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西藏不是人间天堂，而是高寒瘠难，惨痛无望的封闭地域。无边慈悲，无量普度的佛陀经义在这片土地上开出的是奴役、残暴之花。中国政府1959年开始铲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实质的奴隶制度，解放百万农奴的伟大社会变革,毛泽东是西藏人民永远的、最大的菩萨。六十年来，西藏神奇的进步，西藏人民生活飞跃的提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因为一个非常原始、落后的，超百万人的少数民族，在主要民族的带领下，跨越了若干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直接进入生产、生活、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之列；并且整个藏族完整地保持她的民族性，在欢歌笑语的幸福中完成这一伟大革命。

    本文分四个部分。1：政教合一的农奴制下，高寒瘠难与惨痛绝望的西藏；2：合法化后的黑暗政权总是超稳定、超长命的；3：西藏的空前绝后的伟大进步； 4：人类历上难以逾越的成功。

1：政教合一的农奴制下，高寒瘠难与惨痛绝望的西藏

    大约六千万年之前，印澳板块俯冲，倾斜插入亚欧板块之下，巨大的碰撞力量重造大地。喜马拉雅山脉是这次大碰撞交锋的主线，它的余波将青藏高原永恒地高高托起。在喜马拉雅山与昆仑山之间的西藏是地球上最高的地方，平均海拔四千米。因为海拔非常高，西藏空气稀薄、干燥，气候恶劣。常年气温低，而且每天变化极大。日往月来，二十四小时带你经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高山，峡谷，大落差，交通艰难。几千年来，进出西藏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征程。西藏生存环境极端恶劣，虽然面积占全国的八分之一，却养活不到0.2%的中国人。在农奴制的西藏，人均寿命只有35.5岁， 95%的人们的劳动期是五岁到死亡。

    松赞干布在七世纪统一西藏，正式建立吐蕃王朝，并迎佛教入西藏。在王朝的支持下，佛教不断壮大，取代本土宗教苯教，成为西藏的主流宗教。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各种豪强靠武力称霸一方，形成土匪形式的割据。豪强割据生存下来，变成世袭，成为西藏统治的基本形式。相应而生的是封建庄园（即溪卡），和支撑地方割据制度的农奴。

    1260年，元朝忽必烈封藏传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后又设吐蕃宣慰司都元帅府，负责西藏的行政，军事，司法。最高长官萨迦本钦一职，和13个万户府的万户长是由国师提名，皇帝任命。神教权力与政府行政权力在实质与名义（合法性）上结合，宗教神权全面进入世俗权力，因此成型为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西藏地方政府完全由三大领主(即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掌控。上层僧侣和世俗贵族担任各级官员。

    1959年，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时，西藏人口120万。农奴占西藏人口90%，奴隶占5%。他们是农民，牧民，和下层喇嘛。西藏的统治阶层占人口5%，分两个部分：一是四千多名上层喇嘛，五十一户大、中贵族，和一百四十六户小贵族；二是为他们管理、服务的高级代理人。

    西藏法律将人分为三等九级，并在管理中严格实行。上等人是为数极少的大贵族、大活佛和高级官员；中等人是三大领主的代理人；下等人是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法律明确规定人的不平等地位。如杀人赔偿律规定：王子、大活佛是上等上级的人，其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其命价为草绳一根。农奴是领主的私有财产，可用于赌博、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

1.1：政教合一的西藏的农奴制的经济方面

    农奴制的经济特点是农奴只能依靠农奴主的土地生存。农奴上缴大部分劳动收获，并服各种劳役。它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农奴主们能有效地控制农奴们，没有任何逃脱的可能。

    在330万亩的农用土地中，官家占有128.4万亩，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121.4万亩，贵族占有79.2万亩。统治阶层占有西藏99.7%的农地。自耕农只有0.3%的耕地。同样，大部分牧场都是三大领主的财产。贫瘠，气候恶劣，西藏的大部分土地不适宜种庄稼,而生产方式是原始的“刀耕、火种、木农具”，所以农业生产的收获很低，产量有时仅是种子的四五倍。

