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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日志正文
白桦回忆中国军人与文人的另一类嘴脸 2019-03-13 13:38:45

  白桦回忆:我们首场演出请老红军来看,最后主角被杀时,一个在洪湖边战斗过的老将军捂着脸跑出剧场。最后只好改成贺龙飞马赶到,刀下留人。贺龙的前妻蹇先任对我说:白桦啊,你对历史不负责任,从历史上来看,他是不可能不死的


  老高按:今天想推荐一篇关于白桦的旧文——本来以为对白桦、《苦恋》这些话题,自己还算了解,但是在民间历史网站读到几篇与白桦有关的文章,其中《白桦:“苦恋”三十年》讲到不少情况,是我过去并不太知晓的。再一查,这篇文章是《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2月刊载的专访,虽然是十年前的旧文,但今天读来仍有启迪,这文章放在习近平治下的今天,根本不可能发表!就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思想文化界倒退的的幅度之大。特推荐于此。
  1947年参加革命的白桦,因为长期在军队里当专业创作员,所以他一人连起中共体系的武人与文人。这篇专访中,提到了《苦恋》的风风雨雨,还提到了我此前介绍过的大型话剧《曙光》的诸多波折。“文革后开始批我,第一个是批《曙光》”。《曙光》的剧情与贺龙有关,但重点是写贺龙的一名得力部下岳明华被冤杀(其原型是被冤杀的红军将领段德昌),因此这部戏被称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部思想反思性的作品,我看过内部试演,全剧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剧场效果震撼人心。本文中他回忆了中国若干高级将领的反应。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首场演出请的都是老红军,最后当岳明华被杀时,一个在洪湖边战斗过的老将军捂着脸跑出剧场,他说接受不了这样真实的悲剧。……军区的人说了,尾巴不改掉,这剧本通不过。
  最后改成贺龙飞马赶到,刀下留人,变成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贺龙的前妻蹇先任就对我说:白桦啊,你对历史不负责任,从历史上来看,他(指主人公)是不可能不死的,谁也保不住他。她说我不敢面对现实。我说我没办法。

  更值得深思的是,他回忆了文化界在全国批判他时诸多人士的表演,涉及很多名人,包括曹禺,还有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诗人”——虽未指名是谁,但中国当时“举世闻名的大诗人”屈指可数。从八十年代过来的我,并不吃惊,但是对于不合理的体制能将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在极度扭曲之后还让他们若无其事、心安理得、不当回事——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桦说:
  ……中国大知识分子和西方大知识分子不太一样,……真诚、虚伪,可以随便调来调去搭配,而且一点儿都不觉得有什么歉意,没有!“文革”后你至少有沉默的权利吧?但他们被吓坏了。一位大诗人事后跟我讲:“白桦啊,我当时骂了你。”他用了自嘲的方式,好像你就该理解他。
  ……后来曹禺见了我,表示很亲切,但没有表示过抱歉。他们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怕就在这一点,他内心存不下这份歉疚,也不愿意面对愧疚。

  顺便提一句:《南方人物周刊》这篇文章,只字未提白桦在文革中支持造反派,写出抗暴诗歌《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是记者未写,还是编辑砍掉?无法知晓;是编采人员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还是知道了不知道该如何把握,于是避之则吉,一笔跳过了二十年?也无法知晓。
  顺便再说一句:文中提到诗人周良沛,唤起我很多回忆。八十年代初期,周良沛与我有较多交往。他是1957年的右派,但在我认识他的年代,已经改正平反,却是文坛上著名左派,他视我为有很多糊涂见解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弟”,极力要启发我、矫正我(我还记得,他在胡耀邦下台之后参加左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起总攻的“涿县会议”之后,向我转达时的神情);我虽然没被他说服,但我也很看重与他的关系:他与文坛诗坛各派老人包括胡风分子等有很多联系,让我了解了许多文坛诗坛的纷争内情(当然不少是他的一家之言)——有的与政治有关,有的则与政治并不沾边,只是纯属历史延续下来的人事纠葛甚至权力争夺。这是另一个有趣话题了,今后有时间再说。但我从白桦的回忆中才知道,周良沛年轻时竟然是因为用美声唱法唱《圣母颂》被打成右派!那个岁月,荒诞到什么地步!


