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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六四”吗?经历过“六四”吗? 2019-05-31 12:30:07

  朋友!你知道“六四”吗?你经历过“六四”吗?你还记得,北京的民众手无寸铁,与坦克、自动步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淡忘的话,那么你看吧!——亲历过那个事件的北京市民,人人都应将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下来,告诉子孙后代!


  老高按:“六四”30周年前夕,我再次翻开了陈小雅《八九民运史》。
  腥风血雨从打开的书页扑面而来。那些刻骨铭心的场景,那些令人目眦尽裂的呼喊,那些凄厉的枪声……分明宛如昨日!
  经历过那个场面的北京市民,足有好几百万人。但30个春秋流逝,人数在减少,记忆也会淡漠。我们海外的中文读者,更多的人,并没有亲眼目睹过那惊心动魄的场景;更多的人,听得更多的,还是当局越来越大事化小、直至严密封杀的说法……亲历过那个事件的北京市民,实在应该将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下来,告诉子孙后代。拜托了,各位!
  这里,我要套用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的朗诵词——

  朋友!
  你知道“六四”吗?
  你经历过“六四”吗?
  你还记得北京的民众
  手无寸铁,与坦克、自动步枪搏战的情景吗?
  如果你已经淡忘的话,
  那么你看吧!


  从今天开始,我将节录陈小雅去年给我的电子版《八九民运史》十卷本(今年由公民社出版的纸版十卷本,我没有读到,估计就是根据这个版本印行。但可能出版印行之前,又有少许订正,毕竟又过了近一年)中的部分篇章。
  今天登载的是: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九卷《六月腥风》的“第十八章 收网”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讲述的就是1989年6月3日下午到晚上。
  原著有大量注释,为便于阅读,只好删略。欲知详情,请设法购置《八九民运史》,据说可以拆零订购。