上缴的租与税

    农奴们在土地上种的粮食，70%上交给农奴主。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税，分西藏政府税与庄园主费税。

    西藏政府税多达200种，如地税，牧税，山税，拾牛粪税，拾柴税，地皮税，人畜饮水税，家畜税，草税，死人背尸税，天葬地皮税，林园税，水磨税，油房税，人头税，免差税，挖人参果税，辫子税，耳朵税，过路税，下雪税，抗雹税等。比如耳朵税，长耳朵就要交耳朵税，没钱交怎么办？割掉耳朵。

    交给庄园主的各种各样的费税。小孩出生的“出生税”；失去劳动能力，不能谋生，被迫流浪谋生的“人役税”；不同庄园的农奴婚嫁的“赎身费”；鸡下蛋都要交税，等等。

农奴的差役

    农奴首先是自带农具、口粮，到农奴主的地上进行无偿劳动，剩余的时间才能在自己的地上耕种。农奴家的人力和畜力只要能够种地，就必须付差役。差役有30多种。所有的差役是无偿的，而且农奴们必须自备饮食。差役占农奴劳动量的50%以上，很多时候高达70%。

高利贷及后果

    从上面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理解如牛马般日夜辛劳的农奴们，为了活下去的吃饭穿衣，也得常常要向农奴主借贷。由此竟然产生了三大领主们的一类重大经济活动与收入：高利贷。高利贷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的25%至30%。贵族绝大多数也放高利贷，占家庭收入中一般要占15%至20%。

    借钱的高利贷年利率大约为25%，借粮利率20%。墨竹工卡县的农奴次仁贡布，他的祖父向色拉寺借了700公斤粮食，祖父、父亲和他三代人还利息达77年，总共付利息粮42000公斤，可领主说他仍欠粮1400万公斤。要活下去，农奴们只好不停地借，借口粮，借种籽……。如此重复循环下去。死了都不能解脱，债务就落到子孙的身上。这就是农奴所负的债务：新债、子孙债、连保债、集体摊派债等等。西藏90%的农奴欠债。因为大量欠债，他们地位、生活与奴隶没有多少区别，实质上是奴隶。

    1940年对藏东地区的调查：38%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时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搀和在一起的野草。

1.2：政教合一的西藏农奴制的统治

    在西藏，农奴们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也从来没有形成过任何力量危及到农奴制度。对农奴来说，西藏政治就是管理他们的法典与规定，执行这些规定。

    《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是西藏的两部重要法典。法典明确规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是由他们的等级决定的。

    封建农奴主的生命与财产不受法律的制裁;农奴主对农奴的暴行是合法的;领主统治农奴是神的旨意，农奴受苦是命中注定。所以农奴主们可以随意处置农奴，而农奴们不能反抗。如果反抗，农奴们就应该遭受挖眼、抽筋、割舌、剁手脚直至溺死、屠杀的刑罚。

    西藏当权者多次重申、实行五世达赖的一道谕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如果农奴逃掉了，他的家人，父母双方的家人都可以遭受惩罚，然后还要付罚金。

    地方政府、大寺庙、农奴主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置刑场、法庭、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今天在西藏各处还保留着六十年前的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的刑具。

    农奴是农奴主的私人财产，他们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越少，财产的属性就越彻底。政府规定，农奴只能在所属庄园土地上活动，不得擅自离开，绝对禁止逃亡。农奴世世代代依附领主。农奴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农奴。农奴是财产，他们具有商品的所有属性：可以出售，抵押，赠送，交换，丢弃。农奴一般在同一领主内通婚,如果要嫁到其他地方,必须得到领主的同意。嫁娶之后,男女双方仍然分别属于原有的领主,所生子女也分别属于各自的领主。

    我们看一些例子。

    赤江是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副经师。他的私人寺庙管理机构在德庆宗。那里曾经打死打伤农奴、下层僧人500多人，监禁121人，流放89人，判538人为奴隶，1025人被迫害逃亡，拆散72人的婚姻，强奸484名妇女。