  白桦:“苦恋”三十年

  李乃清,民间历史网站,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09-02-25

  美琪大戏院地处上海繁华的南京西路,解放前是海内外公认的“亚洲第一剧场”。这座建筑对面有幢旧式大楼,79岁的白桦与老伴王蓓已经在此居住了20余年。从《曙光》至《苦恋》,由浪尖到谷底,数载出没于剧作风波,今天,白桦依然正对着昔日的“大戏院”。
  一张面窗的书桌,两把普通的沙发椅,还有整排倚墙书架,客厅陈设素朴,惟墙上数幅水墨吸引人,均是大师手笔:黄永玉的猫头鹰、黄胄的驴和吴作人的玄鹄。“我和画家关系都不错。”白桦浅浅地笑了。
  当我们辨识画上字迹时,王蓓正饶有兴趣地听着,她时不时地应和,仿若好学的孩子。翻看白桦旧照时,她认真地冒出一句:“咦?你那时候怎么胖嘟嘟的?”
  这位小老太太脸上总挂着纯真而疑惑的微笑。一旁的白桦半开玩笑地怜爱道:“你又忘记了。”为了提醒她带钥匙,白桦在门上用毛笔画了把惹目的大钥匙。
  记者提到她参演的《武训传》受过批判,王蓓已不记得了--而她当时写的检查还在书架上。老伴回房后白桦告诉记者:“她现在的记忆力实在不行,什么事都想不起来了。快乐的事情忘掉了,悲哀的事情也忘掉了。她对苦难是一种抽象的记忆,就觉得受过些罪,但具体的都忘掉了。”
  两人1953年结识,1956年结婚。之前,一人在上海一人在北京,鸿雁传书3年。如今两人相濡以沫,已走过了50多载春秋,白桦说,“因为我,她吃了很多苦。我一直和她开玩笑,你嫁给别人可能太平点。”
  “您喜欢她什么?”
  “她很内敛,到现在都不愿抛头露面。她从来不炒作自己,不愿意出席那些活动。从拍戏数量来讲,她可能比她同时代许多演员都多得多。她那个时候红得很呐。一到上海,第一部就是《武训传》,那时的大制作。从美国回来的孙瑜导演科班出身,使用的都是阮玲玉、王人美那样的演员。名导演找她,接着,很多戏都找她了,《乌鸦与麻雀》啊,《聂耳》啊,都找她。她比较低调,不像三四十年代的明星。那时候我也认识一些演员,相较之下,她含蓄、不张扬,家教很严。虽然最初并没想过会谈朋友,但我知道,她至少是可以理解我的一个人。”
  妻子理解他,儿子不理解。儿子童年时承受的精神压力成人都承受不了,“文革”时他问爸爸:“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当红小兵,我不能?”
  白桦也不了解儿子。当年儿子考取上海交大的重点系船舶动力,白桦不大敢相信,“我说你再去看看那个榜,他说已经发榜了,我说你再去看一次--这说明我不了解他,他从不和我讲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不懂,所以他考取了我很惊讶。”
  1980年代儿子去了美国,而白桦还未终止被批判的命运。儿子就懊恼:别人家的文化大革命都结束了,我们家的为什么没有结束?
  他有时候会埋怨父亲:爸爸!您不能改变方式生活吗?
  白桦说,你不了解我--我经历过日军的占领,经历过你祖父的被活埋,看见过扑来的日本狼狗,看见过尸横遍野,参加过战争,你没经历这些,你就不可能理解我。
  儿子希望父亲能变一种活法,不要那么认真:很多事情,你可以不理睬它,这些事情你也管不了。为什么不犬儒主义一点呢?但白桦没法“不理睬”。
  “我也可以去钓鱼,可以去游山玩水,这样的话,可能住的房子也很好,待遇也很好,级别也很高,但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根本不是要个名啊什么的。年轻时,在我们的传统教育里面,这是非常强烈的东西,包括鲁迅先生也是啊,他接受的传统东西很强烈,所以要承担社会责任。不知道社会责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因为3封信,关了8个月

