本鬼子，而是现代中国史上伟大的大家们，如胡适、梁实秋，等等。

虽然，说鲁迅“汉奸”可能是骇人听闻，但是，说鲁迅“族魂”就更加可笑和无耻！

回到老话题，我现在认为，鲁迅如果活到共产党建国，也许他不会受到什么冲击。因为他冲击的是内外交困忍辱负重作为抗日支柱的国民政府。对于共产党，他有大恩。因此，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度赞扬鲁迅。因为鲁迅的骨头，对于抗日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是最硬的”！加上，共产党政府对日本一向感情深厚，毛曾经表示感谢“日本人的侵略”，才能使“共产党死鱼翻生”。而鲁迅和日本人的感情也深厚，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和立场。所以，倘若鲁迅当共产党政府的亲善大使到日本，一定可以配合另一个伪忠臣真汉奸周恩来尽快放弃日本赔款，尽快和仇敌日本建交！

中国的文字是不是应该灭？中国的中医中药是不是应该取缔？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只写着“吃人”两个字？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否就不值一文？

我想不需要多说，历史已经证明。历史仍将证明：中华文化是凤凰涅磐，虽浴火必重生！

附录：

在这里，顺便公布《鲁迅全集》里“鲁迅年谱”的几个细节：

1902年，22岁，留学日本，入语言学院。

1904年，24岁，8月入仙台医专。

1905年，25岁，6月回国与朱女士结婚，返日本时即滞留东京，不返仙台学医。

1905－1909年，谜一样似乎无所事事却能滞留昂贵的东京长达5年，度过其人生最美好时光；

1909年，近30岁，终于回国担任浙江师范教员。

1912年，32岁，担任教育部职务。

1918年，38岁：开始创作，笔名“鲁迅”（38岁始听人劝创作，距留学时日久矣，如民族果病，拖延十数年，族魂何以早早辍学却十余年不救治？）。

1919年，39岁：1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5月4日“五?四运动”前后沉默；8月买八道湾屋；11月修缮，与弟弟周作人共迁新居（本年是中国近代史开端，但鲁迅忙于爱情意见及个人住房，无评论或小说问世）。

1920年，40岁：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之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1923年，43岁：9月出版第一部作品集《呐喊》，12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屋。

1924年，44岁：翻译日本厨川白村论文《苦闷的象征》。

1925年，45岁：翻译日本厨村白村《出了象牙之塔》。

1926年，46岁：3月，“三?一八”惨杀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达两个多月（遇难后第一个想到的避难场所是──日本人的山本医院）；9月担任厦门大学教授，12月辞职。

1927年，47岁：1月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主任，4月辞职，10月回上海，与许广平同居。1927年是国民党北伐成功并开始执政的一年，也是大师顾颉刚发公开函控告鲁迅诽谤诬蔑案的一年，鲁迅选择辞职及逃避上海租界与情人同居。

1930年，50岁：10月与日本人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

1931年，51岁：6月往日本人“妇女之友会”演讲，7月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8月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担任翻译，12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这里有必要指出，在民族存亡关头的“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后，鲁迅本年度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出版《十字街头》，而鲁迅以“阿二”为笔名发表的，居然是令人难以启齿的辱国歌谣：《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比如“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讽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协商以军事外交途径化解民族危机的努力，比如“大家去偈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丑化国民党参拜南京中山陵发奋图强的举动，比如“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粤方委员叽哩咕，要将责任归当局……只差大柱石，似乎还在想火拼，展堂同志血压高，精卫先生（时为国民政府主席）糖尿病……这样下去怎么好，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从这些文字，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是鲁迅的大作，简直就是日本鬼子配合军事侵略的心理战传单，把国民政府说得天下最黑最无能。但是，对于日本鬼子，却一个骂字也没有！我难以接受这样拙劣而恶毒的传单。然而，鲁迅全集正式收录这些作品，而且在《鲁迅年谱》中记载鲁迅与“友人”（？）合编出版这种传单式的所谓旬刊，却没有光明正大地公布那个“友人”到底是何方神圣？莫非是日本人？

1932年，52岁：“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人疯狗一样进攻上海，1月29日鲁迅再次避难于──日本人的内山书店；2月6日，再由内山书店店友（？）护送至英国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4月于十九路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大支援的时候，鲁迅在避难所整理《三闲集》，《二心集》；值此国家民族燃眉之急，值此日本鬼子疯狂侵占上海之际，鲁迅却由日本人转移来保护去，有“三闲”的功夫，有“二心”的准备，实在是爱国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罢。

1936年，56岁：病重，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鲁迅死之前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然而死前最后两天是外出奔波访问两个日本人，之后就去世。其厚待日本人程度，难以想象！

备注1：据现居美国的STEVE FU君亲自打来长途电话介绍说：其先人与鲁迅是日本留学的同学，而鲁迅在日本所就读的语言学校藤文书院是日本人的间谍培养训练中心！此说未能证实，特此存疑。

备注2：据鲁迅《呐喊》杂文集自述，该关键性访客为：与《新青年》有密切关系的老朋友金心异，观看鲁迅的古碑抄本而进言；另据台湾1989年辅新书局出版之《呐喊．彷徨》编辑前言所述，该访客为《新青年》编辑钱玄同主动上门直接向鲁迅约稿。据说，金心异即是钱玄同。但此处该访客的回忆录与以上皆不同：1，访客是鲁迅教育部同事，并非《新青年》编辑，也与《新青年》没有关系；2，是看到鲁迅的公文而进言，不是看到古碑手抄，更不是忽然主动约稿。那时鲁迅还没有产生，只有平凡无名尚未发表大作的周树人君，还不至于文名远播吸引编辑拜访约稿。由此推断，或许那时劝说鲁迅写作的人，不止一人次，而鲁迅在一次一次或者一人又一人的劝说下，才终于将信将疑地开始了写作。那么，鲁迅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完全自主自发性的，而所谓用“文字拯救民族灵魂”云云，更加空中楼阁，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