    设在拉萨大昭寺北面的朗孜厦是西藏的司法机构。藏民称之谓人间地狱，常常借实施刑罚和屠杀的机会，为西藏政府和寺庙中的上层人士提供“念心咒”用的祭品，如人血、人头、人皮、人肉、人心、人肠等。热布典头目收到的一封信件，要求：“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

    从1958年到1959年春，仅在拉萨西郊一个佛堂里，为了念经放咒，就先后向一个管事头人索要过整人头27个，人头盖骨6个，人腿骨4根，整张人皮1张，人尸1具，人肠14捆，人肉8块，人血9瓶。

    在拉萨的街头，到处都可以看被割掉手指、鼻子、手臂、脚的人们。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剜眼：用凹形的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

    最重的是死刑，死者灵魂将永远遭到诅咒。有沉入河中淹死（在拉萨如此），有抛下悬崖摔死（在日喀则如此），有投进蝎子洞折磨死。河中淹死：将犯人缝在皮袋之内，掷到河里。皮袋浮在河面上，5分钟后开始下降。再捞起来，如果人还没有死，再掷到河里。如果死了，取出尸体、肢解，分开四肢和躯体，扔到河里。

    西藏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说过：大家都知道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这真实地反应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西藏人民是惨痛绝望的处境。好多个世纪以来，西藏的内部稳定，没有大的战乱，但是极端低下的生产力也长期得不到发展，西藏的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尽管如此，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本身，在西藏内部，是非常稳定的。

2：合法化后的黑暗政权总是超稳定、超长命的

    一个政权和支撑这个政权的文化、文明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是人性的，还是邪恶的；只能由在这个政权下的最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的公平正义指数（特别是经济生活的公平正义）来定义。人类历史上，黑暗、非人性的政权不一定是不稳定，但是社会的分配一定是非常过分的不公平，不合理。然而所有与神权结合形成的政教合一政权必然是黑暗的，历史事实是这样的政权总是最稳定，最长命的。

    就象运水，如果你要将水从山上运到山下，你什么都不要做，只要在山下等着就可以了。水的天性是向下流，到时候自然流到山下。如果你要将水从山下运到山上，你就要去做，努力地搬运，一刻也不能停止勤劳。任何时候不劳动，不出力，水就立即运不上去。很多时候，水还会向下流，前功尽弃。另外，因为水的天性是向下流，你不用管它，水自己形成的流法总是正确，完全考虑了自然条件，绝对的符合自然科学。如果运水上山，你不但要尽最大的气力，还要尽最大的智慧想出最好的方法去做。因为是人想出来的办法，总是受到认识能力，科技水平，自然条件的限制，永远不可能绝对的符合自然科学，永远不可能是空谈家们认为的最好的办法。从理论上，总是可以被攻击、批判、指责的。

    森林的自然法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如果你在森林建立一种制度，基本上建立在这个森林法则之上，让弱肉强食合法化，进一步用国家的暴力（军队、警察、法院），资源，法律，意识形态保障，维护弱肉强食，并让那些强者管理、主宰这个国家。这是自然形成的，自然而然的状态。这个政治制度那里需要什么保护，维稳？

    有能力动摇政权的人，一忙者欺压、控制（食）身边的人。他能欺压多大的地方，他就可以欺压多大的地方。这个政权让他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干嘛要动摇政权。二如果他想要政权，只要他是有那个本领的强者，弱肉强食的政治制度是让他去取这个政权的。

    不满的弱者，一早就被身边的强者食了，二强者（即打的垮他的人）也绝对不允许他去危害强者占尽好处的政权。他们那里还能去危害政权？没有被食的弱者，是假的弱者，是真的强者。如果他有本领，他可以食身边任何事物，包括政权，政治制度。这样，他就要再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如果新的政治制度还是以这个森林法则为基础，他没有维稳的问题，他本来就是靠他的能力夺取政权的。

