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深知，要让中国人民服服帖帖做奴隶，不仅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牢牢控制住他们，而且还要在精神上也牢牢控制住他们。怎么在精神上控制住他们？就必须对他们洗脑，让他们接受党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这就够了吗？还不够。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还必须造出一大批能够体现和弘扬党文化的鲜活的模范人物供他们去学习，去效仿，以他们的人格力量把党文化潜移默化的植入国人的心中。所以，从1949年建政至今，中共始终把炮制和宣传党文化的英雄人物当作一件大事在干。

作为这方面的一大系统工程，2009年中共精心推出了所谓“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他们中有“清贫奋斗一生”的方志敏，“为国捐躯”的狼牙山五壮士，“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勇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勇救公社羊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毫不夸张的说，这些人的名字和“事迹”在中国不仅近乎家喻户晓，而且成了几代人的精神坐标，深深的影响了我们的人生。

然而，越来越多被揭露出来的事实表明，中共炮制和宣传的这些英雄人物，都是根据特定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假英雄、假典型。

那么中共又是怎样炮制假英雄的呢？

无中生有凭空编造

在中共炮制的众多英雄人物中，雷锋不仅知名度最高，而且影响也最大，其形象可谓完美无瑕、光彩照人。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图片的宣传作用。可以说，1949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就是雷锋。

不过，据大陆媒体披露，在雷锋短暂的22岁生命中，拍过的照片有六七百张。这些照片几乎很少有抓拍的，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上级指示创作的。在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摄者根据当年流传的经过加工的雷锋事迹“补拍”的，更多的照片则是拍摄者或冥思苦想，或灵机一动，“摆拍”与“导演”出来的。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传世的雷锋照片都是程度不同的造假之作，都是当年政治需要的产物！

大陆媒体还披露，当年为雷锋拍照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位叫张峻，他给雷锋拍过223张照片，很多有影响的照片都出自他手；另一位叫季增，他给雷锋拍的照片也有200多张，在雷锋入伍到牺牲的953天的时间，他平均每4天就给雷锋拍摄一张照片。

在汽车驾驶室里读《毛选》是雷锋传世照片中十分有名的一幅，它的导演兼拍摄者就是张峻。当时，张峻想拍一张雷锋把毛泽东思想当成精神食粮和前进方向的照片，构思了很久，一直没有灵感。一次，他在看雷锋修车，突然来了灵感，便对雷锋说，赶紧坐到驾驶室里，让雷锋拿出《毛选》，就这样，一张具深远影响力的《粮食‧武器‧方向盘》就这样诞生了。

季增回忆当年他给雷锋摆拍的经过时说，一次，“《解放军画报》记者吴加昌来采访雷锋，回去后他写信说缺少一张破题的照片，让我拍一张能表现雷锋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和他职业特点的照片，我就反复想怎么拍。正好运输连进来一辆‘解放牌’汽车，有天早上，我让连长把车弄好，让雷锋用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手去擦车，一共拍了七八张，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张照片认识雷锋的。”

有一张雷锋握着冲锋枪，戴着棉帽站在一排树前面的照片，可以说是雷锋形象的代表作，也是摆拍的，摄影者叫周军。雷锋是工程兵，根本就没有冲锋枪，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开过冲锋枪。摄影师跟人借来了棉帽子和枪，一张虚假的照片就这样产生了。更有甚者，雷锋去世后，为了能把雷锋的形象树立得更高大完美，他背后的那排枯树又被换成了黄山的迎客松。

据张峻和季增回忆，对于他们的导演和摆拍，雷锋当年不仅积极配合，而且很擅长按别人的意图去摆姿势。

面对人们对这些照片的质疑，张峻说：“没有办法，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是那样”。“领导这么要求，我们必须那样做。”

主观臆断“合理想像”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董存瑞》获得国家大奖，“手托炸药包炸碉堡”，并且高喊着口号“为了新中国，前进”与国军同归于尽的董存瑞从此家喻户晓，远播海内外，被先后写入小学课本、军史、党史，成了中共树立的第一个“开国英雄”。自那时起，无论是在官方的宣传里，还是在民众的印象中，电影中的董存瑞与真实的董存瑞一直都被视为是同一个人。但是几十年后，真实的董存瑞是否曾“手托炸药包炸碉堡”却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更令人意外的是，引发质疑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电影《董存瑞》的导演郭维，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银幕形象正是他一手塑造的。

1954年，郭维接受电影《董存瑞》的导演任务时，对董存瑞还一无所知，只有领导提供给他的非常简单的资料，为了拍好这部电影，他多次深入部队对董存瑞的事迹作了全面调查，有许多真情一直不敢外露。直到1996年，他在接受《大众电影》记者采访才第一次披露：“他（董存瑞）举炸药包牺牲是许多专家经半年考察论定的。”