  第十八章 收网

  节选自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九卷《六月腥风》


  第一节 军队强行开进


  据戒严部队当事人回忆,至少在5月31日,各部队已经收到来自戒严指挥部的“清场预案”,并根据自身的特点,对之进行了“修改完善”。 但是,对于6月3日的“紧急开进”命令,似乎都有些“突然”的感觉。
  “提前清场”的决定作出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戒严部队下达紧急命令,要各部队按行动方案立即组织部队开进。同时命令,各部队要与地方政府、公安民警、武警部队密切协同,采取一切手段及时排除障碍,如遇到阻拦,采取坚决措施,迅速到达预定位置。
  据38军少将政委王福义回忆,由于军长徐勤先被拘禁,6月3日下午4:00,前往北京军区领受开进命令的是副军长张美远。5:00过后,接到命令的张美远为了争取时间,从军区给38集团军打回电话:
  “(军区命令)我集团军为先导,由西往东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如遇障碍则强行排除,务必按时到达。同时命我集团军于当晚10:00前在军事博物馆以东路段完成集结编队,成4路纵队乘车东进。”据此,张副军长提出将整个集团军密集收缩在1公里之内,人车集中,首尾相顾,形成铁拳。
  据38军史料,自胡耀邦逝世以来,该军已三次奉命进京“执勤”。第一次是4月22日,任务是保障胡耀邦追悼会和灵车安全,执勤人数近9000人,调动车辆409台;第二次是“四二六”社论以后,任务是警卫人民大会堂和组成“制止动乱预备队”,人数5100人,调动汽车234台,自4月27日到5月5日,渐次进入西长安街一带各部队大院;第三次是执行“戒严令”。
  5月19日,该军奉“戒严令”出动的部队有112、113师,坦克六师、炮兵旅、高炮团、工兵团、通信团一部,共计15099人、851台汽车、213辆装甲车、33辆坦克车,外加坦克抢救牵引车。实际上是在前两次进京部队中追加了113师和112师的336团,并增加了装甲、坦克车的比重。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很少看到112师在执行“戒严令”开进过程中的故事,而这支以逸待劳的军队,在未来的清场开进过程中,被用在了“刀锋”上。
  到6月3日接到“清场”令时,除在南苑东高地的112师装甲车队和因“大井事件” 转移到丰台西仓库的113师外,38军的指挥所、112师、炮兵旅、高炮团和通信团等将近7000人,早已进入复兴路(从公主坟—翠微路—万寿路到五棵松)一带,集结于总参、总后、301医院等军队大院。在接到北京军区的开进命令后,38集团军首长制定了具体的开进方案:
  “以A、B两个步兵师一家两路,齐头并进,坦克、炮兵旅和工兵团随后跟进。整个车队先头设600人左右的防暴队、排障队开路,两侧由各自的防暴队护车,人车相互掩护前进。整个战术以集团密集队形,对付人海战术;以原始防卫手段对付砖石、木棍等的攻击,以强大的威势对付反革命气焰。”
  据王福义透露,在政治思想工作依据不足的情况下,这种编队方法,出于一种激励的意图:
  “我们这个部队有自己的传统作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荣誉感很强,内部比劲也足。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军主攻天津,就是以这两个师并肩突击,很快打进城去。这次又这么做,两个师势必争先恐后……”
  也许是为了减轻“西路一梯队”——38军的开进压力, 在东路的39军和40军、南路的15军、20军似乎在更早的时间已经接到开进命令。据当事人回忆,6月3日下午4:45,沈阳军区的40军118、119师在少将军长吴家民的率领下,已经从首都机场出发,由东北向西南,沿京顺路—机场路—太阳宫—三元桥,向东直门开进。就在38军准备方案、进行动员期间,5:30左右,40军已有50辆运兵卡车在东直门被拦截。
  5:00整,驻扎在南苑机场的广州军区空15军两个旅,在大校副军长左印生、副政委田瑞昌的带领下,从南苑路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开进。
  与此同时,驻扎在北京南郊大兴的济南军区20军58、60师,在军长梁光烈的带领下,向前门箭楼开进。
  当晚6:00,北京市政府和戒严指挥部向全体市民发出《紧急通告》:
   “当前北京的事态发展已十分严峻。极少数暴徒大肆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公然诬蔑、围攻、殴打和绑架解放军战士、抢夺军火武器,围攻中南海,冲击人民大会堂,并企图纠集各种势力,随时可能制造严重的暴乱。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决不能置之不理。为此,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者,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据杨继绳日记,北京电视台反复广播了这个《紧急通告》。但是,不知道是因为没有听到,还是因为对通告所警告的后果不相信,或者仅仅是因为当天是周末,“晚饭后,上街的人比过去更多,满街都是人。”“西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自行车。很多人骂政府。”据他判断,这是“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更严重” 的缘故,“政府越不让出来,出来的人越多”。
  晚7:00,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再次播发了《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 紧急通告》。
  7:55,此前已经从北京东郊出发的沈阳军区39军由大校师长张作礼带领的115师的70辆军用卡车,被阻于建国门立交桥到建国门外大街一线。
  与此同时,已进入人民大会堂的27军对部队进行了战前动员。官兵们被告知,按照戒严指挥部的命令,后面部队将在晚9:00开始强行开进。
  晚8:00,北京军区38军的指挥车队开始上路。据天安门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的高新后来采集的信息,该军担任“主攻任务”的一个团,战前动员的场面十分“火爆”:
  “可能是因为在军队自己的大院里,围观者反正也都是自己人或自己人的家属的缘故,这支部队在进行‘战前动员’时对‘人民子弟兵’的形象已经毫无顾忌。士兵们持枪列队,军官高声喝问﹕‘敢不敢打?’‘敢打!’……‘怎么打?’‘往死里打!’于是,数十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的官兵,高呼着‘38,万岁!38,万岁!’的口号,杀气腾腾地开出总后大院。第一辆车开出大门,车上的一个士兵就已按捺不住‘阶级仇恨’的怒火,扣动冲锋枪扳机,横扫了一个‘扇面’。顿时,大门口左侧的一名值勤哨兵腿部中弹,应声倒地。”
  “镇压伊始,第一个倒在‘最可爱的人’枪口下的竟也是一个‘最可爱的人’。”
  王福义没有记载这样的场面,他只写道:
  “集团军指挥所的车队上路,驻地的官兵、群众目送我们,表情十分严肃。有什么想法却说不出来,只是默默地挥手为我们送行。”
  据高新说,在这批军车里,有的装了很多碎砖头。这个信息,与集团军“以原始防卫手段对付砖石”的对策是相符的。
  据王福义回忆:
  “一上大街,我看到街两旁已经围着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我们的车到达公主坟转盘东口时,数以万计的人群涌上公路和林荫道,向我们围上来。有的举着铁棍、铁管,站在公路中间拦击;有的挥动拳头朝车队狂喊:‘当兵的,滚回去!’我们军指挥所十几辆车孤零零摆在中间,处境十分危险。”
  由于指挥车队出发太早,该军的主力112、113两个步兵师尚未赶到。没有侧翼保护的车队遭到了四面雨点般飞来砖石的袭击……
  据“国际特赦”的一个消息来源说,围堵群众与部队的冲突就开始在这里:
  “冲突始于木樨地以西的公主坟。军队向东推进时对人们使用了电棒。当一位年轻妇女被打后,一位青年对士兵讲,不应殴打妇女。但他遭到一阵痛打。当时士兵还没对人开枪,仅对地面开枪,而且人们也以为使用的是空心弹。所以,当部队向东推进到木樨地时,人们的胆子很大。……”
  就在38军出发之时,武警部队也接到北京军区命令:当晚8:00到军区“领受任务”。当50名“戴头盔、盾牌、电警棍,又装了1000发催泪弹”的防暴警察到达军区司令部的作战室时,众多的二星、三星将军已经云集此地。
  “宽大的军用地图上若干个三角形红色箭头,从东线、西线、南线、北线直插非法组织‘高自联’、‘工自联’盘踞的天安门广场。”
  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当着众将军的面,亲自对这支防暴队进行了动员:
  “同志们,目前,首都从学潮引起的动乱已经发展成暴乱。他们烧军车,抢军火,伤害解放军战士,性质已经变了。”
  “现在搞打、砸、抢、烧、杀的不是学生,也不是群众,而是反革命暴徒。我们要开进天安门,清理天安门广场,要保卫党,保卫人民,保卫国家政权,保卫首都北京!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为大部队把路打开。”
  接着,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说:
  “没人阻拦要进,有人阻拦也要进!军区首长直接指挥你们,今天一定要开进天安门广场。”
  根据“平暴”后,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武警总队5支队8中队中队长姜超成的“事迹”,我们可知,这支防暴队在1989年6月3日晚领受的第一个任务,是“护送‘前指’到达军事博物馆”。其开进路线是:北京军区大院—玉泉路—永定路—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坟—军博,到达的时间是10:20。
  据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记载,晚8:40左右,有直升飞机在北京市上空“低空盘旋”。
  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记载,大约在晚9:00左右,一支大约有“700多人、全副武装的军人”,携带“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急速地从和平门向北方向跑去”。约近百名市民一见军队便上前拦截。“这些军人一见有人上前,举起枪托照头砸去,30多个市民瞬即被砸到头破血流,不少人不支倒地。其它人见到这批军人如此凶残,马上跑开躲避。这支队伍一直跑步进入中南海西门。”
  晚9:10,由50名防暴警察开道的北京军区指挥车队,在军区首长的直接率领下,从西山出发。不料,车队刚出大院,当头的一辆车就熄了火,而且再也发不动了。军区首长立即命令把这辆车推到路边。50人的防暴队只剩下27人!
  据当时在三公里外甘家口商场旁一座15层楼上观察的王晓明回忆:“晚9:00,我看到……公主坟环形交叉口处起火。隔了十几分钟,又起了一堆火。”据解放军某部侦察班长王山回忆,这两堆火燃烧的是“三辆军车”。准确位置是翠微路口东100米处,紧靠公主坟环岛的地方。 根据其起火时间,估计是38军各部队开进过程中沿路遗弃的报废车辆。
  据武警部队中校副政委李林回忆,9:55,北京军区指挥车队在解放军总医院所在的五棵松路口遇到了第一个障碍:
  “几十辆车横在路上,被当作路障。……几十名解放军战士欲将车向北推开,而一伙暴徒在另一头将车死死顶住。双方哎呀哎呀叫喊着僵持不下,车的后面还有黑压压的万把来人,嗷嗷地起哄。见此情景,防暴队中队长带领着6个队员急速准备将暴徒驱散。谁知刚一下车,石头、砖头、啤酒瓶雨点般地向车飞来……把我们指挥车、大轿车上的玻璃顿时砸得粉碎。司机王永刚、防暴队员咸国坤被砸得满面流血……”
  据他描述,这时,练就了一副“铁头、铁肩、铁腿”的27名防暴队员,突然张开“铁嗓子”一齐大喊:
  “冲啊——!”
  这一吼声,使毫无心理准备的围堵群众吓得落荒而逃。