    如果新的政治制度是违反“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森林法则。他就像运水上山一样，艰难困苦，捍卫政治制度，维稳政权。他就要努力，勤劳，24小时不松懈，因为只要有一个没有维持到的“不允许弱肉强食”，就可能发生一件弱肉强食的事，因为弱肉不被强食是要靠政府的力量来实行的。在弱肉强食的社会，反对政治制度的是弱者，他们在实力上不是强者的对手。强者能够奴役（食）他们，而且是靠奴役（食）他们过幸福日子，所以他们自然被强者管理住了，他们怎么有可能颠覆政治制度。在“不允许弱肉强食”的社会，反对政治制度的是强者。他们总能控制自己身边的弱者，这是强者的定义。强者有力量，而且他们最根本的利益受到损害，自然十倍努力，百倍聪明地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奋斗。这种奋斗是永不停息的。一代人斗完了，自然会有新一代人起来，因为每一代人中都有强者。当他们发现自己有能力奴役（食）他人，让自己有更多的财富，过更好的日子，是“不允许弱肉强食”政府与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妨碍了他们，政府自然的是他们天然的敌人。只有通过政治思想教育，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后天的，人为的学习，修身养性，天下家国胸怀，他们才会做君子，做善人，支持“不允许弱肉强食”的公平正义的社会。所以公平正义的社会一定是强调伦理道德、修身养性的社会；不公平正义的社会一定是不在乎个人品德，反对伦理道德社会。

    一个“不允许弱肉强食”的政权要运行，不是一个领导人，一个集团能做的，必须要每一个弱者都站起来。他们不仅保护自己，更重要的是保护这个政权。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的历史事实是弱者，虽然他们的人数总是决大多数，但总是不能自己保护自己，否则就没有森林法则了，就没有人类社会公认奴隶社会，欧洲黑暗的千年中世纪，印度三千年的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社会，西藏的奴隶制。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一：一个公平正义（即光明、进步、人性）的政权必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政权，维护政权稳定。依靠国家权力，在思想意识形态，在法律，在社会的全方面，保护政权。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权（为全体人民服务）最终的根本依靠是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但人民群众的支持只能通过政权的领袖强有力的正确领导（规划，组织，实行）来实现。

    二：一个有最高威信，有最终决策权，人民有长期信心的领袖是在关键时刻决定政权存亡的条件。保卫国家领导人的威信，权力，和人民的坚定不移的信心，不是领导人个人的利害得失，而是整个人民的政权的根本的基础。

    孟子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待文王而兴者，庶民也；豪杰之士，不待文王也兴。成立国家，设置政府，是为了维持社会公平正义。主要是为了保护无权无势的小老百姓不被欺负，政府当然同样保护有钱有势的人们。但经常发生的事是为了阻止有钱有势的豪强们对弱势者的侵犯，因为豪强有能力保护自己。有史以来，欺凌、奴役、残害广大人民是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豪强们，而不是社会之外的神鬼兽虫，或高高在上的国王。

    政府一定要有强大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是由政府的领导人（是人，而不是机构、制度）行使的。领导人一定要有强大的意志。权力能延伸到千百万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并有足够的力量去执行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如果政府做不到，千百万人民必然是被他们身边、和他们在一起的豪强管理。那么，与黑暗的、反动的、非人性的政治制度相比，光明的，进步的、人性的政治制度必然要花更多、更大的力量，有意识的保护制度，维护政权稳定。这是一个简单的，显而易见的，不用费脑子的道理。在西方主导话语权的社会科学领域，被有意识的掩盖了，被蒙蔽了。

    自然的，当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还有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维稳为人民的政权时，这些国家就变色了。