  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了。在京的军内作家、画家和一部分编辑被集中在广安门外六里桥莲花池,若干年后这些过来人都把莲花池戏称为“莲大”,白桦亦是其中一员。
  刚进“莲大”时,白桦只是个懵懂青年。“学习班”领导要求“所有人的日记、信件和武器都要上交”。他有恃无恐,甚至有些得意地回答:“我已经不记日记了,也不保留信件了。武器,只有一挺‘水机关枪’。”孰料召来严肃批评:“如果组织上一定要你交出一挺‘水机关枪’来,你怎么办?”
  不久,莲花池的运动从“反胡风”过渡为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人人自危,白桦真正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
  开始审查是从我和胡风的关系入手的。其实我没说过什么话,就因为和胡风一起工作过,通过3封信,被关了8个月。其中两封是关于写作的问题,一封是说我送给他一个砚台。
  我和胡风的相识,是在1953年5月。可能是因为我太年轻,第一眼就觉得胡风是一个三分沉闷、三分无奈、三分忧郁的老人,还有一分好像是愤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他头脑里装着许许多多说不出的心思。
  我们曾给一位身材修长的女记者偷偷起了绰号,叫鹭鸶。胡风先生微微笑着说:“在鹭鸶中间加一个‘依’字,鹭依鸶,不是很像一位外国女士的名字了吗?”事后想起来我才意识到,他和我们在一起除了说笑,什么正经话都没有交谈过。而那一段短暂相处,对于他,几乎是最后的轻松而快乐的时光了。
  后来转入对我短暂而有太多“进步”活动历史的审查,开始长达8个月的“隔离”。那时所谓“隔离”,比起今天刑法意义上的监禁严酷得多,不许往外写信,不许往外打电话,甚至没有放风时间。有人写材料揭发:在我的家乡,当年和我建立组织关系的中共地下支部是“红旗支部”(指敌特打着红旗的假共产党支部)。


  年轻的白桦难以接受,面对飘然的芦苇荡,他设计过一了百了的归宿:在去饭厅或上厕所的路上突然逃脱,溜进苇荡,切开手腕上的动脉,结束25岁的生命。谁知,事先写好的遗书被人发现,招来一场无情的羞辱和批斗,以及更加严厉的看管。直至1956年春,“审查”终于告一段落,白桦得以离开大雪纷飞的莲花池。
  回忆这段经历,白桦经常提及岭南人吃猴的故事:传说一个北方人来到岭南某地的猴餐馆,店主带他到猴笼选猴,他闭眼随便指了一下,群猴见客来,惊恐万分,立即抓住一只被指认的猴子,用力向笼门前推搡。
  1957年9月,白桦赴昆明接受批判。1958年春,他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军籍,逐出文学界,被迫搁笔20多年。
  可以革命的人都去革命了,没人做事,更没人养猪,就把猪交给了我这个没资格革命,只有资格劳动的人。我从接生到把它们养肥、杀了吊起来开膛,全都会。像奇迹一样,我离开养猪场去干别的劳动,那些猪就出现瘟疫。猪瘟是很难治的,他们又把我调回猪场,那些猪马上治好了。我做过很多事,是个很好的工人,种水稻也内行,钳工、电工、管工、锅炉工……而且是个好厨师。
  1979年中旬,白桦在北京参加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转给他一封信。信比较厚,信封却很小,字迹流利,但很陌生。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拆开来,开头是“白桦老弟”四字,落款:“胡风,11月,14日,1979年。在成都。”
  他收到的是1961年胡风在“公安部独身房(看守所)”写给他的9首五言旧体诗,第9首末句不乏担心和劝诫:“路有前车鉴,怀君善入时。”
  牢房里的胡风当然不可能知道,白桦不“善入时”,他写此诗时,白桦已经在工厂里劳动改造了3年。

