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生病了。
去年的一个深夜,我被母亲的电话叫醒,对面是母亲慌张的声音。
“以生,你爸爸晕倒了,头撞在沙发棱上,现在我们在车上。”母亲一直问我,“怎么会晕倒呢?好端端的人怎么就晕倒了呢?”
太太安慰我说“没事的,可能是老人家贫血。”但我自从接到母亲的电话后就再也没有睡着,心中凌乱异常。天刚亮,我便买了次日的机票。
飞了23小时,转机两次,我终于赶到西安。打开手机看到母亲的信息,老何昏迷了7小时才苏醒,现在还躺在医院。
我拖着行李赶到医院,医生将我和母亲叫到办公室,确认“你们是病人的家属吗”。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场白。那一刻我预感到,我原本以为可以恒久的平衡生活要发生改变了。
医生最初一直在用专业术语解释手中那张抽象的CT图,大致就是脑部发现了一个肿瘤,阻碍了血液的输送。母亲一直死盯着那张CT图,几乎没有何医生对视过。医生最终还是说出了我们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字,癌。这个词母亲听懂了,我也听懂了。母亲浑身一颤,扭身哭倒在我肩上。我搂着她颤栗的肩膀,努力在心中理出一个头绪,我需要一个头绪,但是脑子里却空白一片。
像大部分中国式家属一样,我们对老何选择了隐瞒。诚然,他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我想他同样有权维持自己那份安然的希望。
老何最初以为自己只是跌倒摔伤了脑袋。我对他说我只是回国出差。他看到我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惊喜,开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是国际型人才啦,满世界飞。”继而又自责地说“可惜不巧赶上我碰了脑袋,让你还没回家就跑到医院来了。”
我帮他削平果,拿起刀子,却削的笨拙。老何笑了,说“你这辈子啥时候削过苹果。”继而接过刀子,熟练地把苹果皮纹丝不断地整整齐齐削了下来,习惯性地递给了我。
我拿着原本是我想要削给老何吃的苹果,想要咬,却觉得牙齿颤抖使不上力气。我找了个借口拿着苹果冲进卫生间,泪水狂涌而出。
我习惯了接受老何的照顾,他可以很自然地为我削平果、做饭、乃至洗衣服。我习惯了他以父亲的姿态不苟言笑地存在,训斥我、嘲笑我,仿佛他永远是正确和不被打倒的那一个。
而如今我要强迫自己面对他大厦将倾,却连一个苹果也削不好。或者他也不希望我削好。因为一旦他吃了我削的苹果,就相当于缴械投降,正式交出了一家之主的权杖。
多么可憎的自尊,可憎的矜持,可憎的男人的面子。
我第一次发现,我原来如此像我的父亲。我最终也只是一个匮于陈词的木讷男人。
三天后我返回美国,回去料理好做了一半的工作,然后请长假回西安照顾老何。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人在千尺高空中更容易分泌肾上腺素导致流泪。
在回美国的红眼航班上,黑暗的客舱中只有发动机的轰鸣,我坐在四面环包的公务舱里,独自泣不成声,我试图抑制,却只是听得到自己从喉咙底部发出的沉重的哽咽,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从自己身体里发出这种原始的声音。
除了母亲外,我还请了护工24小时陪在老何身边。我也向学校请了长假回到西安,每日来探望老何。
老何最初是抗拒护工的,后来在几次疼痛和昏迷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病不那么简单,也便默许了护工的存在。他可以让母亲或护工端尿盆和擦身体,但绝不允许我插手,仿佛这样他便能保持一个父亲起码的尊严。
每次看到我来到病房,他会客气地坐起来说,“来啦。”
“嗯,来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开场对白,继而我会搜肠刮肚寻找一些话题,比如我妻子又说了女儿的什么趣事,比如当天又发生了什么社会热点事件。我们就像两个相敬如宾的老同事,进行着不疼不痒的话题。
每次不到半小时,老何就会催促我去忙我的事情。我说我现在在休假,他就会催我回美国。有时他干脆扭过身去,告诉我“我困了想睡一会儿,你走吧。”
但第二天一早,他又会早早巴望着,问护工有没有收到我的信息,几点过来。