    以俄罗斯为例，在叶利钦实行民主制度时，通货膨胀是1000%，货币贬值6000倍,俄罗斯人所遭受的灾难不亚于二战时希特勒入侵所带来的灾难。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制度不但没有一点点变色的可能，而且叶利钦还能连任总统。经过近三十年的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发展，俄罗斯从民主前中国GDP的1.5倍到今天不到中国的0.1倍。俄罗斯的贫困线是月收入840元人民币。2016年，俄罗斯有7000万穷人，即人口的一半。苏共垮台，俄罗斯民主后，85%俄罗斯人的生活变差了。93.7%的成年人的全部家当不足1万美元。但俄罗斯的西方民主制度却稳如泰山，一点点都不需要保护政权。

    俄罗斯的人民知道，共产党的苏联官员的贪污只不过是管牧场的场长偷喝了两口牛奶，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贪污、都谴责这种贪污腐败。人民当然要管，而且很容易以此为借口，号召全国人民推翻共产党政权。民主的俄罗斯的贪污是把整个农场变成自己的，还炫耀自己是天才，是俄罗斯的民主制度的最大功臣，是民主制度的最好保护神。人民反而不会去管，因为管了几乎绝对是没有用，最后谈都懒得去谈。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再坏，比社会主义制度搞的再差，即使搞成人间地狱（今天这样的国家还少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不会和平地演变成社会主义制度。

    西藏的农奴制度，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埃及的法老统治，印度教的种姓制度，都是宗教和政权的紧密结合，使政治制度的存在有了深层的制度保障。这些是人类历史上落后野蛮、最黑暗的一页，同时也是人类史上最稳定的政治制度。印度的统治者是永远不更替的。今天你看到的许多印度权贵家族，他们世世代代统治着那个地方，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就是这种制度的政治理论、伦理道德的基础。

    日本人多田等观1913年进藏时写道：“西藏人的想法完全是宗教性的，他们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认为达赖喇嘛为了挽救他们才课以重税。他们还认为今世如能减轻罪恶，来世就能幸福。”

3：西藏的空前绝后的伟大进步

    195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近千年来在西藏实行的农奴制。农牧民们不再是农奴主的私有财产，农奴主不再能占有农奴的人身。彻底砸碎了残酷迫害农牧民们的制度枷锁，百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解放。农牧民们第一次享有平等的，公正的司法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宗教权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是西藏神奇的进步，西藏人民生活飞跃的提高的根本原因。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是西藏人民最大的菩萨。

    195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采取了没收和赎买两种办法,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没收参加分裂祖国武装叛乱的农奴主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以协商的办法，采纳双方都认为合理的价格赎买。共有的耕地２８０多万亩，分给20万户、８０万无地的农奴和奴隶。政府实行“谁种谁收”“减租减息”和废除旧债等政策。在牧业区，没收参加叛乱领主和牧主的牲畜，分给28万牧民；对未参加叛乱的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牲畜仍归牧主所有，但改变原来封建的主奴关系为雇佣关系。西藏没有奴隶了！

    1965年西藏粮食总产量达到29万吨，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66%;牲畜存栏总数达到1701万头(只)，比1958年增长54%。改善交通，公路总里程是以前的2.6倍。以乃东县克松乡为例，全乡有119户，之前90多户缺口粮，此时家家有足够口粮、种子和饲料，而且95%的人家有了余粮。在这期间，中央政府对西藏的财政补贴累计5.9亿元。同时发放无息和低息农牧业贷款，其中有种子、口粮2000多万公斤，放贷耕牛18000多头，羊13000多只，其他牲畜3500多头，农具10万多件，制造农牧业生产工具的钢材95吨。

    从1959年民主改革到2019年，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无私帮助下，伟大的西藏人民经过60年的奋斗，西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发展。西藏人口从123万人增长到344万人，藏族人占90%多。人均寿命从35.5岁增长到68.2岁。

    之前，能够进学校读书的绝大多数人是贵族子弟。农奴根本没有教育的权利，文盲率高达95%以上。1980年起，地方财政对县以下重点中小学的在校生实行包吃、包住、包穿的政策，同时在内地办西藏中学。今天西藏小学、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入学率分别是99.5%、99.5%、82.3%和39.2%。人均受教育为9.6年。历史上高寒瘠难、与世隔绝的西藏，城镇化率达到31%，已经乡乡通光缆、宽带，行政村移动信号实现全覆盖。