  赶快把《曙光》撤了,人家批判文章都排好版了

  10年浩劫终止,搁笔20年的白桦心生冲动,写下话剧剧本《曙光》。
  我曾经在贺龙身边工作过,他跟我谈过一些过去斗争的情形。“四人帮”垮台以后,我马上联想到30年代初的场面跟“文革”很相像,一场内部斗争,以路线斗争名义,把所谓异己分子全杀掉了。其中洪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段德昌最触动我。他临死前说了三句话:一、红军不要离开洪湖;二、不要开除我的党籍;第三句话特别感动我: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一颗子弹打敌人。
  这个人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以这个人物为主角写下了《曙光》。剧本我写了一个月,却读了一年,一对一地读,读了几百场。在北京,给艺术家;在军队,给将军,一个对一个。我们(武汉)军区的司令和政委杨得志、王平被我打动了,写了亲笔信让我到各大军区找军区司令员读剧本。很多老军人都不愿看,结果,我读得他们眼泪都控制不住。这个剧本能打动他们,是因为它真实。
  当时的北京戏剧学院院长吴雪和人艺的院长欧阳山尊与电影艺术委员会副主任黄钢是朋友,把复印的剧本给了他一份,让他提提意见,结果他偷偷复印了一份,送到一位领导家,附上意见说这个戏写的是“共产党杀共产党”、“给党抹黑”。
  所以,“文革”后开始批我,第一个是批《曙光》。
  话剧在北京排练时,杭州有一位画家朋友,给我发电报:赶快把《曙光》撤了,人家批判文章都排好版了,你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他说,你赶快撤下来,你考虑考虑你这几十年的坎坷,想想你的妻儿,赶快写个检讨。
  后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和武汉军区话剧团合作,在京内部演出。演出3个月,演员情绪非常坏:观众反响那么好,老这样内部演出,大家很烦。我们当时请了些人,包括罗瑞卿等人都来了。但是,在位的都不来,如当时的中宣部长张平化、主管意识形态的耿飚,请不来,那些敢来的都没职位。
  结果,有一天,杨得志、王平来剧院看戏,看完戏上台宣布——明天登报公演!他们正巧参加三中全会,呼吸到新鲜空气,认为这部戏完全可以公演。


  1978年,白桦开始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今夜星光灿烂》。1980年,电影拍摄完成,预定5月初放映。然而,放映前一周所有影院贴出公告:因故停演。
  先是总政治部看了,说戏有问题,要剪去一些镜头。第一个镜头:一个小战士被炸断了腿,腿的特写。他们说这个镜头宣传了战争的残酷,是在散播战争恐怖论。另一个镜头:战斗结束后,有一排躺在担架上的死者。他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
  我写的是几个参加淮海战役的年轻人,淮海战役我经历过,双方兵力总和超过100万,银幕上有10多个死者就受不了了?那时我们每攻进一座村庄,必须从死人堆上爬过去。我没写这些,我只写了几个小战士,他们在战争中的想法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这部影片剪过以后放映了,仍然被说成是《一个人的遭遇》式的修正主义影片。说真的,对于战争我真的希望我能有肖洛霍夫那样深刻的认识。


  “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6炮”