老何的病情发展很快,最初他还是医院和家里两边轮着住,后来疼痛的频率越来越高,医生也不再准许他回家。他就在安静而精致的单人病房里,任时光如抽丝一般从生命中流去。
我以为老何会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说一些情绪化的话,或者交代一些身后事。但他却始终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淡定,始终每日只是和我聊一些不疼不痒的日常话题,即使是疼痛,他也是默默隐忍着,只是让医生给他开药,即使面部扭曲也很少发出呻吟。
他用一种自我压抑的淡然捍卫着自己最后的尊严,仿佛一旦流露出真实的情绪,就如同剥掉胸腔外的皮囊一般,他也将不再是完整的自己。
就这样他包裹着自己的尊严逐渐衰亡着,终于有一天他插上了呼吸管,不再能够进食,每日鼻饲。
失去表达能力的他反而对我空前依赖了。每天若醒着,便用眼神到处寻找,如果看不到我,就失望地闭上眼睛。
如果看到我,他就会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一直望着我,那眼神我一直都记得,里面有太多内容,有太多在他可以讲话的时候拒绝流露的情感和情绪。所有的痛苦、遗憾、爱与期许,他可以拒绝告诉我,却无法阻挡眼神的表达。他不曾留下什么深入骨髓的遗训,但每当我想起老何,他最后那段时间看我的眼神,都让我心揪着疼痛。
不会说话的老何,在各种塑料管的背后变得那么无助和真实。他的眼神终究是出卖了他。他的眼神有时是痛苦的,有时是求助的,但我却救不了他。
我突然想到爷爷在牛棚里失血过多而死的画面。我心中嗡的一下。在那一刻我突然变成了少年时的老何,看着自己的父亲在眼前消亡,恐惧而绝望,最后只看到血流淌在泥里,留下暗红一片。
之前死亡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遥远的概念,在我和死亡之间隔着一道屏障,隔着一个老何。而看着老何即将离去,仿佛那道屏障突然被揭开,从此我成了新的老何,成了直接面对死亡的那一个。
这种感觉令我不寒而栗。也让我更加无法释然老何的即将离去。
在一个陪夜的深夜里,病房一片死寂,偶而传来隔壁病人的咳嗽声,或是走廊上医疗器械车推过的金属声。
我突然做了一个令自己感到惊讶的决定。我起身走到老何的床边,悄悄地爬到他的床上,挤在他的身边躺下。
我靠在老何的背上,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小的时候,听着父亲的心跳,感受着父亲的温度,心中安然。我不知道老何是否醒着。他一动不动,我就那么靠着他,索性把脸埋在他的背上。
我就在他的身边那么躺了一宿。
早晨起来看到老何看着我,眼神里竟没有疼痛,全是安宁祥和。
这么多年,作为在中国社会变革中代沟最深刻的两代人,我和老何始终别着一股劲儿。而如今所有的隔阂和执拗,都在生命尽头的这个早晨,获得和解。
后来每天晚上我都爬到他的床上靠着他睡觉。他总是那么安静,一动不动,但似乎从那天起,我没有再从他的眼中读到过恐惧。
他在这场无声的父子和解中完成了心理最后的建设,可以泰然地接受即将到来的死亡。
三天后老何身边的监测器从曲线变成了直线。
“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后来读到周国平这段文字,我失声恸哭。
妻子带着女儿从美国赶了过来。女儿像大人一样抚摸着我的头发,包容着我的失控和脆弱。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泣。我从此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我从此成了家里那个必须坚强的人。如果我需要用最大程度的淡定来保护我所有的内心活动,我想我可以这样做。
我终究理解了老何内心的惶恐,和他执念式的坚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童年的自己追随着老何走在去往集市的路上。通往集市的土路总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后终于走到集市,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老何早已离去。正在落寞间,蓦然转身,却惊见了童年的自己,他冲我呼喊着,“爸爸,我终于追上了你。”
低头,我穿着发黄的汗衫,布鞋。我不再是我,我终于变成了老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