    政府在西藏成功地建立起免费医疗政策：以免费医疗为基础，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家庭账户、大病统筹和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农牧区医疗制度。以拉萨为中心，辐射全区域的城乡中医、西医、藏医相结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医院床位，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分别比民主改革前增长24倍、35倍和23倍。全区孕产妇死亡率由解放初期的5000/10万下降到2017年的102/10万，婴儿死亡率由430‰下降到10.38‰。

    西藏生产总产值增长近两百倍。人民收入比1965年增长近一百倍（民主改革之前，他们是没有财产的啊）。粮食平均产量提高三倍多，总产量从18.3万吨增加到105万吨。农林牧渔业产值从1.28亿元增加到134.1亿元。现代工业是从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西藏已建立起一个包括能源、建材、机械、采矿、轻工、食品加工、民族手工业、藏医药等20多个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同全国人民一起进入现代化的时代。工业产值从0.15亿元增加到114.5亿元。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59年的73.6%下降到8.8%，第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到42.5%和48.7%。

    政府和全国各地一直大力地帮助西藏建设、发展。以财政支持为例，1980年至2018年中央向西藏的财政补助累计12377.3亿元，占西藏地方财政总支出的91%。各省区市、大中型企业的支援始于20世纪60年代。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方针和“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模式，为西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各支援省份累计组织1.8万多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援藏工作。2015年以来，来自全国的教育、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为西藏社会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口支援单位累计实施援藏项目超万个、落实援藏资金超过400亿元，有力支持了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

4：人类历上难以逾越的成功

    西藏发展只在60年之间，许多经历者还健在。西藏发展的事实压倒一切疑问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光明，与优越性。因为一个非常原始、落后的，超百万人的少数民族，在主要民族的带领下，跨越了若干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直接进入生产、生活、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之列；并且整个藏族完整地保持她的民族性，在欢歌笑语的幸福中完成这一伟大革命。

    要实事求是、联系实际，不要高谈阔论、纸上谈兵。比较一下被西方舆论捧上天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能够做什么，又做了什么？我们比较两个方面：一，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为自己的少数民族作了什么？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为自己的广大人民作了什么？（我本来打算作一个比较详细的比较，现在只能列出可以比较的题目，不作文章了）。

4．1：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为自己的少数民族作了什么？

    西方高喊“民主、自由、人权”的时候，就是他们殖民荼毒全世界的日子。到美洲大陆的欧洲人不是高呼着“人生而平等”，“不自由宁死”的口号，高举起“圣经”和“自由人权”的旗帜吗？不是在口号与旗帜的辉映下，他们屠杀了一亿多印第安人，为了霸占土地，掠夺财产；他们贩卖了五千多万黑人奴隶，只有10%的能够活下来，生儿育女，世世代代在美国做奴隶。几百年过去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灯塔，美国，又为印第安人，黑人们做了什么？今天在美国，人民被偷，被抢，被打，家被破门而入，警察根本不会去破案。被人杀死呢？多年来，芝加哥平均每天都有两起以上的枪杀死人案，警察的破案率只有10%。贩毒总是对人民，对社会危害最大的犯罪之一吧。在西方的很多大城市，全世界都知道那里贩毒，只有警察不知道，所以不去治理。虽然大小罪犯被抓被判刑概率都很低（0.6%的强奸犯会进监狱），美国的监狱犯的比例却是中国人的七倍，而美国黑人进监狱的百分比是南非在种族歧视顶峰时的6倍（反人权、反人类、被所有文明国家诅咒的时候）。