  无论如何,修剪后的《曙光》和《今夜星光灿烂》最终都有一个“光明”的结局,但是《苦恋》却结出了“苦”果--根据剧本拍摄的电影《太阳与人》一直没在影院公映。
  白桦创作《苦恋》剧本时,同样从事剧本创作的双胞胎哥哥叶楠(《甲午风云》、《巴山夜雨》的作者)并不知道他在写什么,甚至他妻子也不知道。“说实话,我当时根本就没重视它,拍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没想到后来会引起那样大的波澜。”
  剧本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写的是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旧中国出生的凌晨光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青年时他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反对国民党被特务追捕,逃到美洲,在那里成为著名画家,享受着豪华生活,并与绿娘终成眷属。解放后,凌晨光夫妇回到祖国。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岸边的五星红旗时,女儿降生了,他们给她取名“星星”。不久,“文革”爆发,一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星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决定和男友出国。凌晨光不同意,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以回复。此后,他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靠生鱼、鼠粮维生。剧终,雪停天晴,他命数将尽,用最后一点力气,在雪地里爬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由剧本改编的电影易名《太阳和人》,导演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彭宁,演员包括刘文治、黄梅莹、冷眉、许还山等人,电影于1980年底完成。拍摄期间,相关争论也一直在持续。
  剧本首先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彭宁告诉他,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派人到现场传达指令:别的地方暂时不管,结尾那个大问号不能拍。商量半天,把“问号”改成“省略号”。
  结尾时,一切安静下来,一枝风中芦苇在日轮里飘,然后画外配以定音鼓的一声强击,一个点出现了。连续6声强击,6个点出现在银幕上。这也很有力量,但后来演绎出荒诞的结论。有些领导干部看了之后说,“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6炮。”
  1980年底,彭宁找到电影家协会,在外借放映间又播映了一场,看片的有700多人,座中有英籍华人傅聪。
  之前,1979年,傅聪回来时,在我家我们两个人喝了两瓶茅台,谈了一个晚上,讲他离国这么多年的感触。所以那次在北京我请他看这部片子。他当然很愿意。
  剧本他在英国已经看到了,觉得很奇怪:国内发这样的剧本,是不是一个信号?我说,那不一定,因为电影剧本没什么人注意。
  傅聪说,“我在国外,最想中国的是什么?龙井茶、黄宾虹的画,或者我父亲的一切。”他说的是广义的文化的联系,这是祖国的概念,血缘、山河、文化传承。
  我自己,70多年整个是颠沛流离的经历。很小国家就沦陷了,我父亲被日本人活埋了,抗战胜利后母亲就想把我送走,倾家荡产送到美国,我没去。“文革”以后,有很多机会,我从来没想过。
  后来我也去过国外,总是一种失重的状态,没有归属感。其实,傅聪也没有归属感,他现在回上海买了房子,虽然是个外籍人士,但国内的事情也牵动他。前年,他突然要来找我聊聊,他说他很闷,聊的全是中国的事情。


  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

  1981年1月5日,《电影艺术》、《大众电影》两家杂志在北京体育学院留学生楼联合召开“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电影界100多位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参加,会期两周,放映了多部新片。《太阳和人》成为会议焦点,引起重大分歧。会议后半段,已经有传闻说要批判《苦恋》。会期还有五六天才结束,主持会议的人却几乎不知道怎样收场。文化部的意见是:这部片子是有错误的。
  面对毁誉参半的局面,白桦曾找过胡耀邦,邀请他观看这部片子。
  我求见胡耀邦,请他看看片子。可能他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
  他告诉我:“这部影片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他说:“我也不打算看,什么时候电视里放,那就是通过了。”

  在此期间,主持编辑《时代的报告》杂志的黄钢等人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
  4月20日,《解放军报》以近整版篇幅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称《苦恋》“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随后,《北京日报》、《文学报》、《红旗》杂志、《长江日报》、《湖北日报》等相继发表批评文章。
  至此,批判白桦和《苦恋》的声浪激起震惊国内外的轩然大波。面对上纲上线的批判,公车上的老百姓甚至有些惶惑:是不是姚文元放出来了?!

  不少知识分子对此表示了反感。
  贾植芳在5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两天为《解放军报》事,议论很多,据说学校也出现了一些学生的小字报,表示抗议,北京大学学生贴了三条标语,一曰“白桦是人民的作家”,二曰“白桦何罪之有?”三曰“《苦恋》万岁!”
  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以及作协领导下的《新观察》等刊物也发出不同的声音。5月25日,文艺界众多人士参加优秀作品评奖会,《苦恋》风波成为议论中心,白桦的诗《春潮在望》获奖,青年诗人联名给他寄去长信。在白桦遭批判之际,《新观察》杂志主动向他约稿,白桦写下《春天对我如此厚爱》以示感谢。
  经常收到读者来信,但都没有这一时期这样多,每天傍晚通讯员小王就笑嘻嘻地给我送来一大堆,我仔细读着那些陌生人的函电,想象着他们的职业、性格和形象,并择其要者复信。常常感动得痛哭失声,不知晨往而昏至。