  笔者的朋友,时任《海南纪实》编辑的蒋子丹家居玉泉路一带的亲戚,当晚见到五棵松坦克装甲车开过的路段,一具被压扁、血肉和衣着均被履带带走,只剩下一个身影的人形。据丁子霖描述,遗体可辨认的部分,只有几颗牙齿。事后,另一位目击者汤学平向笔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6月3日晚上,我在五棵松路口……当时我站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上。当时的路没有那么宽,也没有立交桥。装甲车从南边过来,往东拐弯。因为当时车队是一段一段地过的,这一队过去了,后面的没上来,在这个间歇中,路边扔砖头的人,又到路中间去把碎砖头拣回来。这个小孩在路南。大概就在现在五棵松地铁站两个出口之间这个位置,距离马路崖子就一条腿这么远,是往回跑的时候没跑了……压得什么都没了,都成肉酱了。……这条路上就发生这么一件事儿,我家一直住在这儿附近,我知道。”
    据汤学平描述,原本,他抱着还没满月的孩子站在路边看热闹,事发时他居然越过有一人多高的铁丝网,跳到了工地里面。天亮后,他又故地重游,怎么也不相信自己能抱着孩子越过这么高的障碍!
  当晚,笔者的大学同学,时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唐德阳,在翠微路附近回家途中被子弹射穿肺部。