    加拿大有160万原住民。2019年加拿大失踪和被谋杀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国家调查委员会向总理提交报告。加拿大原住民妇女和女童被谋杀或失踪的机率是加拿大其他人口群体的12倍，是白人妇女的16倍。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法律理论上有平等、一致的人权。2017年《观察家报》报道：在欧洲的一个小小的角落，西西里岛农场上大概有4000名来自罗马尼亚女工，因为害怕失去工作，超过半数的罗马尼亚女工“民主自由人权”地、“自愿”地、免费地向雇主提供性服务。她们只有一个目的，保住手上的工作，然而她们的工资只有欧盟法定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那些可怜的女工，只要反抗，就再也找不到西西里岛农场工作。同样“民主自由人权”的意大利政府对这些女工毫不关心。

    还有欧洲的罗姆人（吉普赛人）。今天他们人数超过一千万，在欧洲议会竟然没有一个代表。大部分人生活在恶劣的，甚至非人的环境中。欧洲人对他们的种族隔离和歧视是公开的。日本的愛依奴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印度的贱民。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库尔德人。

4.2：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为自己的广大人民作了什么？

    曼德拉是了不起，曾被西方赞扬成百年最伟大的人物。他领导的南非怎么样？我们看看他的家乡，斯维特。西方世界与南非政府二十年来一直努力要将斯维特，打造成普世价值成功的典范。光国外投资就是超过百亿美元。斯维特不但没有能赶超其他先进城市，今天竟然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贫穷、堕落、苦难、高犯罪。可以说全西方民主世界合洪荒之力，却不能将一个民主圣地脱贫。南非的人均GDP也从曼德拉执政前的10倍发展到今天只有中国的0.65倍。静下心来，用脑子想想吧，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点点可能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人权，自由，民主吗？

    日本经济出现问题，二三十年过去了，人民选举的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自从1979年起，连续12届被人民选为议员的日本副首相兼財政大臣麻生太郎多次建議：日本的老年人应该赶紧去死，因為他们花了政府的錢。在讨论日本政府金融厅2019年在退休金的报告书中，有人提出“不给周围添麻烦早点死”。几万人中，点赞的人数是批评的十倍多。日本的GDP是世界第三，人均GDP是3万4千美元，是中国的3.6倍。这四十年来，人均GDP增加了2万6千美元。相对应的结果是近三十年来，日本老年人在盗窃犯罪中的比例从不到4%上升到35%。如果你了解一下日本没有工作，无家可归，退休金不足人的生活，那些会被麻生态度与政策影响的老人们，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维持生存一点点食物与一片栖息处而已。鬣狗也有困苦，尚能照顾本族的老弱。为什么广大人民不能从社会生产的巨大财富中，获得一点点、生存所必须的物质需要呢？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问题！

    2018年加拿大大麻合法，可以想象，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会一定不少。2019年5月，加拿大CBC报道：全国法院实际上不再处理小偷小摸，辱骂殴打，坑蒙拐骗一些小钱的案例，全部无罪释放。倒不是因为关心人权，而是忙不过来。也不知道是忙什么，2018年的著名Jordan案子：Jordan因为涉及贩卖毒品被抓，案子被法院拖了4年。他就以案子拖了太久告法院，胜诉，当场释放，也就是无罪了。小老百姓们的日子怎么过啊？！

    2017年，美国CNN报道：上千家疗养院的老人（不是一千个老人）被性侵，最大受害者已百岁。政府不闻不问。2019年有报道，加拿大一位老人住院5个月没人管，背部竟烂出一个大洞。类似的事例，加拿大有不少报道。

    以选举为基础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失败几乎是全方位的。可以去问西方生活的人：全世界的人今天最关心的是他们的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在你的所有选举中，不管是选出来的总统，还是任何一级的官员，有十分之一的民选政府能切实有效地解决你们的安全问题吗？恐怕连一个也没有见到。全世界的人最关心的明天的事是他们孩子的教育。有民选政府能切实有效地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吗？据我所知：在西方，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民选的政府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所以他们从来不会去等下一次选个好政府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都是，全部是，百分之一百的是：一走了之。搬到一个他们的经济能力容许他们搬到是好地方（好的治安，好的学校）。再看看，西方所谓的好区的安全与教育，其实连中国的一般水准都达不到。