  文艺界在媒体上对垒的阵势引起高层注意,领导人从大局出发,寻求解决途径。
  10月7日,《人民日报》第5版转载了《文艺报》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其后,白桦以给《解放军报》和《文艺报》编辑部的信进行检讨,该信刊登后,《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至此,《苦恋》风波归于平息。
  那年春天,全国报纸、电视台、电台都在批《苦恋》。我所尊敬的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诗人,曾请我去他家,关心我的处境。我向他说了件事:一位工学院的学生给我打电话,一定要见我,我当时怕使他受到牵连,婉言谢绝了。但他说步行了10公里,只见一面,转身就走。于是我就答应了。这位我至今都不知其名的大学生真的一句话没说,把怀里抱着的一块岩石放在我的桌上,泪汪汪地看看我就转身走了。岩石下压着一张纸条:“愿您像岩石一样坚强。”那位大诗人听得热泪盈眶,我认为这是他真情实意的表露。
  但没过几天最高领导人指出这是一部“反动电影”,召集思想界、文艺界有代表性的著名人士开会,要他们表态。那位大诗人发表了一篇凶狠至极的讲话,使我完全不敢置信,因为几天前他那泪水淋漓的脸还没在我眼前消失。

  “现在,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了。”
  迟暮的忧伤穿过白发,深深嵌进了白桦的皱纹。

  “你现在成了个旗帜啦!”

  人物周刊:我读了您的几本文集,没有找到《曙光》的剧本,为什么?
  白桦:修改后的剧本我不太满意。我们首场演出请的都是老红军,最后当岳明华被杀时,一个在洪湖边战斗过的老将军捂着脸跑出剧场,他说接受不了这样真实的悲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牧他们赶到武汉。军区的人说了,尾巴不改掉,这剧本通不过。
  最后改成贺龙飞马赶到,刀下留人,变成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贺龙的前妻蹇先任就对我说:白桦啊,你对历史不负责任,从历史上来看,他是不可能不死的,谁也保不住他。她说我不敢面对现实。我说我没办法。

  人物周刊:《苦恋》最大的争议,是女儿对父亲的反问:“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白桦:这个影片怎么可能被误会成卖国主义呢?他们这样爱这个国家,把女儿的名字取为星星,结果遭遇那么坎坷,不只他们痛心,作者也非常痛心。前几年在韩国,我给他们中文专业的学生读这段台词,韩国从来不存在出国和回来的问题,但他们都哭了。
  写剧本之前,听到很多五六十年代回来的老海归派的故事,他们的遭遇更加悲惨!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有个朋友本来全家在美国,年轻美丽的女儿马上要拿博士学位了,父亲希望她拿了学位再回来。女儿说,回国还要什么博士学位?她急着为国家做事情尽义务。
  回来以后,“文革”开始,这个家遭到冲击,女儿一下得了精神病。她父亲说:在精神病院里,那个穿得最破最脏、最疯癫的女人,就是我女儿。

  人物周刊:《苦恋》引起风波时,《太阳与人》摄制组有没有受到冲击?
  白桦:没有,后来剥离得很清楚。如果批电影,片子就得拿出来大家看啊。导演彭宁愿意人家批他,人家不批啊,其他演员也没挨批。很多批评是对着我来的,有些人也不是针对我个人,他真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解冻文学的开始。
  《曙光》在北京内部演出的时候,曾经开过诗歌座谈会,座谈会人不太多,我有个发言,里面有一句话:“诗人们!宁肯歌颂民主墙上一块砖,千万不要歌颂救世主。”这话触怒了很多老干部,他们认为毛泽东是救世主,不能怀疑。
  西单墙马上有反应了,大字报连天,我都没去,就怕惹事。后来李准跟我讲,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成了旗帜啦!像某将军,双目失明,看不见剧本,也看不见电影,但他激烈地介入了批《苦恋》。他作报告时,对我这句话进行了批判,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大会啊,说,“白桦说,不应该歌颂毛主席是救世主,那能不能说共产党是救世主呢?”没有什么救世主,《国际歌》里是这么唱的。