  第二节 集结——军事博物馆

  在38军集结地,晚9:00刚过,一支由北京军区齐连运副司令、陈培民副政委、刘存康副主任组成的督战指挥组,已经先于军区“前指”赶到。此前,38军112步兵师和工兵团、坦克师、高炮团已陆续到达了预定位置。但直到9:20,远在丰台西仓库、在“大井事件”中牺牲惨重的113师和炮兵旅,方才在军事博物馆东面的道路上完成了集结。
  9:30,这支1928年随彭德怀平江起义,历经保卫井冈山、两占遵义城、激战直罗镇、大战平型关、辽西会战、天津攻坚、抗美援朝等战役——此刻军长已经被逮捕——的军队,正式从记录了他们光荣历史的军事博物馆出发,向国家的心脏——天安门——进军。比预定提前了半小时。
  但是,戒严指挥部预案中拟定的——为戒严部队开道的——“工人纠察队”没有出现。事后,曾在基建工程兵服役的汤学平告诉笔者,李锡铭之所以那么有底气,担保工人纠察队没问题,原来他手里有两个大的集团,一个是基建工程兵成建制转业的“城建集团”,一个是铁道兵转过来的“中铁集团”,他们都还是军事化管理,连营房都和部队一样。6月3日那天他们都发了大棒或工地上的钢筋铁条,人手一根。让待命,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两支部队的转业,都是邓小平向美国承诺的“大裁军”的产物,1989年时正处在整改之中。如果能为“清场”所用,除去文员,能投入的兵力大约在三万左右。足够对付广场数千学生,也不必与市民发生对抗。问题在于,80年代的大裁军善后不良,客观上为邓杨制造了一批离心力量。在高层,“江泽民接班”的安排,直接破灭了北京市委“接班”的前景。策划人的可能存在的消极,转业基层官兵的不满,使我们得以意会:八九民运中规模最宏大,令举世震惊的“反戒严”运动,为何会突然跑出来那么多“行家里手”?令现役军人牺牲惨重,而事后只抓到十几个劳改释放犯或流窜犯?其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关键时刻“工人纠察队”的不可信任,这就把部队推向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手拿现代化热兵器的军人,必须直接面对群众!
  38军只好由防暴队和排障队开道,成四路纵队前进。
  此时,在军事博物馆东面的北蜂窝一带,群众组成了一道人墙,试图阻拦出发的部队前进:
  “站在最前面的是北京大学、北京农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医学院的研究生。开枪之前,武警用砖头、带有金属扣的皮带以及足有一米长可能有钉子的棍棒殴打群众。伤员一个接一个地被自行车和三轮车运往复兴医院。所有伤员头部都有伤,大部分伤员的眼睛在流血。鲜血从他们的前臂流过,从肘部淌下……”
  部队行进到北蜂窝丁字路口时停止前进,对峙双方相隔约30米。高新写道:
  “部队方面暴露在最前面的全是徒步行进的士兵和军官,士兵手中全部是可以速射连发的自动武器。前面两排半蹲半跪,后面几排站立,枪口直对市民队伍。”
  “这是血幕正式拉开前的最后一场没有激烈冲突的对峙……一些学生和医生找到一些打湿了的口罩和毛巾发给大家。”
  “当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批‘人民子弟兵’会真的朝人民开枪,所以,都在相互交流如何对付催泪瓦斯。”
  北蜂窝的民众尚不知道,此时,一支决定命运的队伍正从西面开来。10:00整,仍在甘家口15层高楼上观察的王晓明看到:
  “从公主坟环形交叉口处响起爆炸声。声音间断,比机枪声音响亮。紧接着,从公主坟环形交叉口到军事博物馆前腾起了一串烟雾(后来知道是军人在放催泪弹)。”
  北京军区的指挥车队到了。
  此前,38军副军长张美远就接到命令,到军事博物馆参加“前指”会议。而跟随38军指挥车队督战的军区首长害怕“督战不利”,表现出万分焦急。其中陈副政委命令王福义赶快想办法“排除路障,保障主力和车辆顺利通过。”王福义和各部领导交换意见后,迅速坚定了“行动决心”。
  当部队向人群释放催泪弹时,在路障周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退到路障后面的人群,点燃了路障上覆盖的易燃物,形成第一道火墙。
  此时,阵前指挥官王福义已来到最前线。映入他眼帘的是“一片火海”:街边的隔离墩都横在了马路中间,“水泥杆、铁栅栏也乱七八糟地铺了一地”。“人群在火障后面,挥舞着钢筋、木棒”,从两侧的林荫道扔出的是砖石、瓶子和水泥块……
  在先头部队“身后车队的上空”,传来了“坚决制止动乱”,“动乱不平,决不收兵”等震耳欲聋的口号,以及“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等集团军军歌。与这股造势的声浪同时,各师防暴队用石块奋力还击。
  趁围堵群众被打退的间隙,38军排障队员抬开烧得滚烫的隔离墩……
  群众的北蜂窝防线失守。据目击者李纪婉回忆,此时:
  “军队已经到达木樨地桥西,街上已满布黑压压的装甲车、坦克、军车在马路中央,而军车两侧是横向站立、各自面向路南路北手持步枪的士兵。装甲车前,则是一个面朝东方的武装士兵的方阵,这个方阵不同于两侧士兵的是:除了乌黑的钢盔、瞄向前方的枪刺外,那个方阵的首排,人手一支大棒。与那一排大棒相距很近,在‘楚河汉界’之间,是一名手握一杆红旗、头缠一条红带的学子。红旗之后,便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两阵相逢,使学生和市民狂退几步的,便是那杀气腾腾的军人手中的大棒。不断有受伤的学生被市民们准备的平板车拉走。”
  “我听到响彻夜空的怒吼声:‘不许打人!不许打人!”
  “……人民愤怒了,北京沸腾了!在进进退退地与大棒进行的拉锯点中,人们喊着、喝着,愤慨地甩出手中的饮料瓶,挖出木樨地马路两旁便道上的九格方砖,砸向坦克……”  
  据此时仍在甘家口高层建筑上观察的王晓明记载:10:10以后,这一带“枪声越来越密,后来枪声像下雨一样”。
  军队终于又前进了。但依然是一步步、一米米,十分缓慢地移动。从军事博物馆东到木樨地桥西,不到1公里的路程,这支机械化部队已经走了一个半小时。