十年后，《大众电影》在2006年7月出版的第8期又发表了题为《〈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的访问记，84岁的郭维在文章中再次强调：“在真实中……谁也没有亲眼看见他（编者注：即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的情景，这完全是事后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当时董存瑞没有带架子，桥肚上也不能放炸药。战斗结束后，从地下挖出了董存瑞媳妇为他做的袜底来，于是军事专家就认为董存瑞极有可能是举着炸药包炸桥的。”

几天后，8月19日，在央视电视专题片《电影传奇——董存瑞》中，接受访问的郭维第三次挺身证明“董存瑞的英勇献身”是事后推测出来的：“我了解的是什么呢？郅振标是真正跟着董存瑞冲上去了。但董存瑞冲到碉堡前头后，找不着他了。以后怎么知道、确定他是托着炸药包炸的呢？最后有人建议挖这个桥底下。结果最后挖到一定深度的时候，挖出一个袜底来，就是董存瑞媳妇给董存瑞缝的。班里的同志都知道，这是董存瑞的袜底。这么确定这是董存瑞……”

很明显，电影《董存瑞》的导演郭维在此事上没有作伪证的利益动机。从政治上说，郭维本是一个老共产党人，1938年加入陕北公学流动剧团，参加演出了《白毛女》等名剧；1949后曾任河北省文工团团长，1950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其导演（兼编剧）的惊险片《智取华山》，获1956年捷克国际电影节争取自由和平奖；1954年调任长影导演，执导《董存瑞》，又获1956年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郭维毫无必要向自己参与塑造过的英雄董存瑞身上泼脏水，只是想将自己知道的“拔高”告知世人，还原真实的董存瑞。

与“董存瑞炸碉堡”可以媲美的是，“黄继光堵枪眼”的故事也如雷贯耳般的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为了塑造黄继光的英雄形象，1953年中共新华通讯社分发表的通讯《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刻意描写了黄继光持爆破筒冲向敌碉堡时，在爆破前那一刹那仍怀念着祖国，怀念着母亲。这篇通讯发表后，有读者来信问：黄继光在敌堡爆炸时已英勇牺牲，记者怎能知道他当时的心理活动？作者回答：是他的想像，他认为黄继光当时肯定有这种思想，这种想像是合理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合理想像论”。

对于新闻通讯写作能不能“合理想像”的问题，当时的新闻界开展了一场讨论。尽管大多数人不同意“合理想像论”，认为文学不能代替新闻，不能虚构是有关新闻生命的原则问题，任何虚构都必须坚决反对，但仍有主张新闻报导可以允许对某些细节作适当的想像或“文艺加工”，就像《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对黄继光的描写那样。可以说这篇通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这之后中共宣传机器塑造的所谓英雄人物，其“英雄事迹”许多都是这么合理想像出来的。

随意歪曲篡改事实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的一句口号。而作为大庆油田“先进人物”代表的“铁人王进喜”更是在中共的宣传中走入了千家万户。著名电影《创业》把王进喜描绘成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的采油队队长，带领着石油工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篝火下学马列，泥浆池里堵井喷等等。但王进喜的形象真有这么光辉高大吗？

答案是否定的。真实的情况是，王进喜第一次被调往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泥浆固井也只是当时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才采取的紧急措施。由于当时的技术设备十分落后，没有大型的混凝土泥浆搅拌设备，用泥浆固井的效果很不好，当时的石油工人普遍没有文化，也不懂用泥浆固井的基本常识。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采油队的两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姓刘），出于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不顾一切的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而这一切与王进喜没有任何关系。另外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泥浆是下沉的，人工搅拌泥浆必须下到泥浆底层掏挖，非常难。而电影中的王进喜，两只胳膊只在表面划拉，做戏嘛。“篝火下学马列”的事情虽然是有的，并不是工人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工人们太苦了，早上顶着星星出工，晚上伴着月亮回到窝棚，只给菜窝窝团子吃，工人们吃不饱怨气很大，于是领导强迫大家学习改造思想。

当年的中共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时任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技术工作的老工程师，向他如实的汇报了这一过程。康世恩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臭老九”树为典型，而是转身对一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这位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的手下王进喜。”就这样，通过歪曲篡改事实，王进喜很快便成了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