  许还山最满意的8个镜头

  人物周刊:《太阳与人》导演彭宁是个怎样的人?
  白桦:一个很有想法,敢作敢为的年轻人。是干部子弟,父亲红军时期和胡耀邦共事。
  彭宁在电影学院学习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被推为造反派的司令,“毛泽东主义公社”一号勤务员,后来江青把他关在牢里,所以他对很多事明白得比较早一点。开始我对这戏不抱过高的希望,但是,他带着片子到上海,我发现,我们共同的想法他基本上都能落实。
  他拍第一个镜头,也就是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摄影师张松平就要罢工不干。彭宁要找一个理想的初升的太阳,好几个早晨起来等太阳,太阳前面有根摆动的芦苇,那时候的技术条件很差,而且没助手,他用手顶着摄影机的长镜头。失败多少次?而且天气那么冷。最后他找到了准确的艺术效果。85年左右,他移民去了香港,拍不了想拍的东西,就弃影从商了。前年,突发心脏病去世。

  人物周刊:说说电影中比较满意的演员?
  白桦:许还山的戏份非常少,但演得很动人。我说一场戏。当时秋山被下放农村,请假回来,凌晨光到汽车站去接他,长途车都回来了,没看见秋山。最后从汽车的夹缝里走出一个穿着破棉袄,用根草绳捆着腰的人,他就是秋山。拥抱的时候凌晨光说,“你可回家了!”秋山回答了一个字——“家?”(颤抖)仅仅一个字,我的眼泪就出来了。许还山说出了许多意思:家在哪儿?哪儿是家?有过家吗?
  许还山的父亲、姐姐都是右派。他当时很瘦,刚从大西北回来,直到去年他还说,“我,就那么8个镜头,但是我演电影以来最满意的。”这班子演员当时演得真好,很真诚。
  我在美国看台湾摄制的《苦恋》,就觉得他们再用劲也演不出来,他们没有这种经历。审查这戏的人为什么那么紧张?因为在当时它的感染力非常强。我看了七遍,没有一遍不流泪的。那是我们的生活,它记录的是生活!

  人物周刊:当时这拨演员都支持您么?
  白桦:他们都是支持的,整个摄制组成员都自称“苦恋者”。说良心话,路人都是支持我们的。1981年春天彭宁带着演员冷眉到武汉见我,我请他们上街吃豆皮。老板一听说是我们,马上打电话把那位给毛泽东做过饭的大厨从家里叫来。
  所以,那时候香港的报纸报道,白桦又添新罪名--洋洋得意!实际上,我不是洋洋得意,我只是写了篇文章《春天对我如何厚爱》,我是隐隐约约地告诉大家,我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在那里痛哭啊什么的。

  中国知识分子不愿意面对愧疚

  人物周刊:文艺界也有不少人支持您吧?
  白桦:不一定,文艺界名人都必须表示反对。除了吴祖光说了“温柔敦厚”四个字,其他的名人很激烈。当然也有不少作家专程到武汉来看我,如韦君宜、李德伦、舒婷等等,还有日本作家山崎丰子、法国电影评论家伊丽莎白等等。
  你像曹禺,再好没有的人,当时说了非常过头的话:“我从没见过这样攻击祖国的影片,我恨不得一头撞在银幕上。”就说这种话。这也是他们的弱点,他们很脆弱,胆小,就怕大祸临头,所以就赶快表态,甚至沉默一下都不愿意。

  人物周刊:您说他是个“再好没有的人”?
  白桦:曹禺内心不是那样想的,这是一个记者告诉我的。
  头一天记者去访问他,说明天要说《苦恋》的问题了。他说,我从来不愿意参加这种会,老让我们表态,我现在不去了。结果第二天还是去了,因为这会议很重要啊,北京有300多人参加。他去了以后又很冲动,坚持批判《苦恋》。
  所以,中国大知识分子和西方大知识分子不太一样,他们是把自由放在第一位的,我们那个自由,和真诚、虚伪,可以随便调来调去搭配,而且一点儿都不觉得有什么歉意,没有!“文革”后你至少有沉默的权利吧?但他们被吓坏了。一位大诗人事后跟我讲:“白桦啊,我当时骂了你。”他用了自嘲的方式,好像你就该理解他。