  第三节 木樨地

  但不久,情况就发生逆转。
  据高新在当地目击者中采集到的信息,市民与军队的“对峙持续到11:00正”。打破这一对峙的力量,他估计,“大概是这支部队又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枪声突然响了。上万名市民愣神过后马上意识到事情严重,潮水般退到木樨地大桥一带。”
  几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目睹了这个变化过程:
  “6月3日晚上10:00,我们15名北京航空学院的宣传队员来到木樨地。我们看到平民中有些学生在那里帮着维持秩序。100多米外站着部队,前10排的士兵持有半自动步枪和电棒。两边也有手持半自动步枪的士兵,军用卡车在中间。”
  “在我们到达前,学生和士兵已在互扔石块。大约晚上10:20,士兵那边突然起火。几辆军用卡车着了起来。平民一片欢呼。这时,两侧的士兵开始向前移动。中间的士兵不停地向我们扔石块。学生们则迎着士兵前进,试图阻挡士兵的前进。”
  “突然,我的膝盖和身上其它三个部位被士兵扔过来的石块击中。北京大学的李平上前走到士兵和平民之间的空地上准备与士兵对话,一排子弹打来击中了他。他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倒下了。当我和其他两个学生冲上去把他往回抬时,又是一排子弹打来,打中了我们当中一人的前臂。我们把伤员抬到复兴医院。由于李平被击中头部,而且大量出血,很快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学生们愤怒极了。”
  据一位当时刚刚到达木樨地的“外国新闻采访组”成员回忆:
  “6月3日晚11:00,我和采访组其他成员一起乘小轿车离开了天安门广场,沿二环路向西行驶。一路上,人群对我们高喊‘他们开枪了’。当车开往木樨地时,我们听到了自动武器的持续枪声。在木樨地路口,出现了一些救护车,我们紧随着一辆救护车到达了复兴医院。平均每分钟都有自行车或三轮车送来一位伤员。……”
  当时,复兴医院的主楼正在施工,进入急诊室必须经过一个二、三十米长的夹道,夹道只有一米多宽。仅仅十几分钟内“成百上千的伤员和救护者”涌过这条夹道,伤员的血与护送者的脚印,将这条通道弄得“泥泞不堪”。在急诊室里横七竖八的全是伤者和死者。
  据家住木樨地北里的王庆元回忆:
  “由于伤者太多,医护人员根本忙不过来,更为严重的是血库的血浆很快告罄,很多伤员就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死亡。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中年男子,体壮如牛,工人模样,左臂有一枪伤,仅一筷子粗的小洞,血流如注,但其面无惧色,任其流淌一地,经过者无不惊呼,促其尽快止血。他一脸豪气的说:‘没事儿,这仇迟早要报’。大约仅半个钟头,我再次经过这里时,看见过道边伏尸一具,仔细端详确已没气,左臂上如筷子大小的洞还在,此人正是刚才那位一脸豪气的男子。”
  据两位趴在复兴医院前草地上的医科毕业生观察,11:20,装甲车和坦克集群已经冲过木樨地桥。他们“能听出班用机枪、冲锋枪的散布射,79阻击步枪的点射”。
  部队是否在11:00前“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真相仍需等待档案解密。但我们已知:这个时间,恰好是前往军事博物馆开会的38军副军长张美远回到部队的时间。
  另外,沈阳军区40军少将军长吴家民的回忆,也佐证了这个估计。此时,他的军队正被阻隔于北京城东北角的三元桥和东直门一带:
  “6月3日23:10,有个穿便衣的人说什么也要见我,说有重要指示传达。我见了他,他掏出工作证,是某领导机关的副部长,来传达上级首长指示,命令部队当晚一定要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果断处置。”
  “他刚传达完,军区前指也来指示,通报了万寿路戒严部队鸣枪示警驱散人群,迅速开进的情况。”
  “这使我意识到事态已相当严重,显然不对空鸣枪部队很难突围开进。于是我们决定:第一,坚决执行上级首长命令,采取对空鸣枪驱散围阻人群的坚决措施,组织部队突围,保证在4日4:00前全部到位;第二使用已到达指定位置的部队,担负接应主要被围部队的任务;……第四,对空鸣枪前要首先使用宣传车进行宣传……同时我还专门指示先头团,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不能撤,撤就是犯政治错误……天亮前一定要到达东直门和东四十条立交桥;对空鸣枪时要注意一定不能误伤自己和群众。”
  另有记载,关于鸣枪的问题,吴军长的话是这样说的:
  “我活了50多年,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军事行动。军令如山,不过,弟兄们,我求求你们,进城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请把你们的枪口抬高一寸。”
  这两段文字,都明白无误地证实,在那个时间段,上级确实通过正式渠道,发布了“可以开枪”的暗示。由此,我们得以区分高新和王晓明记载开枪时间之差异的原因。那就是,在正式对人群开枪之前,军队曾有过一个“鸣枪示警”的阶段。王晓明在远处听到的更早的枪声,是“示警”的枪声,而高新采访的是在开枪现场者的描述——虽同样是枪声,但意义完全不同。
  更多人并不知道,在此之前,为防止可能发生的意外,许多部队中的相当一部分士兵,持有的枪械中并无子弹。供给他们的“枪支弹药钢盔器材”,有的尚在路上,有的已经在群众的围堵中被遗弃、被截持或被销毁。而有证据显示,此时,应是38军某部的枪、弹汇合的时间。