反戏正唱颠倒黑白

王杰是继雷锋之后，中共解放军大力宣传的又一英雄，著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座右铭就出自他的日记。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头脑发热，想打世界大战，在全国大搞民兵训练。民兵训练都是由当地武装部组织驻军协助进行的，王杰所在的部队就参与了这种训练。一次，王杰在辅导民兵埋地雷（在训练中以炸药包模拟地雷）时不慎引爆了炸药包，被当场炸飞，还炸伤了十多个民兵。一开始，王杰所在部队的师党委在向上级报告这件事时，已经把王杰的死正式定性为一起由于违反操作规程而造成的责任事故。但是这件事被当时济南军区青年部的一位姓崔的部长知道了，他指示王杰所在部队的人说：“以事故定乾坤这种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事故归事故，英雄归英雄。雷锋不也是死于事故吗？你回去后，可以搞个详细的材料给我，定了性的东西，只要是错误的，可以平反嘛！”

于是，新的调查报告又变成了：“原来王杰使用的拉火管是过了期限的，拉火装置早已失控。当王杰把拉火管接上连结炸药包的导火索时，拉火管突然引爆。这时，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已来不及，在这危急关头，如果王杰想保全自己，完全可以向后仰身，以避开炸药包爆炸时形成的45度最大杀伤角，可根据验尸来看，王杰没有这样做，而是用自己的身躯扑向炸点，掩护了在场的民兵和人武干部”。

之后，济南军区装甲部队的负责人为了逃避责任，干脆来了个反戏正唱，授意军队的笔杆子硬是将王杰写成了活学活用毛着的模范标兵。更荒唐的是，这篇报导被“林副统帅”发现了，林彪看后授意：“我们宣传王杰同志，主要宣传他的优秀品质、模范行为和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事故问题，可以避开。”所以，因“爆炸时形成的45度最大杀伤角”所炸伤炸残的十多个民兵和人武干部，在此后的宣传中，连提也没提。

林彪为什么要大力宣传王杰？除了鼓励全军学毛思想，更主要是鼓励王杰的炮灰精神，林彪在军事上当然比毛泽东内行，他很清楚中国军队在现代战争中是个什么角色，如果没有人肉炸弹将一事无成。在全民皆兵大练武中，误伤和事故层出不穷。王杰的事故是因为他炸死了自己，这样的死典型怎么吹怎么有理。如此一来，王杰所在部队不仅保住了“四好”荣誉，还成为了全军的榜样。

添油加醋人为拔高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忘不了“老三篇”（毛泽东的三篇文章），“老三篇”里最为人熟知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为人民服务》的主角则是毛泽东的警卫张思德。他可以说是毛通过人为拔高的手法亲自炮制出来的一位假英雄。

抗战时期，中共自称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大生产运动。所谓大生产其实一项重要内容是种植和制作鸦片，并卖到日占区、国统区。时任毛泽东警卫的张思德不仅参与了制鸦片，并在1944年9月5日因窑洞塌方被砸身亡。

按说张思德不过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警卫，他的死更是个意外，不值的大张旗鼓的宣扬。但毛泽东出于树立典型的政治需要，却别有用心的把张思德一下拔的很高，添油加醋的说什么“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经毛泽东这么一捧，张思德一下便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到了文革，随着“老三篇”的走红，更是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与张思德相仿，刘英俊也是一个通过人为拔高的手法炮制出来的英雄。

1966年3月15日，中共23军67师200团重炮连任战士刘英俊为救护孩子拦惊马而献身，之后被中共作为英雄人物广泛宣扬。1966年7月14日，中共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向他学习的通知。196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的好儿子》的社论，把学习活动进一步推向了全国。

刘英俊为救护孩子拦惊马这件事有没有？确实有。但中共塑造的“人民的好儿子”刘英俊这个典型的许多“事迹”却是添油加醋人为拔高搞出来的。

据当年中共《解放军报》的一位知情者披露，刘英俊死后，其所在部队组织人写了文章，要宣传他，并为此与《解放军报》进行了联系。他们来《解放军报》后，不仅向这位知情者反映了刘英俊为救孩子拦惊马的经过，还附带介绍了他的一些其他情况，说他在本连队曾被人认为是一个“后进战士”，说过一些牢骚怪话，还曾顶撞过领导，因此不太受人欢迎和注意，直到他因为拦车救人而牺牲，部队才开始对他进行表彰和宣传。

之后，《解放军报》在塑造刘英俊这个典型时便大搞添油加醋人为拔高，不但抹去了他身上的所有缺点，还加进了许多根本不是他做的事或他说过的话，将刘英俊塑造成了一个一直“先进”和一贯“优秀”的“活学活用”出来的“英雄典范”。军报的宣传就是这样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介绍的只不过是中共在炮制英雄人物时所常用的几种造假手段，实际中它所使用的造假手段远比这还要多，绝不止这几种。为了造假，中共完全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哪种手段有效，它就用哪种，并且常常是几种手段同时使用。但无论使用什么手段，假英雄毕竟是假英雄，迟早都要被人揭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