  人物周刊:您理解吗?
  白桦:我当然不能理解,他有沉默的权利,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后来曹禺见了我,表示很亲切,但没有表示过抱歉。他们都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怕就在这一点,他内心存不下这份歉疚,也不愿意面对愧疚。
  人物周刊:在一篇采访中,您提及自己的性格迟早会出问题,“一旦我从虚伪走向真实的时候,那就是走向个人的灾难”,您对命运已有所预感?
  白桦:因为我一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1947年参加革命,还是17岁的孩子,从学校出来参加解放战争,参军后我是没有任何杂念的,我认为完全是到了一个新世界,我们有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但是,到了1957年……(停顿、哽咽)其实我没有任何不满,仅仅是为一些年轻战友讨个公道。
  后来,反右的时候,有个诗人周良沛,诗人嘛,很容易动感情,要唱美声。那时美声唱法被看作怪异的东西,而且他唱《圣母颂》,因为他是教堂里抚养出来的一个孤儿,他在那个环境下出生,唱《圣母颂》有什么奇怪的?但当时有人就看不惯,说他思想不正确,也打成右派。
  我就是为这类事情惹麻烦。我就觉得,知识分子有个性嘛,但是那时候不承认个性啊。

  总要留几句真话

  人物周刊:您说人性的尊严在当时是禁忌。
  白桦:(颤抖着提了壶茶)这跟《苦恋》的剧本一样,你要看一看,你就知道它中间很多段,说大雁在天上排成“人”字,实际上强调人应该恢复人性和人的尊严,“人”字应该写在天上,而不是写在地上让人践踏的!今天,文学敢谈人性,过去敢谈人性吗?
  我在反右的时候,仅仅向真实走了一步。20年啊,我从20多岁一直到40多岁,我的妻儿作为右派家属,受歧视,没有任何权利。我能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对我已经特别优待,总政有位领导力争不把我打成右派,也没成功。我被打成右派时,我太太在上海突然之间得了癌症,住进医院,我在北京被开除党籍、军籍。我那时仅仅向真实走了一步,就造成这样的结果。接近真实是很危险的!但能够虚伪下去吗?不能!无论如何,不能再虚伪下去,文学总要留几句真话,这是最起码的要求。

  人物周刊:这么多年走来,回想过去,最激动人心的是些什么事?
  白桦:(良久)我觉得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和普通人的关系。一路走来,最支持我的是这些普通人。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去,都有一些愿意和我交朋友的人。
  前些年我经常去云南,我以前驻军在那里,那里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敏感人物”,但他们都肯和我接触。我还是很感动,人和人之间还是有真情的。
  我曾经到香格里拉找一个朋友,他是藏民,年轻时我们常在一起。我给他打电话,他在雪山深处做地名考察。接了电话他说,我现在就来,你借一个车我借一个车,我们就在雪山上碰头。那时正大雪封山,我到军分区找了一个司机,他说现在去根本不可能,过不去。我就说,我们走到哪儿算哪儿。
  后来到了山顶,前面很多卡车停在那里,过不去,大雪封山,卡车司机都在那个小村子里,什么都吃光了。他们问我,你来干什么?有什么急事或者军务?不是,我说,我就是见一个朋友。他们奇怪,这么冷的天,这么危险,就为见一个朋友?他们都说,过不去的。
  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前面一辆拖拉机开了过来,跳下一个老头!我们年轻时候分开,30年没见了,他已经很老了,我也很老了。他居然能够找到一辆拖拉机开过来,那是很危险的,雪地看不见路,可能一下子掉进万丈深渊。我们抱头痛哭一场,喝了顿酒,然后就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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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liucarl 留言时间:2019-03-13 15:56:52

干坏事都怪体制,可真的是体制让你干坏事到那个程度吗?枪口可以抬高一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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