  这时部队的前进加速,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完成护送北京军区“前指”任务的武警防暴队,又“自告奋勇”承担起“为戒严部队进军天安门广场实施正面开道的任务”。
  李林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武警防暴队介入木樨地战斗的时间。他写道:
  “10:55,我们到达军事博物馆路口,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已经在这里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拉锯的中心地带,是两大排公共汽车。前后交错,像茬砖缝一样堵在路当间。公共汽车的这一面是执行戒严任务的先头部队,另一面有上千名拿着木棒、石块的暴徒和不明真相的群众。解放军战士绕过公共汽车,刚一露头,暴徒们劈头就是一闷棍,有的战士被打得满脸是血,有的战士当场昏死过去。”
  另一位“共和国卫士”——武警总队司令部内卫处副处长、少校王志强的“事迹”,则为我们提供了这支武警防暴队在“正面开道”进程中的作用:
  “在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平息反革命暴乱战斗中,他奉命组织武警防暴队为戒严部队主力开进天安门广场强行开路,带领防暴队勇猛冲击,用催泪弹、电警棍和石块与暴徒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一面指挥防暴队战斗,一面及时协调与解放军先头部队的配合,根据情况及时调整队形、战术及进攻节奏,使突击频频奏效。”
  尽管事后38军的回忆文章没有一篇提到他们是否在此击毙“暴徒”;尽管他们反复渲染的是各级军队的忍耐和军人的荣誉心不能容忍的屈辱;尽管他们不断地把暴徒和市民的撤退归之于宣传车反复播送的戒严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和排山倒海的“严惩暴徒”呼声的气势 ……但是,从此时开始,人们不断地看见有人中枪,和因中枪被抬下来的伤者和死者。
  一些目击者事后回忆:
  ——“大约夜里11:20,部队开始向木樨地的人群扫射。我身旁的一位妇女中弹后只哼了一下便倒在地上,鲜血从弹孔里喷出,可能她已经死了。”
  ——“当我们(从复兴医院)回到木樨地时,部队又向前推进了几米。士兵们对着学生和平民不停地射击。……我们得到在复兴医院死去的19个平民的姓名。”
  ——“大约在午夜,我们把车停在路边,走到距离路障约100米处,士兵正在胡乱开枪。死尸和伤员横在街上……我在地上发现了两种武器的弹壳:AK_47型和58口径机枪。”
  ——“截止6月4日凌晨2:45,光是复兴医院就有26人死亡……一些身着白大褂带有红十字号的救护人员也被打伤,并送到复兴医院。”
  《解放军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李靖记下了这样的情节:
  “从军博到木樨地不足一公里,部队走了两个多钟头,受伤的战士不断增加,部队又这样迟迟不能按计划开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战士们被迫朝天鸣枪示警。然而,少数暴徒仍然十分猖獗,他们将几辆电车和军车推到木樨地桥头,放火点燃。面对这些肆虐的暴徒,破坏国家财产的现行罪犯,……战士们开枪击毙了少数暴徒。同时冲上前去冒着被打伤烧伤的危险,扑打被点燃的汽车……”
  李靖的记载,是承认军人对人开枪的唯一文字。但他说“汽车火墙”形成于部队朝人开枪之前,却与前述武警副政委李林的记述及民间的记载不符。支持的记载只有这一条:
  据王福义回忆:
  “在木樨地路口,暴徒们用公共汽车、卡车、电车等交叉横排着三道车障。见部队过来,迅速浇上汽油,将车点着。霎时浓烟翻滚,火焰窜起来几丈高,车体被烧得毕剥作响,油箱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但是,一位从6月3日晚9:00开始,就陆续跟踪木樨地一带战事的轻工业学院学生,记载了“先开枪后烧车”的过程:
  “部队的第一阵枪有可能是朝空中打的,因为似乎没有人倒下来。后来枪声大作,持续不停,人们纷纷逃命,我也顾不上再环视四周,只是夺路而逃……人群中有人喊,叫大家镇静,不要慌乱。快要退到木樨地大桥了,由于桥上横着车辆形成的路障,大批的人群几乎是挤在、停在那里了,后面的军队步步逼近,幸好桥西侧有一条沿着河往北的岔道,一部分人开始上这条路往北跑,我也在其中。当时我觉得军队的目的地是东方的天安门广场,不会朝北边追来,所以往北跑了没多远就停下来观看。木樨地大桥西侧的人群不多了,一部分人挤过了桥,很多人没过桥就往北跑了。又看到有人开始点燃桥上的车辆,不一会就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这一见证与李林的记载是吻合的。正因为部队对人开枪,发生在“汽车火墙”形成之前,听到枪声的围观者,在慌不择路地钻过汽车夹缝时,才可能发生踩踏事故。而武警指挥员李林目击和描述的“汽车墙”,恰是汽车尚未被点燃,但开枪的事情已经发生后的情景。
  “很快,部队开到了桥西边,人停住了,枪声也听不见了。桥东边,居然有很多不顾危险的群众聚集在那里。火光里又见一些头戴钢盔、手持大棒、但是没有枪的士兵上了桥,群众见状,立刻将事先准备好的砖头石块雨点般地倾泻过去,军人被击退了。桥边及周围的人们自发地有节奏地喊着‘土匪,土匪’,‘法西斯,法西斯’。看来这些激怒了当兵的,不一会又枪声大作,群众撤退了,端枪的士兵冲上了大桥,冲过了大桥。又见坦克车、装甲车轰轰隆隆地上了桥,轻易地将桥上的车、路障推开,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跟在车后,潮水般地,势不可挡地跨过大桥向东推进。”
  这位学生没有描述军队是如何克服“汽车火墙”的。王福义的回忆为我们保留了这个过程:
  “……车体被烧得毕剥作响,油箱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防暴队员们奋不顾身冲过火障,反击暴徒,掩护排障队推车。……A师参谋长冯兆举,砸开前面一辆车上的窗玻璃,爬进车去,摘开车档,把着方向盘,大家喊着号子,拼命把车推到路边。在推另一辆公共汽车时,一位小战士机智地冲上前去,伸手把油箱盖打开,防止了爆炸……”
  那位轻工业学院的学生在远处看到的“头戴钢盔,手持大棒,但是没有枪的士兵”,则是李林所属的武警防暴部队。据李林回忆:
  “……突然,从公共汽车上跳下了数十条黑影。”
  “这些黑影落地后几乎听不到声音,20多个盾牌刷刷刷很快组成一个半圆形,看不到人的身体的任何部分……”
  “骚动的人群炸了锅,喊叫着跳着退出十多米开外,而后又收住脚步,回头屏气观望。他们虽然从电影上看过坦克、装甲车,可从来没见过这半圆形发光体。”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进口武器,不过是我们防暴中队平时所自编自练的警棍盾牌术的一种队形。”
  又一个讽刺!这支部队,是两年前为防止经济改革(特别是物价改革)出现困难,对付可能出现的群众性风潮,经公安部报请赵紫阳批准建立的武警防暴队。没想到第一次亮剑,却用在了赵紫阳坚决反对的军事镇压上。这是一种“把警棍和盾牌同训练有素的战士结合在一起,闪、站、腾、挪、扑、打、戳、撇,发挥群体的合力”的武艺。李林自豪地写道:
  “就在人群还在发愣的当口,这半圆形的队形,瞬时间化为三个三角形,犹如三把尖刀插入暴徒中间。顿时阵阵催泪瓦斯的烟雾冲天而起,阻止军队开进的暴徒又惊恐地后退十几米。”
  防暴队的突进,掩护了刚刚开到的排障车迅速推开了“汽车火墙”。此前,38军工兵团的排障队在排障过程中前进十分艰难。重型装载机排空一段路面,人们很快在它的后方又重新设置障碍,忙得笨重的大家伙团团转。很快,装载机驾驶员又被打破了头。直到大部队紧紧跟上,在防暴队的密切配合下,才有轻工学院那位学生看到的,军队“潮水般不可阻挡地”涌过木樨地桥的景像。
  但是,紧接着,他看到了“收尸车”:
  “木樨地丁字路口的东北地区是当时国家机械委,中科院总部等所在地。我在国家机械委大楼前看到一辆车身是橘黄与黑色条纹相间的吉普车,车的后厢板打开着,一个被枪打中的人头朝外躺在车厢里,里面还有几个人,都一动不动,不知死活,这个车要去复兴医院。一会儿,一辆平板三轮车从路口疾驶而来,车上躺着两个人,毫无动静,看样子也奔了复兴医院。这时,一个男青年过来跟我说,他的头被什么击中了,很疼,让我查看一下,我看不到血迹,他就说可能是橡胶子弹打的。”
  学生锺罗白的回忆,佐证了轻工业学院学生的记述:
    “当我们来到玉渊潭路与长安街 的交汇处木樨地时,就见到数千人聚集在路口,有学生,也有市民,许多人眼里涌出悲愤的泪水。当我们停放自行车时,不知是谁高喊一声:‘冲啊’,数千人竟然旋风潮水般,突然涌向长安街。‘呼呼……’短促的枪声,使人们停下来,纷纷卧倒在地。”
  “我们尾随着人群,也卧倒了,当我的手伏在地上时,觉得粘粘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滩血,我衬衫的下摆被染成红色。这时,枪声停了下来,我和叶傅连忙将这滩血拍照下来,周围的人见我们拍照,连忙指给我们其他血迹,我们又拍了几张,最后无法再拍了,因为太多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滩血,有的血很厚。有幽暗的路灯下,可以看到黑色的柏油路上,布满了人们踏了血迹而留下的暗红色的脚印。”
  “这时人群渐渐疏散开来,我和叶傅逐渐靠近在长安街上缓缓行进的军车,长长的一列,迤逦前行,有装甲车、坦克,也有军用吉普。人群尾随的那辆,是军用大卡车,盖着绿色的帆布,十几个解放军端着半自动步枪,或站或蹲在车上,枪口对着距他们仅十多米的人们。”
  “快到工会大楼时,尾随的人群渐渐达到三四百人,他们开始呼喊口号:‘不准伤害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口号声越来越大,人群不自觉地涌向军车,当前面的人距军车有七八米远时,一个解放军战士端起了枪,向人们的脚下射击,子弹打在马路上,发出了沉闷的声响,迸出一串串火星,后面的人开始卧倒,前面的人,则由于打在马路上的子弹反弹起来,打在他们的腿上或脚上,纷纷扑倒。人们纷纷将他们扶上自行车或平板车,送往医院。”
  “惊魂不定的人们,又重新集聚起来,高呼口号:‘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审判你们!’枪声又响了,人们开始重新卧倒,又重新救护倒下的受伤者,后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就这样,每行进10米,需要5分钟,这5分钟内,至少要倒下四、五个人。”
  此时,从天安门广场,经和平门急救中心—宣武门—复兴门一路目睹了各部队受阻情况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也来到了木樨地:
  “到了木樨地路口,人山人海,枪声密集,人声如潮。离路口100米,再也无法前进了。我在路北25号楼旁边站定,想看个究竟。我估计要开枪也是向东开,子弹不会打到北边的胡同里。突然,子弹的呼啸声从耳边响过。我身边一个人‘哎’地叫了一声,我一看,他的右胳膊的白衬衣被鲜血染红了。他用左手捂着伤口,向大楼后面转移。我也赶紧躲向大楼后面。这时,一阵阵急促的喊声:‘快!快!快!闪开!闪开!’三个人、两个人抬着一个又一个鲜血淋淋的伤员从胡同里穿过。一辆辆三轮板车驮上了伤员。”
  “枪声太密集,有点像大年卅晚的爆竹。我随着拉伤员的三轮车向北,绕到了儿童医院。医院的过道上有鲜血。我想证实一下是不是橡皮子弹,我问在现场的大夫:‘是橡皮子弹吗?’他瞪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又问第二个大夫:‘是真子弹吗?’大夫吼着对我说:‘不是真子弹还能这样?’后来不少人说,不仅是真子弹,还是开花子弹。”
  “一个宽大的会议室作为临时急诊室,里面躺满了伤员。我记下了伤员的名字……”

  6月4日凌晨1:00,当38军开过之后,王晓明骑车来到木樨地,仔细观看了流血的情况:
  “在木樨地交叉口,我看到8大滩血浆,每滩血浆直径在1米左右。这血浆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酱,不凝固。我看像炸子儿炸出来的。另外,从路口向西有一条约三十米长的血道。血道在路口处约有三米宽,向西逐渐变窄,血道上的血液已经凝固变黑。路口中央有一辆军车被烧毁。”
  将近6月3日午夜12:00的时候,《人民日报》总编室已经收到记者从木樨地打回的电话:“军队向平民开枪,伤亡惨重!”
  “接着是这个地段的22楼(一般叫部长楼)一位曾当过中监委委员的关山复同志的家人打来的,说他家的女婿在厨房里被军队从街上开枪打死了!这一下,大家都震惊了!……”
  “凌晨1:00以后,记者陆续从现场回来。第一个回来的是海外版的张宝林。他讲在木樨地看到军队如何开枪,市民倒地,他怎么样踩着血迹走回来的情景。最后,他撩起裤腿,脱下皮鞋,让大家看上面沾满的血迹。”
  “接着回来的是年轻记者杨良化,也是海外版的。他一坐下来就抱头痛哭。大家安慰他很久,他才讲述自己目睹的情况。他原是派去天安门广场采访的,听到枪声以后,就朝着枪响的方向往西走,一直走到军事博物馆躲藏在一堵墙后面观察部队开枪,一名武警走过来,不问一声,就用警棍狠狠地打他。说罢,他脱下衣服,大家看见他背上还留有一道道血印。”
  可能因为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关山复,曾是社科院党组书记的原因,“六四”后,当时在社科院政治学所任职的笔者,听到的第一例在木樨地中枪死亡的案例,就是木樨地22号楼8层关山复的女婿尹敬。据说,在冶金部工作的尹敬,6月3日晚只是去厨房取水,刚刚把灯打开,就被从背后打来的子弹击中,当场身亡,时年36岁。而居住在同一栋楼中第14层的中联部前副部长李初梨家的四川老保姆,因探身于阳台,也腹部中弹,死于同一次扫射中。
  在同一栋楼中居住的另一位老人,家中靠大街的墙上也被打穿一个“碗口粗”的大洞。这位老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王淦昌。
  另一位居住在同一幢楼上的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李立三之遗孀李莎家,子弹穿过窗户碰在墙壁上,落在她面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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